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mas的土地上來了一群不速之客。藍色帆布下，擺放了用木板拼湊的床，床上散落著棉被與保養用品，架子上整齊晾著衣物；室外一片鋪上水泥的區域，放置著水槽以及其他廚房用具，散發出完整的生活氣息。

這塊位於南投縣信義鄉明德部落後方、海拔1,200公尺的山凹，終日不斷收集雨水與峭壁滲出的地下水，匯集成一條山澗，長久以來就是部落的簡易水源來源，是身為布農族的Wumas繼承自父親的原保地；但因工作繁忙、父親年事已高體力不堪負荷山上農事，無償借給小學同學後，沒想到被轉租給隱身在山區裡的失聯移工，無聲無息搭蓋出一間工寮。現於信義鄉明德村信義教會擔任牧師的他解釋：

「我們這邊很多都這樣，下一代離鄉、或沒辦法再像前人每天那麼累的到山上做農，為了不願讓土地荒廢下去──這在傳統上是不好的事情──就會借給親友幫忙照顧，剛好就留了一些空間在那邊操作（轉租給移工）。」

沿著台21線穿過水里，一路向南通往台灣最高峰玉山方向，陳有蘭溪蜿蜒在連綿山脈底下，河岸邊的土地上密集栽種著葡萄與梅樹，明德村就位在進入山區的第一個主要部落。而在山坡上隱密散布著的工寮，對於當地人而言已是公開的祕密：一群面孔飄忽不定、語言無法理解、人數難以估計的越南移工，一個接著一個來到信義鄉山區，如潛藏的伏流，在明暗交界的山林與農地間流竄。

「部落的人反映生活垃圾及生理穢物倒入小溪中，嚴重影響水源品質；另外教會會友傳言我在『養外勞』，所以我一定要找警察來處理，因為移工問題實在太嚴重，我們多次反映，甚至換了警察局分局長來加強查緝力道，」身為牧師的Wumas是部落裡的道德指標，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得知土地被移工占據後不久就報警處理。

在兩位警察陪同下，Wumas等人來到布農族語稱為Lalama、漢語稱為九層坑的明德村後山，當場撞見工寮內有一對男女，他們立即跑進茂密的芒草林，消失無蹤。

「移工和我們的生活範圍已經太過重疊，我們少他們不行，他們少我們不行，一但被捉到，對在地的經濟衝擊會很大。他們甚至因為利益而已經發展出集團，我們不清楚到底多大規模，但他們的存在是很明顯的事實，山上隨處可見、大家都知道在哪裡，不是只有我們這個地方，有時候隨季節遷移，信義鄉做完一團到仁愛鄉，我的表弟媳在拉拉山也有聽到，連警察也沒辦法掌握全盤圖像，甚至進到祖先土地的傳統領域去。」

Wumas的堂哥金全慶透露近年來失聯移工在當地人力市場價碼的變化：「每年外勞的工錢都在漲價，4、5年前剛開始（一天）800元，現在提高到1,300、有的還要1,500元，反而比台灣勞工一天1,100元左右還要貴。但台灣的不穩定，有時喝多了隔天就不來，還要準備點心，所以外勞雖然比較貴，卻肯吃苦、效率比較好，他們也吃定台灣沒有工人，一年年抬高價格。」

他在第一段婚姻失敗後再娶的對象，是一位失婚的越南籍女子，結婚後兩人從農事到包工程努力打拼，藉著妻子的聯絡管道，「全盛時期」聘僱了2、30位失聯移工，國籍涵蓋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其中尤以越南人讓他印象最深刻，「個子小小的，可是力量滿大、工作能力很強。」

因為人力成本上漲、不同族群容易分幫結派等問題，加上妻子因故回越南老家，金全慶現已不再聘請這些勞工。他的工作與婚姻，具體而微反映了越南移工社群深刻鑲嵌進當代原住民部落的現實處境。

「我們十甲的這條溪上去，就有快500位（越南移工），」金全慶在他位於陳有蘭溪畔耕地旁的鐵皮屋宇，手指著一旁的支流郡坑溪說，其南北兩側的十甲、三十甲以及稍南側的九層坑──幾乎整個明德村後山的範圍──現已成為信義鄉最龐大的越南移工聚落。

「只要看到被開墾的山坡，幾乎都是外籍的在種。像這幾年梅子價格沒有很好，很多放到都長樹林了，整一整下去種菜，哇！光禿禿的全部都是他們（移工）種的菜、又很漂亮。所以這邊外勞都很有錢，白天幫人家做，晚上做自己的。」

我們隨Wumas沿著狹窄陡峭的產業道路前往明德後山，不時遇到騎著打檔車的移工載送蔬菜下山，經過時與他禮貌性點頭打聲招呼，像是隔壁時常遇見卻從不了解彼此的鄰居。

此前被移工占據的工寮已消失無蹤，僅剩一角的水泥地面，周遭是整齊攀爬網內的敏豆、剛種下去的生薑，另一塊用鐵絲與木板圈圍起新整理出的地盤，裡頭養了數十隻雞鴨──上一次Wumas來看時還未存在，他判斷，這是供應周遭山頭幾百名移工肉食所需──從此可看出他們短時間內一步步建立起近乎自給自足的生活圈。望向附近連綿的山嶺，散布的工寮與經過整理的耕地歷歷可見，這裡的移工已從以往被剝削與躲藏的「工具人」角色，轉而自立門戶，掌握關鍵土地與生產條件。

當天陪同Wumas上山搜查、因查緝工作隱密性無法具名的警員A表示：

「我調來這裡第四年，明顯看到非法外勞愈來愈多，但由於缺工太嚴重，身分雖然非法，當地人農忙時都需要他們。再來，許多雇主都是地方有力人士，所以只要不涉及刑事犯罪、不打架鬧事、單純做農的（移工），（警方）基本上不會干涉。」

只是，A也指出，隱藏在非法農業移工社群背後，最令人憂心的是盜伐的問題。

「以前山老鼠都是我們自己人：親戚、同學、教會長老⋯⋯部落裡很多『木師』，就是偷木頭的師傅，背一塊下來就是兩萬塊，誰不想要做？後來都陸續被抓，還有一、兩個在（監獄）裡面，有的出來後要賠高額罰款，即使努力工作也沒辦法有存款，」Wumas說，他那塊被移工占據的土地擁有珍貴的水源，長期以來也是山老鼠的中繼站，在那裡分切木頭並運送下山，在人際連帶緊密的部落中，每位涉入盜伐的族人他都看在眼裡。

「教會對這種事畢竟還有道德的譴責，另一方面部落的人也會反彈，憑什麼就你們這一群人拿走山上資源，像我同學偷木頭也是被部落罵得超慘⋯⋯漸漸就收手不敢，安分做農。」隨著修法加重刑責與加強查緝，原住民盜伐者陸續被抓且判刑入獄，加上在地的壓力，現在愈來愈少族人願意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

隨著移工盜伐日益猖獗，這群外來者的存在，也對在地族人百年來活躍於土地上的傳統狩獵帶來意料之外的衝擊。金全慶望著從小在其中長大的熟悉山林，感嘆現在竟已不太敢上去打獵：

「我上次到西巒大山跟我們明德後山交接處，要走好幾個小時的深山打獵，就碰到一個『鼠窩』──越南山老鼠的據點。裡面有的荷槍實彈、有人拿開山刀，我那時就一把槍，若是他們怕我去密告⋯⋯真的提心吊膽、準備對戰。」

「偷珍貴木頭的行業可能永遠不會消失，只是看誰在其中得利。當我們的族人在山上工作，就會看到這些外勞背著木頭下來，那個情緒會很不舒服⋯⋯當然不是說我們想偷木頭，而是這也是我們森林裡面的資源，憑什麼現在變成你們在那邊搞，久了之後情緒會一直累積，不少族人對這種現象很反感，像仁愛鄉那裡不就開一槍嗎！」Wumas繼續說著：

「人跟人之間最起碼有法律規範，（失聯移工）沒有了這個明確的界線，與我們產生很特殊與扭曲的共生關係，我們需要他們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又在我們的土地上偷木頭、擁有火力，令人難以接受。」

Wumas的經驗與感受，也是在地布農族人面對這群幾乎已落地生根的「法外之徒」的困惑、擔憂與矛盾。

「當他們被當成謀財工具，沒有辦法繼續產出時，或因為生病，怕被遣返沒有下山就醫，處境就很危險。」

Wumas說，之前部落就曾發生過雇主跟移工約定時間發錢，結果前者沒出現，反而報警去抓人；而老闆提供毒品給移工以保持體力徹夜盜伐做工，更是時有所聞。

「這幾年在山上不時都可看到外勞的無名屍，有的腸子都出來了、有的被吊在桃子樹上，推測都是因為木頭的利益糾紛被滅口，但因查不出身分，警方只能草草結案，」金全慶說道，「以前我們原住民因為家庭經濟需要才去背（木頭），現在山上都有監視器，一認就知道是誰，可是逃逸外勞查不出身分，甚至死在山上也查不出來。」

（延伸閱讀：〈夏夜裡的那聲槍響──原住民獵人誤殺移工山老鼠，案件背面的多重隱憂〉）

「這已經是國安問題，不是林政問題，」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水里工作站主任謝光普強調。信義鄉陳有蘭溪右岸的林班地屬於水里站的管理範圍，身為近年林政案件最主要的「被害者」，他深切感受到越南移工對於台灣山林帶來的嚴重威脅。

此一行為樣態涉及族群（失聯移工）、地點（國有林地）與犯罪（《森林法》第50條）的特殊性，在政府中卻由不同單位管轄：前兩者分別屬於移民署專勤隊、林務局各林管處工作站的權責範圍；而第一線執法者──負責刑事犯罪搜索與偵辦的警政系統，又分為案發地的轄區派出所，以及負責國土環境資源及自然保育的保七總隊（俗稱森警）。因此儘管是單一盜伐事件，卻被切割為不同單位，考驗彼此間的橫向合作與聯繫，同時增加查緝與偵辦的複雜程度。

跟全台各地盜伐熱點的工作站一樣，水里站也面臨極有限人力與巡視面積不成比例的無解問題：平時僅靠25位森林護管員（俗稱巡山員），每人平均負責面積高達近3,000公頃（一公頃約等於一座標準足球場），猶如滄海一粟，此外還有如租地管理、濫墾、森林火災甚至搜救登山客等包山包海的工作得兼顧。

除了權責被不同單位切割、現有人力不足等困境，失聯移工身分難以辨識以及具備能活躍台灣山林的身體條件，是其在現階段橫行台灣山林、甚至躍升成盜伐產業鏈關鍵角色的主要因素。謝光普表示：

「原本的方式要不是現場埋伏、攔查，不然就靠蒐證，但對象換成外勞後很難辨識臉孔，查緝受到很大阻礙；而以前警察靠電話監聽無往不利，但這幾年不講電話都用LINE，通訊監察的方式也行不通了；再來是他們會製造很多斷點，背的、載的、賣的都不同組人，不像以前同一個人，犯罪鏈的斷點愈多就愈難查下去。」

在水里站擔任護管員已十多年的詹益照，對越南移工在山林的矯健身手印象特別深刻：「有一次已經掌握到情資，跟保七的森林警察配合專案，埋伏在登山口準備人贓俱獲，結果十幾個下來，我們人力只有3、4個，只能專攻一人，結果一喊全部從峭壁跳下去！已經埋伏、也看到人了，但還是抓不到，個子小小的動作非常快、體力非常好。有時山上會有遺留下來的衣物，都很小件，會以為是小孩子的。」

為因應日益猖獗的盜伐行為，從2021年開始，他們例行性的巡護工作從每個月上山1～2次加強到3次，而且每趟得紮營於山林深處2～4天的時間，巡視盜伐熱點區域是否有遭到新的切鋸痕跡。

水里站近期因應移工盜伐的進化，也積極與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科技偵查隊合作，去年（2022）起將攝影機拍到的影像，提供給後者，由移民官從資料庫中逐一辨識，比對出一位在郡坑溪床騎車運送贓木者的容貌，恰好與某收容所內移工極為相似，在該人被遣送出境前將其借提偵訊，最後認罪。然而這只是少數成功案例，絕大多數狀況是即使拍到清晰影像，由於失聯移工數量龐大，有效指認比對出來的機率不高。

由於移民署專勤隊都設在各地行政中心，距離事發地遙遠，且人力有限，難以涵蓋幅員廣大的山區；而大部分移工工寮聚集的區域，多屬於原保地，透過層層轉租或借地給予移工在其上農作，並不屬於國有林班地的範圍，亦非巡山員的巡視範圍，他們也難以掌握動態。於是這塊灰色地帶的蛛絲馬跡，就肩負在派出所基層員警上身上。

A固定排有到明德後山巡邏的勤務，然而常常在準備上去時，動靜就被位在制高點的移工所掌握：首先會聽到上方響起的鞭炮聲，代表移工間示警的暗號；一旦接近他們居住的工寮，若非其搶先一步躲藏，就是會由一位持有合法身分證件者出面，拖延警察時間。加上現場查無犯罪證據，常只能眼睜睜讓這個既成的現實繼續存在。

在「敵暗我明」的劣勢下，為了搜集情資，久而久之基層員警自行發展出一種與移工的微妙互動。A就表示：

「移工之間有各自勢力盤據，一團一團彼此之間都會競爭，為鞏固勢力有時互相出賣。我有時候就會上去跟『阿官』（化名）問一些風聲，她從越南嫁來台灣後跟老公處不好，離婚後不知道去哪裡，就來信義鄉落腳，漸漸地合法買下這裡的土地，現在成為逃逸移工的主要聯繫管道，有一些隱藏在邊坡的工寮，都是從她這裡問到的。」

阿官在信義橋頭經營的檳榔攤，扮演著當地移工的地下仲介樞紐，長期以來令公部門及執法者頭痛不已：除了安排與調度當地的農業勞動需求，她還是接應越南盜伐者的關鍵。

「每次經過，我都會注意那個檳榔攤，看有沒有莫名其妙的人聚集，那個越南外配阿官是我們的眼中釘，她有合法身分又會中文，外勞幾乎都是靠她『發落』（處置、安排）。森警曾經有次攔查到她的車，打開後車廂都是檜木味的衣服，她正準備拿去洗，一件件拿起來看木頭有沒藏在裡面，但是什麼東西都沒有，搜到衣服也拿她沒皮條啊！之前執行明德後山九層坑的查緝專案時，她也有被抓過，上銬帶回到集集分局，後來也沒事，」謝光普說。

儘管長期以來大家以心知肚明阿官所扮演的角色，但苦無事證的情況下，只能進行「道德勸說」。謝光普表示：「信義街上每個人都知道阿官，她其實也知道我們有在注意。有一次清查出來，剛好在橋頭碰到她，我停下車當面說，請她不要這樣子！她也聽得懂在講什麼，但就是裝傻。」

「你覺得這些木頭砍了那麼多年還會有嗎？」

A永遠忘不了，阿官講的這句經典名言，印證了一直以來從情資中聽說，移工每天進到西巒大山下的國有林地盜伐，從較低海拔的牛樟到中高海拔的檜木，幾乎已被砍伐殆盡。

「因為經濟結構改變，年輕一代幾乎在外地工作，沒有在那邊耕作就不會產生連結，連我自己都很少上去，山上發生什麼事情，已經沒有辦法產生共鳴。」

Wumas極為感嘆道：「在這邊工作的外勞跟山林的連結，反而比族人強，像有時聽到工寮傳來他們國家的歌，有水、有電、還養雞⋯⋯對一個布農族來講很弔詭也非常羞辱，山原本是我們的家，但是這種情感竟然被淡化了。」

在國家的力量已達到瓶頸的情況下，信義鄉最深處、位在玉山入山口的東埔部落所成立的自主巡守隊，仍讓當地人們看到可能的希望。A就強調，「派出所主要受理一般民眾報案，只靠我們警察（查緝盜伐）成效非常有限，如果像東埔那邊常常有部落族人上去活動，才會壓迫他們（移工）生存空間。要喚起部落對土地的意識，不管警方、林務局或其他政府單位，一起更加積極合作巡山，讓族人參與其中，才有更大的責任與興趣保護自己的家， 相信能比現在更有效杜絕山老鼠非法活動。」

（延伸閱讀：〈重新伐下族人親手種的樹──與國家和解，賽夏族重返山林的漫漫回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