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意外的話，野島剛會一輩子寫台灣。

「台灣是我一輩子追逐的題目。有一天跟中國統一我就不寫了，但我相信在我活著的時候，這個問題不會解決的（在他的計畫中，自己還有30年可活），」50歲的野島剛溫潤文雅，永遠彎著眉眼，擠出細細魚尾紋，看起來一直在淺笑，但總是用幽默的口吻包裹真實的想法。

不過短短10年，他就出版了25本書，其中10本在台灣出版，主題從蔣介石、故宮，寫到自行車、新電影⋯⋯可以說是「最了解台灣的日本記者」。

學生時代他在台灣師範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學中文，大學畢業後，考進《朝日新聞》，並在2007年到2010年擔任台北特派員。在較親中國的《朝日新聞》工作，他卻努力為台灣發聲，3、4年內發表500篇以上台灣文章，這段時間，再也沒人批評《朝日新聞》對台灣議題冷漠。

2016年，他離開《朝日新聞》，成為自由媒體人，開始四處撰稿、寫書。此後，他對台灣的經營更為積極。2019年3月底他來台灣宣傳新書《漂流日本：失去故鄉的台灣人》，而兩週前他才來捧場好友一青妙的舞台劇；4月底又來台灣工作。

他在台北的六張犁租房，每一、兩個月就來台灣生活一段時間。他愛台灣的按摩、洗頭、美食、電影，更深深被台灣人在歷史、政治上情感羈絆給吸引。他筆下的許多主題，都是繞著兩岸張力和台日關係而生。

他好奇「全世界的國家級博物館都是獨一無二，但怎麼會有兩個故宮？」於是花了十多年，跑了上百趟故宮，採訪了上百位專家，完成《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以及《故宮90話：文化的政治力，從理解故宮開始》。在他筆下，故宮文物只是一個形體，承載著兩岸在政治、外交上的各種故事。

另一本《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則是揭露抗日戰爭後，戰敗方的日本軍官為了感念蔣介石「以德報怨」轉而投效國民黨軍，成為「軍事顧問團」的一段歷史祕辛。他結合了蔣介石日記、國防大學史料、國史館史料、當事人訪談，試圖描繪時代背景、軍官動機，以及蔣介石會將軍事訓練重任委以「前敵人」的心理層面。

台灣另一個吸引野島剛的地方，就是政治常常上演著「逆轉劇」。

2012年，第一次選總統的蔡英文敗選後，野島剛寫下：「民進黨在接下來的20年內，大概都無法恢復元氣了。」後來他在2017年出版的《台灣十年大變局：野島剛觀察的日中台新框架》無比尷尬地表示，沒想到台灣政局會如此快速逆轉。

但隔沒幾行，他又寫道：「國民黨若不壯士斷腕，全黨從根本盡情徹底的改革──比如將中國國民黨的『中國』兩字去掉──想要站起來恐怕很困難。」寫完這話還不到3年，野島剛又再度見證了猜不透的劇情。

台灣認同的糾結，政局的逆轉再逆轉，都給予野島剛許多可以痛快發揮的素材。比起「誰當選都差不多」的日本，台灣的狀況顯然更適合野心勃勃的記者。

「台灣政治的變化確實相當激烈，就像黑白棋遊戲一樣。一、兩手的失誤就可能導致徹底翻盤。」、「台灣，總是跳脫我們的預測，讓我們看得頭暈目眩：但是儘管如此，這種巨大流動所帶來的爽快感，也正是台灣政治的魅力所在。」野島剛寫道。

身為外國人的原罪，就是當讀者在他的文章中看到某一論點，戳破原有認知而感到焦慮或羞憤時，這些讀者就會很方便的以「血統」來攻擊野島剛。

作家哈日杏子有回擔任野島剛新書發表會的口譯，一名中年大漢指著鼻子罵野島剛：「一個外國人憑什麼講台灣」、「滾回日本去」。哈日杏子至今餘悸猶存，反觀野島剛面對這樣的情況總是很有風度地、靜靜地、帶著苦笑聽完對方想說什麼。

由於他的書籍大剌剌討論著「台灣是什麼？」以及「誰是台灣人？」因此難免遇到情緒激昂的讀者與他辯論統獨、認同議題。野島剛對此早有覺悟，每隔兩、三場活動，就會遇到這樣的狀況。他充分了解台灣的背景與羈絆，而這些羈絆，正是他身為「旁觀者」的利基。

真要說「野島剛憑什麼？」憑的就是他可以在台灣人自己也說不清的狀態裡，成為適度抽離的旁觀者，協助台灣人釐清自己想要的方向。舉辦幾次野島剛活動的青鳥書店創辦人蔡瑞珊，推崇野島剛有透澈的雙眼：「正因為他不是台灣人，所以他的觀察不會陷入複雜的民族情感。」

舉例來說，他出版過兩本以故宮為主題的書，雖然寫的是北京與台北故宮的糾葛，但他沒有落入選邊站的陷阱：「究竟是北京故宮是本家？還是台北故宮是本家？」

他在《故宮90話》序中寫道：「不論是台灣人或是中國人，很難不認為自家故宮是主角。而忽略配角的存在⋯⋯對我來說，兩邊的故宮都是主角，我會將他們想像成一張分裂的地圖。因為我是外國人，針對兩岸關係是沒有特定的意識形態或是政治立場，有利於客觀書寫兩邊的故宮。」

就像指出國王新衣的小孩，沒有過多的人情包袱，說起話特別直率。憑藉著他對台日兩方的充分了解，得以扮演「鏡子」的角色，交互映照出彼此的問題，讓台灣可以「以日本為鏡」，日本也可以「以台灣為鏡」。

他在《蘋果日報》、《報導者》、《天下雜誌》等媒體寫專欄，去年榮獲2018年台灣卓越新聞獎「最佳新聞評論獎」，成為第一個獲獎的外國人。在各媒體專欄裡，他將台日雙邊經驗化為有影響力的建言，像是〈安倍內閣改組，小英能學什麼？〉、〈借鏡日本地方觀光，讓旅客走出台北〉。

反之，他也借鏡台灣來反映日本問題。他在《台灣十年大變局》提出了罕見的觀點：從台灣議題，看沖繩自主的聲浪。過去二十幾年「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觀念開始動搖；現在的沖繩，也開始產生「沖繩真的是日本嗎？」的懷疑。野島剛認為日本政府應該參考台灣狀況，不該輕忽沖繩主體意識的議題。

身為處處看人臉色的小國，台灣想要守住名字，就跟《神隱少女》的千尋一樣需要經歷一番掙扎。即便在日本，台灣處境也好不到哪去，不論民間如何感受到「台日友好」，日本的媒體與官方，大多還是秉持著「遇到台灣議題，不要思考，不要觸怒中國」的態度。

自從1972年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後，日本媒體、政府大多稱我國政府為「台灣當局」。還在《朝日新聞》擔任記者的野島剛，一直很有意識避免使用「台灣當局」，他認為日語的「當局」，是種矮化的說法，而他傾向以「國民黨政權」或是「陳水扁政府」等方式來稱呼台灣政府。

前駐日代表處台灣文化中心主任朱文清，很感激野島剛曾經幫了一個大忙。

2014年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赴日本展覽前，台灣方面最擔心的是，展覽期間，中國若是主張「這是中國的東西，要還給中國」，那珍貴文物可能會被取走。為避免這樣的狀況，必須先請日本參議院訂定《海外美術品等公開促進法》；其中第三條「⋯⋯經文部科學大臣指定者，不得強制執行、假扣押及假處分」，就是要保障這次展覽文物安然回台。

當時駐日代表馮寄台，希望能投書日本媒體促進日本國會立法；只是日本媒體素來不願插手兩岸議題，僅有野島剛說服《朝日新聞》刊登。眼見親中派的《朝日新聞》都刊登投書，其他親台派的媒體也不甘示弱通通跟進，促成了該次的立法。

長期報導和蹲點台灣，讓野島很能同理台灣做為小國的國際處境。離開組織後，他投入更多時間想打破日本社會對台灣僵固的認識，讓國際可以看到豐富多彩的台灣。

如果不是他的熱情促成，日本人可能看不到台灣電影《太陽的孩子》。

2016年，他在台灣看了《太陽的孩子》後，大受感動。這部片描述花蓮阿美族部落面對土地開發或保護衝突時，透過海稻米的復興，讓部落重新凝聚的故事。電影上映超過半年，卻遲遲沒有日本業者願意投資引進，野島剛擔心：「連登陸日本的機會都沒有就被埋沒了吧？我抱著這樣的危機感，決定自己先動起來。」於是，他拜訪導演鄭有傑和勒嘎．舒米，商量在日本放映的可能。

野島剛回到日本後，立刻召集台灣電影同好會成立支援團隊，著手翻譯字幕、設計傳單，並開始在日本宣傳。《太陽的孩子》在東京主辦了3場口碑場後，便接到來自各地的放映邀請。只要主辦單位願意提供交通費，野島剛便欣然帶著附日文字幕的DVD到處播放和分享，從東北、福岡、四國、沖繩等地，一個人跑了快30場。

或許是長期目睹國際政治的現實，野島對於台灣的艱難處境有感，而他希望日本人不要冷淡，無視台灣的命運。不久前，他在《報導者》發表的一篇文章〈從「馬紀壯」到「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的33年更名路〉也是在這脈絡下的追問。

「馬紀壯」是誰？為何「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的所有人不是政府單位，而必須掛在一位過世多年的前駐日代表名下？又是經過哪些外交上的折衝，才能把所有人的名義，從馬紀壯個人轉移到「一般社團法人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館產管理委員會」？

這是一場不能張揚的正名運動，基於和日本的信任關係，台灣的駐外單位不願多談。野島剛為此直接到東京法務局調查土地登記情況，更發現台灣在橫濱、大阪、福岡的辦事處，都因為當年的政治背景，而以個人名義登記。

2016年，野島剛離開《朝日新聞》，成為四處撰稿的自由媒體人。在「會社至上」的日本社會，他被貶低為「無業」，很多朋友認為他瘋了，覺得他離開公司就活不下來。但過了3年，他靠著切換報導角度多方投稿，加上25本書籍的版稅，收入比待在組織裡還更豐厚。

離開媒體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不需要讓組織的立場凌駕自己真正的想法。這優勢在台灣媒體圈特別明顯。許多台灣媒體對於特定黨派或候選人的偏愛，已經讓閱聽眾很難接觸到中立超然的聲音。

野島剛認為，得以超脫組織立場是他在台灣的生存優勢：「自由時報的記者，很少會深入報導國民黨的情況。而TVBS、東森電視、中國時報、中天新聞會不會去深入了解民進黨的執政方法呢？他們跟立委做朋友很久了，他們有沒有辦法批評呢？」野島剛質疑。

「本來記者就不需要忠誠度，但台灣電視台、報紙都在發揮忠誠度，不同媒體選擇性當某些政治人物的粉絲。表現忠誠度，長官就會說你做得很好，這是錯誤的鼓勵 ，引導記者往錯的方向走，」野島剛批評。

他不是沒有立場，他還是希望台灣的命運，由台灣人自己決定。但「誰來執政，台灣人自己決定就好」。他再愛台灣，也無法生死與共：「我沒有辦法負責台灣最後的命運。萬一台灣發生戰爭，我也可能跑回到日本去，所以我最後無法跟台灣的命運在一起。」

記者必須冷血。這點也適用於人物報導。

新書《漂流日本：失去故鄉的台灣人》中，他就事論事寫出受訪者不欲人知的弱點：政治人物蓮舫雙重國籍爭議的狼狽、作家東山彰良對自我認同的閃避；他寫經營之神邱永漢向蔣介石「投降」，引來邱永漢家人抗議；他寫好友翁倩玉被〈愛的魅惑（魅せられて）〉這首歌盛名所累，反而耽誤了其他領域的發展。雖然是恨鐵不成鋼的建言，但顯然足以讓翁倩玉冷淡這段情誼。

「寫完以後，一半的人都沒有聯絡，」挺住失落，他還是堅持忠於作品，「10年後，這些人不一定還是朋友，但10年後我的作品還是我的作品。」他說自己是「冷血」的人，寧可被討厭，也要被記得，難得語氣強硬：「不管被記得的是好事還是不好的事，被記得很重要！」

數十年的記者生涯，看透了朋友的來來去去。記者的殘酷與冷血，其實也是一種專業。採訪完畢，台北的街頭下起細雨，他撐起一把大黑傘，讓必然的雨滴，不會減損了自己姿態與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