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來自新疆的維吾爾族人，目前人在芬蘭的33歲醫生穆拉特．哈利．維吾爾（Murat Harri Uyghur）在社交網站上貼出第一支影片，為人仍在新疆但已失去聯絡的父母求救；接著，他開啟了救援新疆維族人的旅程，到超過20個國家演講、組織人權工作，協助他們發聲。

兩年多後的現在，一路看著他向世界求助的芬蘭友人，卻邊散步、邊問他：「你確定你說的那些都是真的嗎？新疆真的有再教育營嗎？」

「我嚇了一跳，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是網路社群上有一些配了英文字幕的影片，說新疆生活非常美好，⋯⋯有一些聲稱是來自新疆發出的證詞，描繪的是穩定跟繁榮的生活。」透過越洋電話接受《報導者》專訪的穆拉特說，雖然身邊友人們都理解他的遭遇，但卻不理解中國政府對於網路資訊的監控、操縱，也無法分辨中國國家媒體報導所代表的意義，「我得跟他說『在新疆，是有特殊許可的人才能使用西方的社群媒體、才能夠上傳那些東西的』，他們才恍然大悟自己看的可能是官方的宣傳。」

超過兩年的時間，如同穆拉特一樣，來自中國新疆地區受壓迫的不同族群，如今在海外生活或流亡海外者，因為聯絡不上家人、因為知道家人已被關進所謂的「再教育營」，在別無選擇下，他們冒著風險透過社交網站向世界求救，有的上傳影片並向媒體揭露、有的公開親人的照片、位置、戶籍資料，希望得到中國政府回應親人的下落。

另一方面，中國全力反撲，展開全球性的宣傳戰。

對內，中國官方以人口計畫解釋新疆地區人口下降問題，他們形容再教育營是職業培訓、住宿學校，稱強迫勞動是繁榮發展的一步，更是消除貧窮、打擊極端主義。

對外，中國則是砲火猛攻。就在美歐宣告制裁的兩天後，中國國務院發表《2020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就種族主義、貧富不均、COVID-19疫情批評美國；共青團微博和眾多官媒還翻出2020年10月，瑞典品牌H&M不採用新疆產品或原材料的官網聲明，點燃中國民眾怒火，要眾人力挺新疆棉、抵制西方勢力的「抹黑」。4月8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新聞發言人徐貴相，在北京中國外交部內召開記者會開砲，稱所有關於新疆人權壓迫的資訊都是造假，是西方勢力矇騙世人，包括穆拉特等受害者及其家屬的證詞影片皆是演員的演出。只是，徐貴相也在記者會中矛盾地說，中國政府已針對1萬多份證詞「認真研究查核」，其中「只有」1萬700多人是真有其人。但他的說法無異證明了多數證詞的存在。

俄裔美籍的斌吉恩（Gene Bunin）是徐貴相在記者會上點到的名字，也是建立「新疆受害者資料庫」的核心團隊成員；2014年斌吉恩開始以學生及研究者身分在新疆學習維吾爾語言、文化、藝術，2017年後有不少友人消失、傳出死亡，他於是開始理解人權現況、協助向國際求援、翻譯證詞，從2018年秋天開始資料庫的建置，卻也導致他被迫離開新疆，隨後也被哈薩克政府停發簽證。

因人身安全因素無法公開位置的斌吉恩，在接受《報導者》越洋專訪時說：「這就代表了我們做的事正在發揮作用，中國政府必須做各種不同的事來應對。」

檯面上，中國政府否認這些證詞的存在，但檯面下，這個證詞卻發揮極大的救援效果，「有一次十幾個受害者家屬一起在YouTube上作證，隔天他們就收到（中國政府）電話；也有人在美國上網作證，一週之後家人就被釋放；還有一次，我們把證詞上傳到資料庫之後，一個小時內就收到新疆地區公安打來的電話，⋯⋯他們很仔細地在看我們的資料庫，」斌吉恩細數證詞所代表的真相揭露，在過去兩年多對中國政府造成的壓力。

「這也是他們直接攻擊我們的原因，因為證詞是最客觀的證據，無關地緣政治，就是人們真實受害的親身經歷，」斌吉恩說，「新疆受害者資料庫」每天收到網路攻擊，有時一天內收到上千份假冒的求救需求，也有人會發釣魚信件引誘斌吉恩下載惡意程式。但攻擊只在2018年底資料庫建立時成功過一次。

資料庫靠著群眾募資支持運作，至今捐款人超過千人，由全球各地十餘名兼職人員共同維持運作，還有學者、資安團隊、智庫、十幾名志工主動協助參與。團隊透過搜集社群網站、媒體報導和各地人權組織上的證詞，也協助求助的受害者拍攝證詞影片。網站則為上萬名受害者建立證詞檢索的功能，供全球研究者、記者、人權工作者調查使用。另外，包括中國政府流出的官方文件、網上的公開標案資料、官員發言等也都在此建檔。

國際人權律師、拉烏爾瓦倫貝格人權中心法律顧問戴蒙德（Yonah Diamond）告訴我們，這些證詞的重要，不僅讓全球有機會在新疆被封鎖的情況下理解真實情況，也讓受害者和其家屬在中國政府創造出的震懾中，有勇氣、有機會作證和發聲。戴蒙德參與撰寫的獨立調查報告中，取用了資料庫中近百位目擊證人的證詞，進一步將成為聯合國、國際刑事法庭等調查的基礎。

但中國也跟著這些證詞，找到攻擊的目標。人在芬蘭的穆拉特，當時不僅為自己失去行動自由的父母作證，也發起#MeTooUyghur的網上串聯行動，打破恐懼造成的沉默、帶起跨國維族社群間的作證潮。這也讓他成為首要的攻擊目標之一。

「我必須說，他們（中國）的攻勢非常厲害⋯⋯幾乎癱瘓了我在社交網站上動員跟組織的可能。」2019年7月，《報導者》第一次採訪穆拉特，當時的他還是在各國之間的活躍倡議者，如今，他已刪除Facebook帳號，回歸醫療專業的研習，說要過好個人生活。

攻擊分成幾個面向。首先是當面的威脅，然後是大量的私訊，包括怒罵、羞辱、恐嚇。也有人假裝是其他受害者私訊求救，卻只是無止盡地要佔用穆拉特的時間，「我甚至收到說是同鄉的人從新疆發來的訊息，『勸』我，同時威脅說我再發聲，我的家人就會再被關。我只問他，是誰讓你用Facebook的？你在為誰說話？」

「這些我們都習慣了，你知道很多人就是網軍，他們就是在賺錢，發這些訊息。」然而真正造成穆拉特受傷的，是第二波攻勢。

先是謠言出現在各地的的維族社群，說穆拉特其實是猶太人。接著是在維族社群之間放大矛盾，宣傳穆拉特的基督信仰，此舉，讓許多以追求東突厥斯坦獨立的維族運動分子、以伊斯蘭為宗教信仰的維族群眾，與追求中國境內多元宗教自由的穆拉特之間，出現了被有心挑起的衝突。有心人放大了之中的差異並煽動懷疑，讓許多維族人不願再與穆拉特合作，甚至要他上網開直播、宣稱自己改信仰伊斯蘭，否則不再支持他的倡議運動。

穆拉特承認，來自「自己人」的謾罵跟不理解，讓他心力交瘁，決定關閉Facebook帳號。就連跨國串聯的腳步也停下──近來聲音社交軟體Clubhouse竄起，他也一度與朋友們在上面開啟英、德、芬三語的交流房，希望證詞被更多人聽見，但此舉也立刻引來攻擊。如今，他只留下每週一次的諮商專線服務，提供受害者和其家屬使用。

「我本來是想協助受害者的，但我們之間被謠言跟操作過的資訊，種下懷疑、仇恨之後，我卻也成了受害者。⋯⋯我不想用這個字，但他們（中國政府）的確摧毀了我們的動員方式，他們學得很快，」穆拉特說。

長期觀察中國人權問題的人權觀察（Human Right Watch）專員王松蓮觀察，抹黑與攻擊人權運動者、受害者，在中國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後，成為慣用的手法，但隨著社交網站普及、新疆事件的受害者數量龐大且位於世界各地，中國的攻擊及對事實的圍捕規模變得更大、更為極致。

於是，中國政府對穆拉特等受害者家屬證詞的反制，如今透過不同語言展開，聲稱是來自新疆的維族家庭上傳的生活影片，在Facebook、Twitter、YouTube上配著不同語言的字幕出現，又或是住在中國各地的西方面孔，以網紅之姿，講述支持官方說法的中國故事，近來以色列人高佑思在新疆體驗採棉花的影片就是一例，影片也在中國國際頻道CCTV播出。

「這是很危險的，這些西方面孔用不同語言從中國發向各地，尤其對那些對中國沒有基本認知的人⋯⋯我覺得會有效，」穆拉特說。

3月，一份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發布的研究報告，揭示了部分中國政府全球性的圍捕手法。

撰寫報告的ASPI研究員張羽楊（Albert Zhang）向《報導者》解釋，中國不實資訊操縱的規模前所未見。ASPI從2014年1月到2021年2月間提及新疆（Xinjiang）的27萬多則Facebook貼文和95萬多則Twitter貼文中觀察到，中國宣傳機器的新策略和手法。

在中國社交平台上關於新疆的內容呈現，則被平台刻意的排列。以國際使用者為主的TikTok為例，ASPI做了兩次的數據研究，2020年8月共444支標注了「#xinjiang」的影片，只有5.6％是批評性質的。2021年3月再次調查，同樣看見異常，標注#xinjiang的影片共累積超過900萬次瀏覽次數，但在排行榜上的前三位，卻是都與新疆美麗風景相關、各自讚數都少於600的影片。而與釋放維族人訴求相關的影片，雖有2,831個讚，卻只排在第129，以同樣讚數來說，該影片應位於排名前30的位置。

TikTok上標注中文標籤「#新疆」的影片有245支，累積共約90萬瀏覽次數，但只有一支是批評性質。相較之下，標注了#Uyghur、#uyghurlivesmatter等兩標籤的前20名影片，大都為批評性質。張羽揚說，這表示TikTok有明顯的人為操縱。

「中國在Facebook跟Twitter等西方平台上大量推廣『替代性』的說法，是從2019年底開始的，」張羽揚進一步解釋，除了官媒和中國官方相關帳號的分享，另外有是表面上與官方無關的「第三方」帳號所發布的內容。Jerry’s China是其中一例，他是一名住在廣東的澳洲人，2020年間，Jerry貼了697次與新疆相關的貼文，轉推其貼文的包括了中國外交官和官媒帳號。

ASPI從這些內容的推播網絡中，看見許多使用相貌相似的亞洲女性照片、風景照、使用西方名字的可疑帳號，轉推著官媒的文章、友好第三方的內容。這些許多後來都被平台偵測為不實帳號的網絡，與《環球時報》的發文緊密合作，各自貼文文字皆完全相同；部分帳號有的在2020年上半年前，張貼與香港《國安法》、美國疫情政策、BLM（Black Lives Matters）運動等相關貼文。

網絡中還分享了一家位於新疆烏魯木齊的出版公司「昶宇文化」製作的影片，以阿拉伯語、英語、土耳其語、華語講述新疆生活的美好。從中國官方的招標文件可以看見，2019年底，昶宇文化以人民幣60萬元得標，為維吾爾自治區新疆音像出版社拍攝執行《這裡是新疆》的製作案；而新疆音像出版社的股東，就是中國維吾爾自治區廣播電影電視局。

昶宇文化不只製作內容，也發布作品在YouTube上，其頻道擁有5,280個訂閱，卻只有1,437個瀏覽次數（註：2021年4月17日的統計），這樣的數字是異常的──第一，世界上大部分的頻道，瀏覽次數都比訂閱數多；第二，從歷史紀錄來看，在2020年9月，此頻道的累計瀏覽次數竟倒退，代表觀看和追蹤的帳號是創造出來的，非一般人使用，被平台發現後刪除。

進一步細看昶宇文化發布在YouTube的180多支影片，大部分瀏覽次數低於20次，都有英文字幕。最多人觀賞的一支影片，是前職業培訓所學員在2020年1月接受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採訪。昶宇文化的帳號除了自行經營社交帳號、發布內容，更重要的是擔任製播的角色，製造出來的內容也被其他中國官媒使用，如《人民日報》也都透過西方的社交平台分享昶宇文化的影片。

「大量的使用影片是一個新的現象，對平台來說，影片的內容較難偵測，」張羽揚解釋，平台大都仰賴人工智慧和人工，偵測上傳內容是否含有不實資訊等不符合平台規範的內容，影片的偵測難度會比純文字、圖片來得高。同時，利用一般出版社而不是官方帳號建立頻道，也讓一般使用者、特別是非中國籍的使用者，更難以判別是否為官方宣傳。

「這是一項多語、多國、使用各種平台跟手段的全球性宣傳活動，系統性的攻擊之外，其投入的資源前所未見。」張羽揚所屬的ASPI在2020年發布關於新疆地區強迫勞動的調查報告，指出至少8萬人處於強迫勞動狀態；報告撰寫者被中國網軍瞄準攻擊，中國官媒甚至發布影片，汙衊研究者的私生活和家庭。一樣的做法，也針對斌吉恩以及各研究報告的撰寫者。

中國針對新疆的宣傳大戰，影響的除了受害者以及研究者之外，ASPI發現的一項新手法，更為所有民主國家敲響警鐘。

中國的宣傳網絡，包括中國外交官、官媒跟不實帳號，挑選了一家位於美國的媒體《The Grayzone》，在上頭分享文章。以2020年為例，《The Grayzone》瀏覽率前12名的報導，包括了指稱新疆強迫勞動是美國政府捏造、指美國在發動新冷戰的極端言論。

在2019的12月到2021年的2月間，《The Grayzone》被《環球時報》、《新華社》、《CGTN》等中國官媒引用了252次，《人民日報》也引用了61次，《The Grayzone》因此在Twitter跟Facebook上得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曝光。

爬梳過去的數據，中國外交官跟官媒第一次開始分享《The Grayzone》文章，就是該媒體發布了詆毀研究新疆問題學者的報導，中國政府發言人趙立堅在2019年12月30日轉推，華春瑩在2020年3月也再轉發了同篇文章，至今該媒體已成為中國對應任何關押維族人回應的資料來源。中國駐澳洲代表處還將《The Grayzone》報導，寄送給各澳洲媒體刊登。《The Grayzone》的創辦人布魯門塔爾（Max Blumenthal）甚至在《環球時報》及俄羅斯官方相關媒體《RT》、《SputniK Radio》接受專訪。

人位在美國的王松蓮告訴我們，民主國家在社交網站的影響下，不同政治群體已經開始習慣了在各同溫層裡擁有不同的「事實」，滋養出的媒體環境、替代性資訊網站，扮演各同溫層的資訊來源。《The Grayzone》的例子，便是極端的聲音被極權國家取用──本來屬於政治光譜上偏極端的少數讀者閱讀的網站，卻被中國的宣傳機器推到了媒光燈的中心，並意圖加持彼此的「可信度」、支持對方的說法。

在新疆議題上，因為新疆的完全封鎖，加上西方人對中國政治運作的陌生，這樣子的替代性極端媒體，很可能因為位於美國、以英文撰寫，影響國際上許多人對於中國實況的理解。

王松蓮的擔心已經在發生。

ASPI爬梳社交數據，發現世界衛生組織（WHO）傳播總監斯特恩（Gabby Stern）、聯合國特別報告員（Special Rapporteur）多漢（Alena Douhan），都曾分享過《The Grayzone》的文章，以支持自身的政治判斷。

「現在在美國的幾種極端聲音中，有的極左派說中國的治理是民主之外的另一種新選項，說他們的人權問題並不存在；有的極右派則說，中國是民主的威脅，但同時極右派自己在美國造成的人權問題，也絕口不提，在這種環境中，真相更為重要，卻（傳遞真相）更難了，」王松蓮認為，中國在民主國家的資訊操縱、宣傳特定說法，凸顯了民主國家在社交網站時代下的認知弱點，尤其民主國家的人們無法理解一黨專政的中國，政治與資訊環境如何運作，於是像是新疆人權壓迫這樣子的事實，就可能在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內部不同政治群體的爭辯和衝突中，成為可以操作、能夠扭曲的事實。

「西方對於中國的認知，有很多這樣的狀況，」王松蓮嘆道，新疆人權議題只是其中一例，或許中國針對新疆議題的全球性操作，能讓世界早一步看清中國的戰狼本質，也認清華文網路資訊環境所處於的「網路暴力時代」。

對同時身為人權被迫害的當事者、受中國宣傳攻擊的對象，又生活在民主國家的穆拉特來說，如今中共利用民主國家媒體環境的多元和混亂，形塑對中國的認知，這已是殘酷的現實。

而生活在民主的社會裡，能做些什麼？

穆拉特說，除了努力保存真相與事實，也要努力理解中國如何操縱資訊；斌吉恩則提醒：「大家都知道他們是誰、他們在幹些什麼事，就不用太理中國網軍了，要確保的是我們不能因為這些騷擾而停止發聲。」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