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1日，日本國會眾議院在新年議期的第一天，搶在北京冬奧開幕前夕，罕見通過一項引發海內外爭議的表決──《關於新疆維吾爾族等地的嚴重人權狀況之決議》──內容以簡單的600餘字，就「國際社會對新疆維吾爾族、西藏、南蒙古與香港等地區『嚴重人權問題』的關注」傳達日本的關切立場，並要求外相林芳正應秉持「人權外交」的精神路線，「強烈敦促國際社會以應對嚴重人權狀況的方式履行責任。」

然而，這份行文迂迴的決議，無論標題或內文，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中國」或「中國共產黨」。為了避免過度激怒北京，草案原本使用的「譴責決議」也在黨團協商後刪改為「決議」，「侵犯人權」亦被改成性質更為模糊且缺少立場的「人權狀況」，迴避且不點破究竟是誰才是造成嚴重人權問題的責任方，更不用說指控等級最為嚴重的「維吾爾種族滅絕」（Uyghur Genocides）一詞。

不過中國外交部卻選擇對號入座，對這份「沒有說是誰，也沒有說要怎麼樣」的決議大發雷霆，除了重複強調「新疆、西藏和香港等事務純屬中國內政，根本不存在什麼人權問題」，時任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更公開痛罵日本「粗暴干涉中國內政，性質極其惡劣」。

在國際媒體的報導裡，這多被視為一場雷聲大雨點小的典型表演。中國政府的戰狼心態一如常態地經不起質疑；日本政府遵從的現實主義外交，也缺少對人權問題、特別是「種族滅絕」指控暴行的同理心。

但這份新疆人權決議的通過，已是2017年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公布《中國電文》（China Cables）、世界自此不斷揭發新疆再教育營的迫害體系以來，日本國會與政府首度針對維吾爾人權問題的明白表態──除了執政的自民黨，一向對中國採取溫和態度的公明黨、立憲民主黨也參與聯合提案，甚至連日本共產黨都罕見表達立場。

日本為何如此矛盾呢？特別來台參加2023年台北國際書展的日本法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熊倉潤，就對《報導者》表示：「日本國會通過的人權決議，雖然被批評因考慮中國的立場而三心二意，但整個社會對於新疆人權狀況的關注，其實是比過去增加很多的。」

曾以訪問學者身分在台生活兩年的熊倉潤表示，與台灣相比，日本社會與學界過去對於「中國威脅感」的感受性並沒有那麼突出，可能偶有摩擦事件刺激雙邊情緒，但長期而言多維持著「中日友好」的傳統態度，也就是不特別關心中國與中共統治的政治現況。

但在《關於新疆維吾爾族等地的嚴重人權狀況之決議》出爐之後，就連日本社會也批評：中央政府太過顧忌中國的反應，恐讓日本自失立場。而日本各地的地方議會，近年也出現愈來愈多提案，要求中央對中國侵犯人權的行為增強應對。

這可能是《中國電文》等國際指控的證據以及大量旅日維吾爾流亡者的證詞，讓日本媒體大幅跟進報導，增加了社會對於人權迫害事件的討論度。另一方面則是從歐美開始的人權責任標準，已開始讓日本企業感到不得不嚴肅調整的壓力，從美國與歐盟政府要求的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到影響企業永續發展指標的「人權盡職調查」項目，讓日本大型品牌──包括Uniqlo、Muji、甚至Toyota──都感到明顯壓力。

換句話說，新疆的迫害問題對於日本雖然看似遙遠，但實際上對於一般民眾的生活、消費與投資卻愈發相關，已不再是傳統政治或國際關係裡總刻板訴諸道德價值的「高大上」議題。這也是熊倉潤的著作《新疆：被中共支配的70年》，去年（2022）出版後之所以在日本得到讀者積極關注的原因：就連日本社會都開始感受到，有必要知道「中共統治下的新疆，為什麼會淪為迫害之地？」

作為日本新一世代的中國研究學者，熊倉潤長期研究重心其實是前蘇聯與中共的少數民族政治比較，而曾經受到蘇聯影響、又是中共高壓統治重點區的新疆與維吾爾族，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他選擇的拓展路線。只不過熊倉潤並沒有料到，這竟成為現今全世界最大人權迫害系統與前所未有「民族改造政策」的時代紀錄。

以下是《報導者》對熊倉潤的專訪，同時整合部分他在台北國際書展中的談話內容。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 ：你一開始的前蘇聯政治研究，為什麼會延伸成對新疆的關注？

熊倉潤（以下簡稱熊）：我在東京大學時主修東洋史，因為對「絲綢之路」有一些個人憧憬，也對帝國體制下的不同人民──特別是「統治」與「被統治者」互動的政治史──很有興趣，所以才選擇研究蘇聯時期、蘇維埃在中亞的少數民族政治。但蘇聯在亞洲的民族政策常用來與中國戰略角力，比較著名的就是蒙古，另一個就是新疆。

在過去，日本學界對新疆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歷史與宗教文化，像是絲綢之路、或者伊斯蘭蘇菲主義運動在中亞的信仰發展，都是日本很有累積與心得的項目；不過對新疆現代政治的研究比較少，關注時間也比較短。這一方面是因為這種研究以前比較冷門，而且日本與中共雖然在1972年建交，但中國要到1990年代才比較大規模對外國人開放，日本學者要進入新疆研究也一直比較有難度。

但21世紀以後，新疆問題開始變成世界上的關注焦點，像是一帶一路主打的絲綢之路經濟戰略、中共對維吾爾人的人權問題，這才讓日本開始把注意力放回「現代發生的事情」。

特別過去這幾年，新疆再教育營的控訴證據不斷出現，百萬人規模的種族囚禁、強制絕育、強迫勞動、社會監控與民族改造，都讓曾對新疆絲綢之路充滿「西域」浪漫想像的日本很震驚，因此我才會寫下《新疆：被中共支配的70年》，用系統性的整理並分析中國共產黨在新彊的統治政策，希望能幫助關心維吾爾人處境的一般讀者，能很簡明地理解新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報：你剛開始研究新疆的時間點，習近平才剛登上中共的權力舞台，有感受到習上台以後的不一樣嗎？

熊：我是在2010年代開始轉向中共的新疆政策，這些年也數次親赴中國研究。不得不說，習近平剛上台（2012）的時候，新疆當地的維吾爾幹部或知識菁英，其實都認為習近平會採取更進步、溫和與多元的開放政策。

雖然我們現在回頭看，根本不是這樣發展。但因為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在1950～1960年代曾主張對新疆民族問題採取更寬容務實的溫和方針、後來甚至因此被文化大革命批鬥。所以當時和中國主流社會設想的差不多，大家都期待習近平會延續父親的懷柔派路線。

結果習近平確實推出了「一帶一路」的龐大經濟計畫，但短時間舉國湧入的開發與投資，反而加劇了維吾爾人社經地位的邊緣化。而在2014年習近平主持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談會後，中共也確定要以「反恐怖主義」為名，展開之後一系列的民族改造計畫。

像是後來曝光的《新疆文件》（Xinjiang Papers）就以中共內部公文，證明是習近平親自下達了政策重整──胡錦濤與江澤民時代的經濟掛帥主義一去不回，以反恐為名的維穩肅清已成為新疆的唯一任務。

然後過去那些滿心期待的維吾爾菁英與共產黨幹部，就開始一個一個不見了。

報：中共政權底下的維吾爾民族幹部，他們能影響北京對待新疆的方式嗎？

熊：中共在入主新疆初期，雖曾倚重維族領導幹部來統治新疆──例如書中提到的賽福鼎，雖然對於解放軍入疆與中共鞏固統治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在賽福鼎以後，直到今天新疆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代表都不曾出現過第二位維族幹部。中共在新疆70多年的統治，還是非常明顯地以「漢人領導」為主體。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帝國，對於中國的漢人或許大不一樣，但對新疆而言，所謂革命只是換了一個統治者──掌握權力的是來自雲南的軍閥楊增新，當地的穆斯林仍是被統治的族群。同一時間，1917年俄羅斯發生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政府繼承了沙皇在中亞的領地，並與反對革命的「白軍」爆發俄國內戰。這些國際巨變造成的族群移動、共產黨政治影響，之後都影響維吾爾民族主義的覺醒，後來甚至發展成很短暫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1933年）與東突厥斯坦共和國（1944年～1946年）。

在這段時間裡，蘇聯在新疆的影響力也擴張很快，就算中共後來派出軍隊，於賽福鼎的接應下以「解放」為名控制了新疆，但維吾爾人穿越邊境逃到蘇聯、或者共產黨的地方幹部和蘇聯私下互動，都讓北京非常有壓力。於是此時的中共才拉攏維族幹部以鞏固在地忠誠，防堵親蘇聯的力量影響中國的統治合法性。

蘇俄對新疆的影響力，一直讓北京非常擔心。不過當1991年蘇聯一夜解體、蘇共在中亞的少數民族幹部紛紛獨立建國，不再擔憂蘇聯入侵的北京，卻擔心起了新疆會跟進分離主義，反而進一步強化漢人政權對新疆的統治緊縮。

報：書中的一章是〈新疆政策是「種族滅絕」嗎〉，為什麼這樣問？

熊：進一步討論之前，我想先釐清兩個概念。一，中共對維吾爾族的高壓民族政策，包括再教育營、強制絕育，有很多可信證據證明民族迫害是確實存在的；二， 但「種族滅絕」（genocide）是定義具體甚至是限制很大、定義狹義的法律用語，具體以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為準。

種族滅絕一詞的由來，是二次世界大戰過後，國際社會為了避免納粹大屠殺猶太人的暴行重演，而由聯合國在1948年簽訂《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並以此確認了「種族滅絕罪」的法律定義，為意圖全面或局部消滅某一民族、人種、種族或宗教團體，並犯下下列行為之一者：

在維吾爾人權議題上，認為中共涉嫌種族滅絕罪的意見，大多以「中國政府強制維吾爾婦女絕育」與維族在特定區域自然生育率顯著下降為犯案證據；質疑者則主張維吾爾族的自然生育率驟降，是因過去中國政府為了民族和諧，長期默許維吾爾家庭「自由超生」不受計劃生育限制，所以生育率下降只是近10年政府「確實推廣家庭計畫」的校正回歸，反映的是中共政權對於新疆地區的「常態化」──也就是不再給予少數民族「特殊待遇」，齊頭各地制度以方便中央政府統一管理。

然而，人類的大屠殺雖層出不窮，種族滅絕罪的定罪仍極為困難而罕見，最大的原因就是告訴方必須具體證明中國確實懷有「消滅維吾爾族的『惡意意圖』」。因此除非有明確的指示能證明中共的目的即是系統性大量殺害特定種族，否則國際訴訟也很難推進種族滅絕的定罪。

另外一個原因是，種族滅絕罪是戰勝國以納粹屠殺猶太人為犯罪藍本。猶太大屠殺具有很清楚的強制排除性質，是希特勒要把猶太種族的生命排除在納粹德國之外；但在新疆的維吾爾人迫害裡，世界目睹的更像是一種違反人類自然生活方式的強制族群融合──維吾爾人被中共強制訓練在一種以漢人標準為本位的「中華民族生活方式」裡，卻不直接以消滅維吾爾人的集體物理存在為目的。

所以像是趙立堅之前才會一直死咬著「指控中國種族滅絕是無憑無據」，因為截至目前為止，外界確實無法具體掌握有多少維吾爾人，在中共的再教育營與民族改造實驗中被蓄意奪走了生命。

但只留下肉體，靈魂卻壞掉了、像行屍走肉一樣，這樣的集體慘況卻不一定符合種族滅絕的狹義標準，這不是很奇怪嗎？

特別要強調的是：這並不是否認維吾爾人遭遇的不義與苦難，也不是主張中共在新彊的作為一定不符合種族滅絕罪。真正的問題是在種族滅絕的定義漏洞，給了加害者太多脫罪空間，卻要讓被害者面對難如登天的起訴門檻，早已不足以回應隨著暴政進化而更難舉證現代的苦難。

2022年8月31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HCHR）公布的《新疆人權問題報告》就是另外一種值得大家冷靜思考的論點。雖然這份報告出爐之前，OHCRH也有不少爭議，很多人也罵他們為了和中國在其他項目合作，不敢說出「維吾爾人被種族滅絕」，不過報告卻引用了中共涉嫌強迫絕育維吾爾婦女、大規模囚禁平民於再教育營、社會監控、使用藥物綁架與刑求平民等等的控訴說法。但因為種族滅絕真的法律門檻很高，所以OHCHR不講新疆正在種族滅絕，而是用「中國政府有很高可能已在新疆犯下〈危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

簡單來講，要證明種族滅絕罪，必須證明被告有消滅某個群體的動機；但危害人類罪直接看被告行動造成的結果，是否讓平民蒙受巨大痛苦，也不需證明暴行是否為預謀針對特定目標群體。

以日本為例，學界對於中國也是有「親中」與「疑中」的不同立場。有的人以受害者證詞、衛星照片與內部文件為證據，認為維吾爾人的處境就是中國的種族滅絕；也有的人對於美國在2019年都不關心新疆，但從川普政府開始突然很激動地指控中國涉嫌種族滅絕很不以為然，甚至還有人認為趙立堅的說法、反咬「美國歷史上對黑人與印地安原住民的歧視對待才是種族滅絕」不無道理，覺得美國沒資格對新疆指手畫腳。

但在與不同想法的人溝通後，我卻歸納出一個意外結論──雖然對於「維吾爾種族滅絕」的認知態度可能分歧明顯，但無論是親中派還是疑中派，大多都認同：「中共政府在新疆的統治，正在發生『嚴重傷害人權』的事。」

當然，也有人把種族滅絕作為一種最嚴重的人權指控。但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想維吾爾人所遭遇的處境，至少得用「種族滅絕2.0」或「中國特色的種族滅絕」，更能反映這些被強迫民族改造的人們，被夾在生死之間無法自由呼吸的悲劇性。

報：2022年11月24日的烏魯木齊大火，燒出了燒遍全中國的「白紙抗議」，你覺得這有機會鬆動中共在維吾爾族的高壓民族政策嗎？

熊：我無法預測未來，就像沒有人能預料到白紙抗議會成為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後，中國人民30多年來最大規模的全國性示威。就目前的狀況來看，白紙運動已經被中共壓住了，海外雖然有一些對維吾爾人處境的同情討論，卻不是很主流的共識。

在書裡，我也提出一個對未來的質問：

中共支配新疆70年，從一開始就是暴力統治，一路累積的錯誤，讓中共只能以「改造民族」這種極端手法來鞏固統治。統治者不需要毀滅你的民族，只需要優先淘汰無法被改造、或不被黨信任的人就夠了。

被淘汰的人，要面對無情而且絕對悲慘的結局；取而代之的「被改造者」則必須熱愛祖國與對黨絕對忠誠。但這種改造手段，只會針對新疆？只有維吾爾人嗎？

在烏魯木齊大火之後，一度短暫解封十幾個小時的中國社群網路上，出現了中國各地民眾高喊「要自由」的抗議吶喊。但就算是烏魯木齊本地的遊行，好像大多是漢人上街，之中很少有維吾爾人出現一起抗爭──這就好像寂靜的春天，明明在溫暖的春陽下，應該要充滿活力的吵鬧，怎麼連一點聲音也聽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