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夜晚，夢生（化名）爬到住家外的遮雨棚，8樓的高度可以抵換23歲的生命長度，幸虧親友及時趕到，讓她走回圍牆內。大學開始接受心理諮商和藥物治療的夢生，幾度動了自殺的念頭，她說自己好想消失。

然而，是否通報卻成為部分陪伴者心中難解的道德難題：一邊是當事人的生命安全，一邊則是人身自由和個人意願。

俗稱「強制就醫條款」的《精神衛生法》第41條，是為了避免當事人傷人或自傷，條文寫明：若嚴重病人有傷害他人或自傷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保護人應協助病人前往醫療機構辦理住院；若拒絕住院治療，地方主管機關可指定機構緊急安置。

對此，有長期實務經驗的黃揚文則表示，法律雖如此訂定，執行面通常仍會徵詢當事人的意見，「原則上只要我（指當事人）還是意識清醒的狀況，不願意去就醫，那種就沒辦法。」他舉實例說明，假若當事人站在圍牆上、或拿刀割腕，只要他不願意就醫，未必能夠強制就醫。

那次行動後，夢生在台大醫院的急性精神病房住了一個多星期──她衡量現實後自願就醫，為了不讓自己真的去死。精神病房位在舊大樓，門禁本就森嚴，因著COVID-19疫情關係，更只剩下家人有探病和陪病資格。她的智慧型手機被院方替換成只能撥電話和傳簡訊的「軍人機」，夢生與朋友的聯絡開始有了時差。

凱妮（化名）曾陪著夢生進出幾回急診室，但長時間不能見面卻是第一次，連想捎去一封手寫信，也得透過她的家人轉交。凱妮看著夢生反覆地服藥過量和自傷，幾度想開口問她為什麼，「但我沒有真的開口問過，我不想她像每次在診間面對精神科醫師、護理師的詢問一樣，說出那些話，但我更怕她向我道歉，努力地活在這世界上有什麼好道歉的。」

但凱妮很害怕，如果下一次不是在急診室，而是夢生真的離開了呢？不是每次都有僥倖，於是她對夢生說希望她住院，凱妮一方面希望精神病房是個好的選擇，另一方面又希望它不是，「我不知道她在裡面過得好不好，我只知道她在那裡不會死。」

寂寞和更漫長的寂寞，凱妮好像只能選擇前者。她知道醫療只能讓夢生活著，暫時「奪去」她死亡的選擇，卻不能完全消除她的痛苦。

夢生說，OD（overdose，藥物過量）是她遠離清醒的方法，在失去意識的時空裡才能躲避所有負面情緒。藥是矛盾的產物，渴望自己消失時，過量的藥效是引渡的橋梁；渴望好好活著時，它則幫助弭平過激的情緒波動，適度使用藥物能在生理上支撐基本日常運作。

看似已跟藥物成為緊密的夥伴，夢生也走過排斥的歷程，「我其實之前有一段時間會很焦慮，很緊張說自己是不是要吃藥吃一輩子，」但當她看見因其他疾病必須長期服藥的患者時，又轉變了想法，「明明就有些人比我更慘，可能有慢性病、或是糖尿病之類的，就是每天都要打針那更慘。」夢生認為若不將藥物視為控制，而是輔助的力量，似乎也非壞事。

藥物的汙名和其危及自我掌握感的焦慮，同樣也困擾著小嵐（化名）。在台大四年級時，她經歷嚴重的情緒困擾，經心理師介紹到身心科看診，領回的藥原封不動，「我沒有吃下那一顆藥，因為我真的很怕吃了有副作用，我回家會被發現。」小嵐擔心父母察覺異狀，研讀社會科學的她，理性上知道用藥恐懼來自社會建構的汙名，感性上還是無法克服。

根據衛福部2019年的最新統計，全台有139萬人在服用抗憂鬱藥物，其中30歲以下人口佔16萬人，較5年前增加5萬人，5年間的成長率（43.3%）也是所有年齡組中最高的。

用藥的原因眾多，並不能直接等同於臨床身心疾患診斷，卻意味著有更多人尋求醫療手段來處理情緒困擾的議題。就讀國立大學研究所的洋子（化名），因憂鬱和焦慮的情緒，已經很久沒去上課。她聽從學校諮商中心建議，打算尋求藥物治療、循校方提供的名單到校外診所；進入診所後，櫃臺服務人員遞給洋子一份5頁的量表，問題涵蓋諸多領域，從食慾、睡眠一路問到性慾，讓初診的洋子大開眼界。

「我對醫療很有信任感，開始填表之後我就還滿冷靜的，覺得我今天就是要來解決問題的，很理智地跑過來，我過來是要把我自己治好，」洋子說她自小體弱多病，對醫院再熟悉不過，所有問題好像踏進醫院就有了解方。醫師向她詳細說明可能引起負面情緒的生理原因，以及種種藥物如何改善現狀的機制。

藥物治療確實給洋子帶來安定感，且掛號費和藥物費加起來大約300元，不會造成過大的經濟負擔。但診所能給的也僅止於生理作用，後來回診，大多只是衡量身體情況和副作用，調整藥的種類和用量，醫師問診時間往往不超過10分鐘。

除了生物層面，心理和社會因素也是影響身心疾病是否發作和能否順利復原的關鍵，這是由美國精神科醫師恩格爾（George L. Engel）提出的「生物－心理－社會」模式（Biopsychosocial Model），對後續身心醫學的發展影響甚鉅。在台灣的實務分工裡，精神科醫師著重在藥物或其他生理療法，心理和社會的部分則落到心理師或社工身上。

已經服藥將近兩年的Joyce（化名）便感覺，用藥多寡和身心狀況是否好轉並不能劃上等號，「不會像什麼感冒，每吃一包你就會好轉一點。」藥物只是讓她不致於陷落情緒的谷底，連帶效果是被挖空的感受能力，「滿多時候很沮喪，怎麼吃了那麼久，我就是無法再跳回一個正常的狀態。」

Joyce說，她也明白自己的情緒困擾不純然是生理因素，只靠藥物當然無法完全「痊癒」，但其他資源卻未必如此容易接近。

幸運的是，如果這群年輕人尚未離開學校進入職場，在台灣各大專院校都設有學生輔導單位，名稱從「輔導中心」到「諮商中心」不一而足，但都可以提供在校生免費的個別心理諮商服務。2014年，為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及全人發展，立法院通過《學生輔導法》，規定各級學校應設置專責單位辦理學生輔導工作，並設下專業輔導人員與學生人數的生師比，例如專科以上學校，每1,200名學生就要配置一名專業輔導人員。

設下限制除了讓案主和專業工作者協商出短期可執行的目標，也是為了更有效率地使用有限資源，「我們希望可以幫助更多學生，如果有一個學生一整年都在這邊，等於是把一個老師的時間都占住了，可以提供其他同學服務的可能性就減少了。」基於行政管理，校方必須考量資源分配和近用性，但次數限制對部分學生則製造新的焦慮，擔心「額度」用完之後，問題還沒解決。

需要心理服務的學生增加，是許多大學都感受到的趨勢。值得一提的是，台大已在學生保險中提供身心科的醫療給付，接受自費治療也可申請補貼，每月最高額度是1,450元，黃揚文舉例，「他吃的藥可能是一些自費的藥，短期如果吃一週可能沒什麼感覺，但當要吃到一個月的時候，加起來的錢就滿多的。」然而，目前此做法僅有台大推行，其他學校尚未實施類似的方案。

問起在學校諮商將近2年的夢生，她說畢業後大概沒辦法繼續諮商，私人院所諮商的費用一次動輒上千元，嚴重排擠社會新鮮人其他的支出。休學的洋子搬回台北後，則尋求住家附近費用較低廉的社區諮商服務，但可適配的心理師較少，晤談時間也比在學時短上一半。

一旦有情緒困擾的學生畢業或休學，離開校園，就像雨天收傘，得獨立面對沒有什麼支持和資源的未來。

前年（2018）9月，Joyce終於申請上準備已久的建築聯盟學院，展開第二次赴英留學，但在一個月後，她的負面情緒和自殺想法逐漸變得不可控制，即便勉強去了學校，也只是躲在廁所裡嚎啕大哭。Joyce找學校合作的家庭醫師（General Practitioner）看診服藥，也尋求心理諮商協助，情況仍未見好，只得在11月時返台休養。

失去學生身分後，社會現實和情緒困擾會如何彼此扞格，Joyce可說是深刻體會了。

回國後，Joyce已經在私人機構接受超過50次的心理諮商，跟心理師卻一直沒辦法深入核心，她苦笑自嘲，總不會在結案前都算是磨合。諮商遲無進展讓她無比焦慮，尤其當心理師不斷提醒「無用的」諮商等同在浪費錢，「我當場就被她重擊，她也知道金錢對我來說是一件很焦慮的事情。」

每次1個半小時的諮商，都得掏出3,000塊，至今花費已經超過15萬元，都是父親在支付。情緒困擾讓她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難以持續，雖然老闆願意讓她休養後回歸，沒工作的期間就是沒有收入。全心想著要怎麼讓自己快點「好起來」的Joyce如同碰壁一般，「我在諮商這個過程投注了很多努力，我也很誠實地面對我自己了，為什麼問題都沒有明顯的改善？對自己還有對諮商心理師都感到很抱歉。」

高額費用是讓許多個案中斷諮商的主要原因，特別是社會新鮮人，即便有高學歷，菜鳥的薪水也通常沒有餘裕負擔頻繁的諮商，更遑論因為身心狀態不佳而無法工作的案例。在這種情境下，平價的心理健康資源便扮演重要的角色。Joyce曾經待過的英國，便已推行超過10年。

此業務由台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統籌，執行祕書李琬渝說明，市府和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合作，透過北市心理師公會招募諮商專業人力，希望讓有需求的民眾就近諮商，近年服務量大約都在每年8,000人次。李琬渝坦言服務推行的難處，在不容易主動接觸目標使用者。

儘管社區諮商服務比起私人院所平價，但並非廣為大眾所知。此外，晤談時間較一般諮商短，而各區每週僅有2～3個可預約的時段，平日晚上少有心理師提供服務，假日更沒有服務。換句話說，假如剛開始工作的年輕人有意使用費用低廉的社區心理諮商，也難以配合看診時段，在實務上不容易近用。

私人諮商的費用不堪負荷，公共資源又缺乏彈性，對於這群離開學校後仍持有情緒困擾的青年們，還有什麼機會接住他們？

情緒困擾和身心疾患的距離是精神醫學的一紙診斷，對陷在心理痛苦的人來說，「病」有兩面性──它既附帶著強大的汙名，也給當事人一個理解和安放自己的空間。小嵐便認為，「生病」可以切出正常和例外的自己，「它可以把我沒做好事情的那段時間切割，告訴自己說好了、我要重新開始了，之前做不好，不是我在正常狀態下做不好，自己安慰自己。」

病的本質是正常和異常的區分，病態的彼岸是健康，讓人感覺有地方可以復歸。然而，當愈來愈多青年感覺到自己被負面情緒圍困，到底是集體的異常、還是社會文化所給予的新常態？

英國流行病學教授威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皮凱特（Kate Pickett）則透過數據分析發現，在貧富差距愈大的社會愈容易出現心理健康問題，人們更傾向用階級高低來評斷他人，激烈競爭和個人主義促成嚴重的地位焦慮，即便是高社經地位者也無法免於這種情緒困擾。

當外在文化沒有改變，精神醫療和心理諮商就只是後端補救，像拔河般試圖拉住一個個被製造出來的痛苦個體。弱肉強食的邏輯如此穩固，青年只能把自己塞進競爭的框架裡，無論社經條件再好、學歷再漂亮，都沒辦法拯救他們，反倒使其更難從主流路徑逃跑。

在台大社會工作學系任教的陳毓文，觀察到學生近年頻繁地出現情緒困擾，一開始她也不太明白台大學生為何還悶悶不樂，後來才懂得這群年輕人是有苦難言。社會普遍認為「優秀」的人不該有這些問題，歸因於杞人憂天或抗壓性差，陳毓文分析，這合理化大眾用外在條件來衡量他人的憂苦，「當這個社會這樣看定他的時候，他的苦是更不能被同理跟理解的，更不用講擁抱跟安慰了。」

在心理學領域有一概念稱作「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它是降低壓力對人們產生負面影響的保護機制，正向的情緒支持、適度肯定當事人感受、提供資訊和建議或物質協助，都是社會支持的一環。

長年研究青少年的陳毓文指出，來自家人、朋友、同儕等非專業者的情緒支持，對於當事人的保護和復原有關鍵作用，「專業關係當然OK，但是專業關係可遇不可求，比例還是很低，」陳毓文解釋，很多人認為自己沒有專業訓練，無法成為支持者，但這並不是陪伴的必要條件。她進一步說明，基於人際關係的支持，會讓受苦者感覺被有脈絡地理解，「至少他的議題是有人看到且關心跟回應的，而不是指責的。」

在台大心輔中心協助過許多個案的黃揚文也認為，除專業者外，更多人的參與能撐開更大的網，「我如果注意到你怪怪的，我就讓旁邊的人也知道，大家一起來關心你，1個人不行10個人、10個人不行100個人，總會有人本來的那個樣子，是適合你當下掉下去、可以接住你的那個樣子，就把你接住了。」陪伴者需要互助，合作能減輕個人負擔，讓支持的體系走得更長久。

有時候，正是受情緒困擾所苦的同類拯救了彼此。政治大學畢業的詩恩（化名）回憶，在她最苦難的一段人生風景裡，自殺離開的大學學姊貞璇（化名）是手牽著手、拉著她走過的人。

去年4月，詩恩失眠整整一週，萌生強烈自殺意圖。她和母親起了激烈爭執，當時詩恩已和出版集團簽約，準備實踐自小以來的作家夢，媽媽卻決意要她赴英留學，「所以妳念到這麼高學歷，只是為了想做這個嗎？」言語彷彿利刃，詩恩形容，母親用「為她爭一口氣」抵住她的脖子，「原來我23歲這麼努力，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活，居然是為了妳嗎？那我幹嘛不死掉？」最絕望的時候，是貞璇給她活下去的理由，「她跟我說，『妳不可以走，因為我還在這裡。』」

詩恩將貞璇看作姊姊，儘管沒有血緣關係，成長過程卻像同個模子印製。「我們是被想像成大家閨秀那樣長大的，天生就應該要肩負很多責任，應該要有知識，要有主見，說話條理行為舉止都是被設計過的。」

彷彿同為長女的宿命，從小便被教育要表現端莊得體，喜怒不形於色，「我們血液裡面就是流著一樣的靈魂。」在貞璇身邊，她可以安心撒嬌，許多經歷不必多言就能互相理解。她清楚知道貞璇也在接受治療，拼盡力氣活著。

貞璇曾提起和心理師連玉如之間的約定，「我們約好等我50歲時要見面。」每一次見面諮商都是對未來的預約，許諾路途有人同行。日本神道教信仰裡有所謂言靈，言語一旦出口則生力量，貞璇對詩恩的喊話，或許也是說給自己聽；她既是被陪伴者、也是陪伴者，從專業者身上得到的溫暖魔法，她試著施加在所愛之人身上，一人拉著一人傳遞善意，向生命拔河多要一些時間和可能性。

詩恩永遠記得，貞璇曾對她說過，「不管妳病有沒有好，妳都是我愛的詩恩。」那是她的幸福，也是她的遺憾，「後來在回想這句話的時候，我相信她一定也希望有個人可以跟她講這麼一句話。」雖然貞璇最終還是選擇離開，但她曾為另一個人撐起傘，抵擋烈日和暴雨，供她一處靈魂的遮蔭。

也許世界軌道如常，一個在199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一樣會被擠壓進逼仄的升學管道，一樣會被認為好學歷等同於就業保證，一樣得練就十八般武藝，一樣背負著家族的期望，一樣不能說「我做不到」。但只要他們相遇，只要他們看見彼此標籤下忍得發疼的傷口，那一瞬間找到同伴的連結，就帶來一點癒合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