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們這些非流行病學者，實在很難知道誰可以信任：美國疾病管制中心才剛在口罩政策上大轉彎，科學家在Twitter上論戰，政客欺騙他們的選民。目前的回應包括紓困、臨時病床數、暫停驅趕租客、對於戴口罩上街的新禁令，都顯得不適當與不完整。醫學科學、公眾、政治回應之間有斷裂，很難知道如何思考這個狀況。幸好有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這個小而具有影響力的領域，採取跨學科取向去了解那些我們在生活中常放手讓專家去建構的不同知識。

席拉・賈瑟諾夫是這個領域的前行者，她曾寫道，STS分析科學的倫理、法律、政治面向，所以「讓科學可以適切的位置立足於社會之中，而非其上」。正在發生的危機起於醫學，但這不意味著沒有醫師執照的我們就該讓醫師們擔負所有重責去回應這個疫情。賈瑟諾夫是哈佛大學STS學程的創辦人，跟我們一樣都很關注這次的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全球疫情。但跟我們不一樣的是，她有數十年的經驗分析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民主與科學如何互動。這篇訪談來自兩次與她的對話，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她在此次疫情中的思考過程。

以下為《The Nation》記者娜娃・亞金妮（Nawal Arjini）訪談賈瑟諾夫的整理內容，以第一人稱口述方式呈現。

問：最近疫情發展有沒有什麼是讓您驚訝的？

賈瑟諾夫（以下簡稱賈）：我很訝異不少與疫情相關的解釋就這樣停住。例如相較於歐洲其他有相似感染率的國家，德國的死亡率很低，但我們不太去想這些現象解釋背後的延伸含義。針對能控制住死亡率的國家，大家的解釋大致有兩點：比較好的篩檢措施、和接觸者追蹤。但問題從來不只是接觸者追蹤而已，是接觸者追蹤之後，這些國家做了什麼？這回到醫療照護的基礎設施、溝通、處理大量人口危機的傳統做法。

有個荷蘭朋友告訴我，他們缺少加護病房。德國是西歐國家中，加護病房每萬人口數比最高的國家。德國和荷蘭是經濟能力上相近的國家，為什麼荷蘭的加護病房數少於德國呢？我的直覺是，荷蘭對於加護病房在什麼狀態下可以使用，有較為嚴格的想法；他們對於哪些病人應該要送到加護病房的社會定義，和德國不一樣。什麼樣的生命狀態值得拯救？什麼時候我們該宣布不要進行更多的急救措施？什麼情況我們用「明智醫療決定」取代「檢傷分類（triage）」來稱呼判斷治療優先順序這樣的做法？我們目前還沒真正思考到這些跨文化的問題。

問：可以談談不同國家的不同回應方式嗎？

賈：我關注的國家中，幾乎所有國家都接受公衛模式。歐美國家的個人限制措施其實非常類似，只有鬆緊程度或執行方式的不同。儘早介入、嚴厲限制、不只在家自我隔離還有維持社交距離，這些措施都跟疫情一樣快速傳布。我之前從未聽說過「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這個詞，但現在所有地方都在使用了。從健康、教育、社福等各方面著手解決疾病或高風險社會問題的公衛模型很快傳布開來，主要原因是機制已在，包括醫院系統、還有我們對各種統計數字早習以為常的信任。

問：這些公衛模型如何變得如此普遍？

賈：美國早在19世紀中就成立了公衛部門，當時有些憲法爭議包括州政府是否有權利強制執行公衛介入，這個議題吵了超過100年，而過程中建立了強制接種、嬰兒出院前的篩檢測試等等，這些都成為州政府的權力範圍。我們也是這樣長大的，雖然有些地方還是有些抗爭。人們了解群體免疫這類的概念，雖然他們可能未必知道這個技術用語。人們知道人口中若是有一群人沒有防護，這是有風險的。像是近期記憶裡的HIV/AIDS衛生危機，充分說明公衛計畫的重要性。

問：然而這個模型很少涉及政府的型態，例如中國政府和義大利政府對於公衛的想法很類似，雖然這些政府對於他們如何對公民負責有很不一樣的想法。

賈：我真的不想討論中國，因為我沒有在那裡工作過。在西方世界以及他們的殖民地，公衛的想法很普及，也了解這是超越個人的。我們也把這個想法增強到國際之間，就是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WHO決定什麼是地區性傳染疾病、什麼情況是全球大流行。我們創造了一個公衛機構，它愈來愈精細，更能追蹤與記錄各地疫情。在這個數據科學的時代，WHO的估算能力也更強。目前疫情與其他疫情（如SARS和MERS）的差別在於，模型預測的數量與類型。幾乎每一天都有新的預測出現在大眾媒體，我不記得之前的衛生危機中有這麼多模型過。

問：這些模型也在不具備太多統計知識的民眾間相傳。

賈：新聞媒體用視覺化呈現這些模型，例如感染曲線（the curve）跟社交距離一樣成為新詞彙。「拉直曲線」（flattening the curve）這句話有視覺想像在其中：人們會知道如果沒有採取行動的感染曲線會如何。

動畫和視覺化這些資訊，這在HIV/AIDS危機時都還沒有出現，當年這病毒廣泛傳播感染、特別是在男同志人口中，並沒有出現這些圖表和預測，告訴我們會如何擴散、尖峰期何時到來。我們用來思考、觀察、描述所面臨危機的語彙，和30、40年前非常不同。

問：視覺化有什麼價值？人民會因此更加了解疫情？或只是他們「想像」自己因此更了解？

賈：過往資料一再顯示的是，如果我們可以將現象視覺化，會比只告訴人們數字更為有力。有一群專業工作者就是將科學發現轉為較為容易理解的形式。對於科學家而言，這點更重要，比較、套疊資料、以色彩做為區別等等視覺化工作。如果我跟你說臭氧層破洞，你會開始想像這個眼睛看不到的現象，這就是視覺想像力。它未必一定充滿色彩的圖示，這是由科學家決定要如何清楚傳達這個現象「看起來」是什麼樣子。這些技術很重要，會影響公眾（對現象）的認識。

這些公衛模式沒有呈現的，是不同的（社會）效應。當政府對人民施加控制，對個人生活意味著什麼？現在政府關閉了工作場所、公眾聚集場所、限制人民使用公共服務（例如公共運輸），甚至餐廳，也等於將原本要在社會裡完成的事情移到家戶中，這就會產生移轉，像是性別平衡移轉。

舉我個人例子來說，我們家有兩個人，平常工作時，我這個專業女性工作者通常不需要準備午餐，我可以到外面或是學校餐廳去吃。現在我跟我另一半都在家，就必須有人負責這一餐，備餐工作完全落在家戶中；而且根據社會性別分工，通常是落在家中女性身上。這些變化都不會進到模型裡，我們模型化疫病的進展，但並沒有納進疫病與正在進行中的防疫措施所帶來的社會效應。

哈佛大學STS學程的創辦人席拉・賈瑟諾夫（Sheila Jasanoff）認為，公衛不該是面對這場疫病的唯一科學，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都應該扮演其角色。（照片提供／賈瑟諾夫）

問：大家都知道這場疫病也是個社會危機，但大家似乎覺得只要我們知道如何治療這病毒，社會問題也會跟著消失。

賈：公衛不該是面對這場疫病的唯一科學。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都應該扮演其角色，但現在我沒有看見這些知識參與其中。

生命科學可以拯救這波疫病嗎？生醫科學需要時間發展治療方法、測試以達到安全階段。就算程序加快，我們還是需要研發出有效、沒有副作用、可以大量生產的疫苗，這大概需要18個月。所以想著科學會騎著白馬、帶著解方前來，或是一有問題科學就有解答，這是美好幻景。

問：那將這些社會問題模型化會有所幫助嗎？

賈：科學包含了許多種知識。當傳染病來襲，我們可以了解人們會對科學的預測、預防、治療面向更有興趣。治療是發生在個人身體層面，除了透過疫苗避免感染，我們也透過住院、呼吸器來因應。這是目前最重要的討論。

但我需要指出社會科學對於這些措施也有很多事可以做，例如不平等。災難研究已經告訴我們，災難對於脆弱群體的影響更為嚴重與長久。有錢人有比較好的保險，可以住在很容易執行社交距離的環境，如果出現感染熱區，他們也可以有資源離開。社經地位較低者沒有這些資源。

舉例而言，我任教的哈佛大學要求大學部學生在5天內離開校園，這個措施對於不同背景的學生造成不一樣的負擔。有人可以很快買到機票／車票離開，有些沒辦法。學校花了好幾天才了解到，一個單一指令，雖然完全符合公衛要求，但會對不同背景的學生們產生很不一樣的效應。將這個問題拿來想想其他數百萬民眾的處境，你會看到由社會科學觀點記錄的危機樣貌。

問：那麼政策要如何快速跟上社會科學的觀察？像是在法國的緊急福利措施是否需要等更好社會科學研究出爐？

賈：科技與社會研究對於風險、風險溝通、公眾對科學的理解這個議題已經研究數十年了，所以問題是──為什麼在緊急狀態，人們仍然忽視這些已經有的知識。所以不是政策快速跟上科學發現的問題，而是政策機構其實抗拒某些類型的知識。政策機構不特別擅長的其中一樣是民主與政策的互動，但是研究顯示，如果人們能夠了解決策背後的原因、決策過程有足夠的透明度，若有機會參與決策過程，他們會接受、信任並遵守規定。那些看起來很遙遠、威權、沒有解釋的決定，常是不被接受的決定。

其實這些現象我們早就知道了，但是決策者通常都看不到將那些會受到其決定影響者納入決策的價值。決策者為緊急狀態所逼，需要馬上行動。他們的政策執行團隊也不見得會有高社會敏感度的成員，他們也不見得會聽到最好的溝通建議。許多政府機構決策理由其實沒有達到一致性、包容性甚至專業性的標準。

疾病管制中心曾是美國最受信任的機構，但為什麼會出現前一週才說不需要口罩、但這週就說是必需品的情況？這已經不是政策是否有追上知識的問題了，這是主事者不想要將防疫機制透明化、讓公眾得以檢視並接受。

問：現在的重點是在民眾身體健康，而非正統公衛的身體政治討論？

賈：對於身體與物質因素的關注，向來高於對社會因素與其後果的關注。社會科學與社會問題之所以得到比較少的資源與注意，是因為身體健康和物質原因較容易控制。HIV/AIDS是個很好的歷史前例，當時的注意力都在AIDS疫苗，大於關注像是安全性行為與保險套使用等的預防政策，還好後來總統委員會研究有相當的扭轉效應，引導了人們關注社會與行為面向對疾病傳播的影響。今天性傳染病公衛很不一樣，就是因為當年HIV/AIDS的經驗，人們被迫考慮社會面向、制定合理且符合整體社會的相關政策。但即使人們的身體上長久經歷種種後果，還是會忘記了社會效應。

問：美國公眾對於專家的信心有其極限嗎？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曾搞砸印第安納州的HIV/AIDS危機，這次讓他負責是恰當的嗎？

賈：對於專家全然的信任就像對天使的信任一樣沒有保障。我們不能信任那些自稱專家的人，需要隨時問：他們憑什麼稱為專家？在這場總動員的危機中，誰有相關的知識就應該提供，並且受有足夠知識者的質問，沒有任何人有先見之明。我們應該決定如何將社會中相關知識集結起來對抗這前所未有的災難。我的看法是，我們早就具備了不少因應這些情況的知識。

科學的威力在於它採行了同儕審查（peer review）這個概念：不要信任那個人，而是信任那個人的「判斷」，因為這個判斷被其他人質問過。現代科學裡的同儕審查在小社群裡運作得很不錯，但在需要面對多種知識時，就成為挑戰。有人了解禁足令下，家庭結構與可能會發生的情況，這些人可不會告訴你太多關於病毒在人體內如何運作、以及如果你不自我隔離的傳染速度會多快的事情。

本世紀初，美國政府為了因應全球流行病，試著組了個專家團隊。對我而言，這個專家團隊就當時看來可能涵蓋領域還是太狹隘了，但至少還試著建立回應能力。結果這團隊在2018年被解散，這就是短視。這團隊應該要擴張，納進法律與憲法專業、納進社會專業，包括了解不平等、性別等重要的事情。

賈：這是在運用美國傳統裡自給自足與個人主義的概念，但運用這樣的概念是個嚴肅的政治問題：這是否是回應大型傳染病危機時最好的方式？或是是否需要搭配著符合一致、整合、說明、透明風險決策原則的公共基礎設施一起執行？但我們現在是上面沒有整合、不透明，突然轉變立場，然後依賴下面要求自給自足。但是人們需要一些資源才能自給自足，特別是社會底層的人。

關於口罩的規定，這是假設你可以從上而下要求一群非常異質的人口，在壓力與物資稀缺、而且政府也未提供生活所需情況下，卻突然可以遵守規定，這實在太誇張了。如果政府說，每個人都必須戴口罩，不需要是最高級防護的那種，政府會設立一些中心讓沒有口罩的人來領取戴上，這才是讓民眾遵守規定，並且公平的做法。

問：如果我們沒有像是韓國或德國的公共基礎設施系統，是否還有必要拿這些國家當成範例呢？

賈：現在非常需要關注其他社會。我研究的基本問題在於一個哲學的關心：誰該、如何照顧誰（who cares for whom and how）。當你有個政府，你希望政府做些什麼？那些因應疫情很好的國家，也就是那些有很好的基礎建設、照顧社會整體的國家。政府集中化有一定的代價，但是一個極端個人主義化、去中心化的社會也有其代價。

我小時候讀過一首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的詩，有個國王無法解決饑荒，一個比丘尼說：我來解決這個問題，然後挨家挨戶行乞：你如果有剩餘的食物，請給我。以一種集體的方式設定問題並解決這個問題。這讓我常想著：什麼是將資源集合起來？這是誰的責任？作為一個也投入政治理論研究的人，我常常擔心這個問題。我們想要的民主政體就是那種當困難時刻來臨，會有制度／機構可以照顧我們的那種嗎？

問：我們都很擔心，人們會在這過程中被遺落，也擔心在這次危機中，公共財私有化或是消費市場更加壟斷的情況加劇。你有看到政治或經濟力量在此次疫情中獲利的模式嗎？

賈：絕對有。我們傾向將社會成本、照顧的負擔下放到個人身上。美國是一個個人主義的社會，但是我們已經愈來愈發展成把任何物品與服務都當成消費的社會，也因此所有處理社會成本與照顧負擔的責任都回到個人身上。現在這是一個席捲我們所有人的危機，回應時間很短，而我們已經下放許多責任給個人。決策做了，這是規定，這是你個人的責任，你得遵守。

但我們沒有想到個人成本、把這些決策丟給個人的社會成本。我有個學生寫信告訴我，她回家後在家自我隔離，因擔心自己有可能會造成父母的風險。當哈佛大學提出5日內離校措施，把這些潛在的、未診斷感染者送回尚有年紀較長父母的家中之際，是否該為這舉措負責？這是我們還沒討論的問題，我可以想像我們之後將會從倫理、道德、政治的角度來檢視這些措施。

我想要看到我們社會在此波疫情下開始了解，將過往屬於集體、社會的事情個人化後所代表的意義。或許這個重重一擊終將使我們慎重地說：「任何事情都有其限制，我們不能只是將公共的、集體的事情都解消成個人獨自的責任，而不付出代價。」我期待一個團結一致（solidarity）的社會，期待這個社會有更多共享的基礎設施，期待在這個社會裡，當人們面對危機時，不是只靠個人的機智、或是靠家裡是否有足夠的土地、種子、水和肥料去創造屬於自己的勝利菜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