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下午4點半，為了趕上13分鐘後的火車，柯惟欣（化名）用最快的速度收拾好離開學校。接下來的一個半小時當中，她將轉乘3種交通工具，才能在6點前到達位於台北市區的補習班，做一整晚的兼職工作。

隔天早晨以家教拉開序幕，過午，她再度前往補習班工作到晚上10點；惟欣的假期不會隨下班時間到來，星期日還有2個家教正等待著她。透過3份家教與補習班的兼職，惟欣每個月平均收入17,000元，勉強的負擔學貸、房租等開銷。

24歲的柯惟欣在新北市的一所完全中學實習，像她這樣在每週40個小時實習以外，還用自己的休息時間進行家教、打工的實習老師不在少數。全台每一年都有近5,000名實習老師，過著沒有津貼、又得準時到校工作的日子。

2020年12月28日，台灣師範大學等9間師培大學學生會，串聯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台灣學生聯合會等組織，在教育部前召開記者會。在記者會現場，因疫情而戴上口罩的陳情學生們高喊著：「重新檢視實習制度、提供合理津貼！」人群裡除了準備實習的老師，還包括走完實習、仍在準備考正職的準教師，還有單純聲援的支持者。

在經過資料分析和深度採訪後，我們發現，大量實習老師認為自己在扮演「免費長工」，做著和師培規定裡極不相稱的工作、消耗著對教育的熱情。

「實習對我來說是整個師資培育最重要的一環，」剛從台師大英語系畢業，現於台北市立大直高中實習的姜靜說，這段時間讓她第一次有機會從和學生的互動中，去印證、調整自己的教學專業。

從紙上談兵到實戰教學，如何應對學生的問題、用合適的方式講課，這其中的落差，並不是在大學課堂就能完全掌握，實習便成為重要的轉化階段。

但實習的內容也不僅限於「教學」，根據《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的規定，實習由教學實習、導師實習、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組成，各項應佔的比例為45%、30%、15%和10%。

半年的規劃中，囊括了各式教師工作可能會遇到的業務，這樣的制度設計是為了讓他們透過「觀摩」與「演練」，在未來順利和職場接軌。

台灣大學師培中心教授、實習輔導組組長徐式寬表示：「一個學生再怎麼樣熟悉教育的環境，沒有全身進去之前，那個感覺都比較片面。但是下去之後，他會有一種整全的感覺。」這半年，看似是人生中短暫拂過的一頁，卻可能深深影響往後的教學生涯。

徐式寬以多年的師資教育經驗分析，實習是一個決定性的階段，可以明確地讓學生找到對教職工作的肯定感，或者釐清自己是否適合這條路，「所以說他的實習品質的好壞，其實是非常關鍵。」

但在這精進專業的關鍵180天，卻有不少實習老師在「生活」這一關遭到考驗。

一週七天無休的惟欣，用她因感冒而有些沙啞的聲音苦笑著說：「這4個多月以來，我每週都過著這樣的生活，壓力非常的大，為了讓經濟不要那麼拮据。」

在新北市某國小實習的方映筠（化名）則表示，大學期間，一個月至少可以賺取 10,000元，但實習後在校時間長，下班後能負荷的兼職數量有限，一個月收入不超過5,000元，「就是一直入不敷出。」

即便實習再怎麼至關重要，很多實習老師首先要面臨的，卻是為生活費奔忙的難關。

記者在問卷中調查實習期間老師們最主要的經濟來源，400位實習老師中，有超過62%的倚靠著家中支援度過半年實習生活；單靠兼職撐過生活的約20%，也有近18%是用個人存款過日子。

事實上，180天實習工作無津貼的情況，是2003年後實習制度重大的變革。當時實習期長由一學年縮短至一學期之外，政府取消了原先每人每月8,000元的津貼，自此後，實習者還要繳交一筆4,000元到6,000元不等的學分費，實習反而成為儲備老師的「後顧之憂」。

實習老師的經濟困難，官方也並非一無所知。教育部嘗試透過相關的配套措施緩解，譬如提供一些出身中／低收入家庭的實習老師每月10,000元的助學金。但實際上，有很多像惟欣這樣的實習老師，不來自清寒家庭，無法申請補助，所以只能咬緊牙關熬過這半年。

此外，政策也開放實習老師以代課或監考的方式賺取薪資，但並非每間學校都提供機會，實習學校得有老師請假，實習老師才能代課賺取鐘點費，十分仰賴運氣。調查中有41％的實習老師曾在實習期間從事兼職，其中卻僅有12％的工作機會是由學校提供，更有將近半數的實習老師完全沒有代課機會。

無薪的政策，與難以適用的配套措施，讓實習老師的生活挑戰重重，回望2003年前的制度，如今感受相當不同。台中市黎明國中學務主任洪嘉男是經歷舊制的老師，她坦言，津貼能夠讓實習老師的心理壓力沒那麼大，即便金額不是很多，她也仍要打其他的工，「但就覺得說至少還有8000塊，生活負擔比較小。」

投身教育界長達36年、現為後埔國小校長的謝治平也說，「如果為了生活或學費而打工，其實會壓縮到學習的時間，」若有適當津貼，能夠讓實習老師更專心學習、提升教學品質。

實習無薪也不只是個人層面的難題，還可能造成階級的篩選。

長期關注實習老師議題，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指出，若無薪問題導致師資培育出現篩選，則教師的背景就難以多元、教育的普遍性亦無法達成，「政府本來就應該要挹注公共資源，盡量讓不同背景的人都有機會來擔任教師。」

惟欣談及本該一同進行實習的師培同儕：「我身邊很多很多朋友都是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無薪實習半年，所以選擇直接去就職之類的，就會很可惜。」

徐式寬則回憶起幾年前曾有參與實習的學生，餓到甚至得向她借錢，「他非常優秀，可是真的家裡沒有錢，」學生一面抱歉，一面訴說自己必須想辦法撐過這段時期，「所以我是贊成給錢（實習津貼）的，已經到了最後的實習階段，其實應該要幫他推一把，讓他再稍微穩一點。」

另一方面，如果從勞務的角度看實習津貼的訴求，也有跡可循。

教育部雖然一再聲稱教育實習的性質限於學習，但爬梳實習老師半年的生活就能發現，學習和勞動幾乎是不可分割的。

實習老師除了觀摩教學、上台演練之外，也透過處理監考、監督掃區、管理秩序等等較單純的班務，練習一位導師所需的技能，並常需要支援行政庶務。

現於新北市某國中實習的宋沛涵（化名）提到，實習老師除了得具備教育專業知能，也分擔學校校務，「雖然並未深入到核心工作，但確實付出相對的勞力、精力與時間，因此適量的薪酬是有必要的。」

林柏儀分析，不論是以什麼名義，只要有被指揮監督、從事勞務產出的成果，且成果歸事業所有，就應該受到勞動法規的保障，「實際上，這兩個東西是不衝突的，所有的勞動幾乎都有學習效果，我去麥當勞打工炸薯條，也會學會怎麼炸薯條。」林伯儀認為，不能因為實習老師同時在學習如何教學、處理學校事務，就不給予任何對價。

立委鄭麗文日前曾針對實習津貼一案對教育部提出質詢，她在受訪時表示，教育部針對無薪實習的配套措施是「答非所問」，即便有代課機會、清寒助學金，在勞務事實存在的狀況下，仍然沒有回應到不發放津貼的合理性，「就算經濟上沒有困難，政府也不能不給津貼，所以這跟有沒有經濟上的需求是兩回事。」

400位接受調查的實習老師中，高達91.7%認為「無薪實習」並不合理，是在問卷的所有題目當中，共識最高的一項。應付無薪的壓力已是一大挑戰，很多實習老師還得同時面對的是「實習內容錯位」的另一難題。

「其實教學應該是要佔最高的比重，但行政處室就是覺得，我現在有事情、我需要人，你一定要在，」109學年度在北部某國中實習的實習老師張子燦（化名）說，從8月初實習開始，到11月初校慶以前，在教務處長達2個多月的時間裡，照規範教學與導師實習應該佔75%的時數，實際上被壓縮的只剩30%不到。

張子燦回憶，11月校慶前，他天天都要加班到晚上7、8點才能回家，「真的很累，那陣子每天都超過8點才吃飯，回家還要花1、2個小時備課。」然而，在每天工時長達10個小時的狀態下，他依舊要早上8點前抵達學校。

待人差遣、隨時機動，處室主管的一聲呼喚，實習老師觀課和備課的需求就得往後挪移。他們經常懷疑自己到底是實習老師，還是「實習長工」？

行政實習的初衷，是讓準教師充分掌握經營班務時可利用的行政資源，也趁機培養接任行政職位的基礎能力。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理事長侯俊良亦認為，明確釐清實習老師需要培養的行政能力，依照規畫進行訓練，將來這批人真正進入職場，才能與行政端良好的配合，「但是現在大家都反過來，只是（讓實習老師）去做那種尾端的事務，」錯位的規畫，讓實習老師難以瞭解教務全貌，變成無謂的「行政長工」。

遇到類似狀況的實習老師，因為權力不對等而選擇緘默，只能被動等待善意。

實習老師的實習評分，由指導教授、實習單位的輔導老師與第三方評量教師共同決定，分數掌握在上級手上，讓實習老師有苦難言，受訪者告知他們曾被有意無意的玩笑或威脅，像是：「教育圈很小」、「你們以後也會遇到這些」，或者「你做事好雷喔，不要忘記你的成績掌握在我手上喔！」

實習內容的錯位，卻也不是無法解開的死結。新北市的後埔國小就透過完善的規畫，跨出改變的步伐，從前置環節的溝通開始，就給予實習老師有力的支持，甚至在實習結束後還持續提供資源，成功在5年內輔導出近50名通過教甄的正式教師。

改變的起點，要從曾在後埔國小任教多年、並於2014年接任教務主任的邱文良說起。當時處室裡的實習老師不是無事可做，就是擔任派遣雜工，於是邱文良開始和校內教師討論、溝通，透過明確的規畫，改造實習老師的受訓情況，幾年來也經過數次滾動式修正，漸漸形成一套穩定的機制。

每年實習的人選確定之後，學校便會在實習開始前2個月，提前邀請實習老師到校開會，事先制定實習計畫，讓實習老師預先知道各項活動的時程與任務分配。實習期間，實習生每週必須繳交觀察紀錄，並透過2～3次會議，與教務主任、教學組長一同討論當週的實習心得與疑難。

「他們的老師都滿慷慨分享自己的教學經驗，我們有問題的時候都滿願意協助我們，」108學年度曾於後埔國小實習，現已考上正式老師、於台北市南湖國小服務的林冠妘說。

除了能定期和上級老師們反映實習情況，後埔國小更安排了「實習老師週」──把一整週所有班務及教學都交由實習老師全權負責，輔導老師則從旁協助，這樣的機制至今已實施約4年，對實習老師而言是一大挑戰，卻也是扎實的學習機會。

現於後埔國小實習的劉宇庭說，相較平時只有觀課或偶爾上台授課，「一週導師可以學習到更多的班級經營的方法，」邱文良認為，這樣的活動能夠幫助實習老師加強管理學生秩序、調解紛爭，以及與家長溝通等技能，比一般的觀摩、演練更有實戰價值。

學校也刻意將行政實習分批安排在暑假，以及教學演示完畢後等教學負擔較輕的時間，落實「教學為主，行政為輔」，也讓實習老師在每個環節都能較專心的學習。 「過程對他們來說比較辛苦，但是我們做了3、4年之後，其實他們的回饋是還不錯的，」邱文良說。

在後埔國小實習，現已正在帶班的林冠妘表示，現在遇到問題時，都會再回去翻閱之前紀錄的內容，並參考當時老師處理的做法，「我覺得對我的幫助滿大的，」當時一點一滴的紀錄都濃縮在一本小小的冊子，成為正式進入職場的養分。

「假如我們可以減少年輕人他們摸索這麼長一段時間的話，那不是更好？」回顧6年來推動的種種制度，邱文良口中的「幫到底」並非虛言。因為取得校長資格，邱文良已轉換服務單位，但實習老師的受訓方式仍被制度化執行。

在這波爭取津貼的聲音之外，部分實習老師相較於付出的勞動成本，更看重在實習期間的收穫，「如果在培訓上真的有完整規畫，所有東西都是符合法規的情況下，我認為（無薪實習）就是合理的，」現正於新北市某國中實習的宋以楨（化名）說。

後埔國小的案例，透出改善實習陳痾的一絲曙光，但若是缺乏官方的規範與資源，將解方寄望於各實習學校的「教育良心」，終究難以改善整體環境。必須向上探究的是，為何多年下來，官方對實習老師權益的改善措施和回應始終顯得消極？

現階段教育部是否有預算負擔實習老師津貼？記者致電教育部一週後，取得師培藝教司綜合企畫科代理科長劉家楨的書面回覆：「為維護及提升教育實習品質，教育實習期間所需經費需就實習學生經濟需求、大學培育成本、教育實習機構人力、獎勵制度等各層面考量。」對於現行的配套措施是否會壓縮實習教學的品質，則未正面回應。

根據官方統計，國、高中階段的教師甄選錄取率連年降低，低到只在3％左右徘徊；小學也僅能維持1成左右。在新的一批實習生即將投入職場的當下，還有超過20,000名代理老師正在等待著一份穩定的教職。師資年年供過於求，是否正好成為官方消極改革的藉口？

後埔國小校長謝治平同意此說法，他認為若是師資極度缺乏，官方就會給出好的誘因吸引人才投入，「但今天流浪老師這麼多，官方擁有絕對的優勢，還可以篩選，」改善實習環境、吸引人才投入的迫切性自然降低。

政府課予實習義務，卻放任實習老師自生自滅，「出師」的代價如此高昂，真能為國家留下最適合的人才嗎？

實習老師宋以楨認為，成為教師的成本過高，在評估付出與收穫之後，根本無法期待人才投入，「要花時間修教育學程，要去實習什麼的，然後還是沒有機會當老師，我覺得正常人去評估那個成本，一定不划算啊。」

站在工會的角度，侯俊良亦認為，若環境不友善，自然無法吸引人才投入教育產業「如果未來整體的老師的素質滑落，怎麼能期待創造出夠好的教育品質？」

當優秀人才不再將教職視為選項，誰能保證教育不缺工的「榮景」會長久維持？

在12月28日的陳抗活動尾聲，劉家楨出面接下學生的倡議書，但還未給出任何具體回應；此外，他也再次向在場媒體強調實習老師的學習性質，不宜以付出勞務看待。但實習現場的落實情形，卻和教育部的想像有所落差，珍貴預備階段反而已成為實習老師的後顧之憂。

1月底之前，政府會如何對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的提議進一步應對，仍有待觀察。教育部頒布的《師資培育白皮書》第一章，開宗明義地寫著：

「國家的未來，關鍵在教育；教育的品質，奠基於良師。」

每年平均有5,000名的師培生走過教育實習，渴望投身教育界，惟欣身為其中一員，面對經濟壓力、失衡的實習比重，她決定攤開自己的實習生活，期盼大眾協助審視：「說沒有怨言是假的，實習上種種不平等的待遇，還是有讓我的滿腔熱血被澆熄。」不過當她談起初入教育現場感受到的職責，胸口仍存在火花：「學生的眼神投注到我身上、眼光裡對學習抱著期待的時候，真的會覺得一切都有價值。」

實習老師們在「出師」路上燃燒、消耗著熱情，主管機關的政策是一波澆熄他們的冷雨，還是能給予堅定支持，讓教育火苗生生不息的柴薪？

（進度更新：1月22日，教育部公告「為維護學生權益及教育實習品質整體研議之周妥」，將再展延至3月24日前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