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一名球迷的我，看韓國電影常常是內心糾結、痛並快樂著，在被梳理解放的同時，那句「好想贏韓國」又不爭氣地在胸膛裡隱隱刺痛。

除在台灣票房獲觀眾肯定、共鳴的商業大片《屍速列車》、《與神同行》，重現民主運動標記「光州事件」、「六月民主運動」的《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外，我想以「球迷視角」推薦10部韓國電影，從中探看3個韓國面向外，還有台灣共感的憂傷。

「韓國人集體的心理特徵是『憤怒』。」韓國文化心理學學者金挺運這樣形容韓國社會，經歷殖民時期、戰爭、貧窮、軍事獨裁，加上經濟發展後財閥操控、社會階級惡化，憤怒無意識裡在韓國人心裡扎根。在球場上，韓國隊最容易爆衝、無所不用極其取勝（同時也很容易讓對手憤怒）；韓國電影裡則常流露出一種悲憤的情緒，與巨大國家機器和權力結構對抗，英雄多半僅是黑暗裡燃燒一瞬的希望之光。理想，只是不能停歇的狗吠火車。

1997年韓國甫風光進入「富國俱樂部」、成為第29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隨即在亞洲金融風暴牽動下，股、滙巿狂跌，外資撤離，一年間，從富國之林成破產之國，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求助申貸，讓韓國經濟長達10年遭外人操控，強制開放巿場。自1910年遭日本殖民後，經濟體上讓國家二次「被殖民」，和IMF簽約那天，韓國國民視為「國恥日」，也讓韓國從此進入高失業、高自殺率及派遣時代。

這部電影勇敢揭露韓國國家黑歷史，人民利益在掌控權力者的較勁裡梭哈，國家拼經濟永遠拿實作勞動者的血汗錢給財閥買空賣空，政客出賣國家、國家淪他國禁臠，而最混亂的年代，倖存之人多是冷血的機會主義者。韓國雖然只花了4年快速把國債償完，但20年過去，再度走上養出「大到不能倒」的財閥經濟之途。影片最終主角的告白如警世語：危機是會反覆出現的，人們只有不斷地思考和質疑。

由一宗可疑的爆炸事故揭開一個深不可測的國家陰謀，循線追查的記者，窮追不捨的每一個線索，都是另一個故佈疑陣的誘導。掩蓋重大弊端和醜聞最好的方式，就是製造另一起事端，再推委於社會集體恐懼或厭惡的對象，北韓共產黨便是這塊韓國萬用的髒抹布，「一切都是阿共仔的陰謀！」是一句冷戰後美國曾「駐軍」之處都歷久彌新的話術。

此外，電影抛出「影子政府」的質疑，掌握資源的資本家，才是真正操控世界遊戲規則的黑手。「如果能殺死100個人、換得百萬人的生命，是一種藝術」，影武者自我合理化的邪惡思想，正是世界永遠難以平靜的災難之源。影片把劇中主人翁記者一角，隱喻為梅爾維爾（Herman. Mllville）名著《白鯨記》追捕「莫比．迪克」（Moby Dick）大白鯨的船長亞哈（Ahab），一方面彰顯追查真相與探尋未知的勇氣，另一方面，我們可能永遠不知道真正的對手是誰？浮出水面的鯨魚底下、還有整片深不可測的海洋。

根據韓國統計，派遣、外包、打工等非典型勞工高達874萬名、佔比達44.5％，把韓國切割成兩個世界。這部以喜劇形式呈現的警匪動作片，帶出的其實是財團剝削勞工的社會議題，由一名外包遭欠薪的失業司機，在財團總部討薪竟被狂毆、最後「被自殺」揭幕，劇中財閥富三代離譜行徑，都取材自真實事件。

司機被毆情節，即被認為影射2010年SK集團物流業M&M代表崔哲元對外包糾紛示威抗議者，以「一棍100萬（韓元，約新台幣2.6萬元）」球棒毆打員工事件；此外，包括韓華集團兩個少東分別因涉毒及毆打酒吧員工遭起訴、韓航千金只因空服員拿出的堅果不合意，便發飆要求飛機折返趕人的「堅果門事件」⋯⋯韓國企業「繼承者們」的惡行惡狀屢屢成為社會事件，而企業家犯罪卻多能依「為國家發展做貢獻」為由獲得特赦、減刑，令民怨沸騰。這部節奏緊湊、毫無冷場的動作片，是韓國社會的縮影，對黑金政經體制進行批判，片中受欺壓的司機遭遇有多慘、透露出的韓國社會怒意便有多強。

「有關係就沒有關係、沒關係就找關係。」背景才是決勝的王道，這不是黑社會的規則，而是你我身處的社會通則。《萬惡新世界》是一部韓國影史19禁電影票房冠軍的影片，但在充滿暴力、血腥和裸露畫面中，表現的黑白兩道黑吃黑引爆一場男性復仇背後，其實真正控訴的是牢不可破的「社會階級」暴力。

黑道、記者、檢察官是韓國電影最常出現的主角，正是《萬惡新世界》鐵三角。黑道再狠再兇惡、都只被白道視為一條看門的「獵犬」，不聽話、妄想當人，隨時都可以「銷毀」；檢察官要往上爬，沒背景，只有兩條路，不是被收買或收編，就是辦場大案；而記者的筆比刀更利，一旦為了私慾，殺人不見血。在階級分明的「萬惡世界」，要翻身、要豁出大幹一場，最好的結果或許也只是，全身而退、自我放逐。體制內的遊戲是背景夠硬的人叫牌，你只能選擇要不要「參賽」。劇本很黑、畫面很兇殘，但看完不是腎上腺素飆升的過癮，倒有血清素被擾動的淡淡憂傷。萬惡新世界，這就是現實世界呀！

朝鮮半島是世界僅存單一民族、相同語言，卻呈現南北分裂狀態的地方，歷史上多次被殖民、甚至成為「世界戰場」的韓國，形同在被強權輾壓、蹂躪之下而撕裂，家族被迫骨肉分離、敵對，南北韓戰爭及諜報片，始終是韓國電影最熱衷的題材，並且都毫不掩飾流露出濃濃的統一意涵。2000年雪梨奧運、2004年雅典奧運，兩韓代表隊都手牽手進場；反觀台灣，不僅掙脫不了「中華台北」的緊箍咒、還三不五時被以「中國台北」吃豆腐。對於國族統獨的情懷與想像，或許是台灣與韓國國家處境最相似的歧異。

史實、踢踏舞、戰俘營，正在台灣上映的《搖擺男孩》，開創了韓國片另一個令人嘆息的電影語言與神采。誠如《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裡的那些阻擋坦克、送出真相的計程車；《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裡被軍人奪走、再穿上象徵奪回人民行動力的大學生那兩雙鞋；《搖擺男孩》這回用了更為激昂、熱血的「踢踏舞」做符碼，喻意「自由」是與生俱來的人性與渴望，各種「思想、運動、體制」建創出的「主義」，最終多成了國家機器的工具，操控世局、引發戰爭、綁架人性，「該死的主義！」片中主角的一嘆，就是時代一個悲劇。

每當韓國大選前夕，北韓就會在38度軍事邊界線上出現挑釁行為，在野黨侯選人則被傳是親北韓派，這股在關鍵時刻由北方吹來擾動南方政局的風向，成為韓國獨有的專有名詞「北風」。電影《北風》改編自韓國國家安全企劃部的情報員「黑金星」的真實故事，但不僅是描述雙方特務人員交手過程、各自深陷國家權利遊戲及謀維籌碼風暴的諜報片，更是在大時代的十字路口中，重新檢視、調校看待歷史的眼光。

影片細緻地重塑1990年代，更冷靜平衡地檢視南、北韓兩個社會體制下各自的荒謬與不堪──打著「為人民服務」旗幟的共產體制下的北韓，當年的大饑荒卻讓成堆餓死的人民屍橫遍野；以「民主」為訴求的南韓，表徵民主的選舉卻靠著「北風」來助力、恐嚇人民鞏固政權。阻隔分離的是兩地人民，但暗地裡手來腳去卻是兩地領導人，電影開局便以韓國商人把中國製的商品貼北韓製造標籤，揭示「挺同胞」的民族心態；最終以2005年兩韓「廣告外交」李孝利與北韓舞蹈家趙明愛合拍三星手機廣告做結，韓國影人毫不隱晦地透過電影，表露對南、北人民未來能真心攜手、相擁、統一的期待。

「如果重生的話，你想成為什麼人？」「我想在平凡的國家裡，平凡的家庭出生，然後生活下去。」「那我想成為你的鄰居。」兩個出身北韓特種部隊菁英，在遭自己國家「清理」、追殺，死前的對話，正是這部片子傳遞的訊息：平凡，是最偉大的人生！有些出生在必須把自己「交給黨國」，一生便註定了，「不平凡」。

這部由同名暢銷漫畫改拍的電影，是以，小清新的溫馨搞笑風格呈現的另類「諜報片」。一個北韓特種部隊訓練出的菁英，被派到韓國一個荒偏僻的小村落裡偽裝成傻子雜貨店員，又陸續遇上2名「隊友」，3人臥底的同時，漸漸融入、也融化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們。影片以南韓人的立場來看，是對共產主義反人性的控訴，認為「擁有平凡人生」，是最珍貴的自由；但也隱含另一個提問：去除了身分、背景，人還會有敵我意識嗎？推薦一看的理由是，韓國對於兩韓諜報題材的發想與創意，天馬行空且熱情滿溢。

2009年的WBC世界棒球經典賽，日、韓連打了3場，不斷相遇交戰成話題，日本名將鈴木一朗形容：「是命運的牽絆。就像再次街頭巧遇前女友。既然這麼有緣，兩人應結婚才是。」一語點出日韓關係的微妙。日、韓兩國命運的鎖鏈，既鏈著歷史的恩怨──電影裡常有清算歷史、控訴日本暴行的題材；也鏈著斷不開的思想交會──改拍日本作家著作的電影也不少。種種愛恨情仇，在電影裡是百轉千迴，在球場上就是你死我活。

出身作家的韓國導演李滄東，因受侯孝賢《風櫃來的人》啟發而開始拍電影，作品屢獲國際肯定。這部改拍自村上春樹短篇小說《燒掉的柴房》、被喻為《東尼瀧谷》後村上最美的改編電影，《燃燒烈愛》在2018年坎城影展拿下場刊史上最高分，李滄東受訪時曾表示，電影是為了當代無助年輕人而拍，希望激起被動、動不動就向現實妥協，對未來無望年輕人的「憤怒」動力。

然而，影片裡反覆出現電視播報的青年就業數據、川普當政的新聞報導、北韓對南宣傳廣播，在村上的文藝調性下，仍可看出導演埋藏了政治寓言的企圖。片裡渴望自由、追尋「精神飢餓」、卻在「現實物質」中被毀滅的女主角；在憤怒控制失調父親和抛夫棄子母親影陰底下，不敢怒、也不敢愛的男主角；和什麼都不做卻開名車、住豪宅，體面世故，卻定期「放火」毀滅世界／人的男配角，亦可套入南北韓與美國的三方對應，流露對美國操控世局的強烈憤怒，而與北韓被拆離，想愛（統一）但無法言愛（統一）的悲傷。從世代的微像，到世局的巨觀，演員調性、影片節奏，隱喻空鏡，皆令人迴盪。

這部電影改拍日本作家伊坂幸太郎小說《Golden Slumbers：宅配男與披頭四搖籃曲》，有趣的「融合」在於，韓國電影多有股「硬氣」，不是實打實的抗爭、便是在大環境裡奮戰後仍被滅頂的悲憤，但日本作品常帶點「陰柔」，有自成一格的處世偏方，伊坂的《Golden Slumbers》便直接以「逃吧，活下去吧。活著才是對『噩運』最大的反擊！」為主張。過去日本也曾改拍成電影，比較起來，韓版的《宅配男逃亡曲》節奏感強，但與日本原著的精神一致。

曾從歹徒手中救出偶像明星而被媒體報導的宅配快遞員，莫名背上暗殺新總統候選人的罪名，而這一切都是精心的布局，「老大哥就在你身邊！」但人要活下去最重要的考驗，更在於如何學習信賴。這不是對抗強權的電影，而是以政治陰謀檢驗人性的實驗。

改編自「關釜裁判」歷史事件，劇情描述 1992年至1998年南韓慰安婦受害者奶奶挺身對抗日本政府、提出訴訟的故事，「關釜裁判」是眾多慰安婦控告日本政府訴訟中，第一件、也是唯一一件獲得部分勝訴的官司和賠償的判例，但最後卻遭日本上級法院廢棄。台灣人看這部片也許會比韓國人流更多淚，現在僅存的2名台籍婦安婦，不要說一句道歉都等不到，日方甚至拒絕與台灣成立協商平台。

關於慰安婦故事的電影不少，《她們的故事》試圖說的不僅是這些慰安婦奶奶們不堪的遭遇及被毀滅的人生，而是如何讓後世看見被時代犧牲者的悲劇，而能成為推促平反的一份力量。「我不想要那些賠償金，我想要的是你們還給我17歲的自己，但我也知道你們做不到，所以只要你們給我一個道歉，我給你們一個機會，但願你們能好好做人。」慰安婦奶奶法庭上鏗鏘有力的台詞，道出了所有國家婦安婦的心情，金錢賠償賠不起她們「無暇潔白」的青春、賠不起她們背負身心恥辱的傷痕苟活半生，堅強活下來的奶奶們，不是為了一個公道而已，歷史之惡早已讓她們永劫不復，但她們至少要看到，歷史犯罪者「重新做人」，那一聲該說的道歉，不是為了誰、是為了犯罪者自己，「能不能夠，不再成為壞掉的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