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滋病」曾經無藥可救，有「世紀黑死病」之稱，在世界各地引發巨大恐慌。但科學家何大一1995年發明「雞尾酒療法」之後，愛滋病的風貌翻開新頁，迄今，已變成一種可控制的「慢性病」，HIV帶原者每天只需吃一兩顆藥，平均壽命就跟一般人沒什麼差異。
然而，愛滋病在法律上的特殊位置一路延續到今天，是諸多傳染病之中唯一立有「特別法」的疾病，雖然法條有「不得予以歧視，拒絕其就學、就醫、就業、安養、居住或予其他不公平之待遇」的權益保障，但同時也隱含「蓄意傳染」的嚴厲限制和處罰。這樣的法律，真的有助於現今與未來的愛滋防治嗎？
「如果你知道自己感染愛滋，但與別人發生性行為時沒有告知對方這點，並與對方進行了危險性行為，使對方被傳染愛滋，就要關5～12年。就算沒有真的傳染，也要罰。」
「他們就有愛滋啊，當然不可以讓他們傳染給別人！」乍看之下，這條法律好似「很合理」，但今（2018）年7月赴荷蘭參加世界愛滋會議（AIDS 2018）、長期投入愛滋防治工作的台大醫院感染科醫師方啟泰指出，穩定服藥且病毒量測不到的HIV帶原者其實是沒有傳染力的；真正加劇愛滋傳播的，恐怕是許多還沒有篩檢、瞭解自己病況的人，HIV條例卻無法防治後者。
方啟泰並提到，在國際愛滋病學會的官方期刊（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IDS Society, JIAS）上，20位跨國的頂尖科學家已共同發出呼籲，要求有HIV處罰性條款的各國政府檢討這類法律。
註：醫學上將身上帶有病原體但未有明顯症狀的人稱為「帶原者」，例如「B肝帶原者」。對於感染HIV的病友，《報導者》也統一使用「帶原者」而非「感染者」一詞。
2018年7月25日，20位跨國的頂尖科學家發出一份共同聲明，而這份聲明隨後也受到國際愛滋病學會、聯合國愛滋病聯合規劃署（UNAIDS）等重要組織的認可。聲明指出，全世界至少還有68個國家將「不揭露、暴露與傳染HIV」列為刑事犯罪，另有33個國家在類似的狀況適用其他刑法條款，但這些法律卻不是建立在最正確的的科學資訊上。
聲明表示，大多數案子牽涉到性行為，但如果一名帶原者經過治療，體內的病毒量控制在「測不到」的範圍內，實際上並沒有傳染風險；再者，目前的科技無法證明是誰傳染HIV給誰，或誰先感染HIV，而有些案子甚至會起訴咬人、接吻、吐痰的行為，但這些也不會傳染愛滋。聲明呼籲，各國政府及司法工作者應跟上愛滋病研究的最新進度，以去除污名、歧視和誤判。
這份聲明的其中一位作者貝克（Linda-Gail Bekker）更進一步批評，這類將HIV刑罰化的法律不但沒有效果、沒有科學根據、具有歧視性，它們甚至會加劇愛滋傳播，因為它們迫使已感染的帶原者以及有感染風險的人躲起來，遠離治療。
台灣愛滋病學會理事長、台北榮總醫師林錫勳也說明，這些年來，國內外的實驗結果皆已證明「U=U」（Undetectable = Untransmittable），意即HIV帶原者若穩定治療、服藥，將體內的愛滋病毒量控制在「測不到」（Undetectable）的範圍內，那麼就算與人發生上萬次的無套性行為，也「不會傳染」（Untransmittable）給他人。
當然，不見得所有帶原者都穩定治療，但林錫勳指出，愛滋病仍然有預防方式，若發生有風險的性行為，現在有「暴露後預防性投藥」（PEP），甚至還有「暴露前預防性投藥」（PrEP）。
無論如何，林錫勳說，透過性行為傳染的並非只有愛滋病毒，B、C肝病毒也會，且可能造成癌症，可是法律也不會用刑罰來防治B、C肝炎。他說明，30多年前愛滋病剛被發現時，社會很恐慌，醫學上的預後也不好，才衍生這種規定，如今已不合時宜，刑罰只會造成反效果，「感染者（帶原者）變成犯罪的主體，某種程度來講是被歧視的，很多人就不去篩檢，也不願意去治療。」
況且，就算某兩個人體內都測出愛滋病毒，林錫勳指出，現在的科學技術頂多看出病毒型態相似，無法確認是誰傳染給誰、或誰先被傳染。
換句話說，在HIV條例第21條裡，「致傳染於人」這個法律要件根本無法被舉證。這也是為什麼幾乎所有引用此條款的案件，最後都只能用「未遂」來定案，刑度則多半是2年8個月左右。更別提很多狀況裡，被告其實有穩定治療，而原告根本沒有被傳染，但即使這樣，被告還是要去坐牢。
以2016年沸騰一時的「馮老師案」來說，當時的媒體報導將他渲染成「故意到處無套約炮、散播愛滋病毒」的妖魔鬼怪，彷彿他處心積慮，致力傳染愛滋。事實是，馮老師發現自己感染HIV之後，便穩定就醫治療，將病毒量控制在測不到的範圍內，醫院也針對這點向法院作證。
然而，他的案子，每一件都以未遂犯成立。
這正是聲請釋憲的其中一個理由：既然HIV條例第21條的前提是「明知自己為感染者⋯⋯」那大家是不是乾脆「不要去篩檢就沒事了」？誰驗誰倒楣嘛。但這樣一來所有人只是更不健康，因此這條法律對人民的健康權沒有幫助。
雖然這份釋憲尚未被審理，HIV條例第21條修法也未啟動，但2018年初，北部一名檢察官為這個議題點亮一絲曙光──該檢察官在處理一件HIV條例第21條的案子時，除了主張沒有積極事證能證明真的有發生危險性行為，根據罪疑惟輕原則，應不起訴被告之外，也向醫院查證被告的病況，從中了解到被告已治療多年、服藥狀況穩定，「檢測血漿病毒而測不到」、「病毒並無感染他人之虞」，檢察官因此認定這跟「危險性行為」的要件不符，採不起訴處分。
鄧傑認為，性行為需要雙方同意，若從事危險性行為也應該是雙方責任，HIV條例第21條單方面課予帶原者責任是不公平的。他進一步分析，危險性行為跟揭露身分兩件事其實是綁在一起的，帶原者有時發生危險性行為，正是因為對揭露身分有顧慮，畢竟社會環境仍不友善──平平都是疾病，許多人看待愛滋時硬生生多了一道「活該」的譴責眼光。 「如果今天跟對方說口交要戴套，他一定覺得很奇怪，那不就等於也揭露自己是感染者（帶原者）嗎？若只是要一夜情，也要揭露嗎？揭露後，對方會怎麼對待你？隱私是一個覆水難收的東西，跟A講了之後，這個東西就不再是祕密了，除非能確定Ａ永遠不跟別人講。但如何去期待跟每一個有親密互動的人，都有足夠的信任？帶原者有揭露義務，對方沒有保密義務欸。」
HIV條例第21條假設帶原者若不「出櫃」，將為公共衛生帶來巨大的風險，但對帶原者來說，「出櫃」將為自己帶來更大的風險，這令他們更小心地權衡著每一個「說」與「不說」。
一名HIV帶原者少年小智（化名）受訪時回憶說，他數年前因家中照顧功能不佳，被安排到安置機構居住，儘管愛滋病毒不會透過口沫傳染，他仍被要求每天「戴口罩」生活，否則就要關禁閉。此外，他必須「最後一個」洗澡，以及用漂白水刷洗地板。有次小智手上有一道小小傷口，並沒有流血，竟被關在房間直到傷口癒合，大約兩週。
小智已穩定服藥多年，病毒量一直控制在測不到的範圍內，但他至今不願對任何朋友、家人透露自己帶原HIV一事，有一兩次差點被打工同事和學校老師發現，也只能盡量迴避，以求安穩生存。
另一名帶原者阿耀（化名）一向非常關注帶原者的權益問題，在別人眼中算是「社運青年」類型的人物。但即使是阿耀，也不願意公開承認自己是HIV帶原者。
「不管我以前有各種光環，可是自從我有愛滋之後，好像連個阿貓阿狗都可以說我兩句，」阿耀疲憊地說，理想和現實有差距，後者讓他「傷痕累累，太殘酷了」。若他公開宣示身分，連家人或以前交往過的對象都可能連帶被刺探，「你是不是也是感染者（帶原者）？」
回到HIV條例第21條，該條文想像的完美情境是：帶原者若知道自己的病況，與人發生性行為時應自揭身分，接著再發生安全性行為。但世界真的可能這樣運作嗎？
以阿耀為例，他目前經穩定治療，體內病毒量已測不到，按照「U=U」科學結論，即使無套也不會傳染給別人，對他和其他像他一樣的帶原者而言，「出櫃」變成多此一舉、百害無利的事情。
至於有些人會問，到底為什麼要發生無套性行為？阿耀說明，主要是追求親密感，但他也是看對象、看感覺，每次狀況都不一樣，他並沒有特別推崇哪一種性行為，重點是，雙方應協商彼此的底線到哪裡。
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祕書長張正學也表示：「大部分的人會想說，『那你不講（告知對方），你就戴保險套啊！』可是我們要問的是，戴不戴保險套，到底是你的責任，還是他的責任？責任這件事應該是雙方的事，而且保險套還預防其他性病，可是其他都不會罰。大家都不怕其他疾病，大家就怕愛滋。」
張正學記得有一次，權促會接到一通諮詢電話，「有人打來說，他在不安全性行為之後很擔心，打電話去問對方是不是帶原者。可是我就說，對方說『是』或『不是』，對你的差別是什麼？」
無套性行為本來就存在著各種致病風險，儘管所有人都知道這點，但包括HIV條例第21條的邏輯在內，仍仰賴「有疾病的那一方」所給的資訊來建立安全感，而非實際採取了什麼保護措施。
那如果「有疾病的那一方」真的也不知道自己患病呢？難道在無知之下的危險性行為，就變得比較安全了嗎？
聯合國愛滋聯合規劃署（UNAIDS）2016年推出「90-90-90」策略，希望「90％的感染者知道自己病況」、「90％的知道病況者服用藥物」、「90％的服用藥物者成功抑制病毒量」，但就台灣的情況，達不到的目標正是第一個。
根據2015～2017年的資料，台灣的數據是「79-87-90」，由此可見，「篩檢後有治療且成功抑制病毒量」的帶原者占絕大多數，更加「危險」的反而是許許多多始終認為愛滋與自己無關的人，畢竟愛滋病不再是絕症，但如果「延遲診斷」、「延遲治療」，存活率確實比較低，也可能在無知的狀態下傳染給更多人。
一般而言，HIV病毒的平均帶原期要8～10年才會發病，但依據2014～2017年疾病管制署通報資料顯示，台灣每年新增個案約2,500人，其中約有高達34％在通報一年內發病，屬於延遲診斷的情形。
如何讓冰山下的黑數浮出海面，不要衍生更多黑數，正是國內愛滋防治工作者頭痛的問題。從1984年起至2018年9月底，台灣累計通報的本國籍HIV帶原者（含發病者）有3萬7千多人，但其餘的2千多萬國民都很清楚自己的健康狀況嗎？
林錫勳說，很多人仍認為愛滋病跟特定族群有關聯，事實是，「我們現在已經不太講危險族群了，只要是經由性行為，尤其是不安全性行為，都可能感染。現在在美國，專業協會的建議是成年人只要有過『至少一次性行為』，都應該要檢查一次。」
然而，就算現在醫院都有匿名篩檢服務，愛滋病的污名實在太深，很多人跨不過心裡面的那道門檻去檢查和治療，不願面對後續可能發生的事，像是影響就學、工作、人際關係等。
林錫勳舉例說，他有一個病患就是篩檢出來之後，整整又隔了3個月才鼓起勇氣到醫院治療；也有病患透過衛福部試辦的「在家唾液篩檢」得知自己感染HIV，卻因為害怕留下紀錄、被追蹤，而沒有據實填答問卷 ── 即使問卷是匿名的。
都已經匿名了，還有什麼好怕的？這樣的恐懼聽起來很「不理性」，但社會對帶原者有多大的恐懼，帶原者就對社會有多大的恐懼，而有時正是這些恐懼阻擋著通往健康之路。
HIV條例第21條未來有沒有可能修法，帶頭打破污名和恐懼的循環？張正學認為，短期內還看不到這種可能，社會需要更多對話，若民眾對這個議題仍有誤解，立委也不敢支持。
但如果把目光放長，遠方並非沒有曙光。如同衛福部疾管署副署長羅一鈞9月8日在「國際愛滋工作永續論壇」上表示：
「愛滋除罪化的可能，很多人都有這樣子的想法。目前也還是在徵詢很多人的意見，這個也是要稍微凝聚共識的過程⋯⋯在大家認同的一些方向或議題上，我們事實上也瞭解趨勢跟潮流，不過，要怎麼樣去掌握運作跟推動的節奏，我們會審慎地去考量很多的因素。但是，我想那個大方向是在那邊，我們也會努力往那個方向去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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