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024）10月中，一位家庭看護移工在受照顧者家中床上生子的影片，被放在網路社群平台廣傳，旋即登上各大新聞媒體，聳動的標題如：「顧長輩，竟在家生娃？」引起社會熱議，其中多為批評聲浪，有人質疑：「爸爸是誰？」也有人責罵：「為什麼懷孕還可以來台灣？」民眾的回應夾帶著刻板印象與負面情緒，強調移工來台工作賺錢、作為勞動者的身分，不該（甚至沒有權利）在台懷孕、生子、養育小孩，將她們的行為視為不負責任或不理性的表現。

照顧是關係性的工作，除身體勞動，亦涉及大量的情感、認知和心力，家庭看護移工常常得以受照顧者的需求為中心，安排日常作息，甚至把受照顧者的身心福祉放在自身利益之前。不少的家庭看護移工長年飽受睡眠剝奪或中斷的困擾，半夜起身陪伴受照顧者如廁、觀察並滿足他們例行或突發需求，或是要因應失智症長者日夜顛倒的混淆。

有時候，雇主會強調他們對待看護移工如同家人，暗示移工要能無私的付出和回報，甚至是犧牲。家庭看護移工與受照顧者長時間相處產生的情感羈絆，經常被她們用來調節、忍耐危殆的勞動處境，甚至形成自我剝削，例如有人會因為沒有替代的照顧者，放棄休假。

「我已經很久沒有親密關係了，雇主控制的不只是我勞動的身體，也包括我的情感⋯⋯。」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理事長Jasmin來自菲律賓，帶著戲謔的語氣調侃自己，也指出24小時同住的聘僱安排，使得對移工的控制從勞動現場延伸至親密關係。

面對高度不對等的聘僱權力關係，家庭看護移工往往選擇性地揭露自己，隱匿部分的真實情感，回應雇主對「理想工人」的期待。長時間嚴格管理情感的後果，帶來內心的壓抑和失語，甚至是對親密關係的猶豫和抗拒。Jasmin認為，同住的安排，使得工作與個人生活的界線模糊，缺乏隱私的居住空間，影響她們發展穩定的親密關係。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賴婉琪（Franco Lai）的研究，呼應Jasmin的日常經驗與觀察。她指出，香港的家庭看護移工政策，造成移工親密關係的不穩定性，除同住的安排限制她們在工作外的私人生活空間，聘僱制度的設計亦加劇親密關係的脆弱性，例如：轉換雇主時，強制短暫離境的要求，不僅影響移工的居留權利，也阻礙她們情感關係的維持。

Fajar談到原生國的家人是她們來台灣工作的動機和支持，不過，之間存在的情感矛盾，讓她們脆弱的處境更加惡化。她們期待與家人視訊通話，也焦慮自己成為每月按時匯款的機器。她們在視訊螢幕前，選擇性呈現台灣生活的美好，隱藏每日的辛苦、掙扎與哀傷，造成部分家人（特別是年幼的子女）對她們「拋家棄子」的不諒解。Fajar說，遠方的家人沒辦法體會她們在台灣每日每夜的經歷，無法理解她們「拋家棄子」的苦衷，成為她們難以承受的情感重擔。

當台灣社會逐漸看見家庭看護移工的勞動權利與相關保障，她們的情感、慾望和親密關係，依然幽微和邊緣。Fajar和Jasmin認為，這樣的忽視源自於台灣社會僅將移工視為可用的勞動力，而不是完整的人──有著喜怒哀樂、情感牽絆和情慾想望。儘管結構的重重限制，Franco的研究呈現香港的印尼家庭移工如何透過建立社群、組織社交活動、舞蹈表演以及LGBTQ遊行等，展現並重新定義自身的情感需求和親密關係，這些活動提供移工可以公開表達性別認同與情感慾望的空間，更在客工制度嚴密的監管下，創造社群認同與支持網絡。

從台灣到香港，Jasmin的個人經驗或觀察以及Franco的田野描繪，在在凸顯家庭看護移工所面臨的情感與親密關係困境，不只是個人問題，更反映制度安排與政策設計未能關照她們作為人的需求：對情感、親密關係與歸屬的渴望。

可是，現實裡，移工的身體無法被簡化成生產力或是照顧的工具，她們的身體乘載著夢想、對未來的期盼以及成家的想望。在許多女人選擇不生育的台灣，這群女性移工卻得奮力說服雇主與台灣社會，移工身分不能剝奪她們身體的自主權，以及懷孕生子、成為媽媽的權利。

上臂式植入避孕器在印尼是常見的避孕方式，效果可長達2至3年。出國工作前，不少女性移工選擇或被要求放入避孕器，但是，受限於台灣的醫療實作慣習與健保制度，她們往往無法在避孕器有效期滿後即時更換，只能改以選擇口服避孕藥。

然而，不論是身體與情感勞動密集的家庭看護移工，或是處於高強度工作環境、頻繁輪班的工廠移工，按時服藥對她們都是嚴峻的挑戰，也增加意外懷孕的機率。不過，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助理教授歐子綺研究發現，並非所有的女性移工懷孕都是意外。相反，即便過程充滿各種制度性的限制，以及協商勞動、親密關係和家庭責任的挑戰，還是有人希望在台灣建立家庭，主動選擇懷孕和生育，她們可能是經歷失敗的婚姻後再婚，也可能是初嚐做媽媽的滋味。

歐子綺以相關移工生命故事，挑戰「非計畫懷孕」一詞的預設。由於台灣民眾強調個人理性的生育規畫，往往難以理解在台灣懷孕育兒的移工。然而，移工的「意外」懷孕，可能是因為勞動條件或避孕技術的限制，也可能是移工對生活孤立與情感需求的回應。是她們在嚴密監管的制度縫隙中，對家庭與歸屬的重新想像，是她們在結構限制下，積極參與親密與生育的主體實踐。

不過，在缺乏肯認與制度支持的情況下，這些移工媽媽遭遇嚴峻的挑戰，有人因不捨分離，選擇將孩子留在台灣，必須持續面對工作與家庭照顧兼顧的難題，甚至僅能透過假日團聚的方式，實踐母職和維繫情感。更多的人只能選擇將孩子送回原生國，被迫成為「遠距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