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在離島工作的Patty，5月初才返回台北，想展開新計畫，沒想到面對的不只是全家人深陷疫情風暴，甚至如何篩檢、就醫、檢疫都一籌莫展。74歲的媽媽確診後，住進隔離病房、已插管；同住的53歲大哥篩出陽性、不適症狀愈來愈顯著，仍被要求在家自我觀察，四處求助才住進醫院；嫂嫂和3個小孩也陸續出現症狀，在沒有單位協助下，自己走路去醫院篩檢。

「啊，嫂嫂和一名小孩，剛剛確認PCR篩檢是陽性，」就在我們訪談的過程中，Patty又有2個家人確診，目前她們一家4人確診，2人住院、1人插管，而才確診的嫂嫂和姪女，還不知道要去哪裡隔離，「我實在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看了一年國外嚴峻的狀況，台灣會一下子防疫體系就負荷不了？」

Patty的家人住在大同區，母親、大哥、二哥和姊姊，分住同棟公寓的二、六、七樓，大哥一家四口和母親同住，「我母親，就是在萬華茶藝館工作的。」5月14日，萬華爆發疫情時，Patty的母親出現發燒、劇咳，到家裡附近的馬偕醫院就醫，立即被醫院採檢、收治住進隔離病房；隔天，證實是陽性。

大哥則在母親確診那天，覺得自己身體出現狀況，也到馬偕採檢。這期間，因Patty的母親有些情緒上的障礙，在病房內很不穩定，醫院請他進入隔離病房穩定母親情緒，「但大哥只戴了一般口罩，也沒有特別防護。」當天她大哥快篩呈陰性、但同時也送PCR檢測，醫院要他自行返家，和妻小同住的他，只能把自己關在房間裡。

「我媽媽已確診2天，疾管局電話疫調才來電通知，要大哥全家自行去做篩檢，」結果嫂嫂只好帶著3個小孩走路去馬偕醫院篩檢，雖然向醫院表示是「衛生局要求檢疫的對象」，還是與一般採檢者一起排隊，從下午一直排到深夜11點多，才完成採檢。「我嫂嫂她們是高危險群，其實陽性機率很高的，但卻和那麼多人一起排隊、而且等待的時間那麼長，排隊中的人，可能本來沒有陽性的人，也會被感染了吧？」Patty說。

他們一直掛心大哥的檢驗結果，向醫院詢問得到的回應是：「沒有通知，應該是好消息。」打1922永遠接不通，5月18日查到了疾管局電話直接詢問，得到的答案卻是「陽性、確診，正在等待疾管局派車送醫。」這個派車一等也是2天無消息，「我大哥是自行車愛好者，身體一直很勇健，卻開始出現心跳變快、血壓變高、四肢發麻、大量盜汗，實在很擔心，又找不到防疫資源；打119找救護車，他們卻說：『我們也不知道要送去哪裡？』不得已只有求助里長，里長也不知該如何，轉為聯繫地方民代幫忙，才終於在今（20）日凌晨被送往三總內湖分院。」而哥哥送醫後10個小時，嫂嫂和3個姪子、姪女的檢查結果也出來，4人中有2人陽性。

原在離島工作的Patty，回台北也是在外租屋，但曾在5月11日和嫂嫂短暫接觸過；其他住在同棟公寓的哥哥、姊姊們，雖然是獨立樓層，應該也有風險，至今也沒有接到任何單位告知該如何處理和檢疫。她反而是自己廣為「通知」這段期間曾有接觸的親友，要大家小心注意，好險她這段期間往來的人不太多，「現在是民眾防疫要走在政府前面。我們一輩子沒想要去走什麼特權、找特別關係，但我們真的很無助。」

Patty母親發病後，病情進展很快速，加上情緒狀況，確診隔天就已插管。「她確診前就激烈咳嗽，飛沫噴濺，家裡環境應該早就有很多病毒汙染，」加上母親特殊的工作性質，近來因長年吃安眠藥、喝酒，記憶也很混亂，5月初才逼著她就醫，懷疑是有失智症狀，「所以她這段期間和哪些人見面、去了哪裡，我們也不十分清楚，那些人有沒有去篩檢或被防疫單位匡列，都不清楚，也很讓人擔心。」

為何確診者的同住者，檢驗無法分流、和較低風險者一樣相隔3天才得知？馬偕醫院回覆，台北總院的採檢量從5月1日的每日60多件，到5月18日已達600件，爆增了10倍。雖然該院自己有P2級實驗室，可以自己檢驗，但消化的速度已受到影響，「按照規定，採驗的流程都是透過傳染病防治體系，衛生機關通知醫院匡列的高風險者，醫院採檢後必須回報衛生局，再由地方防疫單位去通知受檢者，醫院不能自行通知。之前案例少，流程運轉快速，每個高風險個案也抓得很快；如今案例爆增，衛生單位也可以改變流程，讓高風險的通知更即時、減少空窗，」但他們無奈說，「醫院也可能沒有人力來處理（通知工作）。」

逐漸升溫的疫情，不只影響民眾，更近一步攻破醫院的大門。根據疫情指揮中心統計，至今全台共有11間醫院陸續傳出有人員確診，包括新北市亞東醫院、高雄市仁惠醫院、北區某洗腎中心，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以及三軍總醫院松山院區等5間醫院出現更院內感染，讓站在一線的醫護人員們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5月17日上午，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護理師小君（化名）突然接獲醫院通知，包含她在內的60多名醫護人員必須回到院區報到，並至急診篩檢處進行採樣。在狀況未明前，她一回到熟悉地工作地點，隨即被告知有同事確診，正進行隔離治療。

消息很快散布開來，原本就緊張的護理區內更是陷入低氣壓，而院方後續的處理方式，則進一步加深了一線醫護與醫院高層之間的不信任。

「確診消息出來那天上午，大家很快就回到急診室等候篩檢，但採驗還沒完成，院方就急著把我們通通趕回原單位，導致第一次群聚。直到下午，我們又被通知到醫院大廳角落排排站，但不少門診病患跟家屬在那裏走來走去，這是第二次群聚，」小君說。

兩次群聚發生後，PCR的採樣才完成，結果排定於18日下午出爐。在檢驗報告揭曉前，小君認為自己曾與確診同事面對面一起工作，按照疾管署所發布的《醫院因應院內發生COVID-19確定病例之應變處置建議》（以下稱《處置建議》），她認為自己的情形只戴了一般外科手術口罩（外科口罩）、而非更高等級的N95口罩，屬於在無適當防護下，2公尺內近距離接觸指標個案，因此可歸類於高風險的「接觸者」，應當在最後一次接觸病例後開始隔離14天。

此外，在《處置建議》中也規定，所有接觸者必須被匡列造冊且全數採檢，實驗室應當優先檢測這些高風險人員，在檢驗結果出爐前，有確診的單位不可收治新病人，且住院中病人暫不可出院。

「按照規定我們應該全數隔離，但院方不這麼認為，覺得有戴外科口罩就算有防護，反而將我們推入火坑，」小君不平地說道，本該列為優先檢驗的PCR，結果直到今日（20日）也還沒有全部出爐，院方卻已叫所有護理人員正常排班，完全忽略分艙分流的管制規範。

不僅如此，另一名護理師方方（化名）也質疑，在單位出現確診案例的情況下，北醫非但沒有降載，反而照常執行常規開刀，讓病患與醫護皆處在高風險的狀況下。

面對基層的不滿，北醫昨（19日）晚發布聲明強調，院內一共出現4名醫護確診，在疫調完成後，已匡列「第一圈接觸者」4位工作人員進行PCR篩檢並隔離，其餘人員也已採檢、並等候結果出爐，目前並非院內感染事件。同時，院方也強調，手術室於17日中午起暫停非緊急或必要之手術，關於可延遲診療之醫療行為一律暫緩，關於一線醫護的投訴應是誤會。

不過這樣的聲明卻讓北醫茶壺風暴愈演愈烈。對於自己被匡列為影響較小的接觸者、有戴外科口罩就有防護力而不需隔離，許多醫護表明無法接受，更質疑院方忽視交叉感染風險。

原本在病毒與病人之間搭起防護牆的醫護人員，對醫院、甚至防疫政策的不信任風暴正在捲動，對院內感染的憂心也在擴大。隨著全台各大醫院陸續淪陷，台北巿長柯文哲更坦言，醫院已無法進行「清零計畫」，否則醫療業務恐停擺。這也表示，醫院要維持「乾淨」、落實分艙分流以及隔離匡列相關接觸者，愈來愈困難。

同為第一線醫師的台北市醫師工會發言人陳亮甫直言，這是將來一線醫護所要面臨的普遍困境。他指出，現有相關防疫規定裡面，的確有一條是針對「沒有適當防護」而接觸確診病患者，應隔離等候篩檢，「但即便戴上N95口罩，就算是適當防護了嗎？這是目前法規模糊的地帶，若考量到醫院人力配置，現實上很多單位是沒有條件去遵守規矩的，這是很大的缺口，」他形容。

陳亮甫也強調，在資源充足的狀況下，各醫院之間應該協商出彼此能夠互相支援的人力，不過現階段很多醫院防疫跟篩檢的能量是有限的。假如要針對院內員工進行篩檢，實驗室能力有沒有辦法跟上？這些等候結果出爐的醫護可不可以出現在病房裡？高風險的醫療人員要先隔離嗎？低風險的醫護接觸病人要採取怎麼樣的防護？這些都是問題之一。

「要是類似這樣的問題發生，一次隔離所有醫護，那個部門就停了，病人也沒有人顧。一旦發生在ICU更是無解，但ICU不可能停。所以面對這個問題，我認為目前沒有答案，只能祈禱不要發生，」陳亮甫無奈地指出。

短短1週內，本土病例累積破千例，防疫指揮中心昨（19日）宣布全國即起升三級警戒。疫情重災區的台北巿，每日確診數增加百例上下，病房需求量也以每日100床的速度攀升。

如何找出「潛在感染者」，是阻斷疫情的當務之急，但現在是病毒跑的速度遠遠超過檢疫，檢疫人力的不足，是最大困境。

台北市衛生局長黃世傑接受《報導者》採訪時坦言，台北市疫調人力不到10人，已無法像之前一樣詳細疫調，「新的做法不會一個個匡列確診者身邊的接觸者，」他認為，通常確診者自己知道，就要讓周邊的人按照既有規定去處理，例如居家隔離、採檢。至於接觸者有沒有確實按照法規居家隔離、不搭大眾交通工具去採檢，因為人手不足，當然也沒辦法確實去查。

全台確診者最多的新北市也面臨同樣問題。新北市衛生局某位一線工作人員表示，以往並沒有專門做疫調的人力，現在業務量突然增加，各單位都去協助做疫調，連警察局都派人協助，還是不夠用，因此即便是確診者的接觸者，也沒辦法一一通知採檢。他強調，即便是同住家人確診，彼此間防護做得好，沒有共食、平常戴口罩等，只要沒症狀就不用去篩檢，無症狀者、病毒量低，有可能去篩了也驗不出來。

病例增加，不需要串聯感染源頭的細緻疫調，已是各界都有的共識。然而，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檢疫資料無法連線，甚至有人被家人感染直到都確診了、疫調通知書才送達，民眾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風險程度，變成高風險、低風險全擠在一起等篩檢。甚至119消防防護人員也不知道哪些人是高風險、可以送往哪個醫院。「最近看到119出勤待命的救護員，得先穿尿布、再穿救護衣，一待命就是好幾個小時，卻不知道該怎麼出勤務，真的很辛苦，」一名醫院工作者說。

確診者接觸者只能自力救濟，就連到了篩檢站也不一定排得到位置。黃世傑表示，現在的篩檢量太大，沒辦法做到讓確診者接觸者優先採檢，必須一起排隊。至於疫調人力、採檢和流程能否改善，黃世傑僅表示，會盡量去做，逐步改善。

病毒持續在社區蔓延，民眾和醫療人員的壓力都在上升，恐懼來源就在「不知道敵人在哪裡」。防疫網被病例衝破後，篩檢和執行檢疫間的時間落差，是現下最大的困局。

指揮中心評估，目前全台採檢量每天可達16,000件，但後續判讀確實嚴重塞車。疾管署副署長、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今天在疫情記者會上坦承，因為檢體要分批上機，還在努力調度資源，讓重災區的檢體分流。昨日16,000件檢體，有些已經上機還沒結果，有些做出結果還沒輸入，有些檢體運送中，有些已完成報告、但還未通知到當事人。

衛福部長、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說，現在正在簡化篩檢通報流程，有滿多縣市有高通量全自動PCR檢驗儀器，中央也有幾個準備要補助，有需要就來申請，看看資源如何分配。

新北一名衛生局人員指出，若確診者家屬擔憂想要採檢，目前的確無法優先。但他也坦言，資源確實應該用在更需要的民眾身上，新北衛生局正在研議，若接到隔離通知單，到篩檢站可以優先篩檢，不用跟一般民眾一樣排隊，但因為目前每天來採檢的量很大，仍在思考如何規劃優先者通道。

對於篩檢沒有分級、被民眾擠爆，第一線急診人員也覺得相當頭痛。一位在台北地區醫院工作的急診護理師便說，醫院現在將沒有接觸過、沒有症狀、沒有疫區旅遊史的篩檢民眾，放在乾淨區，其餘則是感染區，但感染區的人數非常多，不論是有可能確診、發燒患者，全部都坐一排，其中還有小朋友發燒，其實小朋友發燒原因很多種，全都坐在一起，根本不知道誰會傳給誰。

採檢、篩檢作業對一線醫療人員的壓力極大，「每一個採檢，防水隔離衣、N95 口罩、頭罩、頭盔、護目鏡、手套全部穿戴，採檢完後要再全部換裝著裝，光著裝就要5到10分鐘，」馬偕紀念醫院新竹分院醫務部主任蔡維謀說，「以急診來說，台灣大多數醫院沒有人力進行分艙分流，現在只能延長醫師上班時數，和增加上班天數來因應。目前擠來醫院篩檢的，許多不是真正需要的人。」

許多醫護人員都表示，最擔心的不是自己確診，而是家人。在台北市地區醫院工作的護理師表示，他們院收治了好幾個確診病患，但至今急診人員都沒有接受採檢，大家不斷詢問何時可以採檢，醫院都沒有給答案；醫護人員希望這段時間不要回家，詢問醫院能否安排住宿，也沒有下文，只能一回家就去洗澡，請家人在家也都要戴著口罩，「這工作有風險，我也知道，但醫院有沒有重視我們，給我們該有的、沒有替員工著想，為什麼我們要賣命工作？」

和平醫院第一波疫情時被隔離的急診護理師小天（化名）對《報導者》表示，隔離期間受到很好的照顧，有感受到醫院和政府的支持，但看到急診同事一直加班，大家都非常不捨，「我們隔離同仁有一個群組，每天都會通話討論可以怎麼協助，目前只能幫忙訂訂便當，大家都很希望趕快隔離結束，回到戰場。」他也坦言，和平醫院是專責醫院，每天要穿著隔離衣，遇到這麼多可能確診的病患，而且看不見疫情尾聲，長期抗戰的心理壓力很大，每天都在嚴重消磨護理人員耐心和熱忱。

和平醫院位於台北市萬華區和中正區交接處，萬華區普遍年齡層偏高、就醫頻率本來就比較高，疫情爆發前每日來診量就不少，護理人員早已和主管反映人力不足，主管也只回覆有符合護病比，「但問題是急診往往是瞬間來的量會爆增，有時瞬間來1、20個病患，急診白班到小夜班，內科、外科護理師各1個，加上檢傷分類的護理師和其他人員，只有5個人力，疫情爆發前，護理師人數就在臨界點，但因為急診來診量在醫院收入佔了重要的比例，醫院想要拼來診量，卻沒想到線上人力夠不夠消化這些，」小天說。

台灣基層護理產業工會創辦人梁秀眉最近接了許多通會員電話，哭著說不想上班，也有許多會員投訴醫院因為人手不足，不敢讓醫護人員普篩，也無法落實分艙分流。她直言，這波疫情後一定會有離職潮，「現在大家留下來是為了使命，不是為了有什麼好留戀。」工會在去年疫情時，就不斷要求醫院要補足醫護人力，卻都沒有下文。觀察過去20多年來，護理人員不斷減少，一個病房少了10～15人，醫院發現這樣仍可以運作，就不補人力，一年省下好幾億。

梁秀眉認為，應該要修改《醫療法》第46條、第53條，醫療財團及社團法人機構，應提撥年度醫療收入結餘20%以上，用於補足護理人力，而非放進營運基金；如果違反勞檢，醫院應該要降級處分。

在新北某醫學中心擔任護理師的小貞（化名）堅定表示，這波疫情後就要離職，過去常反映醫院人力問題，卻沒有改善，自己已經懷孕，沒辦法再待在這種惡劣的環境。她直言，這次政府要求許多醫院增加負壓病房，但增加後，醫院根本沒有多餘人力，其他科別雖然降載，許多專科護理師被調動去別科，可能內科照顧外科，小兒科照顧確診者，但隔科如隔山，血管有沒有通、點滴有沒有順、病人為什麼血壓掉，加上很多專有疾病名詞，新過去的人沒辦法馬上判斷，以往訓練新進人員最少要1個月，現在幾乎是直接丟到前線，也沒有人力可以帶，對醫護和病人本身都是很大很大的風險。

許多護理人員因為照顧確診病患，都不敢回家，住在醫院宿舍，但宿舍電梯、空調重疊很多，增加群聚感染疑慮，醫院對此卻沒有防疫和對策，也讓護理人員憂心忡忡。

近來台灣從全球防疫模範生，急速墜落至疫情惡化最快速的地區之一，也成國際媒體報導的焦點。《彭博新聞社》（Bloomberg News）報導，認為台灣過去的成功讓防疫太自滿、篩檢量太低，失去找出潛在感染者的偵測，報導引用梅約診所（Mayo Clinic）疫苗研究集團主任、病毒學家古格里・波蘭（Gregory Poland）說法：「如果他們（台灣）有300確診病例，就會有3,000例在社區內，只是不知道而已。」

社區篩檢還是目前疫情持續攀升期重要的工具，但分流不當卻可能加速醫療能量消耗。台灣大學公衛學院教授陳秀熙指出，篩檢一定要捕獲「真正要捕獲對象」，民眾有疑慮難免會想快篩，但確診個案的接觸者，是真正要先做的對象，先抓出這些人，可以減低民眾被感染的風險。

篩檢可以分兩個層次：一個是社區有篩檢站的，若肯定自己有跟確診者接觸過，可以到社區設檢站採檢；若社區沒有篩檢站，主管機關就要說明家庭接觸者怎麼處置，可以到醫院篩檢。

台大急診部、品質管理中心主任陳世英認為，醫院當然要隨時準備好接收病患，但礙於人力有限，最近已經開始拒收急診輕症病患，中央應該要有明確規範出來，哪些人要到社區篩檢站、醫院；此外，現在入住台大醫院的病患都要先篩檢，為了求時效，台大醫院用的是比較貴的病毒核酸快速檢驗，敏感度和特異性比較高，一次成本要價2,200元（外面一般社區篩檢站的成本是250到400元），這筆費用，目前也是由醫院自行支付，「國家應該要有策略和資源，到院前分流，到院後的病人安排、篩檢策略。」

此外，現在醫院篩檢量大增，還需照顧確診病患，陳秀熙認為必須注意醫護人員的身心狀況，醫院必須和醫護人員溝通，這波疫情過後，醫護的調度安排、休假計畫，「醫護都很願意貢獻，也了解現在疫情狀況，但要知道哪個時間點可以休息，醫院不能只高談闊論說『你很辛苦』，提出後續的緩解計畫，對醫護來說比較實際。」此外，可以了解醫護現在的需求，例如醫護如果這段時間不想回家，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討論給他們專屬旅館。

「2020年2月20日，當時還是副總統的公衛專家陳建仁，在自己Facebook發文明確指出，COVID-19將流感化，這是一個很大的轉折點，防疫應該就要轉檔，讓社會了解，它的死亡率不及SARS那麼可怕，就不該把『清零』當成目標，讓民眾也過度期待，」陽明大學前校長、曾任疾管局（現改制為疾病管制署）局長郭旭崧認為，指揮中心應該不是沒想到，但轉化時機點是慢了點。

郭旭崧以2009年H1N1新流感為例，一開始也是把它當成SARS全面防堵，逐案做疫調、清查接觸史隔離，「大約到100例時，大概知道它流感的特性，重症和死亡率沒有想像中的嚴重，便開始轉成減災，放寬標準時也遭到很多壓力、民眾也會擔心，但防疫體系本來就是要隨疫情變化和對病原體的了解而改變，資源一旦錯置，是『自己傷自己』，現在要全力保存重症和減少死亡率。」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陳敦源分析，目前疫情爆發本就屬於醫療體系的「尖峰時刻」，難免有資源量能不足的情形，「分流」的概念本就容易讓資源配置下量能短缺的問題更加嚴重，因為傳染病的本質，讓資源的量能更加稀缺，這造成醫療人力的短缺、與獨立隔離醫療空間的不足等問題被凸顯。陳敦源認為，有限資源配置要有系統性的方法，是跨醫院和跨縣市的協調工作，但面對現有問題，好的解方或許是招募退休與半熟成（學校）醫護人員投入。台北巿即已率先開始號召退休醫護歸隊。

台灣原本中央一條鞭的防治，在疫情遍地開花後，地方政府也紛紛跳到前線，除了例行每天下午2點的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又增加「全國防疫會議」，而雙北、台中、高雄，甚至宜蘭、桃園、彰化、台南等，幾乎也有自己的防疫記者會。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陳志瑋認為，除了統合資源外，更重要的目的還有避免資訊、防疫措施不同調，甚至彼此矛盾的情況發生。例如有地方要自行發布「準四級」警戒，就應該利用防疫會議這個平台來進行充分討論和溝通，以免出現不必要的負面影響，畢竟全國統一，絕對比各行其道更能安定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