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台灣去上海工作第八年，陳本昱第一次感受到徹底的絕望。他今年38歲，台南人，和太太、兩個孩子與保母一起住在上海，在食品業擔任行銷高管。2022年4月4日，上海封城第四天，他發現自家大樓因為出現過確診病患，樓下大門竟被人以大鎖鎖上，防止任何人外出。

絕望不光來自於被剝奪人身自由。當時陳本昱家中食物沒剩多少，他掛記著兩個小孩，「我可以少吃，但小孩不能少吃。」一瞬間，最糟糕的畫面湧上心頭，如果火災、如果地震、如果一直沒有物資⋯⋯這些「如果」幾乎要把陳本昱壓垮。

「官式回應」根本無法解決眼下問題，陳本昱決定放棄官方求助管道，一邊規劃意外時的逃生方法，一邊調查鄰里物資情況。他發現鄰居也面臨斷糧危機，即便是居委會成員也是，大家都快沒東西吃了。

在此之前，陳本昱不曾想到上海會以如此強硬的方式控制疫情。作為特大型沿海城市，上海常住人口2,421.4萬，相比中國其他城市，它以國際化、經濟發達、管理良好而著稱，中產家庭多，不少人在外商、民營企業工作。儘管中國高舉強力清零政策，但兩年多來，上海的疫情政策被認為相對柔和，強調不搞「一刀切」，以「精準防疫」控制疫情，即防控人員針對確診病例的分布情況，劃定特定管控區域，而非一次性大範圍封鎖。

這次，當中國決定在如此遼闊、人口眾多的重要經濟大城實施數週以上的封城和禁足時，混亂和無序集中爆發了。

至截稿時，陳本昱家樓下的大門還被死死鎖著。這一切衝擊，也顛覆著他與許多人對上海、對中國的認知。

「我感到十分的失望和遺憾，因為作法上有很大的缺失和罔顧生命安全。但政策和執行方法依舊不做任何的調整，就像一個無助的被囚者，與世隔絕。」

斷糧危機絕非偶然。早在3月22日，上海新增981名確診案例，網路上傳出封城消息，大批民眾搶購物資，同天，上海官方微信公眾號「上海發布」，表示此為不實消息；3月27日晚間，上海新增3,500名確診病例，官方宣布隔日凌晨5時起，以黃浦江為界，先封浦東（3月28日至3月31日）、再封浦西（4月1日至4月5日），此舉措被市民戲稱為「鴛鴦鍋政策」，此後連續兩日單日確診破 5,000 例。

突然封鎖一個巨型城市，如何滿足居民最基本的吃喝？起先官方表示可以通過居委會配送物資，搭配上海原先發達的電商、物流、快遞配送系統，解決基礎民生問題。然而，嚴格的疫情管控措施，使得物流供應鏈中斷，導致外地物資不能抵達上海，或上海物資不能送抵居民的困境。據媒體報導，有供應商貨物滯留港口、倉庫，無法出貨。

一名不願具名的外送平台業者告訴《報導者》，他們內部面臨巨大的壓力：

「我們現在一輛車從外地進來的物流成本至少要漲5～10倍，更不用說上海的倉庫、工廠或供應商只要（出現）一例陽（性）就封，根本無法供應。外地來過上海的司機，回去會被檢視行程紀錄，來過上海的再返回得被隔離，很多地方根本就不接經過上海的車，整個供應鏈都出了問題。」

4月8日，上海封城第八天，網上湧現斷糧危機的呼聲，名為stormzhang的網友發表〈求救！！！〉一文，指他在浦東的住所被封到第22天，「在2022年的今天，國際性大都市的人民每天買不到菜，吃飯是問題，我也是不信的，然而它就是真實的發生了。」此文被網友大量轉載，但很快遭到刪除。

「我當時就是每天早上設鬧鐘專門起床搶菜，看哪個平台可以買我就買，但嘗試幾次都沒有結果（搶不到），」陳本昱說，既然外送平台搶不到菜，陳本昱與鄰居另尋方法：自己組織「團購」。

自組團購群體是近月來上海市民獲得物資的主要來源。和市場化的電商團購不一樣，它是民間自發的採購：首先有人做「團長」，團長得找到可以供貨的商家或廠家，湊滿一定消費金額，再聯絡物流、組織小區內志工分發貨物，負責售後。所幸陳本昱居住處人口眾多，他與鄰居成立群組，自願當團長，暫時緩解了物資危機。

然而，對於並非住在大型社區或獨居的居民來說，團購難上加難。目前住在上海郊區松江區的小譚，也在歷經斷糧危機後，選擇自救成為「團長」。

小譚出生在湖南，中學時期跟家人一起搬到上海，已拿到上海戶口，平時居住在長寧區。3 月底封城消息傳出之後，小譚、弟妹和朋友一共4人到松江區的父母家，這裡距離上海市區很遠，商業不如市區活絡，以小譚家來說，3公里內都沒有商家。

在小譚家瀕臨斷糧前，居委會送來了物資，但未事先詢問人數，小譚家有6個人，補給物資頂多是一餐的量。而封鎖至今21天，小譚家也就收過一次居委會的物資。

4月5日，小譚在網上搜尋團購消息，一家家詢問，得到的回應不是「松江太遠，不送」、就是跑腿小哥開出天價的情形。此後，她又加入鄰里的團購群，但清一色是蔬菜群。小譚家已經好多天都沒有吃肉了，她決定發起肉的團購群。

「就是誰的膽子大、誰比較蠻橫，誰就能做這件事。」此後小譚還擔任起小區裡的豆製品團長，此前她已經十幾天沒吃過豆製品了。

2019年底疫情爆發初始，小譚人在英國，經過兩年多時間，對疫情的恐懼已經緩解，但此次回到上海，遇上封城，卻讓她再一次感到恐懼。她突然可以理解，為什麼從五〇、六〇年代走過來的爺爺奶奶很愛囤東西：「我終於理解一個擔心幾天後就沒有東西吃的生活會是怎樣。」

最讓她憤怒的是，作為一個公共衛生事件，卻顯少有人從科學角度告訴民眾，面對病毒該怎麼處理、為什麼要這樣反覆測核酸（PCR）？「這些信息和知識都不告訴民眾，只用政策條例使喚。」

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大利指出，中國清零模式經歷了演變，從最初的絕對清零，到後期的動態清零、精準抗疫；但無論哪種模式，都需要很強的行政能力和大量資源，進行人群追蹤、快速核酸檢驗、轉移和隔離感染人群。

「你對任何一個城市尤其是上海這種特大型城市，突然封城時，現有機制面對的挑戰都是很大的；而且上海人很多已接種疫苗，對病毒恐懼沒那麼大，這時候完全封禁的政策，對人的限制就非常明顯，」楊大利接受《報導者》越洋採訪時表示。

為了儘早檢測，上海市每日從當地醫院調撥醫護人手來做核酸檢測，周邊城市的醫院也需要調醫護去上海支援。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4月16日表示，中國核酸檢測能力達到一天5,165萬管，自疫情以來已經完成約115億人次的檢測，「當前全國近3萬名核酸檢測力量馳援上海」。

「我這裡是每天早上6、7點做一次抗原（快篩），中午做一次核酸。不知道做來要幹嘛的，好像就是不把你搞成陽性不會罷休一樣。」

最近，上海一些地區已出現市民拒絕下樓做核酸的現象。網路上也出現基層幹部宣布退出核酸志工工作的聲明，指「（核酸）愈做愈多，卻無人關心和分析總結」、基層意見不能反饋，並表示面對居民擔憂和反對，「已經不忍心一次次把居民叫出來（做核酸）」。

其中，有市民反映尿毒症病患需要洗腎，致電給多家醫院卻不收治；也有老人疫情前因糖尿病引發糖尿病足、腳趾潰爛，緊急封城後，足部潰爛快速擴大。4月11日，台灣出生、在中國發展的經濟學家郎咸平公開表示母親因等待核酸檢測而耽誤急救，最終離世，自己也因疫情封控而無法見母親最後一面。4月13日，71歲的上海小提琴手陳順平因不堪腹痛多時，遲遲等不到有醫院願收救治，在家跳樓身亡。

在人口龐大且高齡化嚴重的上海，醫院原本每日高速運轉。根據上海2020年數據，全市年度診療總次數為2.4億人次，一年住院手術人次則為312萬人次，相當於一天有超過8,500台手術的醫療需求。這一切因為封城，供需瞬間失衡。

自2月26日至4月19日，上海官方數據顯示因疫死亡案例累計17例，但每當疫情新聞發布時，不少網友會在評論區留下此次封城導致的「非疫死亡」案例，發出無聲抗議。有網友將這些訊息整理成「上海逝者名單」，至今記錄了超過170位市民因不能及時就醫或沒有核酸證明被拒診等原因死亡。

14

災難之中，民間開始自救和互助。「這段期間，不少上海人會自發地關心鄰里是不是缺什麼物資或藥，這真的是很珍貴的互助情，很難想像之前你會去特別關心跟你住在不是同一棟樓的老人，」在上海普陀區生活的余平強調，上海的真實情況是非常不好的。

具體有多少人不因疫情、而因封城影響導致死亡，目前缺少官方數字。

當有急病的人得不到及時治療，大量輕症或已經康復的市民，則被一批批送到條件簡陋的方艙醫院或集中隔離點，進行長時間的強制隔離。

4月11日，上海80後市民林斯哲被送到楊浦區某集中隔離點。那是一座被臨時徵用的商用大樓，剛進去，廣播就響起了：「這裡只接受輕症和無症狀患者，沒有任何醫療條件⋯⋯」林斯哲估計該大樓落成不久，政府在其中放滿行軍床，沒有醫生或護士。

「沒有隱私、沒有男女分區，每層住180～200個人左右，每個人都有一個編號。」

14

《報導者》記者在4月18日進行電話採訪時，林斯哲人還在方艙，他向我們表達，當下感覺很荒誕。他一直弄不清楚自己是怎樣感染的。他從3月底開始居家辦公，後來上海封城，除了經常下樓做核酸檢測，他一直沒有出門。4月4日，他還是確診了。數天高燒之後，一天醒來，他發現退燒了，喉嚨也不痛了。

他打了無數電話給不同政府部門申請居家隔離，指自己已經痊癒、而且是獨自居住，「不會給大家添麻煩」，但還是被要求去強制隔離。於是，11日，確診7天之後，他被送去方艙隔離。

睡在簡陋的行軍床上，林斯哲每天都刷新「三觀」。那裡只有廁所沒有淋浴，他已超過10 天不能洗澡。隔離點提供的就是一日三餐，「連續好幾日飯菜都很敷衍，之前拿到飯菜，有人發現是餿的，去投訴，被告知是派錯了，派的是前一天的剩飯，有人吃了肚子痛。」

他至今不知道何時才能離開。根據中國第九版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如果相隔24小時的兩次核酸都是陰性，可以解除隔離。「但這個也很不透明，我們住了7天，就做了兩次核酸，另外一些地方是天天核酸的，很快就可以出去，一些上海本地的叔叔阿姨就去鬧，後來又給我們做了一次。」在微信上，他把簽名改成了「21世紀上海難民」。

在中國，快速建方艙醫院並轉移感染人群是清零模式的關鍵一環。然而來到上海，中國模式也追不上Omicron的傳播速度，除了方艙，政府也設臨時隔離點。截至4月13日，據《新華社》報導，上海已建成100多個方艙醫院，提供20.4萬個床位，同時也把一些地方改成集中隔離點。

據上海市衛健委公開資料，從2月25日至4月20日，上海一共累積超過42萬名確診（含無症狀感染者），其中在上海醫療機構接受治療的重型患者139例、危重型患者20例。病毒至今持續跑贏政府，最近每日仍新增1萬多例確診。

上海政府焦慮地尋求隔離場所。現在，絕大多數體育館都已改成方艙，官方也不斷臨時徵用居民樓、商業大樓、廠房、學校來改建隔離點，這又引發市民強烈不滿。

如此大動干戈，隔離空間還是遠遠不夠。據《報導者》了解，現在上海市民一般在確診3～7天甚至更久之後才被轉運至方艙，轉運過程也亂象橫生：有市民抵達時發現現場還是一片爛泥工地；有人被送走後沒有床位接收，被反覆踢皮球，或者經歷十幾小時的轉運過程；一些隔離點已經人滿為患，市民只能睡在走廊地上。

愈來愈多人開始反抗，爭取居家隔離。4月1日，上海浦東一小區居民曾發起集體聯名信，希望陽性非重症居民可以「在家隔離後果自負」，中國財經媒體《財新》曾採訪到其中一名居民，但報導後來被撤掉。4月14日，上海徐匯區一棟樓裡大量居民為申請讓一鄰居居家隔離而在線請願。

封城早期，政策曾有鬆動的跡象。上海集中隔離點醫療救助組組長陳爾真於4月2日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如果量太大，有條件的話可以居家隔離」。消息一度被解讀為上海要跟隨香港做法，變相允許輕症居家隔離。

然而，4月3日中國國家副總理孫春蘭赴上海督戰，多次表態堅持「動態清零」方針，執行「四應四盡」，即應檢盡檢、應收盡收、應隔盡隔、應治盡治。4月17日，消息再次傳出，上海定下在20日實現「社會面清零」的死命令，即在方艙和隔離管控區外實現零個案。

隨後兩天，微博、微信朋友圈不斷傳出體弱人士被強行轉運的慘況，其中有94歲高齡老人在凌晨兩點半被強行撬門轉運，還在做月子的產婦和嬰兒被迫轉運等消息。4月19日，網路上廣傳一段錄音，疑為一位在滬外國人與居委會人員的對話，居委會用英文通知該外國人核酸測試為陽性，當晚要轉移到方艙，但外國人表示自己12天之前確診，此刻不可能還是陽性，他要求複查，又表示自己已去過方艙，但被送回來了。外國人在錄音中怒罵：

“This government is really fucked up. They have no organization. ”

除了強硬的官方政策外，林斯哲說，鄰居也是不好應付的。「大多數人的態度是，如果我陽性的話，最好居家隔離，但如果別人感染的話，最好出去隔離，」他補充，「許多上海人還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而且官方教育不到位，很多人都覺得Omicron很恐怖。」

林斯哲在上海土生土長，大學畢業後從事創意行業。與身邊同齡人一樣，以前他總覺得，生活在上海挺有優越感。這兩年來，他說自己比較認同動態清零模式。他也顯著感受到，伴隨著數字漂亮的清零，再加上官媒不斷圍繞中美衝突作宣傳，又舉辦了冬奧會，「這兩年愛國教育氣氛特別濃。」

一切在一個月之內被顛覆了。林斯哲起初失望的是，上海沒有像深圳那樣，在只有數十例確診的時候就全面封城，他認為這是疫情快速爆發的最初原因。然而隨後，他目睹了政府為了清零病毒，而不惜犧牲所有人權的狀態。

「現在基本就是沒有人權的狀態。政府措施導致了很多次生（間接）的災害，而且已經這麼多冤情，政府還在作秀，」林斯哲說，「疫情前身邊80～90%的年輕人都支持清零的，經過這一波，都覺得應該要走向共存了，或者至少探討清零和共存之間的一種方式。」

「感官就完全不一樣了，感覺這兩年的愛國教育白做了。」

自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對於疫情報導控制非常嚴格，早期媒體曾報導醫生李文亮、艾芬等「吹哨人」和武漢醫療資源崩潰等慘況，但此後基本不見任何疫情相關的負面報導，各地抗疫的負面消息僅偶爾見諸網路。而此次上海封城後，社交媒體上幾乎每日都有大量反映民眾不滿的影片、錄音和網路對話流出。

林斯哲說，自己早已不相信媒體能提供全面訊息。這段時間他和所有朋友一樣，終日泡在微信、微博上蒐集資訊、抱怨和自嘲。

這幾年在宣傳戰中頗為成功的官媒，也開始遭到抨擊。4月16日央視於晚間播出的新聞聯播，以「上海堅持動態清零 做好生活物資」為題，搭配市民在商家買菜的畫面，但網民發現影片中市民仍穿著冬天大衣，質疑這是舊片段，也質疑封城下哪一個區的居民可以外出購物，有人就在網上發起〈上海民眾要求：追究新聞聯播造謠的責任〉，但該文一小時後被封鎖。

「本來上海是一個可以帶給我安全感的城市，但在我看來現在封城封得比武漢還嚴重，根本難以想像。假設我們兩年來的經驗──不，或是說從1949年以來作為一個集中權力的體系，所有官僚集中力量做事，號稱為人民服務，結果還是沒辦法讓大家好好生活。」

余平是老上海了，他家三代人同居上海，經過此次事件，他明顯的感受是「幻滅」。「我覺得這是很傲慢的，你應該要給人民基本保障，而不是成天堵人民的嘴。忙著捂嘴，繼續保持門面。」

「作為一個上海人，就是通過這個事件認識到，我們最終還是跟其他城市是一樣的。」

孫潔熙在上海住了8年，在一個網路公司擔任工程師，大學畢業之後直接到上海工作。她失落地說，已經要考慮移民，離開上海：

「你會發現政府管理有問題，原來這個城市管理體制還是跟整個國家是一樣的。我不管被誰獨裁，被誰民主，我要保障的是基本生存的權利和生活質量。」

林斯哲也發現，最近身邊許多人都開始聊起移民。他認為，最終不滿的人只能等賺夠了錢之後移民，想要透過發聲來改變制度，是不太可能的。

4月13日夜晚，央視在官方微博發布一則貼文「美國就是全球最大的人權赤字國」登上微博熱搜，大量網民紛紛跟帖留言，抱怨上海混亂、民生疾苦，又嘲諷中國政府只批評美國不管自己人民，跟帖一直持續到14日凌晨4點，有人稱之為一場「賽博遊行」，後來發言很快被清除。

對於中共而言，2022年至為關鍵，面臨的挑戰包括如何應對經濟放緩、如何在西方國家普遍開放之後調整自己近乎封國的政策、如何面對疫苗有效性的問題。更關鍵的是，今年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在2022年下半年召開，中共將處理高層換屆洗牌，以及習近平連任等問題。而最近，烏克蘭戰爭所帶來的地緣政治轉變，以及Omicron在中國多個城市的冒起，又帶來新一波嚴峻挑戰。

中國何時會放緩高壓清零模式，目前仍然看不到盡頭。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薛頓賀爾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黃嚴忠在一篇評論中指，過去兩年，習近平已將自己的個人利益與清零防疫政策綁在一起，在習近平尋求第三個任期的當下，擺脫清零政策將損害他的個人領導力，甚至傷害政權的合法性──中共一直的論述是中國抗疫成功，中國模式比西方制度優越。

「封國總體來說還是有代價的，一方面它可以保證病毒不進去，但是目前大家也認識到，經濟和各方面還是要盡量開放的，但具體怎麼做，滿有挑戰的，」學者楊大利指出。

現在，中國各省分都嚴陣以待，動輒封城──有城市僅一個確診案例就封城，有的小鎮只因為有密切接觸者就封城。《CNN》4月16日報導，據一份投資銀行報告，中國目前至少有44個城市全面或半封城。

許多省市為了自保而關閉高速公路。截至4月10日，全中國關閉高速公路收費站678個、關停服務區364個，各個城市一度像一座座孤島。隨後中國交通部又督導要開放高速公路，維持物流正常，至4月17日，政府表示關閉的高速公路收費站為219個。

「這次的事情已經徹底碰到我的底線了。」陳本昱說。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陳本昱、小譚、孫潔熙、林斯哲、余平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