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6點，時值盛夏的海拔2,000公尺山區，氣溫10多度。載著一家三口的重機檔車在一處不起眼的鐵皮工寮前熄火，包著農用頭巾的印尼婦人Wati（化名）輕手輕腳下車，將裹在羽絨衣裡的2歲女兒與一罐奶粉交給應門的保母，屋內嬰兒床上，已有幾位其他父母托顧的幼兒，眨著眼睛望向她。

Wati向半睡半醒的女兒悄聲道別，正值農忙，她與先生得到另一座山頭採收水蜜桃，女兒今晚需在保母家過夜。看見Wati的不捨，保母微笑地說，會多拍幾張照片LINE給她。

夫妻倆重新發動引擎，蜿蜒的產業道路上，他們遇見一些載著孩子趕往保母家的印尼同鄉。這群趕在上班前送托子女的爸媽，心情與所有雙薪家庭父母無異，唯一差別是，他們的身分都是在台灣高山上幫農的失聯移工。

就Wati所知，她工作的那片水果產區，有養育孩子的失聯移工父母至少50對以上，帶著從襁褓到學齡的孩童，甚至有的已超過10歲。他們出生後就跟著父母待在山頭，幾乎未曾離開過2,000多公尺的山區。

移工家庭在台灣高海拔山區扎下了根。

每隔幾公里，他們用貨櫃屋或鐵皮搭建的家，就錯落在一片又一片的果園或茶園旁。除了這座山區，《報導者》在過去5個月間，密集訪談數十位合法與失聯的移工父母，他們不只在高山上組成聚落，也在加工廠密集的城鎮、交通便利的村鎮鄉里間，成立家庭。

移工家庭已是台灣社會一個巨大而無聲的存在。

「在台灣，移工爸媽究竟有多少？」

今年，她請勞動部調出女性移工領取生育給付的資料，驚訝地發現，「啊！竟然4年內有15,000多個，而且還只有廠工，不含看護工與失聯移工，我看了很震驚。」

8月下旬的一個週末，《報導者》採訪團隊來到台中潭子科技產業園區附近的耶穌聖心和聖母瑪利亞無玷聖心堂。這天，有一場隆重的嬰兒洗禮。7個月大、穿著白色小洋裝的Nathalie躺在菲律賓籍母親懷抱，在菲裔美籍神父Joy Tajonera（中文名陳智仁）主持下完成第一場人生大事。

潭子的外籍移工以菲律賓女工為大宗，當天台下的100多位觀禮者幾乎全是女性，其中有5人帶著不滿1歲的孩子。耶穌聖心和聖母瑪利亞無玷聖心堂每週日舉辦彌撒，神父Joy已在台灣19年，一直在潭子服務。他長期為移工權益發聲，天主堂也兼具移工的庇護所，近年除了受虐、遭侵害、剝削的移工，還收容不少來自全台各地、即將臨盆或帶著年幼子女的移工媽媽，國籍涵蓋菲律賓、越南、印尼。

神父Joy觀察，大約從10年前開始，在彌撒時舉行嬰兒洗禮的次數逐漸頻繁。有些寶寶是合法移工夫妻的愛情結晶，也不乏與移工單親媽媽相依為命的孩子，向他諮詢在台孕產權益的移工更多。他說：

「現在來求助的懷孕移工，人數大概比我19年前到潭子時多100倍。每週至少2到3人，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若不是經常接觸移工的雇主、神父、服務移工的NGO，多數人不會知道，那些合法移工一旦成為父母，尋找保母時有多傷神；而意外懷孕的家庭看護工，為了兼顧母職和工作，經常選擇和另一半一起逃離，像Wati一家去到山上或偏鄉，生養下一代。

2022年，是台灣引進移工第30年，移工從補充人力逐漸成為不可替代的重要勞動力，人數逼近70萬，其中34萬是男性、35萬是女性；這35萬名女性中，有7成是25歲至44歲的育齡婦女。但多數人不明白，移工已不再是隻身在台飄零的工作者，為數不少的人慢慢地以「家庭」為單位，在這塊土地生活。

而這個十多年來漫長的「進行式」，因人數龐大，已來到一個轉捩點。這不僅牽涉到了移工媽媽與寶寶們的醫療人權、改變移工們的就業與生活地點的選擇、與雇主關係的新變化趨勢，移工家庭族群，更在台灣建立了一個綿密的社會網絡。

工作或孩子，只能無奈二選一。

2008年，杜光宇創辦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簡稱桃群），近8年來把業務轉向移工群體，救援逾千名移工。在女性移工身上，他看見了台灣1950、60年代撐持家計的大姊（tuā-tsí）群像再現──大姊們年紀輕輕出外打拚，圓滿原生家庭經濟，成就弟妹的美好未來，卻錯過自己的感情與成家緣分。

但在近20年，隨著勞動市場的供需變化，移工握有愈來愈多改寫命運的機會。

高齡、少子化的台灣，已對移工產生深度依賴。但移工來源國的泰國、印尼、菲律賓、越南，經濟快速發展，薪資成長，更多年輕人寧可留在家鄉工作，移工市場從資方轉向勞方。

勞動條件的天秤在改變，選擇來台的移工，價值觀也在變動。

他／她們不再為賺錢犧牲一切，在青春年華來到異鄉，付出勞動之餘也渴望找到心靈依靠與歸屬，與另一個人相戀，計劃或意外下有了孩子，與初期移工赴台的情境迥異。

看似保障完善，卻一度成為讓勞雇雙方陷入更深困境的緊箍咒。

懷孕移工很難找到新雇主，留下的人力缺口，不只工廠老闆跳腳，對亟需看護的失能者家庭更成了十萬火急的危機。「這肯定逼著仲介、雇主、移工三方拚命，」杜光宇說，勞雇弱弱相殘的結局，通常是移工被逼墮胎或解約回國，讓雇主趕緊補上人力。

轉捩點發生在3年前，勞動部陸續發出的兩道函釋。

勞動部2019年發函指出，要是移工懷孕後，雙方合意解約，雇主能立即引進或聘僱新移工，為勞動力空窗解套。移工也不受離開原工作後要在2個月內找到新雇主的限制，可申請「暫緩轉換」，安心待產，產後重返職場。

但在待產期間，沒有收入、沒有家人後援，在工廠輪班或船上工作的伴侶不見得能陪伴，這段日子能怎麼過？2021年，勞動部再度發函，若移工在孕產前後出現生活困難，可由地方主管機關協助短期安置。

這兩道函文，為移工懷孕期間的勞動力空窗解套，也為生育權給出明確保障。即便如此，喜悅中伴隨對失業的恐懼，是移工媽媽得知有孕時的共通心情。

今年6月，我們在桃群的庇護所遇見28歲印尼籍的Anisa，她抱著3個月大的女兒Safeea，手機播著《古蘭經》的吟誦，哄孩子入睡。Anisa來台6年，在苗栗擔任看護工，在清真寺認識擔任廠工的同鄉男友。兩人本已買好機票要回印尼結婚，但考量疫情，前年（2020）改在台中的清真寺辦婚禮，不久就有了孩子。

「知道懷孕時，我不知道該笑還是該哭⋯⋯」

Anisa說，先生很期待與她在台灣共同迎接新生命，但她照顧的阿公中風臥床，不想包尿布、不願使用便盆椅，她得抱阿公如廁。「晚上都不能睡，阿公又很重，我很怕影響寶寶，所以跟阿嬤（雇主）商量，能不能不用抱阿公上廁所？我可以做到懷孕6個月。」

不過雇主和仲介叫Anisa別上班了，要求她解約回印尼。那時她懷孕3個月，最終是在先生的仲介協助下，住進桃群的庇護所，直到生產。

法令與現實，為何存在這麼遙遠的距離？因為光是要如何拿捏力道做宣導，就困難重重。

既然如此「不好說」，就算勞動部當年發函給各大職業工會與仲介協會，訊息是否確實傳達給雇主與移工，又是另一回事了。

「坦白講，（移工來台前）還是以叮嚀不要懷孕為主，較少主動告知孕產權利，這（懷孕）總是不好鼓勵，」一位名聲不錯的中型仲介告訴《報導者》。

不過隨著網路發達，許多移工透過交友軟體認識對象，非預期懷孕的移工正在增加。意料之外懷上寶寶，最普遍的原因仍源自性教育不足。監察院調查就發現，移工來源國礙於宗教或教育因素，多數移工未曾受過避孕或生育子女的衛教資訊。

這名仲介說，懷孕這件事，在移工的母國文化通常比較隱晦，當移工發現懷孕，通常會跟密友、好姊妹討論，實在找不到出路，才會請仲介幫忙。這時仲介才會與孕媽細談在台生育的權益，並確認是否留下小孩，如果要留，就會與雇主討論能否允許這麼長的勞動空窗；若雇主認為不行，就要考量孕媽的體力能否負荷，或在雙方合意下解約，「但還是會盡量協調維持委任，因為解約對雙方來說都是衝擊。」

協調過程，難免承受雇主的不滿、移工的委屈。這名仲介說，某些素質不良的同業為避免麻煩，索性告誡移工「在台灣懷孕會被遣返」；業界也傾向從「源頭預防」，在台灣年節、放假前，請翻譯加強提醒沒有計畫懷孕的移工確實避孕，畢竟這也是為移工著想，他語重心長地說：

「因為就算法令變了，移工在台灣當媽還是很辛苦。」

監察院今年5月發布的調查報告，就證明Anisa的遭遇，也是眾多移工媽媽的苦楚。

兩位監委王美玉和王幼玲走訪工廠、庇護所與安置中心，訪談12名廠工和6名看護工，發現雖然法令改變，對移工孕媽該有的保障措施都有，實際上卻落實不足。

這趟在台孕產路，成為得橫越重重路障關卡，權益危機四伏的冒險。

外籍人士是否在台灣產下孩子，孕期第7個月是關鍵，因為之後就需醫師開立適航證明書才能搭飛機。想回母國生產，通常會在這個時間點前回去。勞動現場常見的，卻是移工在孕期7個月前，被雇主以其他名目解約遣返。王美玉說：

「有看護明白《性工法》保障孕婦工作權，不願被解聘，結果雇主直接帶走失能的家人，要仲介告訴她已經沒人可顧。」

不過，在異鄉孕產寂寞又辛苦，移工難道不想回國生產嗎？

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祕書長黃姿華說，確實有移工想回去生，法令也保障移工能與雇主議定產假回國，產後申請重新入境許可重返工作崗位，無須再付仲介費。難處在於，台灣勞工在產假、育嬰留停期間，其雇主可以聘僱短期的職務代理人，但現行的移工聘僱規定為「一個蘿蔔一個坑」，無法自由轉換雇主，也沒有短期職務代理的設計。而在勞工休產假期間，雇主仍須繳納就業安定費。

她表示，除非雇主願意拉高成本聘請台灣籍職代，或移工是在勞動力充足的大廠工作，才有機會實現回國生產同時保住工作的選擇。不過工廠擔憂引起其他移工請產假的骨牌效應，通常不願開先例，而看護工幾乎沒有這樣的機會。

接受監委訪談的廠工，皆來自頗有規模的大廠。有人在懷孕後，廠方持續讓她從事需長時間站立，或繁重且須加班至晚上的工作；也有廠方拒將移工孕媽調離會接觸有毒物質的工作區域；就算搬重物出血，有些公司看了醫師證明仍不為所動；或要求孕媽休無薪假。

家庭看護工的情況更令人憂心。8成看護工為育齡女性，幾乎沒有勞保，無法請領生育給付。她們得搬動、移位被照顧者，懷孕後體力難以負荷，幾乎沒有雇主能包容帶著孩子的看護工。而看護工24小時獨自住在被照顧者家，處境更為孤立。一名監委訪談的看護工，懷孕後害怕被遣返，也不敢找人商量，一路隱瞞到孕期最後，直到與雇主外出訪友時，在友人住處一樓破水。

杜光宇和桃群公關主任吳佳芊也發現，不受《勞基法》保障的看護工沒有帶薪產假，通常會設法藏起孕肚，直到瞞不住為止。期間幾乎不會去產檢，為母嬰健康造成極大危機。

杜光宇說，現行法律保障孕婦工作權，如果移工堅持繼續做，雇主也拿她沒轍。但現實情況是，住在同一屋簷下這麼久，看到受照顧者沒人顧，移工於心不忍，會自己提出終止契約，讓雇主找新人。

《報導者》採訪的移工團體、仲介都點出，雇主與移工媽媽之間的對立和難以妥協，未必源自雇主的惡意歧視，而是移工特殊的工作性質。尤其是替代照護人力難尋的看護工雇主，實在很難以「包容」態度面對移工懷孕，畢竟這形同將他們拋回原本的照護困境。

「其實很多雇主都希望移工平安生下孩子，可是我當初雇請她，是來照顧我失能的家人，她懷孕了，我的家人誰顧？」

台灣失能者家庭暨看護雇主國際協會（簡稱雇主協會）常務監事陳靜儀說，協會最常接獲的雇主心聲，第一是擔心看護工身體狀況，畢竟照顧是體力活，萬一出了狀況甚至流產怎麼辦？第二才是擔心如何填補照顧缺口。

孩子出生後的照顧，是最大的魔王關卡。

讓台灣父母頭痛的子女托育，對移工來說更是大問題。移工不適用國人的托育補助，在沒有照顧後援下，多數只得忍著伴侶、親子分離之痛，由夫妻其中一方攜子回國，或請家人來台接回寶寶。但過去2年多來，因為疫情與高漲的機票，這條路幾乎行不通。

無法負擔台籍保母費用的移工，會設法轉往由新住民或失聯移工組成的地下保母系統。這些保母幾乎不具合法收托資格，照顧品質難以把關，已數度發生孩子遭虐死、重傷的案例，但在移工爸媽間仍相當搶手。

「在台灣照顧小孩真的太難了！」

一對因為找不到保母，這個月得托朋友把3個月大兒子帶回菲律賓的合法廠工爸媽，接受我們採訪時，哭到說不出話。

原以為能在法律保障下在台孕產，沒想到懷孕後，從生到養都處處難行。政策未能落實、仲介與雇主的壓力、移工對權益的一知半解，多重因素環環相扣，打成死結。一旦走投無路，有些移工爸媽選擇逃跑，換自己與孩子的自由。

採訪過程，不只一名NGO工作者向我們吐露內心話：

「說實在，工作時間彈性、薪水相對高的失聯移工，反而比合法移工更能兼顧收入與天倫。」

訪談這麼多移工媽媽，王美玉能理解懷孕移工失聯的理由：「她們在賭一個機會，如果孩子生了，她們找到工作，也沒被抓，等還完仲介費，甚至在家鄉買房買地，就可以自首帶孩子回國。」她觀察，相較資源較充足的廠工，保障少、薪資低、資訊相對封閉，工作環境不自由的看護工，更容易因孕逃跑。

逃跑的終點，是高山的茶園、菜園、果園，或平地偏鄉的農業區。採訪期間，《報導者》在中央山脈遇見一群失聯農業移工父母。他們是當地仰賴且看重的勞動力，身分從來不是祕密。雇主包容他們的成家與生育選擇，載臨盆的移工媽媽下山生小孩，甚至幫忙顧孩子。移工的孩子說著國、台語與母國語言多聲道，親暱喊雇主「阿公」。移工、新雇主與當地執法機關，形成供需之間、法令之外的特殊生態。

躲藏的生活，對孩子好嗎？一名失聯移工雇主、高麗菜農L先生（化名）這麼說：

「正常情況小孩要回去（爸媽的母國），但（移工）他們歡喜就好，他們在這賺多少？在家鄉賺多少？一家人也不願意分開。」

風險是，失聯移工為了避免被抓，普遍不去產檢。從埔里山區到台北大都會，少數醫院不斷收治高風險妊娠的失聯移工產婦，直到上了產檯，才發現胎位不正、胎兒發育不全、先天性疾病等問題，不僅危及母子性命，後續也得耗費移工無力承擔的龐大醫療成本。高昂的醫療欠費，是懷孕移工權益保障未能落實下，醫療端無奈承受的蝴蝶效應。

採訪5個月期間，《報導者》團隊與不少移工爸媽們聊起他們來台的夢想，清一色回答是為了賺錢。往下細問，許多人不滿20歲就離鄉背井，是為了買地、蓋房、供弟妹讀書，讓原生家庭過上好日子。

當有了自己的家庭，他們長出更多對未來的想像，期待與另一半在台灣共同見證孩子出生時刻、養育孩子成長。但礙於生養資源有限的現實，接受我們採訪的移工媽媽，已有部分合意解約返國待產，或決定在疫情趨緩後把孩子送回國。

但對台灣而言，移工孕產與育兒的保障要給到哪、權益宣導要做到什麼程度，才不會出現「政府鼓勵移工來台灣生小孩」的解讀？

「政府不敢面對，也很兩難，」王美玉說。

見證移工爸媽的孕產歷程，看似法規完善、選擇眾多，走到最後，許多移工爸媽還是困在好工人與好父母擇一的單選題。這條異域生養路，就像一趟只能託付給機運的旅程，沒人有把握能走到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