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人的印象中，政治獻金是政客的私人小金庫，或是在政商名流觥籌交錯間流轉的茶葉罐。為了讓選舉期間的政商金流攤在陽光下，立法院於2004年通過《政治獻金法》，規範政黨、政治團體、擬參選人都須開設政治獻金專戶，所收到的政治獻金都要申報並存入專戶。

然而，當時政治獻金資料尚未數位化，民眾若想查閱，就只能向監察院申請到現場查看，複印後才能帶出監察院，流程曠日費時。

這樣的狀況在2014年迎來轉機，當時太陽花學運席捲全台，民眾上街抗議高喊「反黑箱」。在這樣的背景下，公民科技社群「零時政府g0v」凝聚一群不滿黑箱政治的公民，成員多具科技專才，他們發起「開放政治獻金」專案，合力將數萬筆資料掃描後帶出監察院，並號召上萬PTT鄉民加入文字辨識行列，成功在短時間內將所有紙本資料數位化。

這些資料不僅在當時成為利益團體進一步分析、遊說的有力素材，其影響力也擴及政府部門，監察院隨即派員赴美考察政治獻金審議流程與法規，最後促成政治獻金公開查閱平台上線，所有人都可以在網路上查閱政治獻金資料，大幅降低公民監督門檻。

但近年來，g0v在進一步使用平台、分析金流的過程中發現另一個痛點。

「去年（2022）九合一選舉（政治獻金）到今年8月才公布完，已經完全過選舉熱度了，這時候會去看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曾以工程師角色擔任g0v政治獻金開放運動志工的王向榮觀察，官方查閱平台上線以來，有很多關心議題的人定期監測、關注資料，但礙於獻金資料公布時間嚴重落後，很難在選舉期間開啟公共討論。

根據《政治獻金法》規定，擬參選人應於投票日後3個月內申報資料，受理申報機關（現為監察院）則須在申報截止後6個月內彙整公告，作業時間相加達9個月。如今各政黨參選人都已在摩拳擦掌備戰2024大選，但2022年九合一選舉的政治獻金資料卻才剛公告完畢，王向榮認為，這讓公民監督效果大打折扣。

今年5月，興富發建設在台中發生1死10傷的重大工地意外，外界查閱政治獻金資料發現，這家建商對藍綠陣營都有提供大筆政治獻金，網友相繼調出大型建商的捐贈名單，選民也開始關注受贈民代對事件的反應。

當時王向榮迅速在g0v例會中提案，發起「開放政治獻金2.0」的改革倡議，他們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發起提案，並攜手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簡稱公督盟）召開記者會，要求候選人在選前限時公開大額收支金流。

與此同時，g0v志工們也沒有停下腳步。有資料分析背景的工程師分工合作，爬取2018年以來的政治獻金線上資料，串接公司登記資料、財團清單，嘗試從資料中發現趨勢與顯著個案，並在新聞時事中尋找與政治獻金相關的討論點；設計專長的志工則負責製作宣傳圖卡等。

王向榮説，雖然他的頭銜是專案召集人，但執行過程中是很自然地各自分工。有人挖坑、就有人自發地跳坑，呼應著g0v的組織座右銘──不要問為何沒有人做這個，先承認你就是「沒有人」。

g0v參考美國的政治獻金制度，雖然各州有些微差異，但參選人原則上只要收到單筆超過1,000美元（約新台幣32,000元）的捐款，就需在20日內做特別報告申報，政府也需在收到申報的48小時內公開上網。此外，若捐款金額超過50,000美元（約新台幣158萬元），就會強制申報者採用電子申報，減少紙本資料數位化的作業時間。

據此，g0v提議單一營利事業單位捐款累計超過10萬元，就須在20日內在政治獻金申報平台申報，而平台須在48小時內上網公開這筆款項。當初王向榮也希望政治獻金申報平台能做到即時公開，積極的參選人可以向選民展示自己的金流是公開透明的。

然而，《政治獻金法》規定，候選人申報採取事後查核。g0v與公督盟拜會監察院時發現，很多候選人是在最後一天才申報完畢，這對查核人員是一大工作負擔。而在即時公開上，監察院認為，若未經「去識別化」等流程把關就公開金流，可能會造成捐贈者的個資外洩，政府暫時無法承擔此舉帶來的風險。但監察院同意可以分層處理，若該筆資料為營利事業單位的捐贈與支出，因較不涉及個資，可考慮縮短作業時程。

王向榮也坦承，如果要求候選人在選前即時公開大筆政治獻金，對有資金、有專業會計助理的候選人來說可能不是難事，但小黨或獨立參選人可能募款都來不及了，還需要花時間處理繁複的申報流程，反而提高參選門檻，「這也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事，」因此g0v與公督盟的修法倡議方向聚焦在大額收支在20天內公開，「比較不會對小黨候選人造成過大的阻礙。」

美國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王宏恩長期觀察台美選舉，他對這樣的倡議樂見其成，但他認為，在修改政治獻金制度過程中，也須考量台美企業參與政治的氛圍不同。相較於美國企業家樂於透過政治獻金公開自己的政治立場，台灣企業本就比較保守，不希望沾染過多政治色彩。

「過去有些企業會擔心政治獻金資料公開後，若有支持綠營候選人可能會被中國懲罰，因此在選前他們尤其不希望公開表態，」王宏恩認為，這是政治獻金透明化改革過程中，需要考量之處。

去年最顯著的案例，就是徐旭東領導的遠東集團。在2018年、2020年選舉時，遠東集團對藍綠陣營都捐輸總額超過5,000萬的政治獻金，其中綠營都獲得更多捐款。但在2021年四大公投前，中國官媒新華社報導，遠東集團在當地的投資「存在一系列違法違規行為」，執法部門對其處以罰款及追繳稅款4.74億人民幣（約新台幣20.3億元），並收回遠東集團的閒置建設用地。

消息發布沒多久，中國記者詢問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國台辦日前表示『將依法對台獨頑固分子及其關聯企業、金主實施懲戒』，這是否與遠東集團遭查處有關？」朱鳳蓮表示「絕不允許支持台獨、破壞兩岸關係的人在大陸賺錢，幹『吃飯砸鍋』的事」，她喊話廣大台商、台企要明辨是非、站穩立場，與台獨分裂勢力劃清界線。

遠東集團作為政治獻金大戶，曾在2018地方選舉與2020立委選舉中捐款給蘇貞昌、蕭美琴、王定宇等「台獨頑固分子」，中國此舉猶如殺雞儆猴，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張五岳在接受《BBC》採訪時提到，北京此舉意在切斷民進黨公職人員公開受贈的資金來源。

事發後，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投書媒體，聲明自己「一向反對台獨」，希望兩岸關係維持現況、支持一中原則。同時批判台灣政壇只重視選舉，對產業發展不夠用心，應對蓬勃發展的中國市場「有合理的認識和判斷」。

若僅比較地方選舉狀況，從下圖可以看到2018年民進黨共獲得838家大型企業的贊助，金額超過3億，但到了2022年，大企業流失得多、新增得少，綠營的大企業贊助家數減少至745家，贊助額少了近6,000萬。

有說法認為，民進黨推動實價登錄2.0對建商不利，造成不動產業對綠營的捐贈減少。但2022年綠營捐款數據顯示，不動產業的捐贈家數、金額只有微幅波動，並未大幅減少。反倒是製造業波動較大，多數大型傳統製造業都削減對綠營的捐贈力道，僅電子零組件、藥品、金屬製品製造業等在疫情期間表現穩定的產業加碼對綠營的政治獻金。

相較之下，同一期間國民黨在製造業獲得贊助的表現亮眼，在多數傳統製造業中，捐款家數、總額都有顯著增長。在23個製造業子分類中，只有塑膠製品、紙製品、其他化學製品、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對藍營的贊助家數減少，其餘19類的贊助家數皆有成長。

整體而言，同一期間捐助國民黨的大企業總數新增了112家，募款額自2億6,000萬提高至3億元。在多數產業中，捐贈國民黨的大企業皆有增加，其中房地產相關產業家數新增49家，捐款增加1,383萬元；以投資公司為主的金融服務業也從44家躍升至58家，捐款增加近800萬元。

在2022年的政治獻金流中，記者發現在「中國因素」影響下，較依賴中國市場的大型企業捐贈行為確實趨於保守，且對綠營的影響較大。未來若修法要求政治獻金即時公開，會讓大企業在捐獻上更為謹慎嗎？王宏恩認為，若修法成功，結果不一定是企業收手，因為企業有可能改用更間接的方式，例如幫忙辦集會、募款餐會，或是邀請政治人物到各式活動演講來表達支持。

《政治獻金法》目的是有效規範、管理政治獻金，促進國民參與政治，並健全民主政治發展。但近年來資料公開卻成為對岸「監視」台灣企業的手段，影響原本台灣企業合法的捐款行為，嚴重者可能導致選舉金流地下化。這是台灣政治獻金資料公開（Open Data）的兩難，也是台灣民主發展的挑戰課題。

讓g0v扼腕的是，相較於2014年開放政治獻金運動吸引萬人響應，這次公民社會的迴響並不大，導致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的提案未達連署門檻。「跟2014年相比，這次的訴求會牽動到法規與申報流程，」王向榮說，相比2014年志工們是循本就合法的管道索取公開資料，這次則是訴求修法，影響到更多政府單位與候選人的申報流程，推動難度更高，因此將轉變為長期的倡議與公民參與活動。

近期g0v的關注焦點也從選舉收入擴及到選舉支出。g0v盤點政治獻金收支項目時發現，宣傳支出占候選人6至8成花費。候選人追求曝光，比起藏在茶葉罐、水果盒裡的選舉收入，人們更容易在宣傳看板、旗幟中觀察到候選人的支出方式，因此g0v也期待政府能夠完善候選人支出申報的精細度，讓選民可以更詳盡地查核宣傳支出是否有漏報情形。

對g0v這群志在以科技促進社會進步的志工而言，逐步建構出良善完整的政治獻金制度，將是破除金權政治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