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這天是Grace（化名）產假的最後一天，她與男友Lucas（化名）抱著2個月大的兒子搭上往台中潭子的台鐵區間車，尋找托育孩子的希望。

兒子出生以來，這對在中部工作的菲律賓籍合法廠工爸媽，費盡心思仍找不到願意收托孩子的保母，直到聽說潭子的耶穌聖心和聖母瑪利亞無玷聖心天主堂能幫忙照顧移工寶寶，趕緊登門求助。

在潭子傳道19年、也投入移工救援的菲裔美籍神父Joy Tajonera（中文名陳智仁），將天主堂樓上打造為移工庇護所，不時有因懷孕、生子被雇主逐出的移工媽媽來求援。若其他在庇護所安置的女性移工有空，會輪流共同照顧孩子。但這段期間，庇護所的移工正巧都處在找工作的面試期，沒有人手幫忙，Grace與Lucas的期望再度破滅。

受訪時，這對新手爸媽不時望著兒子露出幸福笑容，想起一點一滴流逝的時間，又隨即滿臉憂慮：

「怎麼辦？我們明早8點就要上班了。」

這家人的命運，從一開始就註定曲折。

36歲的Grace在3年前來到台灣，明明與仲介簽訂廠工契約，卻被派到農場養雞、採果。偌大農場只有2個工人，她無法休息，聲稱物價很貴的老闆娘只給她極少分量的食物，她做2個月就病倒。

在朋友協助下，她撥打1955勞工諮詢申訴專線求救。離開雇主家後，她在庇護所休養一段時間，另一位仲介介紹她去中部一間金屬沖壓工廠工作，因此認識負責出貨業務的Lucas。

40歲的Lucas在台灣工作9年，對恬靜溫柔的Grace一見鍾情，每天請喝咖啡，打動她的心。「幾個月後約會，因為喝了太多啤酒⋯⋯我們有了Taiwan Beer Boy（台啤男孩）。」

Lucas說，看到驗孕結果瞬間，他覺得自己死定了。他是天主教徒，Grace出生虔誠的穆斯林家庭，依照《古蘭經》，穆斯林女子不能和非穆斯林結婚，未婚生子更是伊斯蘭教法中的大忌。而Grace的家族，贊成對違反教法的家族成員名譽殺人（honor killing）。

「我們真的會被殺，」Grace一臉嚴肅強調。

「看到他第一眼，我心想，喔！這是台啤出品。（He’s the product of Taiwan Beer.）」

Lucas摟著兒子笑瞇了眼。他們為兒子取名Zubair，這穆斯林名字的含意是勇敢，是給兒子的祝福，也像是為自己打氣。

目前在口罩工廠當包裝員的Grace，產後有《勞基法》保障的56天產假。兩人的燃眉之急，就是尋找鄰近且價格可以負擔的保母。

Lucas知道，身邊其他移工爸媽，會將寶寶托給有空的朋友，有人顧早上、另一個人顧傍晚，爸媽晚上接回，寶寶在許多人之間轉手，健康與安全堪憂，他們無法讓兒子冒這個險。

「（養小孩）每天開銷都很大，」Lucas如數家珍，「奶粉與尿布每月至少5,000元，房租每月4,500元，我的月薪是35,000～37,000元，絕對不夠（請合法保母）。」

他還沒準備好告訴家人妻子是穆斯林，無法把Zubair送回家；得持續寄錢回去的Grace不可能為了顧小孩減少工作量，眼看產假來到盡頭，夫妻的焦慮到達頂點。

「不能因為孩子翹班，老闆會生氣的，」Lucas說，「老闆會唸我：『為什麼你不工作？你不是來台灣工作的嗎？』」

由於托育問題無解，他們已和一位要在這個月回菲律賓的朋友說好，由她把Zubair帶回照顧，每月給她1萬元保母費。

「我們會超想兒子！」說到這，兩人一度哭到無法言語：

「這位朋友能跟我們一樣（用心）嗎？會用夠熱的水泡奶嗎？但我們還是決定把孩子送回去，因為在台灣照顧小孩太難了。」

難，是他們對移工在台灣育兒的註腳。1小時的採訪，他們說了快20次「難」。

Lucas甚至想過將兒子出養給台灣人：「我朋友說有台灣人想領養嬰兒，如果孩子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顧，為什麼不（出養）？但我又想，不行，這孩子我們要自己養。」Grace的態度也很堅決：「我不贊成（出養）。」

「我跟太太接下來無法親自照顧Zubair，只能寄錢給他，所以我們要努力工作，為孩子留些財產。」

他不清楚自己與Grace的未來，但兒子的人生還很長，在確認孩子經濟無虞地長大前，他得好好活下去。

高昂的養育開銷與保母費、有限且近便性不足的托育資源，移工爸媽和所有台灣雙薪家庭一樣育兒負擔沉重。但普遍的長工時、低薪、欠缺後援和福利，讓這條異鄉育兒路更舉步維艱。

與托育設施無緣的移工爸媽，只能尋求保母協助。但合法保母的費用高昂，除非薪資較高的廠工雙薪家庭，否則難以負擔，而且合法保母普遍不願收托移工子女。長期協助在台同鄉的印尼人何詩莉推測，除了雙方語言不通，也曾有移工爸媽拖欠保母費，甚至將孩子留在保母家不告而別的例子，讓台籍保母對收托移工子女卻步。

面對種種難關，許多像Lucas、Grace這樣的新手爸媽，很快就因為難敵現實，決定把襁褓中的孩子送回國，或返鄉生產、產後回台灣上工，用視訊看著孩子長大。

長期關注移工勞權的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簡稱桃群）創辦人杜光宇說，COVID-19疫情之前，就有不少媽媽在生產後，請親人來台帶回孩子，或趁著3年一聘的契約到期，把孩子帶回國。疫情期間這辦法行不通，但隨著邊境管制鬆綁，相信會恢復活絡。

她表示，產假再久也只有2個月，許多媽媽產後身心未平復，卻立即面對骨肉分離。工會有2個個案剛休完產假回台，就出現產後憂鬱症。

有些時候，會有移工抱著孩子，跟她分享迎接新生命的喜悅，但下次接到訊息，就是要把寶寶送回國。

「看那個小孩在（視訊）螢幕另一邊一天天長大，然後不認得媽媽、不認得爸爸，我覺得很殘忍、很殘忍，真的很殘忍。」

「大家會說養育一個孩子需要全村的力量，我覺得台灣人不一定願意扮演這個村民的角色，」黃姿華說，「台灣環境不讓他們在這生兒育女。」

不願與孩子分隔兩地的移工爸媽，只得自找出路，運用人際網絡搭起照顧網。

30歲的菲律賓籍Cherry在台中潭子科技產業園區擔任工廠作業員，與同部門的菲律賓同事Mary Rose正巧在同一時間懷孕，兩人決定合作育兒。孩子出生後，她們請主管把班表調整為做二休二，相互錯開，上班的日子，就把小孩送到另一人的公寓租屋處照顧。Cherry說：

「老闆知道時沒說什麼，因為其他部門的菲律賓女工也是這樣。」

我們採訪時得知，這樣錯開班表共同照顧孩子的模式，在女性廠工之間很常見。因為孩子的父親通常也是廠工，除非雙方住在同縣市且雇主允許外宿，否則很難有機會一起照顧小孩。普遍身為孩子主要照顧者的女性廠工，由於不便在宿舍育兒，通常會自行在外租屋或會被雇主要求搬離，處於「偽單親」狀態的移工媽媽們，於是展開育兒合作。

Cherry一天工時10小時，早上4點50分起床，把女兒Nathalie送到Mary Rose家後趕去上班，晚上帶回。當Nathalie生病，她就持孩子的就醫證明，請自己的病假照顧。輪到她顧Mary Rose的兒子時，她會播放YouTube的CoComelon頻道英語生活教學影片，有時帶去公園散步，兩個寶寶都是7個月大，也能一起玩。

有了孩子，經濟影響首當其衝，雖然廠工薪水不得低於基本工資25,250元，但為了照顧孩子，她不見得能加班，也不見得能維持全勤，有時月薪不滿2萬。公寓月租6,500元，奶粉、尿布開銷驚人，就算男友幫忙負擔一半房租，她仍考慮把孩子送回菲律賓給家人照顧。

「一定會想Nathalie，但我得專心賺錢，才能養活我的家人與孩子，」Cherry說。

想與朋友一起育兒，還是需要一些巧合與運氣，不見得適用每一個人。收費低廉、時間好配合的地下保母產業，便接起龐大的移工托育需求，成為無論廠工、看護工爸媽都仰賴，也隱含風險的的育兒選項。

36歲的菲律賓籍Claiza在潭子科技產業園區擔任工廠作業員。與男友交往時，兩人就預計在明年懷孕，讓工作合約到期的Claiza帶回菲律賓撫養，結果寶寶提早在去年到來。「太早了，但我們還是很開心，畢竟我（身為產婦的）年齡也大。」

在新竹工廠工作的男友，每月會來探望兒子1、2次，幫忙分攤孩子日常開銷與6,500元的公寓房租。她不像Cherry那麼剛好，能找到同事共同育兒，因此平日上班，她把孩子托給朋友幫忙帶，朋友沒空時就自己請假照顧，或找保母。

這位朋友介紹的菲律賓籍保母是新住民，按日收費，日托12小時的價格是700元，奶粉費另計。她曾看到保母同時收托7個小孩，因為忙不過來，還找其他菲律賓朋友一起顧。

雖然擔心照顧品質，但Claiza沒有其他選擇。2021年疫情期間，朋友與保母都無法幫她顧小孩，她為了兒子幾乎無法上班，只拿到12,000元薪水。若想恢復當媽前正常加班、加上全勤獎金後超過30,000元的月薪，勢必得托育小孩。她嘆氣道：

「我明年還是會帶兒子回去，在菲律賓育兒簡單多了。」

對於看護工媽媽，想邊工作邊育兒，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採訪過程中，我們偶爾聽聞將看護工的孩子當作孫子女疼愛的雇主，或是扣除看護工部分薪水後，妥協讓她與孩子同住屋簷下的雇主。但多數情況是，無法兼顧新生兒與工作的看護工，最終只能將孩子交給地下保母。

地下保母由未受過正式保母訓練的新住民或失聯移工組成，日托行情約為每日500元到800元；全日托保母月費則為8,000元到15,000元不等。在本專題製作5個月來，《報導者》團隊多次試圖接觸，但除了其中一次因為有熟人帶路，讓我們一窺山區失聯移工的保母系統，其餘移工對保母的資訊皆相當保密，深怕萬一被查獲，就沒人照顧孩子。

縱使對非法保母的風險心知肚明，但當不送托孩子就要全家斷炊，又因疫情無法送孩子回國，移工爸媽只能投入這場用孩子健康、性命當籌碼的賭局。2020年5月，桃群就曾幫助一名被有藥癮的非法保母虐待到顱內出血的印尼移工寶寶，後續孩子順利出院，但醫師評估恐留下後遺症。

當移工媽媽因懷孕徬徨無措，同儕間口耳相傳的求助管道，幾乎不會漏掉關愛之家創辦人、被大家喚作「mimi（媽媽）」的楊婕妤。

楊婕妤成立關愛之家36年，最初協助愛滋病人，10多年開始協助懷孕移工與她們的孩子。面對來到關愛之家的移工媽媽，楊婕妤看見的是她們身而為人的生育權利與需求，無論身分合法、失聯一律協助。從高山到都會區，移工媽媽湧向這座避風港，關愛之家迄今已協助700多位失聯移工子女。

楊婕妤發現，隨著愈來愈多移工明瞭自己在台生產的權利，向關愛之家求助的移工媽媽結構也在變化，「合法的大概占3成，以前是幾乎9成是失聯的。」許多合法移工在生產前，就來電詢問可否請關愛之家照顧孩子。

在全盛期，關愛之家曾同時照顧100多位寶寶。礙於收容場地不合安置場所的建築法規，關愛之家長期無法立案；直到2017、2020年，才先後在高雄、台北市南港區找到合適立案場地，分別設置12個、54個床位，安置社會局轉案的失聯移工子女。

這完全跟不上移工媽媽的求助速度，但礙於收托5人以上就要立案的規定，關愛之家在3年多前開始以「小家」照顧孩子，這些小家以台北市文山區的關愛本部為中心，散入鄰近社區的民宅，每個小家由合法保母照顧4個孩子，週末再帶回本部活動。楊婕妤清楚移工爸媽們的經濟壓力，只在收托時，請他們每個月繳納3,000元的耗材費，補貼尿布、奶粉開銷，但並非所有家庭都會繳納。

雖然楊婕妤會提醒移工爸媽要在半年內帶回孩子，但關愛之家統計，會真正如期帶回的約僅5%，疫情後更是微乎其微。目前小家已成長到23個，孩子近百位，9成是印尼移工的小孩。

來到辛亥捷運站附近一處舊公寓，應門的是小家保母Asimah（化名）。46歲的她是來自印尼蘇門答臘的新住民，目前照顧4個3個月到1歲大的印尼孩子。打開門，迎面而來是灑滿米餅碎屑的育兒戰場，孩子各個活力十足，不怕生地撲向我們。Asimah剛擦完一個孩子吐的奶，下個寶寶又沒來由哭起來。「孩子很皮，但我喜歡這份工作，」Asimah笑著說。

3房兩廳的舊公寓是3個月前開始承租，Asimah負擔12,000元房租，關愛之家負擔10,000元，工作人員還會定期送來食材與寶寶日用品。她平常會教寶寶中文與印尼文，讓他們聽《古蘭經》入睡，認識母國的語言和文化。她最擔心寶寶半夜發燒，所幸醫院就在附近。孩子的笑鬧與哭聲，也幸好沒引起鄰居抗議。

不過，對關愛之家而言，將孩子散入小家，得擔負更沉重的人力、房租支出以及被鄰居檢舉的壓力，育兒情況也不像從前在本部時這麼一目了然。對公部門而言，明知有龐大的移工寶寶群體正接受照顧，分成小家後，就很難看見實際的托育情況與品質。但在目前，這似乎已是權衡人道與法規後的唯一出路。

最大的危機，是失聯移工將子女棄養在機構，讓機構以為的暫時性協助，變得遙遙無期。

目前各地協助安置移工的NGO，除了關愛之家，其他都只協助合法移工，而且皆為短期安置。基於對關愛之家的信任，全台各地的失聯移工母子湧向台北，台北市也承擔最大的協助壓力。

台北市社會局兒少科長葉俊郎表示，依照現行流程，當關愛之家接獲失聯身分的移工媽媽，會先帶去移民署自首，讓孩子能取得一年期臨時居留證，並申請健保卡。不過失聯移工媽媽的經濟壓力沉重，常會選擇再度失聯，在還完高昂仲介費與存到一筆「返鄉本」之前，通常不會出面。

眼看失聯移工子女源源不絕出現，北市社會局握有的協助資源，也就只有這54個床位，葉俊郎嘆道：

「做這塊最無力的是這點。你要幫他（失聯移工子女），但不知道合法的幫忙在哪裡。」

他說，短期協助這群孩子當然沒問題，「不過等爸媽賺到回程旅費，是不是就該讓孩子回歸原生母國的家庭？可是對方就是拒不出面。」

2019年，台北市社會局曾與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協調，在關愛之家幫忙下，帶18位印尼籍失聯移工子女返回印尼。社會局2020年與印尼代表處協商，希望再度成行，孩子就算找不到家人，也至少回歸印尼的社福體系。不料疫情班機停航，行前喊卡。

葉俊郎期待，待疫情趨緩，這合作還是要再度啟動。若此返國管道暢通，未來安置在南港之子家園的孩子，就能訂下安置一年後送回母國的但書，讓床位維持流動，但這都得再與印尼代表處詳談。

他也想著，若移工來源國的辦事處在台灣設置托育設施，幫助在台灣合法工作的移工父母，是否可避免他們犯險尋求非法保母，甚至為了照料孩子而選擇逃跑的困境？畢竟這群爸媽離鄉背井，賺取外匯，也穩定了他們在母國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