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後的武漢街頭空蕩，繼續送貨的老計，每天透過微博發布「封城日記」，照片搭配文字的紀錄，成為許多人理解武漢現況的窗口。連武漢當地人，都留言稱，不能出門的他們，透過老計的貼文，看到每天上班的路途如今如鬼城一般，看著看著就哭了。

老計在封城時接到的任務，也是人們觀察這空前防疫手段的一種方式，媒體為他的日記這樣下標：「外賣小哥的訂單裡，藏著武漢的一百種需求」。

封城來得突然，老計甚至得幫寵物的主人餵貓，意外發現新生貓兒屍體的他，也擔起「送行」的責任。有貓兒逃跑了，他又幫忙抓貓。老計的眼，也看見封城時刻人們的絕望與互助。例如他替街上的流浪漢戴上口罩，或是收到無名訂單，要他向醫院送上大量熱食。

「我為什麼願意分享這些呢？因為這也是我療癒自己和做心理建設的一個過程。所以微博上面我大部分記錄的都是相對比較溫暖、向上的東西，悲傷的東西我不太愛寫。當然在現在這種特殊時刻，難免會碰到一些讓人心情複雜的事。比如前幾天，我經過武昌醫院的時候，在路口看到一個中年人手裡提著一袋片子，背著一個年紀稍長的人慢慢地走過，背上的人一動不動。很平靜，周圍站著的人、後面的保安、馬路旁的醫護、身後商店的老闆，都很平靜，我卻覺得好像有一座山向我壓過來。」

除了老計的文字，還有一名20出頭的外賣小哥趙彬，以影音記錄在武漢送貨的過程。2月9日，趙彬的影片登上《人民日報》等官媒在各平台的帳號，成為激勵人心的正能量內容。《人民日報》如此寫道：

「看到淚目！#90後外賣小哥鏡頭裡的武漢#：武漢人不會輸！疫情爆發後大家都戴上了口罩，街頭也不再熱鬧，趙彬沒有停下工作，也沒放下相機，他記錄下疫情下的武漢令人動容的一幕幕。『春天來了，櫻花就要開了，一切都會好起來』。」

封城期的外賣小哥，不只是背起情感上的寄託，也是實質上，勉強維繫人們生活機能的仰賴。

至今，中國已有超過80座城市採取被稱作「封城」的封閉式管理手段，許多人們失去移動自由。根據旗下有京東到家、達達快送的零售與物流平台達達集團統計，中國B2C商城「京東到家」全平台的銷售額較去年（2019）同期成長5倍，專營生鮮配送的「盒馬蔬菜」，供應量也比平時最高峰還多了50％。標榜產地直送的蔬果零售平台「每日優鲜」除夕到初四的數據顯示，交易額比去年同期多了321%。

平台、配送員，在封城時成為許多人食衣住行的仰賴。在中國，人們也靠著配送員在支援武漢。農曆年跨年的一週內，中國各地為武漢人下訂1.8萬個口罩、2,700多份消毒液、1,200多份感冒藥。

這架由平台企業、配送員搭起的物流網，還成為中國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裡物資發送的重要管道，試圖補救各地醫療物資、食糧供給的不足。

中國國務院總理、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作小組組長李克強，在1月29日召開領導小組會議，指名物流企業包括電商平台，必須做好物資投放工作。國務院也在記者會中表示，已動員中國11家主要電商企業，從三個面向確保居民生活的維持：積極增加供給、暢通配送渠道、保障消費安全。

我們向阿里巴巴內部的知情人士求證，阿里巴巴的確在與政府政策同軌之下，展開從全球採買、跨國供應鏈合作、國內配送等不同方向動員，從海外的供應鏈到國內第一線的配送員、線上的服務流程等，阿里巴巴視作練兵。這位知情人士強調，這樣的動員不完全是公益性質，也是進一步搶佔市場、提升服務，這一次至少在全球14國加強了上游供應鏈的建置。

「參與的愈深，往後的優勢就愈大，」他說。2003年的SARS病毒被視作中國電商崛起的契機，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各大經濟預測報告，都看好疫情之後新零售服務、線上消費的另一次產業升級。包括阿里巴巴集團的平台，其他線上教育、醫療、食物外送、生鮮配送等平台，都祭出新的政策，在非常時期試著招募新騎手、搶用戶，甚至直接向其他停工產業搶人。

這些過去沒有面孔、常常被忽略的外賣小哥和配送員，如今從國家層次、企業競爭，到民眾個人生活寄託，都是焦點。背上「逆行者」、「平民英雄」、「武漢血脈」等名稱的他們，在疫情中卻堅持工作，他們想的是什麼？看見什麼？《報導者》記者與已封城的武漢、廣州外賣小哥、網約車司機、第一線志工訪談，聽他們的聲音。

我們與Ken在線上的騎手群組裡相遇。

我們加入了4、5個上百人組成的武漢送餐騎手群組，他是唯一回覆、告知自己在疫情下接單配送的騎手。群組的成員幾乎都是男性，多為「90後」，近半數單身。有人發了他們出發準備上工的影片，鏡頭中他帶著香港反送中運動裡常見的「豬嘴」，對方嘆道，平常淘寶上一百多塊人民幣的防毒面具，現在漲了一倍。

「你千萬不能把我真名寫出去，我是瞞著爸媽、女友出來送單的。本來他們就很難擔心了，萬一看到了⋯⋯」Ken是福建人，1988年出生，在武漢工作多年，從事的是電商運營工作。之前的工作有些倦怠，便在元旦後辭職了，準備過完年再找份新工作。春節前，家住在湖北省其他地區的女友先回去了，Ken原本打算小年夜回福建老家，結果正巧趕上了這個國家歷史上的第一次封城，走不成了。

「政府宣傳說，老實待在家，就是不給國家添亂。話是這麼講，可是人總要生活啊，」Ken說，他的手頭不寬裕，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找到工作，從年初二開始，正式入行做了一個外賣小哥。

「這個時間還出來跑的，肯定主要為了賺錢，」Ken介紹著，平時派送一個單，通常只能賺到6、7塊人民幣，現在可以增加一倍，「加的錢都是店家出的。店家肯出錢，也是因為現在東西比平時賣得貴吧。」他透露，自己每天中午晚上出門派送，時長6小時左右，可以賺3、400元人民幣。「我是新手，老鳥一天可以賺到500塊以上。」

Ken住的江岸區，就在傳言指稱的疫情起源地「華南海鮮市場」的隔壁區，但因為只是兼職接單派送，Ken無法從平台業者領取任何防疫用品，口罩、酒精噴霧等都是自己買的，「回家就把外衣全脫了，放在通風的地方，目前也只能這樣了。」

當別人為了求生而宅在家，他們，要求生，卻必須上路。

「我在孝感（湖北的另一個市）隔離了，沒法出來，著急啊，」群組裡另一個騎手寫道，「大家都是用生命在掙錢啊！」。也有人問，「萬一生病了，美團（外賣平台）會給點錢（作為補償）嗎？」沒想到卻被人酸：「想多了，死在路上也是你自己的事情。」

武漢疫情爆發後，媒體報導中挺身而出、組織自救和互助的，一般都是武漢本地人或者深度在地化的外地人，配送員、外賣小哥，通常是外來務工者，他們更像是這座有千萬人口的大城市裡的過客。根據外賣平台「美團」2018年的調查報告，旗下270萬註冊騎手中，77%來自農村，近6成是到外地打工。在270萬的騎手中，一半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16％是家裡收入的全部。

報告指出，這些到城市裡打工的外送員普遍背著龐大的經濟壓力跟焦慮，在都市裡的房租、房貸，讓他們不能不上工。這是他們在疫期中，成為人們口中「逆行者」的真正原因。

透過電話，我們連絡上另一位「逆行者」，在廣州的網約車司機王先生。

「我坐不住啊！」王先生坐不住，是因為他每天早上睜開眼，自己就先還幾百塊人民幣的債務。今年33歲的他，去年8月來到名列中國四大一線城市的廣州開網約車（類似台灣開Uber的司機）。廣東是這一次新冠肺炎中，感染者人數始終名列中國前三名的省分，如今省會廣州也已進入「半封城」狀態。

第二個孩子即將出生的王先生，在妻子工作地買的新房，每個月要還4,000人民幣房貸；開車的每月成本也要近6,000人民幣，另加上在廣州上千人民幣的房租，壓力實在太大，逼得下個月就要臨盆的妻子，還在公司上班。

在春節前，王先生聽說有種可怕的傳染病，趕緊花幾百塊錢買了100片口罩。「有別的司機，因為沒有口罩，想賺錢也沒法出車。就算你出車，乘客看到司機不戴口罩，人家也不敢坐。」酒精等消毒用品也是搶不到，他能做的只是勤洗車，裡裡外外多抹幾遍。在車上，司機跟客人有默契的全程保持沉默，「畢竟，誰都不知道對方之前去過哪裡，接觸過什麼人，有沒有被感染那個。」

「你說我不怕嗎？怕啊。不敢去見老婆，更不敢回老家見父母和孩子。但是不出車，一天就先虧130塊錢，」王先生不否認，自己願意接受採訪的重要原因就是，「希望媒體能呼籲呼籲，讓公司幫我們減免一點（汽車）租金。」

不管是王先生還是Ken，對於自己在網上、媒體上被描述成英雄一般的形象。「這個問題⋯⋯」王先生遲疑了一下回答，「對我來說，如果事情是發生在自己身邊，我也可以無償去奉獻；但現在的情況，都是出於經濟壓力被逼的。」Ken則以市場機制形容，資本主義那隻看不見的手，正在疫區發生作用，不能出門的人們、對物資有需求與恐慌的人們，創造了需求，而需要掙錢的底層，此時當然搭上平台提供的機會，在疫情裡能掙多少是多少。騎手間流傳的一句話是這麼說的：

「你都他媽的當騎手了，你還在乎個他媽的傳染病？」

Ken感嘆，「不會覺得自己是什麼英雄，這只是媒體刻意描述的，普通大眾不會這樣認為，而且其實很怕和我們接觸。」在深圳傳出外賣騎手確診個案之後，民眾陷入另一波恐慌，逼得 政府和平台一邊加強宣導正面宣傳，一邊推出「無接觸服務」等方案，5天之內，外送平台「 餓了嗎」就收到6.6萬筆訂單，使用無接觸的服務選項，網路上甚至出現無人機傳遞食物的影片。

現在的配送員，不僅要面對病毒的危險，自己還得想辦法自備消毒物資，在社區封鎖、保安拒絕等情況下，以讓客戶安心的狀態，在時間內完成訂單。種種困難，讓中國網民以遊戲《死亡擱淺》來形容封城之下配送員的處境──遊戲裡，主角在送貨的過程中，得面對搶貨、看不見的病毒、恐怖分子攻擊等危險，但也透過主角在人們之間創造連結，為遊戲中荒蕪的世界帶來希望。

太太在醫院工作的鄭先生（化名），是武漢市的地方公務員，如今多了一個身分：社區志願工作者。

疫情之中，除了外賣騎手、配送員之外，最忙的大概就是公務員。在新浪微博上，一條疫情期間公務員因公殉職的名單被大量分享，死因多是過勞。《人民日報》亦發表評論，讚頌公務員、特別是共產黨員的貢獻。

這批被認為要「衝鋒在前」的人，因為是公務員，於是被安排擔任「志工」。鄭先生的年假從初一起就被迫中止，每日在家遠程辦公，偶爾到辦公室值班。2月3日，他在家中接到來自地方政府辦公室的電話，被要求以志願者的身分，到社區的主要路口管理人員進出。

這是武漢市政府為了阻止疫情擴散，所發的通知，要求各區政府以局為單位，分配管理的社區，每個局大致負責一個社區，局中的公務員以輪班方式提供服務，但政府並不提供額外薪酬。他們得在各個路口設置攤點，登記來往人員與車輛、測量體溫，並為有特殊需求的人提供指引。

鄭先生說，自己的領導可能想要邀功，為所屬部門攬了雙倍的任務，一個局要照顧兩個社區。每個人每隔一天就被安排去做「志工」，早八晚九的時程，在氣溫個位數的武漢，一站就是一天。鄭先生說，還好太太在醫院工作，才能在社區工作時，帶上N95口罩、一次性手套與裝有酒精的噴瓶，否則，社區只備給志工簡單的單層口罩。

穿著紅背心站在街頭的鄭先生，必須要求每個經過的路人告知出行目的，並用體溫槍檢測。有次值班的下午，他遇上社區的男住戶前來求助，說一家六口人都有疑似新冠肺炎的症狀，派症狀較輕的男丁出來求援，這位男住戶在1月底被判定為疑似病例，但因為床位不足，只能回家自我隔離。「路上很緊張害怕，他找我們幫忙，我心裡總擔心他把我傳染了怎麼辦，但又慚愧，我什麼忙也沒幫上，」鄭先生回憶。

疫情最為嚴峻的武漢醫療體系近乎崩潰，近日緊急搭建臨時醫療場館，將體育館與會展中心改造成「方艙醫院」。其他，對疑似但尚未確診的、發熱的患者，政府則徵用民營醫院、酒店、學校等進行不同級別的「集中隔離觀察」。但在患者到醫院或是隔離設施之前，被派駐在社區的志工，是實質上的第一線。

在擔任志工的日子，鄭先生沒有伙食，也不敢回家。他用零食打發午餐，傍晚休息被妻子喊回家吃飯，卻不肯進門，擔心會把病毒帶到家中，太太只能用一次性的碗筷裝了後放在家門口的地上。等妻子關上門，鄭先生才敢拿起碗筷，在樓梯間裡把飯吃完。晚上終於做完志工了，鄭先生向自己全身噴灑酒精，洗澡後將穿過的衣服全部清洗後曬到陽台上。

隔天，鄭先生換回公務員的身分，繼續上班工作。

至截稿前，新型冠狀病毒的致死個案已經超過SARS所奪走的人命，疫情持續擴大。剛過去的元宵節，中國官方透過朗誦和現場的螢幕投影，紀念並歌頌了包括李文亮等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和相關的工作者。《新華社》則在發布的新聞中，以一張張送上食物的外賣小哥、公車司機等照片，寫上：「在疫情防控路上，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傳遞陽光和溫暖，守護著他人。」

《人民日報》也在社交平台上發起＃我不是英雄只是有人需要我＃的串聯活動，透過漫畫，畫出醫護人員、外賣小哥等疫期期間人們互助的故事，配上文案「因為需要，他們就成了英雄，就是遮擋不住的黎明曙光！」這則激勵人心的微博，在48小時內有1.2萬個轉發、14.8萬個讚、6,873條評論。

正能量無法遮擋事實，人們被迫冒著失去性命的危險，被貼上英雄之名，背後正是體制的失效、治理的失能。封城來得突然，人們只能仰賴各種配送員賣命送暖。地方、中央政府對疫情反應失當，醫護人員也落到靠外地人寄送口罩。

在「我不是英雄，只是有人需要我」這個官方鋪天蓋地的宣傳後，出現了些反諷的貼文。有人悠悠地回應「普通人說真話就是英雄，」有人說即便「李文亮也不想當這個英雄。」

在這場擴大的疫情裡，人們和這群「被英雄」的配送員、基層公務員，都想知道，究竟體制缺了什麼，哪裡破了洞，為何要只求生存的他們，賭上命扮演「英雄」。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