為了《明月幾時有》在台上映，除了導演許鞍華，金馬影后葉德嫻亦特地來台出席映後交流，傳聞《明月幾時有》無法成為上海電影節開幕片，海報上也未見戲份甚重的葉德嫻芳蹤，多少與她因聲援香港雨傘運動而遭中國封殺、被貼上「支持佔中的藝人」這個標籤有關。

許鞍華和葉德嫻的情誼可追溯到1980年代，直到2011年的《桃姐》才是這對老姊妹在大銀幕上的首度合作。面對媒體與觀眾頻頻詢問，為什麼想找Deanie姐（港人對葉的暱稱）扮演故事主人翁方蘭的母親？許鞍華一貫的回應是方蘭與其母的抗日事蹟有憑有據，初次看到方母的照片，便覺得對方與Deanie神韻相近，所以非要由她來扮演。總覺得許鞍華就是有這個本事，用真誠而又幽默的方式四兩撥千斤，讓媒體有新聞點可做，自然也就不會在葉德嫻的敏感身份上做文章。

在《傾城之戀》裡是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前夕，范柳原與白流蘇為了躲避轟炸來到淺水灣飯店避難，當飯店經理正在向住客解釋物資短缺，每人只能配給餅乾、牛油、咖啡或茶、同桌外籍貴客事不關己抱怨的同時，飯店遭到了轟炸，駐守陽台的英軍死了好幾個，窗戶也破了，優雅的維多利亞式廳堂瞬間滿目瘡痍。

而《明月幾時有》故事場景來到1943年，當方蘭前去參加表姐婚禮，見眾人七嘴八舌討論灑米的禮俗，飯店夥計忙著清點餐具並提醒賓客小心使用，只因上得了檯面的也就剩這些了，在物資短缺的戰時裡，連「好命婆」都得和別家分享，只見夥計話還沒說完，轟炸卻這麼來了，熱鬧喧騰的廳堂頓時一片沉靜。

然而許鞍華真正感興趣的，始終是人處於「異常」狀態下的真實生活。「異常」中存在什麼樣的真實？真實的生活又該是如何？許鞍華總忍不住去想，即便自己從沒經歷過。但她越做田調，越覺得傳奇之不可信，她讀薩空了的《香港淪陷日記》、陳君葆的《陳君葆日記》，她發現瘋狂是短暫的、恐慌是一時的，「異常」在很多時候其實是與安靜並存的。

「所以你才在轟炸與逃難的間隙，拍了這麼多關於『吃』的戲嗎？」

「陳君葆也老是在寫吃的啊，比如包子吃了一半之後如何如何⋯⋯」聽著許鞍華的回應，我腦海中不禁想起劉黑仔在夜裡帶了兩片眉豆茶粿，徵召方蘭加入游擊隊那場戲；又或是《桃姐》裡，梁家少爺回家吃著桃姐煮的菜的神情。很多時候，什麼都不用說，靠著吃，許鞍華要傳達的訊息，也就很清楚了。

談到為了拍攝電影所做的田調，《明月幾時有》裡許多角色確有其人，包括方蘭、方母、與劉黑仔都是真實人物。但坊間流傳關於他們的事蹟，摻雜太多穿鑿附會與英雄化，許鞍華要做的，是儘可能讓他們具可信度。但當許鞍華讀完李樺所寫的方蘭事蹟、藝文人士逃離香港的文獻之後，有時反而更感困惑，例如劉黑仔的死法就蒐集到多種說法，究竟真相是什麼？哪些可以跳過？又該如何拍？最終，她還是取決於自己的直覺──拍了再說。

有些人會認為主旋律電影應該要如何如何，但她並不想被綁住，即使被質疑不夠莊重也沒關係，所以她要飾演劉黑仔的彭于晏表現得輕鬆活潑一點，就像是去參加一場party，別一付沈重的樣子。因為她覺得一個抵抗軍沒必要總板著臉孔，若演出像個痞子、偶而營造一些笑料，也是很好的。與其去講述龐大的正史，她對劉黑仔這樣的小人物與庶民草根野史，反而更感興趣。

但老實說，我個人對彭于晏將劉黑仔一角過於「現代化」的詮釋，並不是那麼贊同，當然一名操著現代口條、吊兒郎當的抵抗軍，或許未嘗不可，但彭于晏的演出方式仍讓我有一種強烈的「穿越感」。不過，我沒有繼續就彭于晏的演出與許鞍華討論，也無法得知，彭于晏是否真是她心中無可取代的劉黑仔。但當她談著彭于晏的神色，確實讓我相信，她是真的滿意他所演出的劉黑仔。

有人看完又覺得這場戲太「跳」、太突兀，與整部片調性不太合，許鞍華則說：「如果做得好，整體應該會出現更新鮮的東西，可是這部片我有太多無暇兼顧之處。」她邊說邊笑了出來，不是尷尬也不是心虛的笑，而是非常誠懇地承認這部片還是有很多不足之處，但她隨即補充：「可是我很喜歡這樣，因為很自由。」

既然提到「自由」，我索性打蛇隨棍上，許鞍華從《書劍恩仇錄》開始，《上海假期》、《玉觀音》、《姨媽的後現代生活》、《黃金時代》一路拍到《明月幾時有》都是合拍片，問她對此又有什麼想法？

許鞍華說，拍戲是很困難的事，想要出鋒頭，想要賺錢，想要舒服，又希望這是在做自己喜歡的事，卻不可能每項皆得，「人家不是說，變化就是永恆嗎？我其實不會也沒有必要去記住每個階段，因為隨時都在變化、都在改變，我只能盡量去符合客觀環境、適應時代，來做自己想做的事。有時強硬地想要去扭轉、對著政府去吼希望怎麼改善，也不會就此改變，所以倒不如好好想一想，怎麼在這樣的環境裡生存，把自己的片子弄出來，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

「拍《明月幾時有》開心嗎？有被電影公司要求嗎？」我問得更直白，這也是我訪談的最後一道問題。許鞍華堅定地說，電影公司沒介入細部情節的拍攝，給予她最大的創作自由，只要求她將前後兩個部份串連起來。對她來說，《明月幾時有》最重要的在於傳達方蘭之母的犧牲，並呈現那個時代的眾生相，而且能夠讓觀眾明確感受到，也就足夠了。

當訪談尾聲，準備進入拍照環節，許鞍華起身離開餐桌，隨意地穿鞋，一旁工作人員連忙拉了張椅子要她坐下。她一身黑色，簡約又隆重，腳上卻是一雙年輕洋溢的Converse天藍色高筒帆布鞋，她非常謹慎地將過長的鞋帶繞到後邊再交叉回來打結，那種細心的方式，讓我想到她的電影。

我們帶著她在中山堂走廊、樓梯間拍照，跟她隨意聊著天，聊中山堂的歷史，也聊葉德嫻，但沒有再繼續聊她的電影。有那麼一刻，看著這位面對鏡頭笑得一臉燦爛，拍完照還會擔心臉上擦的粉拍出來太白，囑咐攝影師視情況修圖的長者，我忽然忘了她是許鞍華、是香港電影新浪潮的代表性人物、拿過3次金馬獎和5次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反而像是一個親切的朋友。離開中山堂時，我懊惱著忘了學《明月幾時有》裡的游擊隊成員，向她說聲「勝利見」。儘管創作是痛苦艱難的，但我知道許鞍華一直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