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自2019年從中國武漢蔓延，以驚人的速度席捲全球；歐洲各國中，義大利首當其衝，成為全球大流行的重災區，截至今日（台灣時間4月13日）已近2萬人死亡，超過15萬人確診感染，過去一個月來，一直是全球死亡人數最高的國家，直到上週末被美國超越。
在初期的政策反覆與慌亂後，義大利政府於3月9日下令全國封鎖，除了必要的醫療與飲食需求，強制停止一切工作與日常活動，是歐美第一個大規模嚴格封鎖的國家。一個月過去，感染與死亡人數趨於平緩，但傳染病已在這個集時尚與深厚文化底蘊的國度投下巨大破壞。尤其是義大利長久以來最富裕、醫療發展最進步的北部倫巴底地區（Lombardy）受創最深，超過半數感染與死亡案例都發生在此。瀕臨崩潰的醫護人員、地方報紙滿滿的訃聞，成了近日義大利帶給世人最強烈的意象。
全民健保制度落實已久、人均壽命高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平均、基礎建設完善，義大利北部為何在中國武漢之後，成為全球疫情的震央（epicenter）？從一開始政府的輕忽反應過慢、老年人口全歐最高世界第二，到統計方式的差異以及抗生素抗藥性比例高，原因眾說紛紜，種種複雜因素彼此交纏。無論如何，身為歐美第一個經歷COVID-19大爆發並首先採行全國大封鎖的國家，義大利的命運預示了接下來西班牙、英國、美國等歐美國家所面對的艱困處境。
在全國封鎖一個月後，《報導者》越洋採訪兩位義大利重症病房醫師，以及歷史學家與心理學家，從第一線的醫療戰場、醫療史脈絡與心理層面，試圖理解這個仍不斷變化中的病毒，為歐洲乃至世界帶來的巨大影響。
我的名字叫做米爾科・納科蒂（Mirco Nacoti），我是麻醉科與重症醫學醫師，過去3週內我都在貝爾加莫（Bergamo）的若望二十三世醫院（Papa Giovanni XXIII Hospital）重症監護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ICU）治療COVID-19患者。我也負責召集倫理小組，與所有醫療人員討論臨終決定。
貝爾加莫是全世界疫情最嚴重的城市，據我們統計，3月分感染COVID-19的死亡人數介於6,000到7,000人，佔全部人口總數0.6％。若以致死率1％到2％來推估，感染者應該高達50萬人，佔城市總人口的一半，我們臨床的觀察也是如此，整個城市至少一半的人都有COVID-19症狀。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數據和我們推估的差異很大（截至4月13日，義大利感染人數逾15萬），因為只有確認的案例才會登記，完全沒有任何意義。
若望二十三世醫院在義大利北部、甚至全國都是首屈一指最先進的醫療機構，但大量COVID-19感染者遠遠超出了院內所能負荷的臨界值。2月底疫情剛開始時，所有病患都轉診到醫院，發生院內交叉感染，執行任務的救護車人員也成為帶原者，將病毒傳播得更廣，疫情迅速擴散。
一週內，所有貝爾加莫的醫院人滿為患，再沒有空間容納新的病患，一些人就這樣死在家裡。現在醫院的壓力相對降低，已經看出來全國封鎖的效果。
3月中我和我的同事聯合投書《新英格蘭醫學》雜誌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呼籲面對此一新型態病毒，西方世界長久以來「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模式」需要改變成「以社區為中心的照護模式」。發生在我們身上的，就是以醫院為主體的血淋淋例子，應該要發展居家照護以及流動診所，避免再將更多症狀輕微患者帶到醫院傳給其他人。
但是我們的投書幾乎看不到效果，儘管上週有少數人在討論居家照護，但義大利主流意見並不接納這份呼籲。
在醫療物資短缺下，對低血氧早期偵測、補充營養、抗血栓藥物、讓患者呈俯臥姿，一些簡單的醫療處遇與能重複操作的方法可拯救性命，然而，仍有20％到30％的ICU患者會死亡。
在我的醫院，對醫護人員的篩檢仍很缺乏，這是致命的錯誤。25％的醫療人員都染病，無症狀帶原者愈來愈多，但篩檢量能依然不足。
都市化導致交通網絡便捷、缺乏居家照護系統、政策制定者沒有處理傳染病的能力，以及此病毒傳播力比SARS高10倍，致死率相對低不易察覺等特質，可能都是這次疫情又快又猛的原因。義大利對此完全沒有準備，所有醫護人用盡全力卻效果不彰，一切都應該做得更好。
病毒改變所有事，一切都和從前不同。
最後我想說的是：我們都在同一艘船上，需要重新反思我們的經濟、醫療與社會生活的方式。
我的名字是馬可・韋爾加諾（Marco Vergano），在義大利北部，也是義大利第三大城杜林（Torino）的聖喬凡尼鮑思高醫院（Ospedale Torino Nord Emergenza San Giovanni Bosco）擔任重症醫學醫師。
我目前大半時間在專收冠狀病毒感染者的ICU工作，偶爾在一般病房或加護病房（high dependency unit, HDU）擔任麻醉／重症醫師，評估患者是否需要升級醫療處遇或轉入重症病房。近來我們所有非緊急的手術都取消了，在幾週內新增建了3間重症監護病房。
我很難理解疫情為何在倫巴底地區與義大利北部如此高強度的爆發，但確定的是，身為中國之外第一個受病毒大規模侵襲的國家，這場疫情考驗了義大利醫療系統能夠準備的極限。過去幾週我們遭遇極大的壓力，ICU幾乎都已飽和，直到過去數天以來情況才有些許好轉，長達一個月的全國強制封鎖已經漸漸看出效果。
面對源源不絕湧入的病患，有些醫院面臨醫療物資極度短缺的處境，特別是倫巴底地區。但我們用盡全力緊急應變，開創出協調支援的網絡轉送病患，大部分地區的醫院都面臨壓力，但還不至於到「崩潰」的程度。
上個月，義大利麻醉與重症醫學會（Società Italiana di Anestesia Analgesia Rianimazione e Terapia Intensiva, SIAARTI）發表一份關於如何優先處置重症病患的建議，主要由我撰寫，目標是在極端的情況下納入通用的標準。在一些醫療處置如器官移植中，常需要考慮優先順序，所以在新冠病毒肆虐之際，我們也得建立優先順序的指引。但這份指引對我的同行們是否有發揮影響，目前沒有系統性的資訊，我不得而知，但我確信全世界各個醫療機構都依據類似的原則發布指引守則。
在需求與資源不均的情況下，若未能正確建立檢傷分類的判斷標準，讓不太可能存活的患者進到ICU，會造成更多原可避免的死亡，因為當ICU數週內都被存活率極低的患者佔滿時，很有可能復原的患者會難以獲得救命的工具，而被放棄。
誰能使用ICU續命，誰只能躺在病床死去，義大利的醫師每天都在做生與死的抉擇，但較數週之前，現在可能不那麼頻繁。只是隨著傳染擴散到其他國家，他們的醫院在極端的壓力下，這樣的抉擇會日漸增加。
我並不怕感染，只是有時感到一些憂慮。我有幾位同事被檢測為陽性，其中一些出現症狀，染病與否的機率變化無常。有些醫院未能建立完善的系統性檢測、強制隔離、追蹤接觸史以及個人防護設備（PPE）等防護措施，醫護人員感染的比例非常高。
這場疫情徹底改變我們的每日生活，帶來沉重的後果，特別是經濟方面，但同時也展現了團結合作、歸屬感、感激之情等正向的態度。最後我想說的是：不要輕忽這個全球大流行的傳染病，不要散布假新聞，相信專家與政府，保持耐心，這需要一些時間。要達成公眾利益，最終有賴所有個體的責任。
我的名字是琪亞拉・喬爾吉（Chiara Giorgi），我是一名歷史學家，任教於羅馬第一大學（Sapienza University of Rome），長期研究義大利的社福與醫療體系。
目前在官方數據中有16,000人死亡（訪談時間4月8日之數據），但實際上可能是這個數字的兩倍，因為許多在醫院之外過世的年長者並沒有被計入感染冠狀病毒。在一些城市中，帶來的影響非常可怕，現階段的復原與調適大多落在家庭網絡，但全國性的社會團結已經顯得益形重要。
從生理到心理，這場傳染病已經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它明顯曝露出人的脆弱與互相依存。生活變得更艱難，充滿壓力、孤單與不確定。傳染病也在那些能維持正常生活者與窮人──臨時工人、移民、無家者之間造成不平等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顯然需要徹底反省我們的社會，我們需要賦予社福與醫療體系一個新的核心位置，反思經濟與社會政策，重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永續關係。
此次疫情最嚴重的倫巴底是全義大利最富裕的地區，有著大型的集約農業與工業生產，長期由右翼的地方政府所執政，將醫療商品化為其首要考量。雖然投入大量資源，但重點都在私人自費的服務，弱化了公共衛生體系，加劇疫情惡化致一發不可收拾。事後看來，倫巴底沒有及早實行封鎖，工商業活動照舊如常太久一段時間。
私有化之外，1990年代開始，政策由新自由主義主導，醫療與社會福利開支遭到刪減，成為商業市場的延伸，在整個社會再生產（social reproduction）範圍中，被視為能產生利潤與資本積累的新機會。
如今醫療政策的重心傾向大型醫院與先進技術。但義大利最初的醫療服務始於堅強的社區基礎，個人與集體的醫療和各地方的社會處境相互連結，非常重視預防醫學。現在是重新發掘與實踐這些概念的時機。
面對傳染病的全球流行，歐洲做得太少也太遲。各國為自身利益延遲、削弱了歐盟的因應措施，形成新的分裂。歐洲現在有一個新的機會，移除「撙節」的姿態，展現其對於歐洲人福祉的關切。畢竟歐洲的「社會模式」建立於福利國家這個獨特的發明，重振社會福利與醫療照護，是歐洲未來的關鍵挑戰。
我希望歐洲的價值仍將根植於開放與民主社會的重要性，限制性手段是暫時的現象，雖然專制集權的趨勢正在小心翼翼的顯現。社會的公民權利──包括健康權，必須置於核心，社會改革與政治行動要在各地有所進展。
面對這些議題，全球性的面向相當重要，健康如同氣候變遷，各國政權與國際組織，皆需要透過行動向公民保證這些最基本的人權與全球公共財。所有這些議題有賴社會動員的力量。
我的名字是蓋布里耶・澤納第（Gabriele Zanardi），住在義大利北部的帕維亞（Pavia）， 我是神經心理學家及心理治療師，在帕維亞大學（University of Pavia）實驗與鑑識醫學系擔任客座教授，同時也是義大利藥癮學會倫巴底地區主席。
當傳染病成為大流行階段後，我們停止一切工作、社交與娛樂活動，若非緊急的醫療與必要的食物，皆必須待在家裡，全國都在隔離中。我有兩位親友因為COVID-19住院，他們到目前為止狀況穩定，但仍會有一種無助感，害怕自己再也無法見到他們，或為其提供幫助，因為病程的變化可能非常快，擔心惡化導致不幸的結果。這種感覺就好像在窗戶邊等待暴風雨過去。
對我而言，與其說害怕不如說是意識到感染的可能性，面對隱形且無聲的敵人，必須嚴格遵循安全與預防的措施。在這種情況下，心理層面的警覺系統會加強，引領我們尋找解決的方法，去控制難以掌控的，發展出可以處理焦慮與恐懼的行為節律與明確指引。
義大利全體民眾每日都在經歷這種處境，期盼一個讓人得以安心的事實或資訊說：一切都結束了。
我們的公共衛生系統在區域以及國際的層級都很優異，幾個不同因素不幸同時發生，導致目前的問題：許多感染地區屬於全國的經濟與工業重鎮，有著巨量的社會足跡（social passages），包括我的家鄉貝爾加莫（Bergamo）；第二是人們沒有即刻了解到傳染病的嚴重程度，進一步造成廣泛的擴散；最後是人口的高齡化，合併許多其他的病理，造成死亡人數眾多。
我國與歐洲各國都嘗試找出可持續性的解決方法，但速度仍落後病毒許多。
這場危機告訴我們，全球化只是一個詞彙，因為在現實中並沒有一個真正的國際組織，來統合國家之間個別的特質。在這場危機中，全世界無論政治與利益，應該是能協助彼此的一家人，不幸的是，我尚未看到此一態度。
剛開始全國封鎖的時候，許多人很恐慌，深怕無法在家人身旁或難以取得生存的必要物資，偶有違抗封鎖禁令的舉止，這並非義大利人的鑽漏洞／小聰明文化（furbizia），而是一種生物性的心理反應，當意識到眼前迫近的危險時，個體會表現出兩種反應：抵抗或逃離，這可解釋許多民眾的行為舉止。對我而言，為了對抗傳染病而使個人自由過度犧牲的說法有失公允，依據嚴謹科學的「技術性」指引，有其客觀中立性。
除了在一些城市與區域對偶發的困惑，義大利人大致遵守封鎖的規定。然而不同於亞洲國家，要維持長期的封鎖更形困難，而全面性的監控手段也很難被接受。唯有在緊急醫療狀態下才能限制人身自由，這寫在義大利的憲法中，很重要的是這些舉措不能延長到正常時期。
整個社會正經驗著集體創傷，這並不只是少數運氣不好的人遭遇的突發情況。我們處在集體哀悼中，這個疫病正抹去整個世代，帶走情感、存在與記憶。特別是人們逝去的速度與樣態，甚至不允許陪伴與親密的悲悼，使問題更嚴重。
若想掙脫此一創傷，社會與社區需要檢視其福祉標準及目標，在學校及區域的機構建立支持網絡，猶如一種集體治療，知道如何將痛苦轉化為視野，將恐懼轉化為決心，從而創造一種新的社會認同，將毒物轉化為解藥。
剛開始，從中國返義的華裔義大利人被懷疑是散播病毒的原因，但隨著華人案例減少，現在普遍對於中國的態度已不帶敵視。然而，義大利右翼政客持續利用疫情，以民粹修辭鼓動排外思想。有一些人僅攫取訊息即去標定敵人，卻缺乏知識，粗率地認定華人社群要為疫病的傳播負責。我們必須對抗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非理性罪疚感帶來的扭曲認知曾經將人類帶往巨大的詐術，像當年處決猶太民族。病毒強迫我們提醒彼此，我們都是人。
像所有巨大的悲劇，比如二次大戰，告終之後新的「文藝復興」由此興起，在一段非暴力革命的歷史時期中，發展與社會的模式被重新討論，給予我們的孩子更高層次的保護與凝聚。今日我們面對著與COVID-19之戰，但不能忘記還有許多戰場等待強有力的全球行動，如飢餓的問題。
我希望這場戲劇化的疫情能讓我們體認到，什麼才是人性的基本需求：人與人的連結、家庭、親密感、社群。在義大利，這段隔離的日子中最難承受的是社交孤立，以及從工作與休閒的日常軌道中岔出的改變。想想看，我們付出多少代價建構出系統，在家觀看運動、電影、劇場演出，但最讓人懷念的，還是真正地出門體驗這些事物。
我們將掙脫這一切並再次強壯起來。祝所有人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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