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傍晚，韋裕（化名）拖著行李，搭上飛往深圳機場的班機。他是東莞一家電子廠的專案管理經理，原本早該在5天前就回到公司，但台灣飛中、港、澳的航班因武漢肺炎疫情大規模取消，他的機票被改了兩次。而他落地中國的隔天，這條往返桃園機場與深圳的繁忙航線，就在疫情考量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10日起停飛。

冷清的機場，用口罩遮住半張臉的旅客靜靜排隊量體溫，有時隊伍裡突然冒出一聲咳嗽，人們便下意識地撇過頭閃避。公司派車將他從機場接回東莞，高速公路罕見地空蕩，唯一塞車的路段，是公路上的體溫檢測站。

晚上8點的東莞市區，店家幾乎拉下鐵門，只有藥局亮著燈，但醫用口罩、酒精已全數售罄。這座被稱作「世界工廠」、吸納大量外來工作者的城市，往年此時早就因返工潮熱鬧無比，「現在像座死城，」韋裕說。

2002年11月，SARS先在中國爆發，那時中國剛加入WTO，吸引台商擴大投資，疫情固然帶來不小衝擊，貨物運送也棘手，但至少人員都在廠區，供應鏈不致停擺。這次武漢肺炎在年假期間爆發，返鄉過年的員工先是因為封城、隔離回不來，復工後，如何在防疫物資緊缺下防堵廠區發生感染，又是嚴峻挑戰。

「外派的風險相對比較高，我已經想清楚，也預期這趟回來可能會要很久才有機會回台灣，現在就盡可能保護自己。」

韋裕表示，目前湖北人不能進入東莞，其餘跨省返回東莞者需居家隔離14天。工業區只開放一個入口，進出得登記並量體溫。他的工廠已為員工準備口罩、密集測量體溫，廠區備有消毒液與酒精，並準備一間「發熱隔離房」，若發現員工發燒，就先移往該區域休息等待救護車。現在醫療能量有限，緊急救護已無法那麼即時。

現在他和已經回廠的同事每週出門採買一次，戴著N95口罩，快去快回。所有防疫物資的價格都被哄抬，一罐8元人民幣（約新台幣34元）的乾洗手漲到25元人民幣（約新台幣107元），從前乏人問津的醫用口罩，從不到2元人民幣漲到4元（約新台幣17元）還缺貨，貨架僅存的紗布口罩只夠擋灰塵，但已從一個幾毛錢漲到每個1元人民幣（約新台幣4元）。而在防疫物資吃緊下，台商還被要求捐款或捐口罩、防護衣給政府協助防疫，「每個台商捐多少，微信群裡一目了然，排名都出來了，能不捐嗎？」

韋裕是在6年前被公司外派到東莞，薪水高出一倍多，這份工作讓他兼顧收入、職涯歷練和興趣，符合他理想的生活方式。但他不諱言，十幾年前最風光的時候，台幹工資是在台灣工作時的2、3倍，公司甚至特別聘請台灣廚師做台灣菜。現在企業為了壓低成本，有些台幹薪資只高出原本的0.5倍，返台假、返鄉機票、食宿福利都縮水，「我們有個10人部門，以前都是台幹，現在有一半是陸幹，因為召不到台灣人。」

另一方面，隨著中國教育水準提高，當地員工競爭力提升，「近兩、三年，大約8,000人民幣（約新台幣34,000元）就能在東莞請到一位中、英、粵話流利，能和外國客戶溝通的助理，而且沒有文化與生活適應問題。同樣條件，恐得花15,000人民幣（約新台幣64,000元）才能請到台幹，還要給機票、返台假。」這讓更多台廠傾向找當地員工。

他認為，薪資福利和歷練機會仍是台幹外派的主要考量，疫情短時間會影響意願，平息後想來的人還是會來。但以台廠布局來看，這次疫情讓大家深深體會把雞蛋放在同個籃子裡的風險，電子業、製造業朝東南亞擴廠、遷廠已是大方向。

隨著湖北、廣東、河南、浙江等台商重鎮接連被列入武漢肺炎一級流行區，外派中國圈已掀起「該不該離職」的討論潮。根據104人力銀行分析，外派中國的台幹，農曆年前每天約有49%尋求中國以外的職缺，年後增加到72%。

外派浙江省台州市的電子業工程師Jean（化名），在武漢肺炎疫情延燒後，向公司提出辭呈。農曆年前一次痛苦的急診經驗，讓她看清中國對患者就醫權利的漠視，不想再冒一次險。

在一間台灣公司工作半年多的Jean，到職不久就被外派到台州協助公司建廠。建廠進度順利，原預定初五開工試產，但一連數月的龐大壓力，讓Jean在過年前一週出現嚴重的帶狀皰疹。

第二間醫院同樣拒絕收治，2個小時後，當Jean抵達第三間醫院，她已痛到癱倒在櫃臺前。急診護理師推來一張病床，她躺了2小時無人聞問，接著有新進患者要用床，她被要求前往門診區，從凌晨4點等到早上8點終於掛到號，中午12點才輪到看診。她領到的外敷消炎藥粉幾乎無法改善症狀，回台灣後，她第一件事就是看醫生，吃了幾天藥就好轉。

「在大陸醫院戴口罩的，百分之兩百是醫護人員，一般人沒有保護自己或他人的意識，」Jean表示，過年前，當地人幾乎沒有對武漢肺炎的警覺性，也沒有預做準備。雖然公司是約5、60人的中小型工廠，但現在物料、員工都進不來，原定的試產日程延了又延。目前只能先組防疫小組，確保廠內不要發生疫情。

「被急診拒絕收治時，我就決定要離開中國，那裡對人的醫療權益很不重視，萬一回去不幸感染武漢肺炎怎麼辦？」另一位和她在台州常駐的同事，也因不想回到疫區而離職。

Jean認為，就算請調回台灣，她公司的工程師仍得時常到中國出差，一去1、2個月，只比外派風險小一點。工廠大家是一起努力的成果，離開當然會不捨，但權衡得失，她決定在台灣另覓他職。

「我是一定要回大陸開工的，只是時間早晚問題。」對台商耀舜（化名）而言，返工與否已不僅是個人職涯的考量，是對多年創業心血的損益評估，以及背負員工生計的責任。

45歲的耀舜原本從事燒錄器公司業務員，月薪3萬元。孩子出生後，他希望給家人更好的生活，2007年和友人到江蘇省連雲港市創業，研發快煮珍珠。

頭兩年幾乎沒有業務，他住在工廠等待生產許可證，泡棉隔間和木板床擋不了冬天的冷風，他手指關節都是凍傷的裂口。最苦的時候，他一天吃一餐，每個月花300元人民幣（約新台幣1,300元），幾乎得憂鬱症。他的妻子當時在出版社擔任業務主管，在台灣一面工作一面照顧兩個女兒，成為辛苦的「留守家庭」。

西進中國第6年，在當地拓點的台灣連鎖飲料店品牌開始進用他的貨源，業務總算趨於穩定。這幾年珍珠奶茶在中國持續走紅，他現在主要供貨給連鎖飲料店總部，分銷到全國加盟店，一天可以賣出15噸珍珠，等同75萬杯珍奶的用料，工廠則漸漸擴大到70名員工的規模。

13年創業心血，在這波疫情面對前所未見的衝擊。

「往年這個時候還在趕著出貨，每條生產線都要加班生產，今年完全動不了，」耀舜苦笑。

江蘇省規定在2月10日復工，但跨省返工者必須隔離14天，能如期開工的工廠有限。就算產線能動，物流業因高速公路管制受影響，原料進不來，貨出不去。最嚴重的是，現在大家不敢外出消費，餐飲業損失慘重，下游存貨沒消化，上游生產也沒用。

耀舜的工廠還沒有開工時間表，但江蘇省規定，2月底前無論開工與否，業主都需發給員工全薪。對他而言，這等於整個月沒產能，卻得負擔30幾萬人民幣的人事費用。

員工300人以下的中小企業，由於現金流量有限，在此波疫情中首當其衝。根據北京大學、北京清華大學的調查，有6成中國的中小企業認為員工薪資、保險將會是疫情期間公司最大的支出壓力，34%企業的現金餘額只夠維持1個月，3成企業認為疫情會導致2020年的營收降幅超過50%。

「現在疫情還在初期階段，很難預測未來會如何，」耀舜沒有退卻的念頭，由於開工時間無著落，他仍在台灣等待返工時機，「不用想太多，只能等。」

從2008年金融海嘯開始，台廠逐漸將產能轉出中國，赴中國工作的台灣人開始遞減，尤其是30到49歲的青壯年勞動力。專家認為，隨著中國的生產成本增加、美中貿易戰等因素，企業已逐漸將供應鏈移出中國。武漢肺炎可能是讓台廠重新布局的加速器，將產線分散風險到他國，或是回流台灣。

究竟有多少台灣人在中國工作？隨著推估資料和方法的不同，學界與民間組織推測約為100萬人，行政院主計總處則估計40.4萬人。但無論官方或民間的統計，都可看到中國雖仍是台灣人最主要的外派地點，但人數逐年下降，到東南亞工作者則遞增。

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副處長潘寧馨表示，基於成本低、地緣近、語言相通且市場廣大等因素，台商在1990年代初期大幅將生產線外移到中國，但近年隨著工資、土地、環保等企業成本提高，台商在中國的投資減少，帶動赴中就業人口的改變。根據主計總處的最新調查，國人赴中工作人數已從2014年起連續5年下降，創2008年以來新低。

「台商已從中國市場撤退10年，」長期研究兩岸經貿關係的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林宗弘指出，2010年是台商投資中國的最高峰，「台灣1塊錢流出，就有0.83塊投資到中國大陸，」但隨著同時期開始的金融海嘯效應，投資中國的趨勢下滑，在2018年，1塊錢流出台灣，大約只有0.3到0.4元進到中國。

不過在2010到2015年之間，智慧型手機生產鏈向中國中西部移轉，帶動台幹人力需求；另一方面，當時台商評估中國消費市場已趨成熟，吸引珍珠奶茶、連鎖餐飲、大賣場等服務業，以及幼兒園等教育產業積極投入。不料這些走實體通路的產業，隨即碰上蓬勃興起的中國電商服務，營收不如預期。

智慧型手機生產鏈轉移的能量，在2014年中旬iPhone 6熱銷後面臨瓶頸。接著中國不斷緊縮外匯管制，2018年開打的美中貿易戰則促使台廠移轉產能，製造業向東南亞、印度轉進，部分美國品牌的高精密性產品，例如手機的最終組裝，則在美中貿易戰與美國政府對資安要求下移往美國境內完成。在武漢肺炎疫情前，受產業鏈移轉與貿易戰衝擊的中國，經濟成長已經減速。

林宗弘認為，在中國的台廠短期將面對缺工問題，復工後還恐面臨廠內的感染風險，產能恐到第二季之前仍無法恢復。第三季可能會有趕工衝量，或延誤的訂單趕單，出現補償性的復甦景況，但在這同時，許多外資工廠為分散風險轉出中國，大約到明、後年就能看出效應。

台灣經濟研究院產業分析師曾俊洲則指出，許多大型台廠在中國不同省分有廠區，只要中國沒有全面停工，應可相互協調生產，不至於完全斷鏈，小廠就得視其現金流與調度能力。

「愈依賴中國，受傷愈重；長期和中國競爭且具有優勢的產業，反而能在這波危機中找到機會，」他舉例，台灣的半導體和面板，台灣就占了9成以上的產值。這兩項產業以往遭中國低價競爭，但現在中國的產能無法完全開出，台灣就可能會有一些轉單。至於在中國投資的食品、零售、服務業，由於倚賴內需，加上產品需求無法遞延，預期會受重創。

中國（含香港）已是台灣最大的出口國與進口國，出口金額佔總出口額的4成，進口則占2成。台灣是否能在這次疫情中扭轉對中國的過度依賴？

林宗弘認為，絕大多數國家都和鄰國保持10%到15%的貿易依賴度，務實來說，台灣不可能全然擺脫對中國的依賴，但可減到合理適中的範圍。

他表示，從前中、美、台的三角貿易模式，是台灣接單、中國生產、美國銷售，但可看到近兩年美中貿易戰，台灣對美出口比例上升，對中國卻持平甚至下降。若今年能順利透過簽署雙邊貿易協定，以「台灣製造」代替「中國製造」銷往美國，是減緩衝擊、降低依賴中國的策略之一。

至於疫情是否加速台商回流台灣，林宗弘認為會是可能的選項，「台灣在中國大陸有9成利潤來自製造業，若有一些能調整回台灣，可以減緩衝擊。」

他指出，積體電路代工等供應鏈技術層次高，可承受高薪資、低汙染條件的產業，部分產能可能會回台灣擴廠。另外，有些台商受到衝擊，收掉中國事業，資金可能回到台灣，但未必投資原先的產業，而是進入股市、房地產。

2019年政府已提出包括租稅減免等鼓勵台商回流的措施，「現階段第一要務不在加碼優惠，是守住台灣疫情，讓生產線安全回流，」林宗弘如此分析。

隨疫情不斷升溫，如何復工只是初階難題，如何化危機為轉機，才是武漢肺炎黑天鵝帶來的真正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