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馬爾他記者達芙妮．卡魯阿娜．加利西亞（Daphne Caruana Galizia）經常浮現一種不祥的預感。

例如，在被汽車炸彈殘忍謀殺前的不久，她曾告訴一位朋友自己有種「時間快要用盡的感覺」。某次，她在機場送別久違團圓的兒子時，顯得心不在焉，甚至忘了最後的揮手道別。有一段時間，她停止撰寫部落格──這是她為數不多、但不可妥協的日常習慣之一。她還曾告訴另一位兒子：「『他們』想把我活活燒死。」並給了他一個異常深刻且漫長的擁抱。

在這個時代，很少有記者能憑一己之力揭露真相，從而推翻一個腐敗的政府。然而，在2019至2020年間，馬爾他總理慕斯凱特（Joseph Muscat）及其政府的垮台，卻與一位無法親眼見證結果的勇敢記者密切相關。在這個位於義大利南方的地中海小島國，她以「達芙妮」之名深入人心。由於她作為記者的聲望與影響力極高，馬爾他人通常僅以名字稱呼她，而省略姓氏。

2017年10月16日，當達芙妮遇害時，她是馬爾他《獨立報》（The Independent）的專欄作家，該報是馬爾他國內兩大主要報紙之一。除此之外，她還創辦並經營著一個個人部落格，其讀者數量甚至超過這兩大報紙的總和。作為一名專注揭露政府貪腐的記者，達芙妮始終堅守新聞理想，無懼壓力，持續深入挖掘其他記者早已止步的真相。

達芙妮在馬爾他新聞界累積了長達30年的經驗，雖然最初籍籍無名，但她憑藉不懈的努力，最終成為某種「一人反對派」，甚至比議會內的在野黨更有效地挑戰慕斯凱特政府。

在生命的最後階段，達芙妮也深度參與了《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的初步報導。她的揭露將馬爾他高層政治人物與涉及國家電力公司及離岸空殼帳戶的金錢貪汙計畫串聯起來，這一發現為慕斯凱特政府的垮台敲響了終局警鐘。

據說，這也正是導致她遭到謀殺的原因。截至2024年12月為止，本案僅有兩人因謀殺罪被判入獄，但針對幕後主謀者的最終審判卻遲遲未完成──儘管距離達芙妮之死，已經整整過了7年。

然而，向政府施壓追討真相的龐大力量，並不全然依靠達芙妮的一己之力。她的家人──特別是她的三個兒子──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長子安德魯（Andrew Caruana Galizia）早已追隨母親的腳步，投入新聞工作。在達芙妮遇害當天，他們仍在廚房的餐桌旁並肩工作。當時，他們才剛收到一份涉及貪汙案件的大規模洩密資料，共約68萬份文件，揭露了令人震驚的腐敗細節，披露了許多不為人知的黑幕。

次子馬修（Matthew Caruana Galizia）則選擇了外交事業。與母親一樣，他相信馬爾他融入國際機構，能促使政府朝著透明與問責的方向邁進。馬修的職業選擇，體現了對母親致力於改善國家治理期望的延續。

三子保羅（Paul Caruana Galizia）是在母親去世後才走上記者之路。他完成了達芙妮生前未能實現的一個心願：寫一本書，全面揭露馬爾他政府的不法行為，將真相公諸於世。

保羅在2024年出版的著作《馬爾他死亡事件：一樁暗殺與一個家庭對正義的追求》（A Death in Malta: An Assassination and a Family’s Quest for Justice，暫譯）核心聚焦於母親的謀殺案，以及這起事件後家庭與社會的努力，試圖確保她的死不會成為徒然的悲劇。

2024年10月底，在印尼峇里島舉辦的烏布作家與讀者節（Ubud Writers and Readers Festival）期間，我與保羅進行了一場深度對話。保羅明確表示，追求正義的努力仍在持續。達芙妮遇害後，一個跨國聯盟逐漸形成，致力於延續她的遺志，推動改變馬爾他至今仍存的政治體制與民主文化缺陷。

然而，馬爾他國內至今仍然政治分裂，社會輿論極度對立。許多備受質疑、甚至涉及腐敗犯罪的政府計畫依然存在，其中不少正是達芙妮生前就已揭發的問題。例如，「出售公民身分」計畫（citizenship-for-sale scheme）吸引了上億身價的俄羅斯寡頭與中國貪腐詐欺犯，以及涉及醫療或能源等領域的大規模私有化項目。這些缺乏透明度、無視公民監督的爭議計畫，可能在未來數十年內繼續掏空馬爾他的政治信任與國家財政。

保羅在書中描繪了一種馬爾他無奈的政治文化──至少直到最近，馬爾他人對政府的不當行為往往選擇視而不見，默默接受現狀。

位於地中海中部的馬爾他，國土面積與台北市相當，人口卻僅約54萬。自古以來，這座島嶼不斷受到外來強權的統治，直到1964年仍是大英帝國的海外殖民地。由於地理位置特殊，馬爾他在地中海歷代戰爭中被視為戰略重地，但在和平時代，它更像是一個海上小鎮──只是偶爾會發生政治謀殺這樣的「例外事件」。

在馬爾他，幾乎每個人都彼此熟識，這樣的社會結構使政治階層能夠輕易達成非正式交易，而這些以裙帶關係為延伸的政策，卻往往對國家帶來深遠影響。例如，在冷戰期間，馬爾他政府與蘇聯為首的暗通款曲，也曾因黑箱決策在一夜之間將銀行業國有化。

即便到了今天，馬爾他政治仍缺乏足夠的法制防線，去遏制這類裙帶利益的不當蔓延。英國殖民時期留下的法律制度或許適用於管理「軍事哨站」，卻無法滿足現代國家的治理需求。因此，馬爾他的《憲法》賦予行政部門過於集中的權力，卻未能授予其他部門足夠的監督與制衡權。

在馬爾他現代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有3個主要機構，正如保羅所描述的那樣，「擠壓了公民社會」──天主教會、國民黨（Nationalist Party）和工黨（Labour Party）。馬爾他至今仍是一個「兩黨制國家」，兩個主要政黨輪流執政，卻始終未啟動真正必要的改革。

在1980年代末期，達芙妮剛踏入新聞界時，媒體幾乎未能發揮其在民主社會中的應有角色，而她則將改變這一切視為自己的使命。

例如，達芙妮在《馬爾他時報》（Times of Malta）任職期間，成為馬爾他第一位在報紙專欄中公開署名的記者。在當時，許多記者避免署名，也不敢撰寫任何可能被視為過於「挑戰現狀」的報導。然而，達芙妮以她無畏的行動，挑戰了當時島上媒體社會的「沉默文化」。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達芙妮對馬爾他政府與犯罪地下勢力之間聯繫的深度報導，使她成為馬爾他「新聞勇氣」的象徵性人物，卻也因此成為掌權者恨之入骨的眼中釘。

達芙妮毫不留情地批評兩大政黨及其支持者，且總是秉持就事論事的態度，避免讓自己的評論受制於意識形態。例如，2004年在國民黨政府的領導下，馬爾他成功加入歐盟，此一路線雖然得到達芙妮的高度肯定，但她仍對國民黨的其他施政毫不保留地批判。

達芙妮對馬爾他的歐洲整合寄予厚望。她相信，歐盟的政治監督機制能徹底終結馬爾他傳統政黨在無需面對問責情況下長期掌控國家的局面，進而為自己的兒子們與馬爾他下一代提供一個更加自由與公正的未來。

然而，當一向對歐盟抱持懷疑態度的工黨於2013年重新上台時，所謂的「歐洲整合」卻成為了一把雙刃劍。對工黨及其時任領袖慕斯凱特（Joseph Muscat）而言，這是一個機會──將馬爾他變成歐盟內不受限制的「外國影響力入口」之機會。

達芙妮早在2013年10月就對此進行了詳細報導。她揭露馬爾他不僅吸引了包括來自中國的各類不明國際投資，還通過所謂的「護照計畫」（passport scheme），允許任何願意支付約63.2萬歐元（當時約新台幣2,500萬元）的人獲得歐盟護照，無論申請人是否是為了跨國洗錢、政治貪腐、甚至與犯罪行為有關。

然而，這項計畫只是馬爾他更大腐敗問題的冰山一角。在達芙妮眼中，慕斯凱特政府比之前的政府更加腐敗。她在遇害前不久寫道，慕斯凱特及其核心圈子「並非因為沉溺於權力才被貪腐引誘，而是帶著明確的貪腐目的所以上台」。

保羅的書以痛徹心扉的筆觸，敘述了他母親生命中的最後數小時，以及隨後掀起的連串風暴。

在這起謀殺行動之前，達芙妮已長年遭受敵意威脅──這些威脅通常來自工黨支持者，包含針對其生活與工作的騷擾與攻擊。許多針對她及家人的騷擾事件，事前都在祕密的Facebook群組中協調謀劃。這些群組聚集了馬爾他的上萬名支持者，其中甚至不乏政治人物參與。而針對達芙妮的致命行動──祕密安裝在她汽車內的炸彈──正是這些惡意凝聚的頂點。

2017年10月16日，達芙妮在家中廚房旁的餐桌，剛完成一篇部落格發文。半年前才因揭露《巴拿馬文件》而隨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獲得普立茲獎的次子馬修，當時就坐在她身邊。那一天，剛寫完文章的達芙妮準備前往市區的銀行赴約。但她剛坐上駕駛座、發動汽車駛離家門後，一枚藏於車內、約400克TNT炸藥的爆炸裝置被引爆，將達芙妮當場炸成了碎片。

聽見爆炸聲的馬修連忙趕出家門，卻只見一輛幾乎無法辨認的汽車在不遠的田間燃燒，烈焰竄升。隨後，他認出了那面被炸飛的車牌。

馬修一開始試圖滅火救人，但當他發現母親的殘骸已散落四處時，不得不絕望地接受現實。

幾分鐘後，人在倫敦的保羅接到了馬修的電話：「保羅，媽媽的車裡被放了炸彈──她沒能避開這一劫。」達芙妮家人長久以來最擔心的噩夢，終於以最殘酷的方式成真。

這枚炸死達芙妮的汽車炸彈，不僅從最深處震撼了馬爾他這個國家，更讓全世界為之憤怒與震驚。激起的輿論反應極為巨大，即使私下因這名勇敢記者之死而鬆了一口氣的工黨政府也不敢輕忽。

儘管執行爆炸的兩名殺手，很快就被馬爾他政府逮捕，並各自因謀殺罪而被判處40年徒刑；但對於下令刺殺達芙妮的幕後真兇，馬爾他政府的態度卻異常怠慢與消極，直到案件兩年後，檢警才終於循線鎖定了炸彈案的主謀：馬爾他最富有的商人之一，費內克（Yorgen Fenech）。

過去幾年間，達芙妮的遺族和各方助力的記者聯盟、公民社會團體及歐盟機構共同努力，透過自行調查以施壓馬爾他政府展開行動，這才讓一度沉入黑幕的真相得以重見天日。調查顯示，費內克與慕斯凱特內閣成員之間，不僅存在私人聯繫，還透過分布於巴拿馬和杜拜等地的祕密空殼公司網絡，將國庫資金非法匯入他們的口袋──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定數，這些貪腐行為之所以露出馬腳，正是因為達芙妮生前深入追查的證據串聯。

儘管涉及馬爾他高層政治人物的貪腐全貌仍然不明，但前總理慕斯凱特等高官所主導的貪腐網絡，因涉及一系列洗錢、詐欺、賄賂、共謀及公職貪汙等犯罪行為，已於2024年5月遭到起訴。但對於保羅三兄弟而言，追尋正義之路卻還是受到許多黑手阻撓，像是罪證確鑿的費內克至今仍因審判拖延而尚未被正式判刑，慕斯凱特的繼任者及工黨盟友──現任總理阿貝拉（Robert Abela）──也未就政府涉入重大貪腐的問題表態負責，反倒施壓威脅司法部門不要對工黨進行「政治恐怖主義」。

「馬爾他記者的調查工作至今仍面臨與過往相同的壓力，」保羅在訪問中指出。他舉例說，馬爾他媒體人在處理政治貪腐新聞時，經常遭遇來自當權者的官司疲勞轟炸。政治人物可以對記者提出大量且無限制的誹謗訴訟，其目的不一定是為了在法庭上勝訴，而是刻意讓記者疲於應付頻繁的出庭，甚至藉此凍結記者的資產，達成封殺報導、噤聲的效果。

達芙妮在遇害前，就面臨著超過40起類似的訴訟。她當天未能趕赴的銀行約會，正是為了處理因馬爾他經濟部長提起的誹謗訴訟而遭到凍結的個人帳戶。

更糟的是，根據馬爾他法律，這些誹謗官司並不因達芙妮的死而自動終止。因此，在過去幾年間，她的家人仍不得不持續奔走，應對政府官員針對達芙妮提起的惡意訴訟。唯一讓他們略感安慰的是，達芙妮最終僅有一案敗訴，而家人自始至終未曾因官司壓力而屈服。

馬爾他依然擁有廣泛適用的民事誹謗法，這些法律持續壓制異議聲音。目前，僅有「刑事誹謗」被從法律條文中刪除，但相關改革的進展依然緩慢且艱難。「現任政府的改革表現不佳，對那些真正能使國家受益的政策構想，仍採取極其漠視的消極態度，」保羅質疑地說道。

在達芙妮遇害一年後，她的家人共同創立了達芙妮．卡魯阿娜．加利西亞基金會，協調各方為追討真相與正義的持續努力。該基金會同時致力於與無國界記者（Reporter Without Borders）等國際組織合作，推動馬爾他及其他新聞報導高風險地區的政治透明度與新聞自由改革。

目前，馬修擔任該基金會的主任，但整個家庭都積極參與，致力於延續達芙妮的遺志。其中，保羅的角色最接近他母親的新聞工作。保羅起先是倫敦深度新聞媒體《Tortoise Media》的記者和編輯，專門負責報導全球貪腐問題，以及威權國家在英國的「敵意國家行為」（hostile state activity），包括經濟控制、境外異議人士監控與間諜滲透等議題。

保羅認為，全球貪腐的追緝與咎責中，輿論經常將焦點放在那些提供「貪腐空殼公司和離岸銀行服務」的小島國家。但他指出，這些洗錢網絡之所以存在，不僅來自歐美政商界的需求，近年更有俄羅斯、中國等腐敗問題嚴重且黑金規模龐大的重量級角色參與其中。他認為，這些威權國家對全球貪腐問題負有絕對責任，而其檯面下的複雜黑金裙帶，也讓所有追索真相的新聞記者更加身陷險境。

儘管保羅在英國的調查工作可能比母親在馬爾他所承受的安全風險小一些，但在一次報導伊朗在英國的敵對國家活動時，他曾被英國國安官員警告：「不要站在火車站台的邊緣。」

「原來威脅程度只是這樣啊，那我就放心了，」保羅半開玩笑地說，但隨即正色補充：「專制勢力的跨國延伸，確實令人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