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誌慶，誰也料想不到，竟由槍火代替花炮，宣佈香港又踏入一個新時代。正如很多人在雨傘運動所言，經此一役，我們又，再也回不去了。

有朋友早在前年底雨傘運動時預測，未來2年香港會出現暴力抗爭。果然不出2年，在2016年2月8日晚間，一場主權移交後最劇烈的街頭抗爭在旺角上演。在旺角衝突中，警察衝進人群無故毆打抗爭者至頭破血流、故意攻擊傳媒、甚至鳴槍示警，槍指抗爭者。同時，抗爭者有意識地針對警察施放暴力，擲磚塊、焚燒雜物，甚或有部分抗爭者攻擊傳媒。

旺角衝突沒有明確的政治訴求，同時也是針對警察施放暴力：換言之，抗爭者是很有意識地拒絕攻擊除執法單位以外的人、物（包括不以焚燒個人財物為目標、不攻擊商鋪路人等）。當日因警察的針對小販無理執法而導致現場氣氛升溫，在及後的衝突則與小販權益議題割裂，成為抗爭者因社會民怨、憤怒而與警方（政府權力象徵）的對抗。

政治上，香港的非建制派可粗略劃分成三個派系：傳統泛民政黨（民主黨、公民黨、民協等）、進步民主派（社民連、人民力量、社運體系）以及泛本土派（本土民主前線、熱血公民等組織，有城邦派、歸英派等分支）。針對於旺角衝突，傳統泛民政黨傾向完全切割，並譴責暴力行為。泛本土派則傾向支持，認為此次暴力抗爭是香港社運（或革命）的里程碑，推崇參與此次衝突的「義士」。上述兩者對暴力抗爭的取態是相當明顯，毫不含糊，各有從屬不同的目標群眾。然而進步民主派的朋友，則顯得進退失據。

在拆解為何進步民主派失語前，我們必須要理解為何暴力抗爭會突然爆發。當中最主流的論述是，在人大常委831框架出爐後，進步民主派替傳統泛民宣佈其「又傾又砌」（示威之餘亦溫和溝通）的對話之路已走到盡頭；在雨傘運動的「失敗」（無法爭取到任何實質政治改革）後，崇尚勇武抗爭的本土派亦直接宣佈「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路線已經蓋棺，這次又迎來一次抗爭（或民主運動）的思維轉移，開始向暴力抗爭的路線前進。同時，民主、民生議題促成的民怨與對國家機器的仇恨亦互相發酵共鳴，前線抗爭者的憤怒已達臨界點，稍一誘發便會傾盤而出。

非暴力抗爭的本質是壓抑參與者的情緒宣洩、要求抗爭者「超理性」。長期面對警察直接的顯性暴力和政府管治的隱性暴力，抗爭者無法抒解心底所積累的龐大憤恨以及絕望，這種「超理性」置換為一種「非理性」，遭人唾棄。在「無論如何都死路一條」的想法下，部份「和理非」的信徒，無奈地放下排斥暴力的枷鎖，走向充滿激情和情感主導的「勇武」道路。

即使坊間對本土派冠以無數的陰謀論甚或唾棄，我們都必須承認，當中有一大部份的人是在「和理非」運動（最主要是雨傘）失效後抱著莫大無力感投入勇武路線。這種情況下，主張「和理非」抗爭的進步民主派嚴重失語，他們無法對這種出走的情況自圓其說或提出更具說服力的說法，告訴群眾「和理非」仍有空間發展和希望。

暴力抗爭的想像，在旺角衝突前或許只是空中樓閣，不是一個進步民主派需要急切回應的議題，但在旺角抗爭中實踐這條路線後，它直接擱在各個組織的桌上：你原則上認同暴力抗爭嗎？你認同現時是暴力抗爭的時機嗎？你認為暴力抗爭的合理性在哪？進步民主派政治組織的聲明，大多只能含糊地以「槍頭對外」、指責政府的口吻去迴避對於暴力抗爭或整個抗爭藍圖的看法，難以訴說自身對暴力抗爭的取態。

進步民主派對於暴力抗爭的意見仍然是相當分歧，但我們對社會、運動分析有一個很廣泛的共通點：無論如何也需要爭取大眾支持。群眾運動的基礎是大量群眾，而非關鍵小數。因此，進步民主派在策略層面，多數不同意在此時此刻進行暴力抗爭，因為只有前線抗爭者能夠同時感受國家機器的顯性暴力和政府制度的隱性暴力，也只有兩者疊加才會令他們產生對暴力抗爭（甚至革命）情感上的渴望以及迫切。

現實上，一般泛民支持者的分析只能停留在基於政府管治無道而「理解」是次衝突，更大一部分是其實依然抱持「反對暴力」，即認為暴力在香港任何（或可預見）脈絡下都是缺乏合理性。換言之，當晚的暴力抗爭，其實只有部分民主派群眾的理解，缺乏實質的支持。 

而原則上是否同意暴力抗爭（或認為暴力抗爭在某個可預見時空上有其合理性），或認為非暴力抗爭是否能夠與暴力抗爭區分及同時發展，每個進步民主派的政治組織都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共識。在下次大型社會運動前假若尚未疏理兩派對暴力抗爭的異同，從而建立機制排解紛爭，可預想將有更大型內部的衝突和誤解將隨之而來。

但建立溝通、互信亦是相當困難。過去2年不停發酵的二元、敵我、對立意識令溝通無法展開，自然難以討論區分及協調的可能性。然而，進步民主派都必須理解，無論如何譴責和邊緣化暴力抗爭，一旦政府拒絕疏導民間怨氣，這種不斷升級的暴力邏輯只會繼續發酵，更多暴力抗爭只會蜂擁而至。同時，即便是「和理非」抗爭者陣營內部，亦已充斥對現況的困惑以及尋找新方向的躁動。面對即使是由過去互相攻訐的陣營所牽引的衝突、抗爭路線完全不同，許多人依然同仇敵愾和理解抗爭者的出發點。而如果兩派難以尋找居中空間及整合意見，包括「不譴責亦同情理解」、「不參與但互相支援」、甚或「各有各做」的默契關係，雙方只會因不理解、不溝通而在示威現場發生衝突和於公共空間面目模糊，無法區分兩者，結果只會是雙輸。

暴力抗爭的內部討論亦需要果斷進行，正如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所言，「運動領袖（或有輿論影響力的人）應詳細探討使用暴力的條件、內涵、道義責任和後果，特別是對參與的群眾所要付出的代價」，若只能藉由每次衝突釀成由憤怒主導的暴力抗爭，而忽略策略以及內涵的討論，對整體路線發展以及參與者都是充滿危險。

旺角衝突過後，進步民主派更新「和理非」的論述便顯得相當重要。雨傘的創傷後遺在於，曾經公民社會動員高峰（2014年7月1日50萬人遊行、雨傘運動20萬人聚集）在雨傘後急劇回落，只剩下動員數千人示威遊行以及數百人暴力抗爭的能量。社會充滿無力感，大部份人因絕望而轉向犬儒。假若我們的論述不能給予社會「希望」，只能作便宜的譴責，在極權統治下，我們只能一起靜默倒數末日，無法累積力量，撼動政權。

進步民主派的朋友理應視此為存亡危急關頭，用推動「佔中運動」的氣魄重新尋找「和理非」論述的出路並將此普及化，得出暴力抗爭、非暴力抗爭的底線，讓群眾知悉「和理非」行動的潛力和可能性，重燃對「和理非」抗爭的希望以及整理和理非的非暴力界線。社區凝聚、新型的組織方式、佔領外的非暴力抗爭論述，可由公民社會的知識分子帶領討論，更新「傘運已是和理非極限」的說法，重新替港人裝備，再次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