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鞍華從小熱愛文學，大學期間也主修文學，然而儘管在超過40年的拍片生涯中，已拍攝過《傾城之戀》等多部小說改編電影，以及《黃金時代》等作家題材電影，唯獨對她最愛的詩卻遲遲不曾出手。畢竟詩這個文學類型難度既高又極為小眾，光是想到籌資拍攝就是天方夜譚。

2021年，當COVID-19疫情讓影壇各種拍攝計畫紛紛停擺或延期，許鞍華卻默默開始了這項小小的拍攝工作，而交出了以詩和香港詩人為主題的紀錄片《詩》。

許鞍華採訪了淮遠、飲江、鄧阿藍、馬若等香港詩人，談他們心目中的「詩」是什麼，把已逝的詩人西西生前的聲音與身影收錄進來，並分別前往深圳與台灣，採訪已從香港移居外地的黃燦然和廖偉棠。《詩》揭開了香港過去曾被貼上的文化沙漠標籤，讓觀眾驚覺原來香港有這麼多優秀的詩人，寫出這麼多動人的詩。

香港地小人稠的城市生活型態，讓香港當代本土詩發展出濃厚的城市性格。香港詩人常以城市中的日常飲食與街巷空間等現實生活元素入詩，洞察人情故事並抒發言外之意。就如片中西西所說的：「我不懂得寫鄉下，也不懂得寫天堂，又不懂得寫地獄，那就寫我的城市吧。」

近年香港經歷各種層面的劇烈變動，詩能做些什麼？在片中，詩人透過消失變幻中的各種城市景觀感時傷懷。馬若說：「寫山水未必跟山水有關，寫政治未必跟政治有關。我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可能跟那件事是無關的，只是我用山水來寄託自己的心。」又如淮遠在片中誦讀的〈天堂無霧──悼戴天〉：「你站在九龍看不見香港／五十三年後我站在香港／看不見香港」，短短一句便已道盡不忍細究的複雜心情。

過去許多人對於詩人的想像都是不食人間煙火，但《詩》中受訪的香港詩人們剪鼻毛、打蟑螂、上茶餐廳飲咖啡、縫補穿了20年的破褲子、為了微薄的酬勞在學校教課，努力賺錢養家餬口。他們的詩作也同樣從這些真實生活的土壤中長出，詩中有香港的燒鵝、檸檬茶、通宵的小雜貨店，還有天后地鐵站和北角渡海碼頭。

許鞍華儘管如此愛詩，然而在她年輕時期的想像裡，所謂的詩人，並不是這個樣子的。

許鞍華的文學之路，從她還沒上小學時就已啟程。當時爺爺和爸爸教她讀古詩詞，她還記得第一首詩是李白「床前明月光」（〈靜夜思〉），爺爺說一句，她就念一句，就這樣口把口地，一首一首地學。當時她才3歲，學了好多詩也不知什麼意思：「爺爺說，低頭思故鄉，我還以為是師姑，在廣東話是個尼姑，我還自己亂想是什麼東西。」

上小學後她已開始喜歡看書，姑姑家有一大堆舊的香港兒童畫報《兒童樂園》，她可以坐在凳子上看很久。五、六年級時她開始迷武俠小說，因為爸爸是金庸迷，女兒跟著爸爸一起迷，六年級時她考第一，要求爸爸買給她的獎品就是一套金庸小說。

她的閱讀版圖很快地跨入英文書的世界，因為小六的老師規定她們每天至少得看半小時書，她就在學校圖書館借了《小婦人》等名著，而初中她讀了英國小說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後，又跟著讀毛姆所提出的世界十大名著，包括《白鯨記》、《咆哮山莊》、《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等，每週從圖書館至少借兩本書，全都看完。早在進入大學主修文學之前，她的文學閱讀量已相當驚人。「因為書裡的現實比我平常的現實，還要吸引我。」

中學她開始喜歡18、19世紀的浪漫詩，尤其是濟慈（John Keats），接著又看五四的徐志摩、冰心等新月派詩人。許鞍華說：「這一派的詩人，其實都很像英國19世紀詩人的，都是講那些美景啊、月光啊，所以我們腦子裡頭一直就是有這些印象，詩人都是長頭髮、喝酒，然後吐血，身體不好、早死，林黛玉那種感覺。」

當時她雖迷戀18、19世紀英國詩，卻覺得詩是跟自己生活比較抽離的，因為都是跟大自然或愛情有關，雖然讓人心生嚮往，卻跟當下生活無關。

「可是你後來才慢慢地覺得，很多詩就是說你的生活的一些基本的東西，比如說生老病死啊，他們都寫得很好。好多東西是你自己不懂表達的，你看詩就表達得到。」

但當時她畢竟青春年華，難免喜愛吟風弄月之作。她中學時有位外國女老師狠狠地罵說：「你們不要學這些浪漫詩人，他們太早死了，沒事做就走去外頭看月亮，應該好好地生活、吃飯睡覺。」雖然仍莫名嚮往長髮文人那種浪漫生活，但老師的話她記住了。

如今紀錄片《詩》中的詩人與詩，宛如緊貼著香港日常生活，就是從當年老師的那句當頭棒喝埋下的種子。

「我是有點刻意地，想讓人家看了不要覺得詩是一種那麼抒情、虛無飄渺跟不貼我們生活的東西。我覺得像黃燦然跟廖偉棠他們就是詩人，可是他們是沒有放棄生活，也不打算早死的，他們能融進現在的社會。比如廖偉棠很懂音樂、攝影、電影啊，他們是切切實實有家有小又負起責任，不是像太宰治每天想著要自殺，然後跟女朋友約一起自殺，最後還成功了。我理性上比較喜歡詩人還是社會的一分子，雖然他們是不接受很多社會的規律的。」

黃燦然年輕時來港，在《大公報》任職近25年擔任國際新聞翻譯維生，他是重要的翻譯家，也出版《奇跡集》等詩集。在《詩》中，他自嘲因為香港物價過高而反向地「經濟流亡」去到深圳的鄉村。而在香港、北京居住過多年的廖偉棠，近年與妻小一同移居台灣，在台北藝術大學任教，接各種專欄和評審工作補貼家用。他們為生活奔波，但仍持續寫詩，入世成為社會一分子。

詩在這樣的變動與俗世生活中扮演什麼角色？廖偉棠在《詩》中說：「詩在一個人最無助，最失敗，或最孤獨時才真正發揮作用。」

許鞍華也曾說，她在最低潮時被詩拯救，將詩視為護身符。但她對於這個說法有點不好意思地直言：「哎，我覺得這個有點誇張了，我只是提一提。我很失落的時候，我去找冰淇淋吃、炸雞或者薯條！不是讀詩啊！就是認真地說有時候會翻啊，可是不是老是拿當它當藥這樣的。」

許鞍華拍攝的詩人都認真過著日常生活，確實做到當年那位外國女老師所說的「好好地生活、吃飯睡覺」。但她卻是在從心所欲的70歲後，才在創作外開始認真學習過生活：

「我真的是不太尊重生活的，我現在才在學啊。有點晚，可是想試試看。」

她過去不是忙著拍片就是照顧母親，這幾年終於難得賦閒在家，才開始想生活的事：「因為我現在要吃的比較健康，吃的東西要小心選，又要好吃。你知道我老是晚上躺在床上想什麼？我是在想，現在健康，又還喜歡吃的，是什麼呢？」她努力想到了味噌湯、米粉、海草等堪稱健康的食物，但她真正的最愛是最不健康的甜品。於是她又躺在床上想，蘋果派、冰淇淋、芝麻糊，隨便想到什麼都很愛吃，只好想出了討價還價法：固體的像是皮蛋酥這些不吃，液體的像是芝麻糊、紅豆沙都吃，這樣至少減了一半。來台灣原本最愛豆漿油條，現在油條不敢吃，「可是可以一個禮拜吃一趟這樣。」

她的減法生活，在日常飲食和導演工作中同步上演。

拍了多年的大片，這次在疫情期間拍了紀錄片《詩》，以僅5人的劇組機動完成拍攝，對這次自由隨興的經驗高興不已。過去多年她經歷多次幾百人劇組的合拍大片，最受不了的就是分工太細互推工作，加上溝通層層疊疊曠日廢時缺乏效率。「譬如我叫副導演做這件事，他叫製片，製片又叫他的助理，但是助理又叫他的助理，他的助理回來就找那個副導演的助理，那個副導演的助理，又找回那個副導。」她氣到在現場破口大罵，連以她為主題的紀錄片《好好拍電影》裡都曾拍到這些真情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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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她在疫情期間起心動念想拍《詩》，其實不是為了記錄香港當代詩壇這種目的，而是因為黃燦然的一首詩作〈戀愛中的女人〉中的畫面感跟戲劇性，讓她想要嘗試以電影語言呈現：

如果你也在凌晨走路回家， 在黑暗中看見不遠處一個女人走來， 低着頭，看上去疲乏、困倦、憔悴， 你會以為她是個夜歸的服務業女工， 說不定是個按摩女郎或酒吧侍應， 家裡有一群弟妹靠她賺錢交學費； 你跟她擦身而過時，瞥了她一下， 感到她心灰意冷，臉神沮喪；但你錯了， 我剛看見她從一輛的士下來， 一個男青年跟着下來，擁抱她，吻她， 然後又坐進同一輛的士；她目送他離去， 然後轉身，她家可能就在附近。 她的背景，疲乏、困倦、憔悴， 那是她在戀愛中的緣故，幸福 正大幅消耗她的能量，她體態纖弱， 那是一種隨時倒在戀人懷中的纖弱， 一陣風就會吹走她，夜色再暗些 就會溶掉她。我看見你跟她擦身而過， 向我走來，我們互相瞥了一眼， 你大概會說，瞧這男人精神奕奕， 好像很幸福，而不知道我這熱情 只是她的幸福的餘溫。

許鞍華說，有很多詩為什麼感覺那麼動人呢？就是因為短短篇幅裡視角跟時空不停地在流轉交替，就像這首〈戀愛中的女人〉。又如黃燦然的另一首〈水池邊〉，描述在一個婚禮上，一名男子帶親戚的小孩在酒店門口的水池玩，然後男子就突然說，這孩子很快就會長大，將童年的自己和他都遺忘在水池邊。許鞍華說這個平凡的情境，因為時空的並列，就變成了一個詩。

她原本想以這些詩作多拍幾組影像化的嘗試，可是〈戀愛中的女人〉後來拍了卻失敗收場，因為不同視角的懸疑性再加上詩人旁白讀詩，影像和聲音在時序搭配上怎樣都不對，最後整段剪掉了。然而實驗尚未成功，從這個切入點卻衍生出了一整部香港當代詩的紀錄片。

許鞍華在片中試圖將詩裡的故事和意境影像化，讓觀眾以另一種親近且具體的方式走入詩中。在〈俯瞰〉中，我們看見黃燦然在深夜裡搭上巴士，從巴士上層俯瞰平日走過的街道：「變得空曠的銅鑼灣／寂寞的維園／我看見我一個人背著背囊拿著雨傘的身影」。借景抒情是文學的基本手法，但當電影以影像呈現詩，文字與畫面不工整的搭配有時卻更可呈現意在言外。

而在〈大角咀尋春田花花幼稚園不遇〉中，取自《麥兜故事》的「春田花花幼稚園」當然在現實街頭並不存在，但當鏡頭經過騎樓下的紙紮店、銀樓、藥材行，瞥見香港逐漸消失中的霓虹招牌，廖偉棠以粵語朗誦的詩句，更傳達出沉靜卻迫人的力量：

步步花花，畝畝春田， 一江好夢全無恙。 它不是另一個， 而就是這一個香港了。

許鞍華今年76歲，許多同齡電影同業都已退休，她卻對拍片仍有熱情。她說：「我估計我是對那個電影藝術、電影語言其實真的特別有興趣，像《詩》也是一開始想到了這個電影語言來拍詩，是一個怎麼樣的事，我對這個有興趣，這個是核心的問題，所以就去拍了。不是因為黃燦然也不是因為誰或者是我自己，我只是真的很有興趣，可是這些東西你必須得拍了才知道的。」

若是以「電影語言」作為核心的探索，這次以紀錄片形式拍攝《詩》，她的發現是什麼？

「我的發現是，其實非常明顯的，一個電影是有它的語言跟它的性格的。就是譬如大家都不知道，其實你看戲看多了，你電影裡頭的語言就變成了一個套路。」她說這次跟一位很認真的30多歲年輕攝影師合作，「他很努力，拍的東西也很多很好，可是我們老談不到一起，因為大家那個電影教育根底不一樣。後來我們試來試去，其實我就要求他，我們看到所有這些比較好的紀錄片，尤其是港台的，你是千萬別學。你比他差都可以，可是你不要拿出來人家一看就知道what to expect（會看到什麼）。我唯一給他的建議就是不要弄得太工整。」

許鞍華說，我們常對我們無形中所受的視覺教育是不在意的，往往不知道是在模仿，還以為是自己的東西。她舉例多年前拍《天水圍的夜與霧》，有個朋友看了後說：「哎呀，怎麼那個小孩她的表演那麼TVB啊？然後那個老鄰居他怎麼那麼粵語片啊？」她心想怎麼自己都沒注意到這些問題，但後來她想，其實我們每個人的語言跟動作，都會不自覺地模仿一些常看的電視戲劇之類，到頭來誰先模仿誰都很難說清。

但身為一個影像創作者，許鞍華很強調創作意識：

「你至少要知道其實這個是一個模仿。你不能不知道。很多人就不知道，以為這就行了，其實他們拍出來的東西都不是他們好好地從頭想的。不只是故事，還有電影的語言。」

《詩》中的廖偉棠在一場討論波蘭詩人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的講座中討論「在詩裡面抵抗，或者用詩去抵抗」的可能。而對許鞍華來說，作為一個創作者的抵抗，其實比她不在行的日常生活更加迫近眼前：

「你在社會上生存，其實每天都在抵抗啊。你每天都在抵抗像我說的那個視覺上的混亂跟汙染。你在拍戲的時候，你不能就隨波逐流啊，就是人家怎麼辦，你就怎麼拍，趕時髦這樣子，這應該不是一個專注拍戲的人要求的東西吧。」

她說工作上很多時候難免必須服務老闆和業主，可是若要拍一個自己的東西，當然就需要有這樣的小小抵抗：「這些無形的壓力一直都有，尤其是對於搞創作的人，譬如像出名的誘惑，你如果常常都受到人的注意，人家若有一天不理你，那很難受啊。你就不自覺地老是希望保持那種知名度和人家的注意力，那你也要抵抗啊，因為有一天你一定會沒有的。這最好是你死了以後才沒有，可是有時候你沒死，有一大段時間，你在養老院裡也沒人理你。」

對自己作品的這些要求和檢視，許鞍華向來比任何外人看得都清楚。

《詩》推出後許多人表示喜愛，甚至譽為許鞍華最好的作品，她說：「我不是很意外，因為它其實是比較完整的，因為好多話都說了、能說出來。但以前拍的戲，有時候有些地方是覺得有點問題，可是就還是過了。」因為這次沒有想要掌握，就跟著受訪詩人所說的走，反而被詩和詩人說出了她心中真正想說的。

黃燦然在《詩》中說：「詩這個東西真的是有點神祕，你不能虛榮，你一虛榮的話，它就沒有了。」對於拍完《詩》之後的許鞍華來說，其實電影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