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剛結束上海電影路演行程的張大磊，正在趕回北京的路上，晚上就是最後彩排了。東方梅地亞中心裡的M劇場，一群人正在準備一場少見的電影發表會，舞台技術人員忙打燈、試音響，台下工作人員搬椅打掃，製片張建打趣的對我說：「你看現場只要像打雜模樣的，全是《八月》劇組裡的朋友們義務回來幫忙。」

這是《八月》在獲得金馬獎最佳影片之後，正式在中國上映的日子，即使各省各城的電影宣傳已經排滿行程，張大磊與劇組還是決定再怎麼撐著，也要把這場「舞台劇電影發表會」做出來。他們找了活躍於當地的先鋒劇場導演蘇丹合作，將電影改寫為三幕式舞台劇，電影中的演員們全都到齊。在最後一幕裡，張大磊背起電吉他，站在逆光的舞台與呼和浩特的打玩藝樂隊，唱起為電影而寫的〈有雲的日子〉，吉他在後半段開始嘶吼，台下群起歡呼，張大磊就像回到拍電影之前的那個搖滾青年。

今年6月，張大磊終於帶著《八月》來到台灣，行程一樣滿檔。這次他隻身前來，沒了樂隊，抱著木吉他一樣唱著。他笑稱自己的電影是三無：無演員、無資金、無情節，導演辛苦點多跑些宣傳，他只說「沒事，挺好的」。

張大磊在俄羅斯唸電影學院時看了侯孝賢《風櫃來的人》，從此影響了他的電影風格。在侯導這部電影中，三個傻小子走在路上被人騙去看「歐洲彩色大螢幕電影」，結果收了錢上樓才發現，根本是沒蓋完的爛尾樓，他們三人從裸露的水泥牆之間望著遠方的愛河， 罵了聲髒話，接著說「還真的是彩色大螢幕！」

趁著導演在高雄進行宣傳的空擋，《報導者》帶著張大磊走進這部啟蒙他的電影場景裡，當年電影中的爛尾樓，早已收尾，我們只好登上屋頂天台，俯瞰一眼三個傻小子也曾看過的彩色大螢幕。

以下整理自張大磊此行與鍾適芳、陳德政兩場講座內容，與接受《報導者》專訪後撰寫而成，以第一人稱表述，並於文末附上張大磊的搖滾歌單。

中國以前是沒有搖滾樂的。以前能聽到搖滾樂的全是重要人物，像是林彪他的兒子林立果就在北京大院裡聽披頭四，其他老百姓是聽不到的，老百姓最早知道搖滾樂就一個崔健，那已經是80年代中後期的事情了。

我進小學之前有去讀學前班，有天放學回家，一家三口在餐桌上吃飯，父親邊吃飯邊看一卷VHS錄像帶，是崔健在工人體育館的募款演出。我爸特狂熱，我媽在旁邊就問：「看什麼呢！」我爸回：「妳不懂！」我那時不知道崔健，聽不懂歌詞也受不了他的節奏與旋律，只覺得那頓飯菜吃起來都走味了，但我爸卻看得津津有味。這是崔健給我的第一個印象。

在接觸搖滾樂之前，我是個狂熱且一心想成為足球運動員的人。小學就開始踢球，一直踢到初中三年級，結果初三那年要考高中，踢球影響到我的學業，老師就約我的父母和教練，找我談話。教練說我的心理素質太差，說我一上場就怯場，要我別踢球了。但印象中，我沒有怯場啊！我當時是踢中場的，特勇猛！但後來教練反覆找我談話，從那時候開始只要有比賽，我還真開始怯場了，後來教練也不讓我去訓練了，我特痛苦。我是在那時候開始接觸搖滾樂，覺得聽搖滾樂的時候可以把那些事忘掉，也買了一把木吉他，覺得自己好像就要跟搖滾樂掛上關聯了。

有天我逃課，自己跑回家看了我父親以前在看的那場崔健演出，不過我那時已經是看VCD了。我終於開始喜歡崔健，拿起木吉他，綁了一塊紅色的羊毛圍巾在頭上，模仿他。那時我只會唱〈一塊紅布〉與〈花房姑娘〉，扯著喉嚨唱得特別陶醉。結果我爸回來見我居然翹課在家，特別生氣，一把就把頭巾扯下來批評我。我就覺得奇怪，當年我不想聽崔健，他非要讓我聽，為啥我現在對崔健狂熱，他又要生氣。這是我對崔健的第二個印象。

在電影《八月》裡，我把崔健那幅紅巾矇眼的《一無所有》海報擺在小雷家中，這個畫面其實代替了很多鏡頭，也代替了許多裡面的人物表達。當看到崔健時，可以理解到片中的父親不只是表面上的模樣，就像我自己的父親，表面上不太說話、很沈默，有人說他很儒雅，但我不那麼覺得，因為他內心是接受崔健音樂的，他內心應該有著另一個人。

當時還有個中國樂隊叫「蒼蠅樂隊」，對我影響很大。他們有龐克音樂的影子，但從包裝到音樂本身都是很有技術含量的，我才知道搖滾樂不僅僅是發洩式的，或單靠勇敢就可以完成的，它是有藝術性的，即便是髒，也有髒的藝術。他們當時在台灣也有發行，但在國內發不了，因為裡面有些詞有點過不去，後來是音樂廠牌摩登天空把它買了發行，只是有些詞好像給改了，這種事不太好，本來歌詞是直接表達的，最後卻改成迂迴了才發行。

80、90年代那時去國外的留學生，回國都會帶回一些磁帶（卡帶），中國早期的搖滾樂隊唐朝、黑豹，他們玩樂隊用的效果器，也都是從外面帶回來的，很稀奇的。後來不知道是誰幹的好事，90年代初出現了一種東西叫做「打口卡帶」，原本是商人從國外運回一堆卡帶，準備當作塑料垃圾，把它們銷毀後再製造成塑膠桶啊、塑膠盤啊，用個大鋸子還是什麼工具，把那些卡帶破壞之後才能入關，成了打口卡帶。

有些嗅覺比較敏銳的人覺得這是商機，就把打了口的卡帶挑檢出來，進入文化市場。那些打口帶有些只有部分銷毀，回家粘起來之後都還能聽，很多專輯當時也只有一卷，沒得挑，全是一大箱一大箱的運進來，能碰著什麼就是什麼，有時候熱門專輯在一箱裡終於出現了一盤，十幾個人全都搶那一盤。

Nirvana是影響我最大的樂隊，一直到1999年終於有幸買到我的第一盤Nirvana的《MTV Unplugged》專輯，我當時最想聽裡面的最後一首歌〈Where Did You Sleep Last Night〉，沒想到這首歌卻被打口給打掉了！30塊錢人民幣買的啊！我一個星期攢沒10塊錢，攢了三個多禮拜才買到，結果最想聽的歌沒有了。

剛開始玩樂隊時條件不太好，我們連吉他效果器也沒有，貝斯手是物理科代表，自己拿電路板做效果器，連踏板也是拿鐵製文具盒做的，如果踩太猛就會踩扁，但聲音反而特別猛、特別Grunge。我們沒鼓也沒擴音器，從四面八方把這些設備湊在一起，能排練一次就像過節。

我的搖滾之路走了一半，覺得自己不是那個人，也可能是太想成為那個人了，所以反而和自己想得不太一樣，就轉彎了。「蟲卵樂隊」玩到2000年初就解散了，改成自己一人的民謠風格，玩了快1年就沒玩了，去俄羅斯唸書。當時只是想離開家，其實我也沒別的選擇，高中輟學了所以國內大學我是進不去，那時候我人就莫名其妙的每天悶悶不樂，每天都是，也不知道該幹什麼，就常待在一個特小的房間裡聽音樂，覺得離開應該會好一點。

去俄羅斯本來要念音樂，結果音樂學院沒待多久，就只待了考試時的20分鐘吧。剛走進音樂學院時就覺得自己不適合，所有的一切都非常規矩，肅穆高雅，四周傳來的聲音全都是機械式訓練的聲音，拉琴的、弦樂重複的聲音，有點受不了，我想到那個工作，擔心自己會失去興趣。但已經去了，就還是考一下，試試，結果考上，老師說你可以來上課了，但我出來大門了就覺得⋯⋯還是算了。因為我確實愛音樂，不想為了這，結果後來感到厭煩，那就不好了。

從音樂學院出來之後，我想自己不可以再像出國前，老不知道要做什麼的狀況，我都來了，得學點東西。轉去考電影學院也是同一天的事，在那天之前，我一點都沒想過拍電影，也談不上喜歡看電影，小時候看是因為沒事幹，後來看電影也只挑與搖滾樂有關的電影，主要是為了看音樂，不是為了看電影本身。那段時間我才剛看完岩井俊二的《燕尾蝶》，電影裡面也有個樂隊，可能是裡面那種邊緣人抱頭取暖的生活打動了我，就想想拍電影確實也可以與音樂有關聯，於是就決定去讀了。

在俄羅斯那段時間買了很多黑膠唱片，特別多又特別便宜。說來有意思，我到俄羅斯第一個認識的本地搖滾樂隊是кино（英譯為KINO），這俄文團名翻成中文就是「電影」。有天晚上，我跟學校裡的老生喝多了，老生跟我打賭，說你這內蒙人敢不敢跟我出去蹓躂？我說蹓躂就蹓躂唄！腳就出去了，沿著家附近的鐵路一直走，走到了市中心，天矇矇亮了，我們路過一個教堂，老生說你敢不敢在這唱歌？我說唱就唱唄！唱著唱著來了一群年輕人，喝多了，我心想完了，今天得幹一架了，結果年輕人特別友好，問我們哪來的，看有酒就說一起喝，喝到盡興的時候，他們說想一起唱首歌，他們就唱了кино的〈звезда по имени солнце〉，一夥人全部一起唱，特別像進行曲，竟讓我聽哭了，哭到那晚上其他細節全忘了，只記得那一刻。

人總是這樣，陷在某個情緒時，不會去聽相反情緒的音樂，就是要自己越陷溺進去。我大一暑假回國，心情差到極點，當時出了一張合輯叫《透過骨頭撫摸你》，裡面收了好多4AD廠牌的緩飆音樂（slow core），還有一首Suede的歌叫〈The Next Life〉特別悲傷。我在那張合輯裡聽到了Current 93的〈Soft Black Stars〉，就覺得他是在為我唱歌，這是在Kurt Cobain之後，第二次覺得有人在為我唱歌。我把這盤磁帶回去俄羅斯，有天在賣CD的地方看到這樂隊的專輯，就買回去了，每天一邊哭一邊聽。有段時間，去上學、去拍戲，出發前就會聽一下這首歌，跟《八月》裡的父親一樣，在出發前得打一場拳，宣洩一下，把自己武裝起來。

我在電影裡小雷這個歲數的時候，經常有想哭但是哭不出來的感覺，一個10幾歲的男孩，根本判斷不出來什麼叫難過，什麼叫憂傷，不像現在的孩子懂特多。我後來給《八月》寫了一首歌〈有雲的日子〉，歌詞寫了很久，唸白式的，情節和影片相扣，有些則是影片之外的事。這首歌是我記憶裡過去的日子，那時蒙古天空總有很多雲，得從雲縫裡看天空，我挺懷念的，包括當時自己的狀態、懷念身邊朋友，當時都會覺得越窮越光榮、越苦越光榮，一切很簡單、很理想性，是記憶裡特別美好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