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保障受訪者隱私，文中所用受訪者名字為化名。）

幾年前許子揚失戀了，女友暗示他缺乏上進心，沒有向上爬的動力，他一氣之下跑遍中國各大省分，周遊全球60國，為的是證明自己儘管沒爭名奪利的能耐，至少都曾經遊歷四方，見多識廣。一開始只為了治療情傷，但人在旅途上，許子揚逐漸迷戀上千變萬化的風土人情，鬼斧神工的湖光山色，失落情人搖身一變，成為旅遊達人，享受追星逐月的異域漫遊，他獲得了新生。

如果沒有遇上那女生，或者許子揚現在不會慨歎，巴西聖保羅大教堂門前擠滿乞丐，亦無法如數家珍般憶述，曾於喬治亞小鎮瞻仰史達林像，更想像不到自己會於古巴街頭，品嚐各式雞尾酒。可惜我對兒女私情沒多大興趣，他也不願對我多談，於是我們回到旅程的起點──中國北京，許子揚就在這城市邂逅那女生，那時他正就讀於北京某名校。

雖然高考英文不合格，許子揚本來可以選擇留港升學，報讀專上高級文憑（比大學本科學位次一等），他亦有自信很快就能銜接大學學位，但與此同時，他獲得北京某校國際關係學院錄取，學費便宜一大截，又是學士資歷。他兩相權衡，結果離開生活近二十載的香港，北上求學，當起陸漂。然而一如所有人生抉擇的老套故事，功利計算只是其中一面，許子揚還有一個更為遠大的目標。

我和許子揚出生於港英末年，成長於一國兩制下，無可否認，大陸對我們來說是陌生他者，共產黨治下的威權社會，通行普通話和簡體字，市容雜亂骯髒，人權自由不值一文，全國上下眼中只有權和錢。或對或錯，我們那一輩人心中都充斥著這些刻板印象。7年前許子揚走到十字路口，於留港或北上之間，錢和時間不是唯一考量，他想到大陸走走，親眼見證這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我有一個很好的教中國歷史科老師，他教導我們下判斷前要先找證據。」文科生許子揚解說過去時，總是自然而然地帶出品德教訓。

他就學人大那4年，遇過自由派教授公然傳誦《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堅信禁書中所描述的「紅太陽」淫穢私生活，另一邊又有左派教授宣揚愛國激情，勸導學生多多參考鐵血網（註：中國民族主義軍事網站）內容。許子揚說自己兩邊都不喜歡，他們都滿口黨同伐異言論，詆毀敵對意見，很少會評估手上到底有多少證據，謙虛檢討自家立場。我雖聽著他批評學校師資，腦海卻浮現一個容得下百家爭鳴的校園。

於「比較政治制度」考試，教授給我們一個題目：「給你一個國，你會怎樣治？」許子揚不是籠統回答了事，反而於卷上質疑現在要治理的是什麼國家，因為各地國情各有不同，考生難以一概而論。接著是「法國大革命帶出什麼教訓？」他再次不耐煩地反問，考生不知道要受教訓的是路易十六還是雅各賓黨，無從作答。結果呢？教授給了滿分，對於這位敢於挑戰權威的學生，他大概是衷心欣賞吧。

許子揚笑言自己做過不少「傻事」，不過有些事真的不能一笑置之。大一時必修課不合格，事後有港人同學提醒他，講課教授一見是正體字答案，看都不看內容就會打出不合格分數。下一學年許子揚報讀同一門課，期末考問題幾乎與去年一樣，這次他以簡體字作答，獲得良好成績。取得必修學分後，他跑到該教授面前，手上拿著剪刀和書，然後當眾於課室內，將教授著作一分為二。事件雖然驚動許子揚的班主任，所幸最後不了了之。

「正如我之前所說，拿到證據才能作出指控。」許子揚提起往事仍語帶怒氣。為什麼不向校方投訴呢？教務處早已勸戒過他，不可歧視正體字呀，但一點用都沒有，這就是制度問題。校園以外，許子揚親睹北京發展迅速，「硬件」設施比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制度「軟體」卻依舊落後，連空氣品質與食品安全都無法保障。小小校園當然亦難以倖免，一場選戰卻令他見識到制度問題有多複雜。

國際關係學院學生會常委會改選，9名候選人競逐6個席位，其中6個候選人串通做票，公開販售會內幾十個部長及副部長職位，賄賂選民，最終一如所料，幾乎每張選票都劃掉其餘3名候選人，6人成功當選。如此明目張膽作弊激起公憤，主事老師要以學生會當然常委身份，收拾殘局，他為免動搖大局，宣布維持選舉結果有效，但剝奪當選人任免權，由他這位老師親自選任各部領導。

許子揚舉這個例，原本是想以小見大，展示何謂大陸制度問題，但他轉念一想又補充：「不要誤會啊，那6個人雖然手段卑劣，但他們都是實至名歸的精英，絕對有資格擔任常委。」

我還記得高中時讀過中國文化科，教科書編者都崇尚儒家中國，他們稱歐美推崇「選舉政治」，一人一票以服眾心；而中國「傳統」則奉行「賢能政治」，由體制權威界定和挑選掌政精英，吸納社會人才，我當時就認為「賢能政治」的現代學名正是「民主集中制」。

據許子揚介紹，只有學生代表才有資格成為常委會選民，而學生代表乃由老師委任的班級精英，他們可以競逐學生會公職，以助獲取研究生資格和充實履歷。學生會職務繁重，例如宣傳部長就一整天開會拍片搞活動，但這些頂尖人才卻仍然能保持彪炳學業成績。雖然間中有一兩人靠父蔭或拍馬屁魚目混珠，但整體而言確實是選賢與能。

「我也曾以為民主就是一切，現在認為這只是比較好的制度。」許子揚直言4年大學生涯改變了他的想法。課堂上他讀過菲律賓和印度兩例，明白民主政制不一定能改善經濟民生。後來他親訪菲國，途經馬尼拉貧民窟，見到十多個小孩光著腳踢足球，只不過幾條街外就是光鮮商業區，商場裝潢豪華，名店林立，令他更確信學校研習所得。

講到中國政制問題，許子揚如今同意，由於民主意識不足以及人口規模過大，大陸實行民主可能會適得其反。他又好像經過深思熟慮般告訴我，自己可以接受專制，前提是人民富庶溫飽，又有強大監察機制，中國仍不算合格。聽到這兩點，我想起新加坡，威權、民主加上富裕，香港人許子揚會否願意，放棄現有自由以換取獅城模式呢？他不置可否。

「這不是認同或不認同，而是理解。」回顧4年大學生活，不論是個人處世還是世界觀，許子揚不見得就盲目反抗權威，他習慣先釐清和掌握現實限制，再於言行想法貫徹原則理念，否則他也不會於學分入手後才毀書抗議。由校園選戰到政體爭議，他冷靜客觀地評估中國這片「異域」，分析每個驟眼令他反感的現象，尋找「存在」背後的「合理」機制。

可是，當場景由陌生中國轉回切身香港，他不見得就能保持那實驗室頭腦，不帶絲毫感情地審視動盪不安的故鄉，坦然接受一切改變。

據說每一個思考縝密的人都難免陷入道德矛盾，許子揚也不例外。1989年的六四慘劇，解放軍武力清場，數以千計學生慘死，許子揚似乎曾就此前思後想，最終評價是「合理但錯誤」，合理在於當日如中共倒台，一旦大陸陷入內亂，改革機遇將會化為烏有。不過他再三強調，「濫殺無辜」怎麼說都是錯誤，後來發展成果不能證成血腥手段，事過境遷幾十年後，當權者應當鄭重道歉，改正錯誤。

「合理但錯誤」，好一個冰冷理智的悖論，我忍不住問許子揚，如果兩年前佔領運動時，當權者應用同一原則，鐵腕鎮壓，又如何呢？他抿嘴苦笑說：「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就是另一回事了。」當日他一得悉警方施放催淚彈，無視荷槍實彈的防暴警察，徑自趕赴佔領現場，他說既是一時之氣，也是不滿當權者違背普選承諾，儘管他已不是民主信徒，甚至不相信香港應行民主政制。

「中老年人全死掉，香港才適合有民主。」許子揚失去一貫溫和，提出驚人見解。在他眼中，香港公民社會於1980年代萌芽，大多數中老年人當時已長大成人，未經民主意識薰陶，他們根本意識不到手上一票的份量。他還以母親為例，說她在建制派議員辦公室工作時，說要保住工作所以會投老闆一票，辭職不幹後就立刻轉投激進派議員，因為想看看「癲狗會搞什麼事出來」。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許子揚曾引用唐朝韓愈名句，解釋為何做人要謙虛，他此刻卻修正說法，拋出另一名人：「我和周星馳一樣，最憎蠢人！」

中共是喜歡「打茅波」（註：出奧步之意）的壞人，非贏不可，給面子的話還讓你拿一兩分，撕破臉的話就必定要你大比數慘敗，所以許子揚不認為港獨會有出路。然而，即使時至今日，他仍覺得佔領運動早應升級，攻入政府總部，冒險爭取更多籌碼，不至於最終草草收場。我問他：「這不是不給中共面子嗎？」他說：「是一場賭博，但既然無路可走也要試，我們就是要迫使港府真正成為港人政府，代表我們勸服中共讓步。」

我曾於港獨分子口中聽過相近言論，沒有退路何不放手一搏？我沒想到許子揚也會流露類似想法。他遊覽廣西時，有一位旅館老闆斷言，香港很快就和廣州一樣，沒有人再說廣東話，許子揚當時不以為然，直到近年他漸覺街上普通話此起彼落，才想起萍水之交的「不祥」預言。普通話只是冰山一角，政制也好，社會也罷，他相信香港已經走上「大陸化」不歸路，自由權利與公民價值危在旦夕。

不是嗎？他反問我，我語塞無言，理智其實有其極限，特別到了關鍵時刻，我們都求不到確鑿答案。「Massage? Massage? 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柬埔寨雛妓向許子揚招生意，他當下就判斷是絕對錯誤的事情，無合理基礎可言，為什麼可以如此決斷呢？有人會辯解生活所迫，赤貧幼童沒有選擇，不做皺妓就會餓死，許子揚不接受這種講法，他說有時候我們只能相信自己的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