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捉摸不定的COVID-19疫情，就算安然度過第一波疫情仍然鬆懈不得，這箇中滋味，新加坡政府應十分有感。

截至4月30日為止，新加坡的累積確診案例已經來到16,169例，全球排名第26。但在1個月之前，這個國家還只有844個確診案例，即便是有發生群聚感染，感染人數最多就是近50人。

3月30日開始，事情出現變化，專門給外籍移工──新加坡當地稱為「客工」──居住的宿舍赫然成了疫情焦點。

先是東北邊的榜鵝S11宿舍出現了4起確診個案，然後是西南邊的西雅卓源宿舍也有4個案例，接下來一週裡，每天都有來自移工宿舍的確診案例。到第七天，新加坡政府眼見苗頭不對，4月5日當天即宣布，分別住著13,000人的榜鵝S11，與6,800人的西雅卓源宿舍成為隔離區──所有住戶隔離14天，不可出門上班，棟與棟之間住戶不能互相往來、而且不同間、不同樓層的也不可有社交接觸。至今，全新加坡共43處移工宿舍裡，25處已成為隔離區。

接著在4月7日，新加坡政府就宣布了實施阻斷措施（Circuit Breaker）4週，關閉非必要的服務場所，各級學校在家上課，減少非必要外出，出門保持安全社交距離等。

新加坡政府這麼緊張的原因？就在4月初宣布這一連串措施後，4月9日，新加坡的單日確診案例創下287例的新高紀錄，自此曲線一路攀爬，4月20日甚至出現1,426例確診，截至目前為止，在這將近16,000多例中，高達8成5是住在宿舍裡的移工們。

但是問到新加坡當地人對於高漲的疫情緊不緊張？

住在新加坡兀蘭的永久居民Gary說，宣布阻斷措施那天他跑去宜家（IKEA）幫小孩買桌椅、準備在家線上上課。他看到宜家和玩具反斗城店外，人們有秩序地排著長長的隊伍要買桌椅和玩具，以預備接下來一個月和孩子長期待在家中。

4月21日，政府宣布阻斷措施再延長4週至6月1日。這時，奶茶店出現大排長龍的景象，在當地人的心目中，接下來一個月喝不到奶茶這件事遠比感染可能性來得重要。Gary道出多數新加坡人的心理：「沒有恐慌啦，那些外勞都被隔離在外勞宿舍裡，不怕，社區傳染有受到控制。封城後，路上都看不到外勞，所以很安全。」

新加坡政府在疫情發展初期，就已將移工隔離在他們的宿舍中；不過為了持續維持新加坡經濟，允許他們外出工作，但採取無座位平台貨車統一接送的方式，完全隔絕他們與新加坡當地人群接觸的機會。

這樣的隔離措施確保移工隔絕於社會大眾之外，但又有效讓經濟持續活絡，符合新加坡政府高效、務實的管理思維。這就是新加坡人民依然對政府保有信心的原因，因為感染群並不和大眾生活在同一時空──只要移工不被允許出現在街道上，新加坡還是安全的。新加坡人David說：「疫情主要是外籍移工引起的，只要把感染群都放在一起，不讓他們出門，相信政府還是有能力控制。」

這反映了新加坡社會由上到下，對於人口管理和空間規劃的嚴格、有序、理性、務實與工具性思維；其中的嚴格，體現在人民遵守、政府執行上。旅居新加坡8年的前大馬媒體人吳惠恩就點出：「新加坡人在控制疫情政策上，是無比信任和遵循政府的限定，如初期無需戴口罩、阻斷期間硬性規定戴口罩，人們都是循規蹈矩的，這些加諸的限制，沒有影響人們對政府的信任和依賴。」

回過頭來看，新加坡政府初期為了不讓經濟蒙受巨大損失，讓移工繼續為該國的營建業打拼，也未宣布類封城的措施，即便有十幾起群聚感染，卻能將疫情控制千例之下，那麼之後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波疫情的失守？

先從移工宿舍的環境說起。

從開始實施阻斷措施後，30歲的大馬籍移工宿舍負責人黃先生形容：「移工現在過著三點一線的生活，宿舍──醫院──隔離區，他們已經不能外出工作，若確診，只有醫院和隔離區兩個選擇。我感覺移工就好像生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

新加坡外交部巡迴大使許通美則是早在他的Facebook上直批，新加坡對待外籍移工的方式不是第一世界，而是第三世界，「這些宿舍就像定時炸彈一般。」

許通美這樣生氣不是沒道理的，這些移工居住的環境，並非像是新加坡政府2015年制定的《外籍僱員宿舍法》所規定的百分之百美好。法律規定每個移工都必須擁有16平方公尺、約4.8坪的個人空間，但一些移工宿舍卻並非如此。

新加坡非政府組織情義之家（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Economics，HOME）個案經理陳宇翰受訪時表示，有的宿舍是20個人擠在一間房裡，沒有床、只有木板，沒有私人儲物櫃，造成移工行李只能放在床上，幾乎沒有私人空間。此外，廁所、食堂、廚房等公共空間都屬於共用設備。

負責管理3層樓小型宿舍的負責人黃先生則提到，他負責的宿舍住了200人，宿舍環境和大學宿舍差不多，只是一間房同時會有10～20人居住。其中，30平方米（9坪）的房間住10個人，70～100平方米（21坪到30坪）的住20人。

而新加坡人居住的政府組屋區以及一般大學宿舍，擁有的個人空間較多，不只是一張床位，還備有書桌、衣櫃、儲物櫃等。就算在外租房，一間房只有1～2人，擁擠程度不如移工宿舍。

陳宇翰認為，「非政府組織已經針對如此大型勞工營提出抗議，幾萬人擠在一個地方，不具人性化的空間設計，任何傳染病都輕易在這樣的空間流傳，就算沒有新冠病毒，其他傳染病還是會有機會大爆發，對移工健康造成影響。」

「需要問責的是，為什麼政府會允許如此有問題的宿舍規畫建設起來？為什麼政府會同意這樣的營運方式？如此採用龐大勞工營安置大量移工的政策，是否正確？是否人道？是否道德？不論組織如何呼籲政府關注移工居住情況，都沒有人聽到我們的聲音。」

根據新加坡外籍勞工法令，人力部要求雇主承擔移工保險（醫藥及工傷）、生活費（住宿和飯食）、人頭稅、身體檢查費用、申請費等，如果雇主要求移工承擔是違法的。

「但是，要證明雇主違法卻很難，雇主能在工資單上動手腳、扣工資，甚至我經手的案例中有90%工人根本沒有拿到工資單，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當局也沒辦法執法，」陳宇翰描述移工面對舉證困難的情況。

他說，即使法令規定雇主必須發出工資單，但很少見到人力部嚴格的執法，使法律變得可有可無。「外籍勞工法令是來保護工人，但卻變相賦予雇主絕對權力，掌握對付工人的去留大權，移工被迫接受各種不平等合約及剝削條件，也不可隨意換工作，否則雇主終止工作准證，則一切將前功盡棄。」

病毒在感染人類這件事，基本上是一視同仁，只要環境與生理條件適合，能感染就感染。新加坡當地社會對外籍移工的不理解與排斥心態，早就鋪陳了新加坡確診案例一舉破萬的基礎環境。

宿舍負責人黃先生在談到新加坡人的心態時指出，部分新加坡人向來認為自己高人一等，對外籍人士缺乏同理心。「我們委任一個中國工人去一個屋主家鋪地磚，工作期間工人不幸被地磚割傷手腕流血，隱約可看見骨頭。可是屋主一點都不關心工人的傷勢，他們在意的是他們家的地板哪裡被血沾到，有沒有病毒，要趕快清潔消毒，想要我們快點把工人帶走。」

陳宇翰說：「很少新加坡人會關心這些移工生活過得好嗎？快樂嗎？舒服嗎？這顯示新加坡人對移工的態度有問題，這因此也反映在政府政策上。」

他分析說：「新加坡政府治理方式像管理一家商業機構，而不像是國家。制定政策的傾向以獲得多少利益為主，只要有利於機構的政策，政府就會嚴格執行，忽略從人性化的角度去同理移工的處境。」

也許新加坡政府追求效率的經營方式，忽略了幽微的人性層面。舉例來說，總理李顯龍在4月10日的電視談話中更呈現出「新加坡是好雇主，讓外籍移工們可以把賺到的錢寄回家」的「資方對勞方」態度，而不認為這些為新加坡基礎建設打拼的移工們，有可能也是新加坡社會中值得被同理心對待的一員。他在宣布第二次阻斷措施時也強調，疫情大爆發多集中在移工宿舍，但社區感染未擴大，再加上新加坡政府自4月16日開始，每日疫情報告會將移工宿舍的確診案例與其他本土案例分開，無形中更坐實了新加坡社會對移工的「你們」概念。

吳惠恩認為，新加坡政府刻意劃分移工感染和社區感染，會造成更多社會歧視，歧視多為語言暴力，普見於社交媒體。他歸納，社交媒體上普遍的批評包括：

他坦言，「歧視從語言暴力延伸，到身體力行是環環相扣，疫情過去，生活回歸正常，移工或更難融入新加坡社會。」

截至2019年底，境內總共有將近百萬的外籍移工，其中不僅包括營建業移工，還有家庭移工。4月下旬，社交軟體WhatsApp網絡中，一度流傳著「17名確診的家庭移工是被營建業移工所傳染」的錯誤訊息，但事實上這些家庭移工大多都是被雇主所感染。

新加坡整體人口570萬人，包含家庭與營建業移工，這些算是外籍工作者中最低階、從事勞力技術型的工作者們，大概佔了18%，而這次住在宿舍裡的營建業移工們大概僅是5%人口，卻是新加坡社會能夠持續運作、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助力之一，試想：這些人不在，誰來駕駛新加坡當地的巴士？誰來蓋出一棟又一棟的摩天大樓？移工不能融入當地、為整體社會所接受的代價，新加坡在2012年的百名中國籍巴士司機罷工抗議、2013年的小印度暴動已經見證過。

這一次，新加坡為其隱身於全體社會裡的「你們、我們」心態，再次付出了沉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