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是個胖子。從幼稚園時跟媽媽在菜市場買菜，會被多送一隻雞腿，然後捏捏臉頰，也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意識到自己的胖。

鬼抓人、踩影子的追逐遊戲總是墊底、被陌生的長輩誇說我圓潤、福相，在國小時，這樣的身體樣貌開始成為焦慮來源：我跑得慢，爬樓梯更是無比吃力，我不會出現在大隊接力的比賽名單裡，體適能測驗也總是最後一名；而我在當班長帶隊去別的教室時，爬樓梯時我得用盡全力讓自己維持在隊伍最前端，氣喘吁吁汗流夾背的保持我的領導地位。

而我不僅僅是個胖子，我還是個陰柔的胖子。在幼時，我曾被帶去宮廟問事，師姐看了看我便說，這是給女水鬼卡到，才會又娘又腫。這樣的特質在青春期漸漸展示開來，肥胖而隆起的胸部，被不合身的制服凸顯，在體育課揮動身體的同時，胸前的肉團也跟著飛舞，本來符合情慾凝視的畫面，在一個臃腫的生理男上蕩然無存，反而成為恥笑。尤其是在運動中，那揮灑汗水，展示體態、能力的過程，我成為了墊底，成為了笑柄，在青春期的愛情與性慾中被隔離。

上學成為我的恐懼，我害怕體育課，運動時被笑，不運動待在角落也被說娘；我排斥制服，頸後的尺碼標籤被人看到，就是一連串對巨數的驚呼和玩笑；我的外套會被套在班上最瘦小的人身上，誇張的比較出那件把我綑綁的衣服，在別人身上有多遼闊。

然而最令我焦慮的，是被老師與學校圈起的感覺──被體育老師說要多運動，在吃午餐時被班導提醒別吃太多，健康檢查後更是被各種通知單提醒，上面寫了體重過重，BMI過高，要家長注意我的飲食，附上的是食物熱量與營養攝取指標，問題是當時的我根本不喝含糖飲料，家裡煮的食物也不算高油鹽。

我還記得國小三年級時，某個假日想買杯手搖珍奶，再三思量躊躇後才行動，在路邊角落偷偷喝完，洗手漱口，並把容器藏匿丟棄在廁所的垃圾桶，回家後還立刻測了體重，心中是滿滿的罪惡感。

國中時有幾次，上課時被叫去集合，全都是體重過重的人，生教組的老師先是宣揚了一下肥胖的壞處，然後問大家要不要接受輔導的課程，內容是每天放學留下來，做體能的訓練，但說穿了就是跑操場。當時的我嚇壞了，跑操場在國中時常是課堂的懲罰，那時候的我心想：「天啊，我因為胖而要被處罰了。」所謂輔導就像是胖子集中營，要把我們改造成正常人。我回去的路上就把輔導意願書撕掉了，弄濕丟進垃圾桶，連回去給家長決定都拒絕。

這樣的經歷讓我非常厭惡自己的身體，也拒絕照鏡子、照相，甚至是在外添購衣物。一直到高中快畢業時，接觸到女性主義中，要解放女性身體、回歸身體自主的論述時，我才如醍醐灌頂，這十幾年來的情緒，忽然被接住了。從那時候起，我才開始願意與自己的身體和解，裸體的站在鏡子前，端詳自己的贅肉、肥胖紋與粉刺。而和解的，不只是對於胖身體的賤斥，還有過往在親密關係中、在校園生活裡，那些惶恐不安的情緒。

其實身邊不少瘦弱的朋友，也曾因為自己的身體，而感到害怕、自卑，然而肥胖者在體型上的突出，使得自己更容易被標注。我們是如此龐然，卻又極力的想將自己縮藏。而造成壓力的源頭，常常是外界善意的關心，和以「健康」為名的提醒。

當各種醫療保健訊息傳遞時，常常將疾病視為行為的懲罰，而且容易與特定族群掛鉤，甚至成為污名。慢性病常被認為是飲食不節制，而被掛鉤的則是肥胖族群、肺癌與抽菸畫上等號、愛滋與淫亂畫上等號，並被與男同志族群掛鉤⋯⋯諸如此類的連結，造成刻板與歧視。社會大眾將疾病視為懲罰，苛扣了自己對患者的支持和關懷，而握有權力者，能苛扣的則是資源，從川普上任美國總統後取消愛滋防治及墮胎預算，這樣意識形態所引發的嚴重性可見一斑。

去年BBC製作的紀錄片《肥胖的真相》，講述一具重達108公斤的女屍解剖，華文媒體與網路社群紛紛轉發，以窺探輕浮的語氣報導，並夾雜不少「恐怖」、「立刻去減肥」、「放下手邊食物」等字眼。而嚴凱泰的一席話，「你連吃都不能控制，那你還能控制什麼呢？」更被視為成功者名言語錄。這些都忽略了真實生活中，屬於肥胖者的困境，也單一化了肥胖的成因。

肥胖的成因，可能來自憂鬱、躁鬱，可能來自基因，也可能源自於生命中的議題。如陽明大學衛生福利所的研究生蔡培元，在碩士論文《我僅僅只是一個胖子──記述一段朝向自在的歷程》中寫道，自己的胖，源自於對母親成就感的滿足，他無能為力地面對被家暴的母親，只能靠把桌上的食物吃光，滿足母親烹飪上的成就感。

社會在不斷闡揚著主流身體價值的美好時，能否在一句「你為什麼不減肥」前，先好好思量，或試圖理解一個胖子的困境？學校對學生的體重進行控管與輔導，卻沒有給予相對地支持系統，宣揚減重減肥的單一價值觀，反而異化了不同的身體樣貌。

肥肉不一定是因為快樂而長出來，但可不可以，不要因為肥肉而不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