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落地在台灣的一刻，阿離（化名）看到桃園機場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這讓他感到安全，「幹，我終於離開香港啦！」

阿離曾任香港立法會議員的助理，因前雇主被指控觸犯港版《國安法》，他擔心自己也會被檢控。眼見愈來愈多反修例抗爭者被捕，他在2021年春季下定決心赴台求學，起碼先讓自己得到安全。

20歲出頭的他，來台前6個月被不明人士騷擾和威嚇，也經常被便衣警察裝扮的人在暗角監察。有籃球員身高的他極容易被認出，但他以換裝、換髮型、更改出入時間，以及多次搬家應對。

因為台灣沒有《難民法》，所以在法規上不存在難民身分，也沒有明確制度化的庇護機制。來台尋求庇護的港人，在通過重重程序後，只能透過台灣政府的類庇護機制，取得「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身分（簡稱專案身分）。台灣香港協會理事李淇指出，（2019年反修例運動後）至今，已有超過千名港人接觸陸委會或後來成立的「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簡稱交流辦），嘗試尋求協助。

綜觀台灣政府的類庇護機制，從時間上可被劃分為兩個階段：NGO時期，及交流辦時期。

「NGO時期」在2019年6月、運動初期即開始。此時，COVID-19疫情還未現世。數個台灣民間團體，與台灣政府協調下，組成臨時工作小組，透過自身人際網絡搭線，協助有政治被捕風險的港人來台。到該年8月，民進黨引述總統蔡英文的指示，宣布以「個案」形式人道援助有需要的港人。

尋求庇護的港人此時期大多以旅遊簽證申請來台，到達台灣後再透過民間團體與陸委會聯絡。民間團體協助尋求庇護者準備文件、證詞，向陸委會申報「個案」，再由陸委會審查後延長旅遊簽證；他們在台的身分為旅客。

曾任經濟民主連合（經民連）國際倡議部主任、協助港人個案的Candi Tong表示，NGO時期很多事情其實都由民間團體處理，例如給尋求庇護者生活、醫療援助、定期聯絡等；相應費用也由民間團體自行募款。

2020年1月COVID-19疫情開始後，台灣政府暫停批出旅遊簽證，大部分尋求庇護的港人只能透過求學、工作簽證入境，再申請居留。他們在台的身分是學生和外籍工作者，但與旅客身分的尋求庇護者一樣，在NGO時期都沒有類政治庇護的身分。

類庇護身分，即「專案身分」的出現，要等到「交流辦時期」開始後。

陸委會2020年7月成立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由官方主導處理類庇護事宜；先前以旅遊、就學、工作等事由來到台灣的抗爭者，在民間團體把個案轉交給交流辦後，陸續獲得「專案身分」。

相較NGO時期來台的尋求庇護者可透過民間團體向陸委會求助，交流辦時期來台的尋求庇護者要透過熱線電話，自行與交流辦聯絡。尋求庇護者要讓交流辦信納自己有迫切需要，讓熱線專員把自己當成一個「個案」。

若交流辦接納尋求庇護者為「個案」，將對尋求庇護者進行跨部會聯合審查（聯審）。聯審包括書面審查、自述和面談，由跨部會處理，包含移民署、外交部等。審查時，申請者要提供證詞證明自己返港的危險。

通過聯審後，陸委會將私下確認尋求庇護者的「專案身分」──尋求庇護者在學生或外籍工作者的身分外，將擁有這特殊身分。

香港邊城青年祕書長馮詔天解釋，「專案身分」讓尋求庇護者免卻申請求學得遞交的「良民證（無犯罪紀錄）」要求，也豁免申請工作簽證的居留證要求，交流辦亦會為具此身分的尋求庇護者提供資金協助和醫療關懷等；不過，最直接的功能是讓尋求庇護者不需要擔心被遣返。

由於台灣政府已簽署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簡稱兩公約），政府要遵守對於受政治或宗教迫害尋求庇護者的「不遣返原則」。「專案身分」雖然不能確保當事人定居台灣，但台灣人權促進會（台權會）副祕書長王曦表示，一般情況下他們應不會被遣返。

沒有「專案身分」的流亡港生，居留權依附在學生身分上；一旦因故休學，學生居留證即失效，無法確保續留台灣。沒有「專案身分」的流亡港籍工作者，若失業過久，也面臨遣返離台。

內政部日前完成修訂「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台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讓港生和港籍工作者，若失去學生身分和失業，可以延長居留覓職最長一年。此修訂讓遣返風險推遲，但仍然存在。而且，沒有「專案身分」的流亡港人，在特區護照過期時，不能為居留證續期，仍面對急迫的遣返風險。

然而，交流辦時期的類庇護機制，卻形成兩道尋求庇護者難以通過的窄門。

交流辦成立後，民間團體將過往「個案」轉移給交流辦，也不再直接協助港人來台，如預先檢查尋求庇護者的文件和申述。經民連研究員江旻諺說，港人「就直接打交流辦的熱線」。民間團體在交流辦時期，可以提供的協助，就只有分享過往經驗和心得。

這熱線是第一道窄門。Candi Tong感嘆，不少有庇護需要的港人，「其實連交流辦的門口都摸不到。」

「這個過程會繞圈。」她遇過一個尋求庇護者，他在香港時撥打熱線，熱線專員表示，他要先來台，交流辦才能提供協助；可是，來台後再打電話，對方竟然又指他已經取得居留證，已經很安全，不需要交流辦的協助，婉轉拒絕他的申請。「沒有人知道到底要在香港打，還是在台灣打這個電話。」

李淇透露，因為語言溝通的落差，或是不了解台灣公務員的說話模式，不少曾協助的尋求庇護者，在與熱線專員交涉數次後選擇放棄申請：

「有幾位手足差點進了專案，可是大半年間來來回回，也還是不知道交流辦可以保障的有多少。他們看不到希望，最終還是去了英國。」

另外，當尋求庇護者在被捕前就已經來台，他們沒有逮捕令，也不懂得如何準備證詞，很難說服熱線專員接納他們為「個案」。雖然逮捕令不是成為「個案」的必要條件，但根據馮詔天的經驗，交流辦時期來台、而沒有逮捕令的尋庇者，獲接納為「個案」的機會極微。

婷婷（化名）大學畢業後，已來台就讀研究所逾半年。反修例運動期間，她在港管理一個通訊平台；一次抗爭行動後，有朋友因為平台的訊息被捕。因強烈意識到被捕風險，2020年年底，她收拾細軟來台避險。

和阿離一樣，婷婷也沒有逮捕令。他們一開始都認為自己沒有需要「專案身分」，加上民間團體指申請機會渺茫，他們一度沒有聯絡交流辦。

婷婷說，「至少我在這裡讀書的期間是安全的。」不少有庇護需要的港人，都想先自力更生；他們來台後不知道陸委會能提供什麼支援，也不知道要怎麼找協助。

可是，在不穩定的狀態下自力更生，其實不簡單。阿離和婷婷都在忙亂情況下來台，能選擇的學校和學科不多，目前就讀的都不是自己最心儀的學科。

王曦指，很多沒有或未能進專案的尋求庇護者都是學生。在異地倉促就學，難免遇上適應不良。他們有的要考慮休學、轉學、籌學費的問題；而一旦失去學生身分，他們要靠專案身分才能確保續留台灣，但他們卻只有一般管道的協助。

婷婷後來因就讀的課程不適合自己，漸漸產生休學的念頭。阿離也因為護照的問題，希望得到台灣政府協助。他們決定撥打交流辦的熱線電話。

接通熱線後，話筒傳來錄音親切問候，詢問來電者要用廣東話還是國語對話。不過在真人接線後，專員又表示自己其實聽不懂廣東話。熱線方不會主動告知可以幫助的範圍，來電者要主動明確講述自身情況，和提出請求。

熱線的音量極小，來電者要把話筒使勁貼近耳朵，才勉強聽到專員講什麼。

阿離和婷婷分別問對方，是否必須要有逮捕令才能申請？專員沒有直接回答，僅指「可以先寄電郵給我們，我們會再看看具體情況。收到電郵後1～2天會回覆。」

他們沒有立即把相關資料傳給交流辦，像那些可以佐證自己有被捕風險的新聞、運動中的通訊內容截圖、以及曾任議員助理等文件⋯⋯，資料涉及人身風險，而交流辦提供的遞交途徑只有電子郵件，他們不肯定資安上是否完備。

就在他們考慮把資料寄到交流辦信箱時，台灣的援港相關爭議又讓他們心灰意冷。

回想下飛機時看到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阿離感到苦惱：原來在台申請庇護不容易、原來援港措施會遇到這麼多阻力。

他在Dcard上看到網民在「公共政策網絡參與平台」發起的、已達5,000票連署門檻的「廢除港澳條例提議」裡，有網民指香港人就已經是中國人，不能用以前的政策框架來處理對港政策。民間的爭議也讓他煩心，早前桑普、王喜事件發生時，台灣網民的輿論風向一面倒認為港人應該自力更生，不應要求太多。這些挫折讓阿離憂鬱復發，尋求醫生協助後，目前以服藥控制病情。

雖然阿離在來台時已有為台灣貢獻的抱負，對這裡的公共事務也十分關心，但他現在認為在台流亡人士處於劣勢。在一些人的協助，他不再考慮申請「專案身分」，已在6月初飛往歐美尋求當地庇護。

至於婷婷，在致電交流辦後陷入自我懷疑。不清楚的機制、複雜的政治輿論形勢，讓她糾結「其實我算不算危險？」她一直猶豫是否要遞交申請。

目前交流辦沒有明列「專案身分」的名額，使得在台尋求庇護的港人間對於誰能擁有「專案身分」，像進入一種無形的比較。婷婷就擔心自己不算最高危，若申請將分薄其他港人的資源；而阿離則遇過有「專案身分」的港人冷言冷語，質疑他的風險不大，不需要這個類庇護身分。

婷婷說，「愈來愈心寒政治手段，加上我不太喜歡自己的學科，放棄掙扎，提早適應新香港算了。」她決定放棄申請，冒險回港，「休學回香港找工作了，不指望台灣有什麼幫忙。」

台灣類庇護機制的第二道窄門是聯審。即使交流辦接納成為「個案」，尋求庇護者仍須「過五關斬六將」，證明自己的返港風險。

台權會祕書長施逸翔說，NGO時期律師會協助手足寫政治危害因素的證言。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祕書長、前台權會祕書長邱伊翎補充，民間團體和律師會協助港人準備申述和文件，避免申請遇上問題。她表示，那時候轉交的個案通過率是很高的。

《自由時報》今年1月引消息報導，有約130名港人「以『人道援助』事由來台居留」。由於消息長期封閉，即使公眾知悉這個數字，也未必能理解它的意思和脈絡──這130名港人，實際上便是得到「專案身分」的尋求庇護者。據李淇了解，他們多為民間團體轉交給交流辦的個案。施逸翔和王曦也說，交流辦覺得由民團轉交的個案比較可信任。

「現在的問題是，整個程序完全沒有律師參與，交流辦說什麼，只能聽什麼，對個案很不利。」

江旻諺指出，「尋求庇護的港人不會知道審查標準是什麼。」他協助的尋求庇護者，只知道自己是否通過聯審，交流辦不會多做解釋，也不會有一份寫明尋求庇護者獲得專案身分的文件。

民間團體在官方交流辦成立前，臨時先嘗試建立一套運作規範；交流辦接手後，尋求協助者以為交流辦能直接解決他們的問題，但接手後的交流辦情況較為封閉不透明，使得這些湧入交流辦的個案，民團也未能得知，難以提供法律上的協助。知情人士就透露，交流辦很少「拒絕申請」，即使未通過聯審，也少有直接回絕；不少個案於是一直處於等待狀態。而等到有尋求庇護者回頭向民團陳情時，個案已拖延過久。

「來之前有隊友通知我們，他會被上門拘捕。因為是一起行動的，所以就沒想很多，就馬上決定要走了。」

家寶（化名）在NGO時期以旅遊簽證來台流亡。談及選擇台灣的原因，家寶說這是當時他唯一的選項──2019年10月，台灣政府修例讓護照有效期不足半年的港人，也可以上飛機來台，而他已來不及為護照續期了。

因為來時倉促，家寶需要「專案身分」，豁免一些求學要求，才能以學生身分居留。在交流辦時期，民間團體把他的「個案」轉交給交流辦，從申請到獲批歷時大約半年。但他指聯審的時長不等，「有人的申請等了一年才通過。」

即使申請時間短，但半年也不易撐過。他說，「等待的那段日子很難撐的呀，因為還沒讀書，而那些事情你又不知道會不會有結果。」

家寶指聯審的過程如在雲霧裡走過，他曾遞交證明文件、自述和面談，但只在最後收到陸委會通知申請獲批；事前不知道標準為何、成功機會大不大。

「所有事都是沒有定案的，所有事都是浮萍來的，沒有根的，而且你也不能去說，能不能快一點啊這樣，就是說你沒有資格跟別人bargain，你沒有資格去ask for，那你就只能等。」

「那時候還沒讀書時整個人都很頹廢。我剛來沒多久的時候，我其實是沒怎麼見過白天的。⋯⋯這段時間怎麼撐，就是很辛苦地逼自己睡覺，然後也會出去走走⋯⋯逼自己出去走、拍拍照⋯⋯讓時間不要真的好像沒有事做那樣，空白般。就是空白的時間是很難熬的，像我會想為什麼坐了那麼久才過了一個小時。」

後來，他被朋友問過如何申請「專案身分」，但坦言不了解交流辦時期後的情況，只能叫他們先打電話了解。聽聞阿離和婷婷的近況，家寶說，「唉，其實我真的只是比較幸運比較早申請。」

交流辦主導類庇護後，台灣政府也從未詳述「專案」可以給尋求庇護的港人什麼保護。打開陸委會網頁，新聞稿一文說明：「該辦公室下設『諮詢服務』、『專案管理』及『行政庶務』。」就「專案管理」，在對外說明資料描述下，竟包括「提供就學、就業、投資創業、移民定居等專案諮詢及協處」；令人混淆交流辦在類庇護機制中的角色。

Candi Tong指，台灣政府不會用「庇護」字眼。「吊詭的地方正是，雖然我們自己知道這個『專案管理』等於政治庇護專案，但當政府不想公開說、不留任何公開資料，一方面他們就無法被課責、被監督，另一方面需要尋求協助的人也不得其門而入。」

和政策字眼一樣模糊的，是整套類庇護機制。王曦認為：

「政府常說人道援助只能做不能說，但是『個案細節不能說』和『程序透明不能說』是兩回事。」

王曦指出，就第一道窄門而言，現在的尋求庇護者，很多都不知道要如何開啟申請的程序，沒有公平獲得資訊的機會。至於聯審，她認為相關部門起碼可以公開有什麼人參與，而考慮的理由會是什麼。

台灣基進宜蘭黨部辦公室主任康駿銘則認為，台灣政府不可能公開「專案」聯審的具體標準，因為「中共要製造符合條件的人，能有多難呢？」不過，正因為沒有明文規定，公務員不知道要如何判斷，最後只能取決自己的標準，但每個公務員的標準又不一定一樣，「可能有A、B、C三個人處理個案，那可能三人的標準都不同。」他說，台灣政府有空間做得更好的，可能是讓不同部門在聯審的合作更緊密，讓符合資格的個案更快通過。

可是尋求庇護者能等待的空間，已經不多了。一些在台流亡的港人，和家寶一樣來台時護照有效期不足半年，但不是每人都能像他般成功得到「專案身分」。當他們的護照過期，又未得到「專案身分」，台灣政府要怎麼安置這些港人，前景仍不明朗。

根據陸委會的講法，4月底原本要放寬的港人來台工作定居規定，旨在回應民間團體提出的啟動「HF177」政治庇護居留途徑倡議；這途徑讓得到「專案身分」的港人，在居台兩年後即可申請定居。

馮詔天說，目前具「專案身分」的港人沒有穩定定居路線，這的確是陸委會和旗下交流辦需要改善的問題。不過，他認為就具「專案身分」的類庇護者而言，即使他們休學、失去工作，在《兩公約》保障下，他們不太可能被遣返回港；風險更大的人群，是不具「專案身分」的尋求庇護者，需要面對的遣返回港「定時炸彈」。

3月時，在台港人、台灣網民間熱議港人是否應該對台灣政府訴求更多。反對者認為台灣沒有義務幫助香港人，認為除了台灣外，尋求庇護者還可以去其他國家，不必拘泥在有國安等考量、政策可能不是最便利的台灣。

阿離、婷婷也同意台灣不是最好的選擇。然而，他們都屬於沒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的一代，無法快速移民英國；也因為家境不富裕，如沒有他人資助，無法承受居留加拿大的費用。

婷婷說，「我的經濟能力只負擔得起台灣。」據阿離了解，很多以前議員辦事處的同事都已經流亡歐美，但因為他沒有家人資助旅、學費，生活成本較便宜的台灣，成為他當時唯一的選擇。

就已經來到台灣的尋求庇護者，邱伊翎形容，台灣已經「接收了活生生的個案，就必須面對他們的需要」：

「不要讓庇護者有不確定的狀態，不知道將來可以怎麼辦。而要讓他們作為人，可以有尊嚴地活下來。」

來台的港人尋求庇護者，大多對台灣政府援港承諾有所期待。可是，不清不楚的措施卻讓這些期待幻滅。當尋求庇護者抱著避難的打算來到台灣後，已經耗費一批積蓄，無法久等台灣政府無了期的申請、審批標準；更重要的是，他們已無法像普通移民一般可以「拍拍屁股回家」。

若現況限制台灣政府援港，若國安風險妨礙台灣接收港人，Candi Tong認為，台灣政府至少可避免尋求庇護者對此地錯誤的期待；可是既然主動提出了援港措施，就至少要務實討論願意接收多少人、願意給多少預算支援政治庇護者。

那麼，究竟交流辦是否鼓勵港人來台尋求庇護？還是會建議港人優先考慮別國？

熱線電話的專員不置可否，表示要先確認申請人的實際情況，指可以考慮透過普通求學、工作途徑居留，「可以先到官網看看哪個方法適合。」記者向交流辦進一步詢問後，他們以電郵回覆指出：「港人是否選擇來台，我們尊重渠等意願。」

阿離苦笑和其他國家流亡人士相比：「有時候會覺得，北韓人脱北都會有協會可以幫助接應」。在台港人組織凝聚力弱、資源欠缺，也無法實際向台灣政府施壓；在陸委會部分援港政策決定中，儘管在台港人組織積極建言，交流意見，但由於決定權及主要資源在政府，民間組織僅能在民間互助的範圍內，幫助這批尋求庇護者。

他感嘆，「我們只可以『摸著石頭過河』。」但最後數百名尋求庇護者，如阿離、婷婷一樣，從在香港輾轉反側，到在台灣進退維谷，也還是過不了河，或放棄、或怎樣就是進不了「專案」的窄門。

※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阿離、婷婷、家寶均為化名。「窄門」一詞來自Candi T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