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多處分析中國政治局勢，因受訪者要求，文中均以化名出現

2015年7月9日，中國發生震驚海內外的抓捕行動，各地警方接連帶走300多名律師和維權人士，並展開一系列的關押、偵訊及輿論猛攻。今年7月9日，「709大抓捕」屆滿週年，直至這天，許多人仍身陷囹圄，親屬奔波於探監，凄凄惶惶度日，隨時驚嚇於當事人出現在被認罪、被道歉的新聞上。

在這個象徵著中國公民社會被政權碾壓滿週年的日子，阿里巴巴基金會和杭州市政府共同舉辦的「全球XIN公益大會」，卻在瀲灧空濛皆絕美的杭州市內的五星級的黃龍飯店盛大開幕。

現場冠蓋雲集，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英國前首相布朗、影星李連杰、知名運動員姚明獲邀出席，而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和臉書創辦人馬克．祖克伯（Mark Zuckerberg）更遠端連線參與，許多在中國草根第一線進行公益活動的組織負責人及工作人員，也積極與會。大會討論中國公益行動累積的成就，以及如何讓公益行業更壯大，環繞著樂觀、進取、希望的公益大會，象徵著中國公民社會已經打好基礎，將繼續大步向前邁進。

公民社會在同一天中所呈現的窒息與蓬勃都是中國真實的現狀。當近年來，維權運動的遭遇廣受人知，如何看待中國近年來繁盛發展的公益活動，是拼湊中國公民社會的樣貌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

中國公益活動的數量近年來的確成長驚人。研究公益組織的香港嶺南大學博士生孫國嫄指出，1990年代末，中國民間組織已經開始在大型自然災害中展現驚人的救援及資源調動能力，到了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慈善組織、志願者及非政府組織（NGO）展現龐大的動員能量，獲得官方的認可，「慈善∕公益」開始較為頻繁出現在媒體及政府政策文件中，2008年甚至被稱為是「中國公民社會元年」。

但到了2010年，「公民社會」開始成為敏感詞彙，近年來甚至被視為是西方顏色革命滲透中國的代稱，而過去常被使用的「非政府組織」太過繞口，許多民間組織、媒體甚至政府內部的改革派，開始使用「公益」的概念，用來概括包括慈善、環保、人權、勞工等民間活動。「做公益」成為中國具有正當性及社會意義的口號及行動。

除了概念的轉變，大量資源也進入公益領域。過去中國民間組織多半接受國際基金會的項目經費（類似台灣的接案）運作，近年來，由於本地大企業興起，它們以「企業社會責任」名義討好新興消費階層，許多企業紛紛成立基金會，接受民間組織的經費申請。

根據中國民政部〈2015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2015年中國各類基金會達4,784個，比2014年成長16.2％。加上中國線上支付公司也加入公益眾籌的行列，使得公益組織能運用社群網路快速募款。根據民政部最新的統計，2015年，中國社會捐贈款額已經到了654.5億人民幣。

對於中國公益圈規模的估算，也具有中國特色。民政部的統計公報顯示，2015年中國社會服務機構和設施高達176.5萬個，但由於民間組織註冊困難，許多團體就用公益的名號直接運作，有學者指出實際公益組織可能高達300萬個。

龐大的公益行業規模，衍生出眾多周邊服務，逐漸形成專業分工的產業鏈關係。例如公益組織的獵人頭公司、專門提供公益組織外包財會服務的「工蟻坊」，也有為企業成立、運作基金會進行全託管服務的公司出現。

此外，自發的公益行業集體行動也慢慢浮現。由於公益的概念過於籠統，又有大量資源湧入，吸引許多投機者打著公益的名號逐名斂財，過去與政府關係密切的部分公益組織，連連爆發醜聞。所以許多公益圈成員的聚會，包括這次全球XIN公益大會，都企圖要以更集體的方式，自主規範行業秩序、推動政策、產出深入的公益行業分析報告引導行業發展。

當前繁盛的公益活動與凋落的維權運動，並非是兩條沒有交集的平行線。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前，許多公益團體與維權組織密切合作，也都是好友，因為不論勞工、環境、農民或人權議題，都是要在街頭、官署或法院，以法律及動員實力，向抗爭對象爭取恢復權利的目標。

習近平上台前後對社會的治理模式驟變，對於勞工組織清理與取代、維權人士的取締，許多民間組織倍感威脅。但對此，環保組織負責人陳冉（化名）表示，政府的確開始對付踩紅線的群體，但要說針對社會進行全面掃蕩的描述也是不正確的，否則無法解釋公益組織的全面性、猛爆性成長，例如對於環保領域，影響就不大。

陳冉的說法，其實是許多環保組織對外的共識。

研究非營利組織的學者王雪（化名）也指出，她不認同在現階段「死磕」（編按：指不顧後果硬拼到底）政權紅線，當前中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這些佔有95％活動能量並持續活躍成長的公益團體，在各個領域進行基層組織、草根活動，才是打好中國公民社會基礎的正途。

可以看出，因為大環境改變，造成許多人必須回頭自省戰略與行動，過去原本模糊不用仔細辨析的合作關係，而有了「分別心」，產生路線之分。

公益組織及維權人士的路線差異，彷彿回到清朝末年的立憲派及革命派之爭。當年激進的革命派斷定非革命不能救中國，許多人遭到清廷的剿滅，有的流亡海外；立憲派仍認為與清廷合作，推行君主立憲是可行的道路。

曾在珠三角從事勞工運動、較認同激進路線的林楠說，目前大家都隱約知道現在經濟下行、政治矛盾深重，卻只有模糊的資訊，許多群體都在累積論述及實力，因應可能的變局。

曾在廣州從事學運、工運的譚瑞則說，中國外馳內張，在思想領域上，自由派、左派、毛左、新儒教等等都在論述上進行思想準備，這些上面或許都串著黨政的某個派系，下頭都牽著社會實踐領域，709大抓捕其實就是針對張著大旗要以公民維權行動推行政治運動、民主的自由派進行打擊。

發展迅速的公益組織，的確和這種政治變局討論有距離。王雪指出，公益團體的核心理念不是把這種政治判斷放在第一位，而是清醒地認知，按照現有的局勢和資源，要先做好自己的本分，而且實際成果也不小。王雪以環保團體為例，已經從倡議、組織、行動，進入國家的決策體系改變了政策。而這個成果已經不是利用黨政人脈，而是以自己的專業和實力，影響政策。

發散的公益概念、龐大的資源、對政治的不爭論，是公益組織發展的保護傘，但也形塑公益領域在組織經營上的特質。最顯著的，就是往經濟傾斜的生存模式（因為無法用政治來累積資源）。

這幾年，中國公益組織在行銷及內部管理時，採用大量的商管語彙，強調品牌、效率、專業、客戶、市場等用語，而企業基金會的龐大資源也強化這個趨勢，由於公益組織必須向基金會申請項目，許多基金會背後又是企業，用企業能接受的概念吐錢，成為許多公益組織必備的技能。

十幾年前曾經參與中國扶貧基金會運作的學者許潔說，近來接觸幾個公益基金會，不論是對話或演說，都非常的市儈，宣傳要求聳動、強調綜效、要求立即效果，完全與過去的草根和素樸性格不同。

在提供公益組織第三方服務的公司實習的周鋼建也說，老闆直接說表面上我們是要為公益行業提供服務，但實際上就是要賺錢。

不過陳冉指出，不否認公益圈池子大了之後，魚龍混雜，但強調效率、專業，是提升組織能力及實力的方式，這不是去政治化，是對政治介入路線的不同，只要清楚公益組織的管理，不能像商業公司一樣搞KPI（關鍵績效指標）、要求短期成果，這是提供資源的基金會也需要共同學習的。

比方說，企業成立的基金會，許多理監事都是企業家，每年檢討項目執行時，看不到成果就直接想要終止項目補助，但公益項目常常是需要六、七年的長期投入，然後最後一年才看得到初步成果。

這些潛在的衝突，造成這幾年基金會與公益組織間的互動微妙。由於基金會作為資助方，有審核項目開銷、進度的權力，但公益組織也運用自己的優勢，反過頭來影響基金會，例如2013及2015年，公益組織已經共同舉辦兩屆的基金會評價榜，自己定義什麼是好的、對公益組織有利的基金會。

2010年，曾是記者，環保公益組織「自然大學」發起人馮永鋒，撰寫一系列文章批評環保基金會審查經費太嚴、以企業經營心態指揮環保團體等問題。

這些公益圈內的相互磨合，的確使得行業互動成熟。

所以說，在公益圈這個大池子裡，有一群公益組織清楚現階段就是厚積實力，不吝於相互批評也彼此找到抱團的機制，在維權運動被孤立的情況下，用另一種政治路線介入政治，對基層以組織、倡議的方式發揮影響力，藉以累積資源及專業，進入決策過程，並理解中國政府的政治脈絡。

因為公益組織持續的壯大、成熟，王雪表示對中國公民社會的未來發展是「審慎樂觀」的。

王雪指出，與某些維權運動以高調、短期行動，累積自身政治資本模式不同，這些公益組織真正深入社會肌理，去做別人看不到的基本工，這些能說不是政治行動嗎？她說，雖然不用「維權」兩字，改用「公益訴訟」，實際上仍是在做維權的事情。現在只因為維權派激越的行動，讓海內外用自己的苦難否認中國公民社會已死，使得外界對中國的理解太過偏差。

這樣的說法，與台灣過往以來政治運動及社會運動在議題合作上的收割爭議類似，也像近來中國史學界對立憲派翻案時的描述。

台灣社會運動強調草根經營的基礎工程，對於政治運動一下子用媒體、政治資源將議題成果收割，轉為自己的政治資本，長期存著不滿的心結。北京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去年底出版卻已被列為禁書的《走出帝制》一書中，總結立憲派翻案研究時指出，革命派激進，但立憲派也絕不溫和，不僅是在各地的組織具有動員實力，立憲派對於君主立憲的訴求，是反專制的英國虛君制，不僅符合真正的民主精神，也繼承中國知識份子一貫反秦制的傳統，一旦發現清廷要走日本明治的實君制，義無反顧成為革命派，而這也是推翻滿清政權的關鍵。

的確，在中國這個高度政治敏感的國家，所有行為都是政治的，也必須考量政治。長期觀察公益組織發展的民間人士吳耀元（化名）就說，公益組織雖然不走踩紅線的政治行動，但絕對要有政治判斷，這也攸關組織存亡。

吳耀元指出，前幾年，就有一些公益團體預判政府會對國際基金會的援助設限，因為這個政治判斷，他們提早轉型，開始推廣會員費制度。如果沒有事先做出判斷，必然會面臨斷炊的危機。

陳冉就指出，面對政治局勢變化產生的紅線進逼問題，只能靠各種消息來預判，決定戰略與行動。陳冉說，幾年前，他就知道這個趨勢，所以立即進行組織調整，用會員費來取代國際基金會的補助；而且長期來看，本地企業資助的基金會與環境保護也有潛在的衝突，現在反而是讓組織擺脫對基金會的依賴，經營自己群眾的契機。

但問題是，這樣對於政治及資本的判斷是個人的，最多只在跨公益組織高層的小圈子內用微信群或用更有保密功能的即時通訊Telegram中討論，不僅無法公開表達共同的意見，甚至也無法與各自組織內部的工作人員交換意見，更遑論跨界認真討論甚至批駁各方各派的論述及行動。

沒有政治集中的空間、也沒有進行集體政治訴求的可能，雖然能介入某種層次的政治，卻仍是各自靠著自己的游泳圈在暗黑的大海載浮載沈，這樣或許能成功對抗大洋的吞噬，卻永遠無法共同打造一艘艨艟巨艦縱橫四海。

這個情況，和台灣社運團體始終有自己的政治議程和企圖完全不同，只是這些政治主張，面對高強度的選舉動員及藍綠政爭，比如說反核、土地、勞工議題，始終在被藍綠吸納、出賣、資源困乏等夾縫中求生。而比起當年中國的立憲派，能討論自己的政治主張，設計一套取代專制的政治體制，更是遠遠不及的。

每個當下，都是各種力量以過去累積的資源與能量，進行博奕的結果。公益領域的確因為龐大的資源及政治空間，獲取極大能量，但也因資源和政治，面臨不小的限制。這股蓬勃又深入社會的發展模式，加上暫時沒有政治運動的競合，會累積出來什麼結果，型塑出什麼性質的公民社會進而影響中國，需要更多的細節進行判斷及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