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遷移之於11歲的何韻詩，只是一連串人生板塊移動的序曲。

加拿大的日子，她與同齡的移民模仿家鄉當紅歌手，在唐人街聽粵語流行歌曲。九七香港主權移交前一年，19歲的何韻詩決定帶著星夢回流，是天生藝人命，沒幾年時間已成為梅豔芳唯一的女徒弟，除了拿下香港商業電台頒出的「叱吒樂壇女歌手金獎」，也在2006年登上紅磡體育館辦了第一場個唱。

然而站上最光鮮的舞台，何韻詩卻說自己「一直覺得永遠都是小眾」。加拿大餵養了她獨立思考與高度自省，回鄉卻水土不服，「在香港完全沒有這塊，甚至說你不用有個性，不用有理想，就是賺錢、賺錢就好。」話語間不是自命清高，只是一直相信的所謂理想在天秤一端失衡，心慌難免。

「大概有10幾年的時間，我一直會懷疑我在那個環境裡，到底對還是不對？適不適合自己？」眼前40歲的何韻詩，說話神態與她的短髮俐落一致，偶爾停頓思索，也不怎麼拖泥帶水。

她確實是明快的行動派。她曾以「花了好一段時間嘗試跟整個系統搏鬥，結果當然是遍體鱗傷戰敗而回」形容過去身處香港娛樂圈的自己，於是在2010年，她決定帶著戰敗的傷，以幾乎從頭開始的新人之姿來台發展，為找尋理想的歌手狀態甘做一名拓荒者。一年不到，累積了一批台灣樂迷與一口說得不算差的國語，是努力過的證明。

那是她人生第二場板塊移動，卻一路震盪到2014年。

2014年12月11日下午5點近30分，持續70多天的「雨傘運動」開始最終清場，佔領在金鐘立法會前的抗議者裡，有一張面孔是何韻詩。在女警一左一右把她架走前，她決定與200多個香港人一起坐在地上，等著用自己的眼睛證實國家機器的荒唐。

這不是何韻詩第一次走上街頭。2012年她在香港同志遊行拿起麥克風說：「沉默已經不再是一個選擇。」接著公開出櫃；隔年，她即與黃耀明等人成立「大愛同盟」，為同志平權繼續發聲。身處在仍可感到歧視與偏見的環境裡，何韻詩不想再為了擔心是否自添麻煩而事事噤聲，卻失去可能產生任何改變的機會。

她成了一名行動者。在2014年9月佔領運動爆發，何韻詩再次上街。「那幾個月我覺得是香港最夢幻的幾個月，在街道上的人不會想『自己』要什麼，而是『這個群體』的well-being，無論你是做什麼的，都在想那個。這真的是從來沒有在香港，起碼我出生以後很少看到的狀況，」說到這，何韻詩眼睛亮著光，她發現原來香港真存在與自己想法相同的人。

同路人都上路了。旺角、尖沙咀、金鐘與銅鑼灣遍布參與行動的人，原本滿是購物氣息的銅鑼灣軒尼詩道，路面電車被迫停駛，佔領區充滿抗議標語與一個個站出來的香港人，除了各大學陸續以罷課支持行動，也有許多上班族願意在放工後前往佔領現場聲援。那確實是從未見過的香港。

回想佔領之初，何韻詩說：「頭一個多月都在很好的狀態，那些走到街上的人、參與推動的人，都能保持一種很靈活的狀況。」運動以「雨傘」二字來稱，也是因為民眾以黃色雨傘抵擋警方的胡椒噴霧，所延伸而來的靈感。然而當運動走到了中後期，政府停止採取行動，沒了反抗事件，新聞也失了熱度，在全城一片偽平靜之下，運動逐漸進入僵局。

「在當中的人會覺得『我們佔領了這個空間，就不要放啊！』但當你一直要抓著的時候，你就失去了一種靈活性。面對這種大的國家機器，面對這種這麼極權的政府，絕對不能硬碰，因為硬碰你就完全沒有勝算了；但你若能夠一直這麼靈活，一直在變的話，那他們一定沒有辦法跟上。」何韻詩曾與其他行動者在街頭討論戰術，假想佔領街頭的人如果某天突然自動消失，出奇招或許反而致勝，「讓政府有點搞不清楚，反而能夠留下那個力。但當然，在那時是很難做到的事情啦！」

運動最後以清場收尾，同路人各自散去。香港陷入「後佔領」的無力已過3年，甚至浮出再一波移民潮。何韻詩說身邊許多朋友都想移民，「其實如果我想走很也容易啦，因為我有加拿大的護照。」但從小與父母移民過，覺得人生走過某個階段後，總會記掛家鄉事，「我在這個地方其實得到滿多的，如果它一有事就選擇走的話，留下這些年輕人在這邊，我會覺得好像有點過不去。」

即使體制的荒唐難以攻破，但「雨傘運動」卻打破了何韻詩心中一直以來與香港之間的格格不入。她從一個被唱片公司高度保護的藝人，成為一個跟著大家一起搭地鐵去抗議的普通公民，用她自己的話來說，行為與心態都從「離地」轉為「接地」，如同她在《就這樣認識了》書中這樣描述：「我幸運，被這次運動從中救了出來，重新降落地面的感覺良好。」

在「雨傘運動」期間，何韻詩的名字出現在一份疑似中國影視圈流出的「港台藝人封殺名單」上。那天她在臉書寫下這段話：

所謂的「黑名單」，從來都沒有「正式」的，但那個「不正式」又不見得完全不正式，反正流傳出來的最終目的，就是讓大家害怕，讓大家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繼而自我滅聲。然而，大家好像還沒明白，這種打壓，並不會因為你吞聲忍氣了，而突然消失不見。欺壓的定律，就是你退後了一步，對方便會更進逼一步。從你決定雙手奉上自由的一刻開始，就只有每況愈下的可能。你認為自己能置身事外，然後某天你發現，原來你連說一句話的權利都沒有了。

為了繼續保有說話的權利，從「雨傘」退場的何韻詩，在2015年3月發表了一份「我的獨立宣言」，宣告將從主流唱片圈退場，成為一名獨立歌手。

若消極看待，退出主流市場是否迫於無奈可以有多種解讀，但對一直無法適應娛樂體系的何韻詩來說，獨立或許只是遲早。即使外在條件看似砍掉重練，累積的經驗值卻不會消失，獨立之後的每場仗她都打得優雅漂亮。

一如2016年計畫重回紅館舉辦演唱會，雖然大財團對她贊助收手，何韻詩便索性在臉書上發起「集體獨家贊助HOCC 2016演唱會──用自己方式為你代言計劃」，對所有的香港人發出號召。文案上寫著：無懼封殺，不怕沒大財團支持，打破演唱會黑海壟斷，由集體獨家贊助開始！

此一舉動，讓超過300個本地企業、商家與個人加入贊助演唱會的行列，金額從1萬5千港幣到9萬元不等，成功募得超過450萬港幣，2萬多張演唱會門票更在短短3小時內售完，最終又加開2場。

如同她對社會運動抱持的看法，只有保持高度靈活與戰鬥力，才是撞上銅牆鐵壁時還能繼續走下去的關鍵：「如果這個方向走不通的話，你還是可以朝著同一個目標，但你要走另外一條路，甚至是自己要挖一條路出來。還有保持自己的戰鬥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自己都覺得沒希望了，那真的就沒有希望了。」

除了經營自己，現在的她也想為香港音樂圈出些力，「我發現很多獨立音樂人最不會的一塊就是商業，其實太極端都不好，完全只有商業不行，完全只有藝術的想法其實也很難去維生。」何韻詩結合過去在唱片公司裡學得的經驗，包括創作者應該保有什麼權益、歌曲版權與唱片公司付費系統等等技術性的問題，她嘗試以公平為基礎，建立一種新型態的合作機制，這些計畫都在今年蓄勢待發。

不同於多數獨立歌手發跡於獨立，回顧何韻詩的演藝路徑是逆向而行的。問她在主流唱片公司累積的，是否實質幫到了現在的自己？她想了想，說：「累積最多的還是人脈，人脈包括觀眾，那個非常幫得到我，因為但凡我有什麼想法，或是想要做的事，一定會有人衝出來說『我們要一起幫忙！』觀眾與粉絲的關注，讓我很有信心去試不同的東西，因為我知道他們會挺我。」

此行何韻詩為了3月底在台灣的「Dear Self, Dear World」演唱會而來，出發前她在臉書上直播，邀請台灣樂迷有車出車、有力出力，一起載她走訪台北各地的咖啡廳張貼宣傳海報，果然一呼百應，這些都是她轉為獨立歌手之後挖出來的「路」。

錢少有錢少的作法，方法百百種，攤開其實都不足為奇。當個人能力有限時，要成事，最重要的還是同伴，「無論是政治上的或是音樂上的任何改變，合作真的非常重要。」她繼續以「雨傘運動」比喻：「當後來街道上都清掉了，各自回到自己家的時候，就突然有一種孤獨感，覺得好像又剩下自己了。所以絕對不能讓自己有這種『沒有人在旁邊』的感覺。其實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他們最喜歡用的手段，讓你沒有同伴，覺得很孤立啊，大家不能聚在一起。我覺得更要去突破這一塊。」

問她這些年來走著自己想走的道路，還焦慮嗎？何韻詩誠實的說：「會的，會突然有一下覺得好像會不會在白忙啊？到底現在在用的這個力，是不是對的？因為我們做的每一件事情，它都不是立刻可以看到成果的。」

不論是面對自己的演藝事業，或是如何看待香港的未來，她都很難輕鬆的說出「樂觀」二字，但她明白任何改變都不會是一朝一夕，「可能在你有生之年不一定看到那個改變，但你發出的每一個正確的力，它在時間的timeline上還是有它的用途，跟它存在的意義，這個是我自己的信念。」

採訪結束前，她的最後一句話停在：「反正就繼續去做。」就像提醒著不管路途多遠，只要繼續，總會再次遇到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