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新型冠狀病毒起源於武漢，傳遍中國，又沿著「一帶一路」等通道席捲全球。被認為是G7工業國裡最親中的義大利，3月裡成了當下全球除中國外疫情最嚴重的地方，截稿前超過6萬人確診。3月11日，義大利總理孔蒂（Giuseppe Conte）宣布「鎖國」，20日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已超過中國，火化爐24小時運轉的悲劇，從武漢轉移到了義大利半島。

究竟是誰把病毒從中國帶到了義大利、帶到了歐洲？中國最著名的移民城市溫州成了部分外界重點懷疑的對象。

因為有大量溫州人在武漢經商，又在春節前回家過年，溫州一度疫情嚴峻，2月2日即實施「封城」。同時，在歐洲也有大量原籍溫州的移民，尤其是義大利的服裝產業基地普拉托（Prato），Prada、Gucci等著名品牌和許多「快速時尚」服裝均在此生產，老闆和工人幾乎都是華人，絕大部分正是來自溫州。有外國人把這條線連起來，看似邏輯合理。而當疫情重災區轉為歐洲後，也有不少中國人開始指責這些海外移民，平時在外國賺錢，遇到問題又急著逃回祖國避難。

但事實果真如此嗎？《報導者》採訪了多位身在普拉托的華人，試圖揭開在多重迷思的夾殺下，以溫州人為主的基層移工真實狀況和處境。

「在普拉托，自己有住家的工人並不多，我目前還是在老闆家裡搭鋪。」「搭鋪」是當地華人的「術語」，指的是員工住在老闆提供的集體宿舍裡。胡先生在這位溫州老闆的服裝廠裡幹了2年，覺得他人還不錯，從3月初停工到現在，「對我們8個員工還是管吃管住。」

但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復工，焦慮還是難免的。「我聽說，有些廠停工之後，就一直在趕走搭鋪的員工。還有一些老闆為了賺錢，就算現在疫情嚴重，也還在冒險開工。不過這兩種情況應該都很少見。」胡先生的話得到了其他受訪者的印證，另一位普拉托華人表示：「也不能完全怪老闆，生意不好，到頭來裁員都是難以避免的。」

因為疫情，熱鬧的普拉托安靜了下來，隨處可見中文招牌的街道上，空空如也。從溫州來此已經十餘年的姜先生說，因為買不到口罩，大家都不敢出門，幸而自己之前囤了不少食物，「足夠吃兩個月了。」

義大利現在形勢嚴峻，中國政府又宣傳國內現在很安全，已經實現全國「零新增」，在普拉托的中國人確實有不少想回去，但多是想想就知道不現實，決定放棄，真正能邁開腿的，卻沒有幾個。

28歲的丹丹在微信朋友圈動態裡po了一張圖，內容是米蘭到溫州的航班機票價格：

這樣的機票，每個月在餐館打工收入1,200歐元（約合人民幣9,000元，新台幣39,000元）出頭的她，買不到也買不起，「而且還有兩個孩子，也怕他們萬一在飛機上被感染。」既然如此，索性就帶著兩個孩子在家做做餅乾，玩玩遊戲。但經濟壓力讓她擔心，之前上班的餐館關了，沒有了收入；餐館不知道何時恢復營業，即便重開會不會還需要自己，也不確定。萬一失業，很可能一時不容易找到新的工作。回國發展？「離開8年了，回去也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出生在普拉托的Marc估計：「疫情之後，肯定會有很多人失業。」

義大利國家統計局（ISTAT）公布的2018年統計顯示，在當地的中國人有30萬，但這並不包括以義大利籍留下來的華人，此外非法居住者據估計有5～8萬人。其中最大的一個族群就是溫州人。

丹丹說：「我公婆大約是2003年左右到義大利來的，每天就是拼命工作賺錢，攢了錢就寄回家。10年前我老公也過來了，然後過了2年，我和老公結婚，也來了普拉托。」

福建籍的關先生，現在一家普拉托頗有知名度的服裝公司擔任管理工作。他說：「我記得2005年的時候，我在國內的收入大概是人民幣1,500元（約新台幣6,000元），到了這裡之後，收入是國內的3倍。現在則可以拿到每個月2,000歐元左右（約人民幣1.5萬元，新台幣6.5萬元）。」他也介紹說，從事服裝行業的移工，每月收入差不多1,500～2,000歐元。

在中國，很多白領的收入水準也不低，但從事服裝、餐飲等行業，確實不可能拿到這樣的薪水。丹丹說：「國外花銷也會比較多，但節約的話，可以存起來的錢是比國內多。」

在普拉托的4萬華人中，這樣的基層移工佔了絕大多數。「我們哪能算什麼華僑，說穿了就是『華工』，」在服裝廠打工十餘年的姜先生如是說。

早期的移工，勞動條件很差，在服裝廠每週至少6天，每天工作15、16個小時司空見慣。現在工作條件有所改善，但遇到趕工，連續工作12、13個小時的情況仍然存在。

義大利中文媒體《華人街》網站上，除了提供資訊，也供使用者自由發布招聘或求職的訊息，從其「欄目分類」中可以看出，職位幾乎都是工廠、餐飲、司機、按摩、保姆、臨時工等體力勞動。

不過，經過長時間的資本、經驗、人脈的積累，還是有一些溫州移民，完成了「黑手變頭家」的過程。

Marc的父母離開溫州已經20多年，他自己也出生在這裡，拿的是義大利護照。父母現在普拉托經營一家小型服裝企業，家裡也在當地置產，但國籍仍然是中國。

那會有在國內本來就已經很富裕的溫州人在普拉托生活嗎？所有受訪者均表示，從未聽說過這樣的情況。確有一些以往報導中，溫州商人大舉收購義大利品牌，但這樣的富翁與同鄉的移工之間，從無交集。

一年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義，並與義大利總理孔蒂簽署「一帶一路」協議。因為經貿交往密切和「親中」，義大利爆發嚴重疫情後，還遭到了一些「反中」人士的嘲笑。

但在基層移工的世界裡，「一帶一路」和自己並沒有多大關係，他們說自己不關心、不了解。即便在一家頗有知名度的服裝企業裡擔任管理職、手下有40多名員工，關先生也表示，他從未聽自己的溫州老闆說起過「一帶一路」的影響。

指稱這些已經在義大利生活已久的移工，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沿「一帶一路」向外輸出的載體，存在著倒果為因的誤解。但義大利人對華人的感受，確實複雜。一方面，華人族裔的經濟對普拉托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超過11%，購買力驚人的中國遊客和中國市場更對義大利人充滿誘惑力。但另一方面，「中國製造」的低成本優勢，嚴重衝擊了小規模家族企業為主的義大利傳統產業，紡織、皮革、製鞋等產業「傷亡慘重」。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大量當地工廠倒閉，工人失業。一些瀕臨倒閉的企業主索性把工廠賣給了中國人，普拉托的紡織、時裝行業就此被佔領。

義大利記者佩拉琪妮（Silvia Pieraccini）於2010年出版了《中國衝鋒》（L'Assedio Cinese）一書，講述了義大利人眼中，溫州移民如何在普拉托扎根的故事。其中提到，中國人如何嚴重衝擊了當地傳統經濟紡織業——他們初來乍到的1991年，普拉托有8,141家紡織廠，時裝公司只有2,000家；到了2009年，紡織廠只剩3,300家，時裝公司卻增加2倍。

擔任服裝廠管理工作的關先生坦承：「普拉托現在幾乎所有的服裝企業都是溫州老闆開的。」

溫州移民在普拉托開發一種新產業模式，義大利語叫做「pronto moda」，意味「快速時尚」，其運作模式是：從中國進口廉價布料，以閃電般的速度將布料變成時尚服裝，以跟上快速變化的風格，賣給全球低價零售商與市集。

此外，Prada、Gucci等奢侈品牌的製造商也都是當地的中國工廠，雖然這些高端品牌仍然印著「Made in Italy」的標籤，但懂行的人心知肚明，完整的表述應該是「Made in Italy by Chinese」。

Marc的父母經營小型服裝企業，自己也先後在印花廠、裁剪公司、布行等工作過。他說：「這個我太清楚了，無論大牌還是快速時尚品，應該都是華人製作的，品質差別並沒有太大，貴的是牌子，大錢還是他們賺的。」

網路上有一個略帶戲謔的說法，將肺炎疫情比作球賽，中國打上半場，其他各國打下半場，而海外華人則不幸要出戰全場。而義大利華人，無疑又是所有打滿全場的「球員」中，最體力透支、心力交瘁的一群。

那有沒有可能是春節後，一些溫州人在家鄉被感染，又急於避疫，反而把病毒帶到了義大利呢？雖然無法百分百排除這種可能，但受訪者們認為機率很小。「回義大利來的人應該很少，像我家畢竟有兩個孩子在這裡，公婆也害怕，萬一自己被感染了，又把病傳給孩子。」

《報導者》聯絡到的這些受訪者均表示，自己在義大利的親友中，還沒有聽說有被傳染的。義大利《華人街》網站的一位工作人員向我們透露：「官方不公布國籍訊息，沒有確切的數字。被傳染肺炎的義大利華人，我知道的有十幾位，不知道的還有很多。」但在已確診的6萬多人中，這個比例並不大，由此推出是溫州人把肺炎帶到義大利，證據不足。

事實上，到底誰是義大利的「零號病人」，仍存在不同說法；究竟疫情是如何傳入，目前尚難釐清。但較為明確的是，義大利疫情爆發始於北部倫巴第大區（Lombardy），難說和中部的普拉托間有怎樣的直接關係。

雖然絕大多數義大利人對華人態度比較友善，但在COVID-19疫情初期，還是發生了一些針對、乃至攻擊華人的事件。「華人街那裡，就發生過一起老外打中國人的事，他們說病毒是中國人帶來的，」姜先生略感氣憤，「現在看到被感染的，基本上都是老外，他們總該沒話說了吧。」

而且，在他們看來，華人的防範意識遠比本國人要強。丹丹說：「畢竟我們一直在關注國內的狀況，早在2月底，義大利感染者超過500人的時候，大家就已經很警惕了。我打工的餐飲店，老闆已經開始提早關門。」

姜先生記得：「當時有華人在路上派發口罩，還被義大利人嘲笑。」

中國人特別聰明，早就覺得義大利那麼不重視疫情不行，自己先把自己武裝好了，備好口罩，關上店門居家。 ⋯⋯義大利人就是太不在乎了，我想，大部分的西方人都該有偏見，覺得傳染病只會發生在第三世界。 ⋯⋯早幾天免費發給義大利人口罩，他們都不要，現在有的直接敲中國鄰居的門討口罩。

多位受訪者也表示，目前都處於在家自我隔離的狀態中，「但有些義大利人，還沒有完全隔離，有些至今也不戴口罩。」在社群媒體上，則熱傳一段影片，內容是說義大利一位市長，以近乎咆哮的方式向市民喊話，呼籲大家不要出門。針對一些市民每天出門購物、跑步甚至開派對的情況，市長怒嗆：「我們城市常年跑步的人最多20個，現在全都變得熱愛跑步了？」

2019年，義大利地方議會首次出現華人面孔，祖籍浙江溫州甌海的林詩璇、祖籍麗水青田的王小波雙雙進入普拉托議會，但華人族群與當地社會的區隔仍然根深蒂固。

原因首先是溫州人本身就非常注重血緣、親緣、地緣關係，因而族群內的向心力較強。加之當地華人實在太多，所以在普拉托，哪怕不會講義大利語，只要會講溫州話，也完全可以生存。來自河北的胡先生說，即便同樣是中國人，自己也是花了一段時間進入這個溫州人為主的環境。

「要和義大利人交往，語言還是很大的障礙，」丹丹說，雖然自己在這裡已經生活了8年，但義大利語其實還根本談不上流利。

語言能力背後，是教育程度的限制。義大利福利機構（Caritas）的一項統計則指出，中國移民中只有12%上過高中，遠低於外國移民平均水平的28%。

講到義大利目前的疫情，幾乎每一位身在普拉托的受訪者都會提起「華人街」這個中文網站，那是他們每天獲取資訊的主要管道，關注義大利語媒體的人相比少得多。

丹丹說，房東對自己很客氣，這樣的義大利人算是難得。大部分受訪者則表示，義大利人對華人談不上歧視，但終究涇渭分明。

鎖國又封城中的義大利，從南到北，很多自我隔離中的人，辦起了陽台音樂會，在各自家中的陽台上，播放或演唱義大利國歌。在普拉托，也有華人在陽台播放起了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

「雖然我們在異國他鄉，但就像生活在中國一樣，還可以聽到國歌，」聽到中義兩國國歌交替響起，自認為中國人的Marc心中分外激動。單看護照，Marc其實是土生土長的義大利人，但他輾轉換過幾個工作，老闆都是華人，不久前還在「華人街」網站發文想找一份穩定的工作，但卻從沒想過到義大利人的公司去應徵，「他們是不會歧視中國人，但要說到工作，肯定還是留給自己人。」

Marc覺得，自己拿著義大利護照，好處也就是出國旅行比較方便，其他和中國護照也沒有什麼差別。義大利並不是像北歐那樣的高福利國家，所以「如果找不到工作，也沒有什麼失業金，還是只能吃土。」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勞拉・德・普雷托（Laura De Pretto）做的〈義大利溫州移民的社會認同：亞洲價值觀的堅持和雙文化的可能性〉研究顯示，「移民到義大利後，溫州人表現出更強的民族身分認同意識，這是由於他們必須建立一個強大的社會支持系統，以成功應對一個完全不熟悉、甚至是不友好的環境。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和親密的家庭關係是其社會支持系統的堅實基礎，以助於他們面對外國的陌生環境。隨著在義大利生活的時間延長，溫州人對亞洲價值觀的堅持有微微降低的趨勢，但並不顯著。」

長期在普拉托的移工，有不少拿到了義大利綠卡，但是入籍的比例很小，不僅僅是因為義大利移民政策收緊，也由於他們並不想在歐洲扎根。

「我不喜歡入籍，因為我是中國人，而且很多家人也都在國內。」丹丹的兩個孩子都出生在義大利，但拿的卻是都是中國護照，她甚至想過把孩子留在中國。「公公婆婆平時要管孩子，只能做每天4、5小時的辦公，我自己收入也不多，老公稍微多一些。但一家人租套房子，加上電費垃圾費，每個月1,000歐元（約人民幣7,600元，新台幣32,000元。）也不夠。」丹丹和老公的老家都在溫州的鄉下，他們一直想賺錢在老家買套房子，但因為收入就這些，還有兩個孩子要養，所以一套房子人民幣3、40萬元的首付，他們也還沒有攢夠。

這些溫州移工，只是身在歐洲的漂泊者，希望賺到足夠的錢，回家買房子，做點小生意，最後落葉歸根。

在經濟之外的面向，以溫州人為代表的華人，始終是游離於義大利主流社會之外的「他者」。無論是第一代、第二代移民，無論是否入籍，他們的認同多數還是中國。在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後，大家不遺餘力地購買口罩等防護物資，寄回中國幫助同胞。Marc表示：「這是必須。而且大部分不是寄給親友，而是捐給醫療機構。」只是沒想到兩個月後，在義大利的中國人，又在等待國內反向援助。

胡蘭波寫到：「義大利溫州人多，過去叫負債逃跑的人『跑路』，現在叫逃回國的人『跑毒』，中國語言太有意思。早點做『跑毒』還好，現在真要穿過萬千封鎖線，一路上隨時可遇毒彈，到了祖國還得到指定酒店隔離。在義大利也有幾個華僑染病了，好在第一個病人已經離開重症監護室，病情好轉了。」

當疫情在中國趨緩、反在歐洲爆發後，中國人又開始擔心病毒從境外回流。一些人把矛頭指向了海外僑民，覺得他們想賺錢的時候就去國外，遇到麻煩了就想躲回國。

這種情緒，可能也和很多中國人認為「溫州人都很有錢」的迷思，所導致的「仇富」心理有關。確實有富豪階級的溫州人曾告訴記者，「溫州人結婚的時候，都要裱一張幾百萬的存摺，掛在牆上」。但事實上，三面是山一面向海的溫州，並非處處經濟發達，人人有錢。一位溫州籍的資深媒體人表示：「世界各地差不多有60萬溫州人，改革開放之前就已經有人透過偷渡出國了，但那是因為溫州實在沒什麼資源，太窮了。」普拉托的溫州移工，幾乎來自溫州市轄的幾個縣，根本不是許多人想像中的「土豪」。

姑且不論一張回國的機票，抵普通勞工2個月的收入，「我們是一家人，所以留在原地，如果只有一個人在歐洲呢？如果他又沒有住家的話，肯定會選擇回去（中國），」丹丹覺得，中國人會指責旅歐同胞，也是因為根本不了解國外的制度，在中國生病了至少去醫院還是可以掛上號，但義大利實行的是家庭醫生制度，從預約到看病時間漫長，她以前得病，都是自己在家吃藥，「即便回國的人，絕大多數也是服從政府安排，接受檢疫、隔離的。而且這是他們的權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