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子彎進田間小徑，路越收越窄，前方疑無路時，一棟簡約風格的雙層建築，不張揚地種在稻子、木瓜樹環繞的田中央。遠處的美濃山稜線，拉開了山水畫的捲軸。林生祥在屋外候著來客，他穿著T恤與訂製的寬鬆棉褲，腳踩木屐，吸著菸吞雲吐霧，飄飄若有風。

林生祥說：「美濃的新居落成大約在2年前，為了讓女兒上小學後，有自己的房間與書桌。」新居裡什麼都大，連廁所都寬敞，除了角落有一張迷你的小木凳，彷彿錯放在巨人國裡，「2006年剛結婚時，老家還沒改建，我們所有的家當都塞在一個房間裡，桌椅、櫥櫃，每一樣家具都小小的。」

獨立出來後，一家人每天晚上還是回車程不過10分鐘的老家，吃林生祥媽媽煮的菜。我們抵達時已近中午，飯菜不夠，林生祥急call救星：頭戴斗笠，外罩客家花布的林媽媽，騎機車速速運來一大鍋剛炒好的美濃粄條。

七十幾歲的客家媽媽仍然勇健，晴天騎機車，雨天開她那台從前運送豬飼料的手排卡車，馳騁在美濃鄉間。林生祥家門前的一畝田，秧苗正翠，媽媽每天來巡田，照看稻子也照看兒子一家。林媽媽從前最多養過一千頭豬，問她現在還養豬嗎？她笑著說：「早就不養囉！現在只養一條大公豬，沒辦法淘汰呀。」大公豬指的是林生祥內向寡言的父親，林媽媽講笑話像她炒粄條的手勁，俐索有味。

收錄於《菊花夜行軍》中的〈風神125〉，一開始客家母親的口白，就是林媽媽所錄。林生祥說：「那時我媽開著卡車往返屏東養豬，空檔時來幫我錄這一段。」林媽媽補充：「錄音比養豬累多囉！」大學畢業、退伍後不久，林生祥在1998年就返鄉，一邊做專輯，一邊幫忙養豬，拿著一把小刀，在公豬離奶時把睪丸閹掉，「最辛苦的是賣豬時，要把一百多頭，一隻重達一百多公斤的豬趕上車，有些豬特別聰明，會抵抗嚎叫。如果我不去幫忙，爸媽就會更辛苦。他們要搬上百包穀包，膝蓋都開過刀。」

今年是林生祥出道20年，《菊花夜行軍》發行15週年。5月20日，生祥樂隊將要登上台北國際會議中心，演出這張專輯。〈風神125〉中林媽媽的口白提到都市人開BMW，農家子弟駛鐵牛車，「罔拖罔拖定著會有／高進介日吶」（湊合湊合一定會有／高進的日子）。林生祥眉飛色舞地說，到時候會弄到一台鐵牛車，駛上舞台。

同樣的舞台，在1994年，林生祥曾是台下的樂迷，在人群中搶奪著樂手從台上丟下的pick（吉他的撥片）。那時林生祥還是淡江大學的學生，得過校園歌唱比賽冠軍，和同學組成「觀子音樂坑」樂團。台上令他瘋狂的是英國搖滾歌手Sting，「當時我就想，有一天我也要在這裡辦演唱會。」

1994年的一張門票是2,000元，林生祥省吃儉用好久才存下來。從美濃北上讀書，讓他見識了都會學生的日常用度，吉他社學姊有騎馬的嗜好，馬場採會員制，「聽到那費用，我的眼珠子都快要掉出來了。」

採訪到一半，請林生祥到家門前的稻田間彈奏月琴，讓我們拍照。他的脖子上掛著一條汗巾，南方日頭熾熱，豆大的汗珠不停滴落。他沒有抱怨，只是淡淡說起，以前這塊田種的是檸檬。隔天他來回開4個小時的車，去恆春的國小教唱客家民謠，演講時他說：「小學的暑假我每天都在檸檬園度過，一家六口全出動，永遠都有採不完的檸檬，我怕死了。」果園的童工自然沒錢學樂器，林生祥到了高中才自學吉他，他能看懂吉他的六線譜，女兒正在學鋼琴，而他至今看不懂那五線譜。

他告訴恆春的孩子：「這裡的雲和風流動得好快，老天爺給恆春特有的風土，你們不要去羨慕都市小孩。」

1994年，也是美濃反對興建水庫運動正熾熱時，那年，林生祥和大他7歲的同鄉鍾永豐，第一次見面，卻沒有激出任何火花。鍾永豐在〈歌手林生祥〉的散文裡寫，林生祥交給他一捲音樂創作的錄音帶，鍾永豐聽完之後覺得「不怎麼樣。」

1998年4月，當時的行政院長蕭萬長，宣布美濃水庫將在一年內動工興建。反水庫運動來到存亡危及之際，鍾永豐想到林生祥，文章裡寫：「我抽空去淡水看他，向他分析目前的危急情勢。生祥也跟著緊張，焦慮地問我可以做些什麼，但他除了唱歌又什麼都不會。我跟他說：生祥，運動的事我們自會處理，現在我們需要你來為運動造一顆文化原子彈。」

6月，鍾永豐將美濃鄉親北上立法院抗爭的情境，寫了第一首詞〈夜行巴士〉傳給林生祥，此後林生祥作曲、演唱，鍾永豐作詞的合作模式，不但造出文化原子彈，也斬獲多座金曲獎。

9月，林生祥決定回鄉，他關掉淡水的銀行帳戶，只剩57元，提領不出來。鍾永豐寫：「自1990年秀梅（按：指鍾永豐的妹妹鍾秀梅）回到美濃，組織田野調查隊以來，陸續返鄉的夥伴們，幾乎都在夏後離開都市。秋返，令我敏感。生祥在夏後回鄉，又是首位音樂人。預感會有新的連動，我特別記下他回來的日子。」

音樂回到土地，介入現實，在鍾永豐家廢棄不用的菸樓，交工樂隊的《我等就來唱山歌》、《菊花夜行軍》都在這裡錄製。

林生祥說：「回來就是反水庫最忙的時候，我那時候的想法很簡單，要做運動音樂之前，首先要讓音樂運動起來。會反過來思考形式是什麼，醞釀了一段時間才把嗩吶搖滾化，而這個實驗方式，我居然是在夢裡先夢到。」

重回錄音室，先經過鍾永豐家的三合院祖屋，接著是大樹下的土地伯公壇，林生祥經過時拜了拜，再過去就是昔日的錄音室，經過南部幾次大地震後搖搖欲墜的舊菸樓，門前有淙淙溪水流過。

菸樓中，錄音的地方在以前燻菸葉的塔樓裡，能利用空間是上下，而非左右，生祥探頭進去張望，說以前鼓要用童軍繩吊在半空中打，看到用泡棉胡亂做成的低音陷阱，他忍不住自嘲：「這根本不是音樂工業，是手工業」；「我們沒有錢去租錄音室，想說菸樓附近比較安靜，結果把蟲鳴鳥叫也錄進去，算是意外的效果。」錄不進去的還有氣味，旁邊就是豬舍，濃濃的豬屎味，對於家裡養豬的林生祥，並不陌生。

1998年鍾永豐是反水庫運動的要角，美濃愛鄉協進會總幹事，熟悉鄉里民情、地方掌故。他像老師，也像父親，將林生祥帶在身邊潛移默化，沃養小老弟在音樂美學和社會運動上的土壤。

林生祥說：「剛回鄉的時候，每天跟著永豐當他不支薪的助理，跟著他見各種世面。我真的不吝於跟大家講，永豐是我的貴人。」如父如兄的鍾永豐給出的養分，林生祥也並非全盤吸收，「我和永豐吵最多的是他用第一人稱寫的詞，那是他的感受，當那個第一人稱要跨到我身上來，我就會反駁他，應該是你一半我一半，如果你沒有照顧到我的感受，我就不能將歌曲詮釋得好。最後還是我要上台演出，我要去面對群眾。」

「我們吵架吵太多了，我之前有跟永豐撂過狠話。我對於父權這個東西很敏感，我的成長過程中，我們家族這麼多人，沒有任何人敢反抗長輩，反抗長輩就是不孝。後來我好痛恨這些事情，覺得不應該這樣子。」

吵架不會吵到想要拆夥嗎？林生祥說：「因為永豐有在政治圈打滾過，不像一些藝術家會吵到徹底翻臉，他不會當面吵到和你完全決裂，他不會這樣做。」

「我和永豐一路過來，早期像父子，後來像夫妻，《我庄》之後，關係變得比較平衡，現在像伴侶關係。永豐後來再婚，現在的太太影響他很多，讓我和永豐的關係也得到改善。」

林生祥帶我們回到改建後的老家，呈ㄇ字型的水泥樓房，每邊各有三層樓，年節時整個大家族回來，都住下還綽綽有餘。說起這棟房子，林媽媽就笑出一雙瞇瞇眼，樂中有苦，她說：「我用一千頭豬換來這棟房子，颱風天開貨車去餵豬，差點被水淹掉沒命咧，好辛苦餒！」

說起豬隻換來的房子，林媽媽的眼裡就有光。她從小家貧，上學前要挑著仙草蜜的擔子出來叫賣，賣完才准去讀書。林家見其能幹，便去說親。林媽媽是家中長媳，養豬養了四十多年，賺來的錢都要交給家族裡的族長，因此林生祥北上讀大學時，每個學期的生活費，都是由祖父匯給他。

《菊花夜行軍》整張專輯的詞幾乎都由鍾永豐包辦，只除了一首〈愁上愁下〉，填詞的是林生祥，填下的是母親，是客家婦女的心聲：

做人薪臼真多愁 （做人媳婦真多愁） 田坵離腳灶下走 （腳離田地走廚房） 家娘細姑正在嫌 （家娘小姑儘管嫌） 委屈受盡擁被嗷 （委曲受盡擁被哭）

說起往事的同時，一位家族中的男性長輩走過我們面前，空氣瞬間凍結，林媽媽把嘴邊的話急吞入肚，林生祥也安靜下來。

離開老家之後，林生祥才跟我們說：「每次到台北領金曲獎，我媽陪我去，路上都在訴苦。把苦的東西講出來，她漸漸有笑容了」；「我對父權，包括對阿公阿嬤，是我開始反抗，才真正改善我和他們的關係。我也鼓勵我媽分家，她到快60歲的時候才出去養豬，後來她用賺來的錢蓋大房子，給整個家族住。」

被美濃後生視為精神導師的作家鍾理和，曾在長篇小說《笠山農場》，呈現了一個被傳統深深壓抑、束縛的客家山村：

「200年前，他們的先民搭乘帆船，漂流到荒島來披荊斬棘開拓新生活的雄心，那種朝氣蓬勃而富於進取和創造的氣概，在他們身上已找不到一點影子，代之而起的是迂腐的傳統和權威思想的抬頭。」

在田間，生祥彈月琴，他不假思索彈奏的曲子，是收錄於《菊花夜行軍》中，那首沒有一句歌詞的〈嗷〉，「嗷」是農民與牛對話的方式，牛脾氣之硬之拗，絲毫不能有任何勉強。曲調柔中有韌，綿裡藏勁，婉轉中帶力氣。

「柔中有韌，綿裡藏勁，婉轉中帶力氣。」用來形容林生祥的個性，也未嘗不可。我問他為什麼交工樂隊在發了兩張專輯，也獲得金曲獎肯定後，卻要解散？

「關於這個，可不可以是我永遠保留的秘密，因為這只是從我的角度來看，講出來一定會傷到其他成員，後來大家各自都有好的發展。至少我那時候有勇氣喊停，我覺得這個決定是對的。」他接著感嘆：「2003年交工解散時，上了大報全國版，我心裡想，幹！我們比較好的新聞都沒上過全國版，解散才上，那種感覺，真的幹！」

夜深妻兒就寢後，林生祥習慣拉上加了泡棉的隔音厚門，客廳便成了他17坪的音響室。他指著其中一套音響，是交工解散後，拿著分家的錢買好音響，正式進階成了發燒友。音響的複雜線路交織成林生祥的小宇宙，他請我坐在沙發正中央，音場十字中軸線，聽音樂的「王座」。睡前他會坐在這裡，開一瓶威士忌或紅酒，挑一張黑膠，慢慢地飲，細細地聽。

交工解散所留給他的，當然不只是那套音響。「解散之後，2003年我得了躁鬱症，那時不懂得要看醫生，是後來聽朋友聊到躁鬱症的徵狀，我才恍然大悟是這個病。後來我發現我還可以寫歌，拚命地寫歌，才脫離那個狀態。」

「前陣子我在台北車站看到一個婦人在乞討，經過時她看了我一眼，眼裡充滿怨恨，彷彿在質問：『為什麼我淪落於此？而不是你？』我其實曾經離那個狀態不遠，寫《臨暗》的時候，我和永豐都處於人生的最低潮，兩個人吵得很兇，低潮的時候，人很容易就沉下去了。」

人生的低谷，一谷還有一谷深。2008年，林生祥的女兒出生，早產體重不足千克。在醫院裡，其他父母喜迎新生命，林生祥卻要簽下病危通知書。「女兒晚上11點出生，值班的護士插了兩個小時，才把管子插進去。生命真的好脆弱、好無助、好悲傷啊，寫歌真的有用嗎？」

女兒出生後，經濟擔子更重，迎來的卻是事業低潮，2009到2010年，林生祥幾乎接不到演出工作，「我媽有問我要不要接下養豬事業，但我算一算賺不到錢，而且養豬用的是大肌肉，彈琴用小肌肉，是衝突的。我也不知道到底為什麼，我都拿了7座金曲獎，居然還養不起家庭小孩，好諷刺呀！」

2011年，社群媒體所推波助瀾的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讓開電腦就會頭暈的林生祥，看到網路的潛力，「請朋友幫我設臉書帳號，我開始自己經紀自己，每天固定在臉書發文，這五六年把過去的歌迷都找回來了。」臉書（Facebook）露臉，人際網絡的連結，帶來新的演出機會。「我拚命賺錢，酬勞只有兩千塊也接，任何地方我都去。」

林生祥不太保養嗓子，菸不離手，酒也是睡前必備，他一年大約有一百天因為演出必須在外睡旅館，「都市很方便，到處都有超市，我會去買瓶酒好入睡。」最近因為做電影配樂累到了，他的口腔黏膜發炎，酒還是不能不喝，只是從威士忌換成紅酒。

喝酒的習慣來自一開始土法煉鋼的錄音過程，「菸樓無法隔音，沒辦法所有樂器一起錄，每一樣樂器都要對著節拍器分別錄好，最後再兜在一起，往往一首歌我要聽50遍以上，腦袋快爆炸，到晚上還停不下來，所以要喝醉讓我可以睡覺，第二天早上再起來工作。」

奔波在外，林生祥隨身帶著一隻桌球拍，他在北中南都能找到球友，有位球友幫他算了筆畫，將「生祥樂團」改名為「生祥樂隊」。出道20年的獨立音樂之路，走來艱辛，與夥伴之間的分離，理想與現實間的痛苦拉扯，7座金曲獎也平復不了的，反而是遠在高中時期的打球嗜好拉住他，「我很怕那個東西（躁鬱症）會回來找我，這也是我後來為什麼會打乒乓球。」

每天不管多忙，林生祥都會趁空做一下平甩功，桌球保精神健康，練氣功則保身體健康。林媽媽的大房子，是用一千頭豬還有磨損的膝蓋換來；林生祥的大房子，是為了要給女兒好的成長環境，前幾年卯起來演出賺錢，把身體弄壞的代價換來。

「生命對我來說，從頭到尾都很脆弱，歷經煎熬，真的是歷經煎熬。我總是站在最悲觀的立場去想事情，所以碰到稍微開心的事，就會好快樂。我最近的快樂是前陣子錄電影配樂（指國片《大佛普拉斯》），用英國的Neve VR48 console錄音設備，那聲音立體得像一隻活蝦，正在你面前嗶剝跳。出道20年才錄到那麼好的聲音。」

揹著電月琴，拖著疲憊的身軀，臨暗時刻，回到美濃山腳下的家。黑鳶劃過天際，樹林裡有鳥仔歇夜，田間有焚燒稻草的氣味。將出生時不足月的女兒，種在故鄉的泥土裡，陽光雨水滋潤，便如田裡的秧苗，一暝一寸地抽長，如今已長成小學三年級，學校跳遠冠軍的細細妹。

再過一陣子，家門前的稻子，就要金黃結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