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29日，是土耳其女孩依琳最好的朋友那蘭離開台灣的日子。

知道那蘭要離開時，10歲的依琳覺得「那像是閃電打到我的頭那樣」，伊琳用小手指輕敲在頭上，形容當時的打擊，「我當時在這裡一起玩的朋友都離開了，以前這裡好多小朋友好熱鬧喔。」依琳在房間秀給我看那蘭送她的，一條繡滿藍色小花的手帕，在那蘭離開那天，她在手帕上面畫上一個笑臉，紀念朋友的遠行。

那蘭一家的土耳其護照不到一年即將到期，他們擔心一旦前往駐台北土耳其貿易辦事處（以下簡稱辦事處）換證，對方會扣留他們的護照，並遣返他們回國，只好在2019年10月離開台灣，現於美國申請庇護。本來10個土耳其家庭一起住在新店郊外的大樓社區，卻紛紛因相似的問題離開，現在只剩下依琳和另外一個家庭。

依琳一直很開朗，隨父母搬到不同國家都能很快適應生活，但那蘭離開後，當天她獨自縮在上層床舖的角落哭了一個多小時。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女兒這樣哭，」依琳的母親心疼地說，

依琳的弟弟，今年7歲，坐在姊姊旁邊說：「我那天也很想哭但眼淚沒有掉出來。」

他翻開一本爸爸給的厚重湖藍色年曆本，用紅筆把那蘭離開台灣的日子圈起來，本子上也有好幾個紅色圈圈，也都寫上早些離開台灣的土耳其朋友們的名字。

「一個一個離開台灣，我們也只是等什麼時候換到我們，」依琳的爸爸一邊數著在土耳其政變後離開的家庭，一邊平靜地說。

政變之後，艾爾多安政府撤銷超過數十萬海內外土耳其公民護照，包括在台土耳其人，也遇到護照被辦事處沒收的情況，面臨被遣返或必須在海外尋求政治庇護，土耳其情報局更在柬埔寨、阿富汗、東歐地區等全球18國，強行綁架帶走涉及葛蘭運動者。（更了解其他在台土耳其人遭遣返處境，請延伸閱讀：〈政變下的國際孤兒──在台土耳其人的告白〉。）

政變發生當天，瑞拉人就在土耳其。

「我和家人一起喝著土耳其的熱茶，聊得正開心，打開電視，看到政變的新聞，我們都傻了，大家很害怕，不敢出門。我們開始把有關葛蘭運動的書全部翻出來，並檢查書裡面有沒有我們的名字，我和爸爸在那天半夜，偷偷把書拿去外面丟掉，我們走到很遠很遠的垃圾桶，一路上非常害怕會有警察。丟掉之後，發現家裡有一些，我們就直接燒掉，怕警察凌晨進來查，我們就會被抓。」

「有些朋友甚至用洗衣機絞碎葛蘭的書，」瑞拉整理著她手上還僅存在台灣的葛蘭運動相關書籍，一邊補充。瑞拉自2014年開始在台灣求學，先學了2年的中文，因為喜歡台灣的生活，選擇就地申請大學，目前大四。原本她每年都會回土耳其與家人團聚，政變後她隨後到台灣，接著一整年都不敢回去；和她同住的土耳其室友，也在過去3年沒能見到母國的家人。

政變之前，本來有200多位與葛蘭運動相關的土耳其人在台灣工作或求學，其中3個葛蘭運動的組織──土耳其商貿協會、安那托利亞福爾摩沙協會、福爾摩沙學會──在台也相當活躍，多年來促進台土的文化經濟交流。政變之後，3個組織陸續因無經濟支持而停止運作，在台的葛蘭土耳其人也只剩下不到20位，部分帶著被捕的恐懼回國，部分逃到澳洲、美國、荷蘭等地尋求政治庇護。

「本來在土耳其，能出國留學的都被認為是知識分子，我們就在一夕間變成恐怖分子，」瑞拉帶著無奈的口吻說，周圍的親戚朋友也從政變後，開始罵他們是忘恩負義的人。

同樣在台灣生活的巴瑞，他的名字已經被清楚列在政府內部要清洗的名單中。巴瑞私下付了300新土耳其里拉（約新台幣2,700元，依2017年時的匯率換算），請在政府單位工作的檢察官幫他進到土耳其司法系統裡查看紀錄。朋友透過WhatsApp傳照片截圖給他：

第一行：「巴瑞，2017，FETÖ（葛蘭恐怖組織）」 第二行：「現場直接逮捕。」

巴瑞回不去土耳其。他已經在台灣10年，曾參與許多土耳其商貿協會（Taiwan-Turkey Business Council, TTBC）的活動，積極促使台土兩地的交流。在政變之前，他每年暑假幾乎會當志工導遊，帶台灣團到土耳其旅行，參與者包括大學老師、媒體人員、教授、政府官員和學生等。他也與台土雙邊的外交單位保持良好關係。自台灣的大學畢業後，目前在科技公司擔任工程師。

「我們不是恐怖份子，好幾年我們都在努力讓台灣和土耳其的關係變得更好，我希望我可以繼續待下來，」巴瑞百般無奈地說。

他們的家人，一些被關押，一些逃亡，一些仍生活在擔心被拘捕的恐懼之中。2019年1月的冬夜，薩米得知父親決定要搭偷渡船到希臘，當時他在台北的大學宿舍裡。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我整個晚上都在做禮拜，不斷祈禱爸爸平安。」

薩米今年23歲，5年前到台灣念法律系，他的爸爸是支持葛蘭的商人協會會長， 曾政變後遭關押，但在獲假釋後被限制出境。於是決定偷渡離開母國。

他的父親付了土耳其人蛇集團2,000歐元（約新台幣67,600元）後，在一日晚間上了船。家人在各地祈禱，他和弟弟一起在台北的宿舍做禮拜，直到確認他平安抵達希臘。

「問爸爸船上發生什麼事，他始終不願透露，」薩米淡淡地說。

在薩米的父親順利抵達希臘後，剩下他母親獨自在土耳其，她日夜擔心自己也會被拘捕，因此決定隨丈夫的腳步，搭偷渡船離開。

「那是我第一次打電話給人口販子，我從台灣打過去，請求他算便宜一點，讓我媽媽和她兩個朋友可以順利逃出。」薩米用剩餘的獎學金湊錢，寄給母親，幫母親購買偷渡的船票，那天母親搭的是半夜的船班，他一樣做了幾小時的禮拜，直到確認母親安全為止。

光是2018年，到歐盟國家、挪威和瑞士申請庇護的土耳其人就有24,000人，其中多數為受政府政治迫害的族群，主要是涉及葛蘭運動或被指控與葛蘭運動相關的人士，還有些許其他土耳其的反對派。

今年24歲的黛西，她的父親因在土耳其的公共電視台工作，同時也是爭取勞工權利的非營利組織創辦人，目前已在獄中2年半，並且仍在等待審判。

被捕的當時，首都安卡拉的監獄已滿，她的父親被送到距離安卡拉3小時外的郊區。黛西聳著肩說：「爸爸很樂觀啦！都在幫忙監獄裡的人，他都說，忍耐一下，再幾年就可以出去了。」

黛西在4年半前來到台灣的華語學校，結束後繼續念大學，每週從母親那裡得知爸爸在獄中的情況。

不是每個監獄都如此幸運，根據歐洲新聞台的報導，受訪者當時在土耳其監獄，和22人被關在一間窄小的牢房，水和食物匱乏，書籍連祈禱用的《古蘭經》都沒有。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和土耳其人權組織「Advocates of Silenced Turkey」等單位也指出，被關押者在獄中及警察拘留期間遭受酷刑虐待，更有超過1萬名女性以及幾百名6歲以下的孩子在獄中面臨不人道待遇。

黛西父親在獄中也碰到諸多不公平的待遇，但他每天記錄，希望在政治情勢好轉後，這些可以證明獄中的真實情形，「監獄管理員叫我爸不準寫，他不聽，還叫我媽幫他送彩色筆，爸爸還在獄中分送給獄友，鼓勵大家寫。」

因為政變因素，在台灣的土耳其學生不只家人受到影響，自己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薩米在政變之後，原本生活費是由台灣土耳其商貿協會提供，現在因協會關閉，他需自己負擔。

「我現在在饒河夜市擺攤，跟著一位土耳其老闆賣土耳其捲餅賺生活費，薪水還不錯！」

夾在射氣球和鳳爪滷味的攤販中間，他拿著刀剷炒著牛肉片，用著流利的中文叫賣。這份工作，是他的土耳其好哥們在台灣時打工的地方，但也因好友護照將逾期，一個多月前離台，薩米因此接下他的工作。他一方面負荷系上全繁體中文的課業和考試，一週仍有幾個晚上要到夜市賣捲餅到午夜。

除了經濟層面受影響，在台灣他也被支持政府的土耳其人威脅過。一次是在清真寺做禮拜，一位土耳其人突然對他大罵「恐怖分子！」，他們差點當街打起來。薩米也在政變後失去很多朋友。在台灣本來薩米有認識大約100多位土耳其學生，之後80多人沒有和他聯絡。薩米無奈地說，「我現在難過的不是朋友消失或離去，而是難過自己對朋友的離開已感到麻木。」

黛西和瑞拉原本的生活圈也大受影響，本來會積極參與學校的社團活動，到關愛之家協助募款活動，現在也擔心碰到其他土耳其人的不友善和威脅，而盡可能保持低調。

土國內的風聲鶴唳吹到8,000公里之外的台灣。本來是葛蘭運動支持者、後來在政變後隱退的在台土耳其學者，因議題敏感婉拒受訪。另一位在台土耳其生意人，只因閱讀葛蘭組織的報紙而被指控為與葛蘭運動有關，在一次回土耳其時被拘捕，直到1年多後被釋放才返台，現在隻字不談論土耳其政治。

台灣當前仍無庇護機制，這群在台多年的土耳其人，一個個離開台灣這片土地。除了土耳其之外，自2000年以來，台灣有來自香港、中國、西藏（圖博）、敘利亞、烏干達、埃及、哥倫比亞等地的人曾經或正在台灣尋求庇護。

台灣難民法從2002年行政院研考會決議開始，到2016年《難民法》草案才經過委員會審查，卻始終未能排入二、三讀。在2020年1月大選之後，《難民法》草案在立法院需從頭闖關。

國際人權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FIDH）寫給總統蔡英文一封公開信，列舉8項希望政府接下來4年能達成的人權相關議程──其中一項就是通過《難民法》。雖然選前香港抗爭者來台尋求庇護的情況，讓此議題再次受到關注，但台灣在國際的特殊政治情勢，以及社會對外來者的輿論壓力，仍讓此法推動困難。

台灣人權促進會的法務主任王曦坦承：「政府還是很怕牽扯到國境問題的法案。」人權團體十多年來倡議《難民法》的急迫性，但對目前打著注重人權牌子的政府來說，「中國因素」的各層面影響，通過《難民法》要承擔相當大的政治風險。

台灣駐土耳其代表鄭泰祥接受《報導者》訪問時表示，政變後，土耳其政府表示立場，希望中華民國政府不要包庇在台葛蘭支持者。

鄭泰祥認為討論《難民法》是正向的，像是因戰爭成為難民的敘利亞人應獲得幫助，但像葛蘭土耳其人的情況，是政治與司法問題，「他們是被官方認定為罪犯，提供他們庇護恐影響到兩國外交情勢。這陣子在面對肺炎的議題，我們（衛福部）部長也講，要先把自己做好，才可以協助別人。（葛蘭）組織是自己選擇，但不要把題目丟給台灣。」

同樣面對在台土耳其人的處境，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員廖福特在2019年《報導者》的報導也提出，台灣在解嚴前也曾有海外主張台獨或共產主義的人士，被註銷護照、禁止返台；但當時多虧國際社會提供「政治庇護」，才能停留他鄉。他認為台灣有條件逐步接納難民。

事實上，在台灣受政變波及的土耳其人，也沒有想要將這些問題丟給台灣。

在台的葛蘭土耳其社群之間互相幫忙，有人資助學生念書的生活費，有的則幫忙被迫遣返的土耳其家庭，買一張回土耳其但在荷蘭轉機的機票，讓他們可以在荷蘭就地尋求庇護。有的在其他土耳其家庭護照被辦事處沒收後，收留他們直到離開的最後一天。

一些知道他們狀況的台灣人，也試著同理他們的處境。薩米的系辦，每學期會替他申請系上的獎學金，讓他有生活的補貼。黛西也有幾個親密的台灣朋友，會聽他聊家人在土耳其與牢獄搏鬥的日子，瑞拉系上的老師，讓她在課堂上和同學分享政變後在土耳其的狀況。

若是歸化失敗加上無有效期護照，即使他們仍有土耳其公民身分，因無法回國，在海外實質權益也接近於無國籍者。

這群土耳其人十幾年來，在台灣推動台土雙邊的連結，有些人在台灣舉辦各式文化工作坊、有些協助台灣與中東的貿易市場、有的在學術上研究東亞與中東宗教的連結，也有些在台灣各地開土耳其餐廳、免費教授小朋友土耳其文和導讀《古蘭經》。但在政變後，他們被土國政府冠上恐怖分子罪名，沒有庇護和其他制度的協助，只能一個個離開台灣。

依琳的父親一再深切地說，這群在台灣深根好幾年的土耳其人，早就把台灣當作自己的家，「很多不得不離開的土耳其人都很想念台灣，如果可以，他們會想回來。」

註：為保護當事人，文中伊琳、瑞拉、巴瑞、薩米、黛西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