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圖說故事，換你說說看──現在開始，你有專屬3分鐘的時間，換你說說看這張畫發生了什麼事？歡迎跟我們分享你們的祕密故事！」

螢幕畫面上顯示出色彩豐富的當代藝術畫作，女孩對著面前的麥克風，發出童稚的聲音。

這段2022年某月上傳社群網站、短短20秒的檔案，拍攝於台北市立美術館兒童藝術教育中心（簡稱北美館兒藝中心），看起來只是另一位家長為孩子順手留下的生活紀錄，然而，這則尋常不過的貼文，背後隱藏的，是一個巨大的祕密。

「孩子跟我提到，除了阿伯，還有一位阿伯的朋友『美術館叔叔』，大多是在權姓嫌犯家（一起性侵孩童並拍攝影像），」基隆市政府社會處李姓社工說，從去年8月爆發權自立性侵與偷拍女童案後，她負責陪伴3位受害的未成年姊妹接受檢警調查，安排後續的生活重建與治療事宜。

「他們也會帶孩子一起出遊。我們找到社群網站一段影像，確認此人在北美館展覽活動錄下的聲音，就是我們的孩子。」朝夕相處的過程中，社工從孩子敘述中比對社群資訊，發現此前從未曝光的共犯，曾帶著受害孩童到其任職的北美館。

被害家屬的告訴代理人、法扶律師謝杏奇也出庭聆聽判決，她坦言此案兒童受害長達3、4年之久與人數眾多，實屬罕見，「我們以為台灣已經很文明，沒想到還有這麽誇張的事情，好像沒有法律一樣，治不了這些人。若不是去年警方在花蓮偶然查到（下載影片者），根本沒有人知道！小孩子也都不敢講⋯⋯」謝杏奇表示，案件其實還沒結束，今天宣判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為發生在基隆的部分犯行；在權自立與梁恩睿長期聯手下，疑似還有更多被害者與大量的性侵兒童影像，發生在桃園，桃園地檢署檢察官正在偵查階段，尚未起訴。

回顧整起案件，從花蓮一路延伸到基隆、桃園，甚至來自澳洲的通報，從散落各地的證據，拼湊出一張兒少性剝削犯罪網絡。

「當時我們發現相關影片共有200多部，承辦同仁很辛苦地全部看完，從裡面找蛛絲馬跡，不斷從網路上去搜尋可疑犯嫌與被害人的身分，最後比對出被害人所穿校服，透過基隆的刑事（警察）查訪（基隆）學校，確認被害人身分，一步一步追出來，」當時負責偵辦的花蓮科偵隊隊長朱茂昇表示，無疆界的網路蒐證極度困難，找出真實身分猶如大海撈針，除了跨縣市警察單位聯合偵辦，還必須依靠中央與地方的合作基礎，才能有效鎖定目標。

花蓮科偵隊之所以能鎖定下載者身分，進而從轄區內找到其住所及下載的影片證據，除了第一線員警勤於辦案之外，必要的先決條件，來自警方中央單位──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簡稱刑事局）初步調查、篩選出來的情資。

「當接到來自學校的責任通報，還不知道嚴重程度有多高，通報資料上備註先與偵查隊聯繫，聯繫後偵查隊期望我們先不要讓相關人員了解這個案件，」李姓社工回憶去年8月，第一時間收到通報後的情形。

2022年從民間單位來到市府工作後，她偶爾都會接到性剝削案件，類型大多為青少年在網路遊戲結識網友、自拍裸照外流，原本以為又是另一個「傻孩子」。隔天卻是極其漫長的一天：從一早9點，陪著來自同一家庭的三姊妹至醫院驗傷、去婦幼隊做筆錄、由檢察官親自訊問案情，李姓社工完成偵訊及孩子的安置服務時，已經是晚上9點了。

「在偵訊期間檢察官提供相關證據時，才發現這件事情很嚴重，相較過往案件裸露身體，相關證據顯示這是一起嚴重的性侵害甚至性虐待的過程。偵訊過程孩子沒有辦法說，後來才知道這是一件預謀很久的犯案，甚至是下藥的狀況。這類型的案件孩子通常因為侵害過程產生嚴重創傷而出現記憶中斷、凍結或是解離的狀況，何況在藥物的作用下，要孩子完成偵訊極不容易。」

由於情節十分嚴重，等了3個小時才進到地檢署開始調查，這段等待的時間裡，李姓社工和另一位前來支援的社工買來糖果等零食，透過遊戲與孩子們互動，使得孩子在進入實際釐清案情的階段前，得以初步建立起信任關係。「孩子看到我們並沒有指責媽媽，或者要對媽媽怎麼樣，所以她們就覺得我們兩個（社工）好像不是什麼壞人──因為加害者曾經說過，『如果被發現，你們的媽媽會被抓走』，以此威脅孩子。」

李姓社工以不帶價值評判的態度，讓孩子保有自主表達的空間。她強調，陪同訊問的過程就像聊天，若是一開始就以嚴重的口吻，帶著震驚或指責，孩子馬上就縮回去。

「協助這類型的孩子時，最困難的是如何取得孩子的信任，讓他們能夠揭露這些不舒服或不願意回想的過程，而且因為受到的創傷程度不同，每個孩子的反應也會不同。有些孩子被侵害時間很長，對於整個事情沒有辦法說；有些孩子則因為在這些過程中除了侵害外，還得到加害人給予物質或情感的補償而過於認同加害人，甚至配合加害人的所有要求；而有些孩子則因為年紀過小，懵懵懂懂的，也不清楚怎麼一向對自己很好的人，怎麼會一夕之間成為大家口中的『壞人』？」

一旦在和社工互動中建立的信任感，並且得到安全的感受，甚至沒有得到想像中的責備或是處罰，原本很多不記得的過程或是原本沉默不願回答的問題，就會如同潘朵拉的盒子被打開一般，所有的答案（誘拐跟侵害過程）開始透過孩子的陳述一一呈現在眼前。

透過孩子共3次訊問的證詞與母親S的描述，這一張針對幼童的性犯罪網絡慢慢被拼湊出來。首先，S因生活瑣事求助於網路社團，結識表面上熱心提供幫助的犯嫌。但她不知道的是，對方正透過社群平台檔案，窺伺著這位母親po上網的孩子生活照片。

這位名叫權子源的男子，就是20多年前下藥性侵未成年女童、拍攝與販賣「大貓系列」影像的權自立，坐完10年牢獄出來改名後，逐步建構出另一個人設：開設梅之緣工作坊帶領親子DIY手工皂體驗，並從事包車親子旅遊團。以愛孩子為形象的他，開始主動邀請S的小孩到家裡玩，剛好與其當時女友的2位女兒年齡相近，很快彼此便成為玩伴。對處於相對弱勢社經條件、在母職中心力交瘁的S（除了3位女童還育有1名1歲男孩、丈夫忙於勞動工作）來說，權男的出現分擔了許多照顧壓力。

家住桃園的權男，時常接送孩子到家裡玩，後來索性從桃園搬到基隆S家的隔壁棟，以鄰居的身分更密切互動，在外面大人看不見的房間，極端的邪惡開始發生：在孩子面前播放大量兒童性影片，近乎洗腦，告訴她們這些都是正常的行為。

當被問到為何未對外透露這些祕密時，最小妹妹的解釋：「沒有人告訴我們不可以啊」、「沒有人告訴我們這個人是壞人」、「你們（大人）沒有說過，好人也會做壞事」⋯⋯

權自立案20年前的受害者黃嘉虹，2023年曾在網路社群平台與媒體公開訴說當年的創傷經歷。案件爆發後，無助的S與黃嘉虹聯繫，後者因而得知加害者的手法以及嚴重程度：

「就我跟受害者媽媽所知，他不放棄任何一個下手機會，加害者簡直就像他們的家人。權自立有一個一貫的手法，有可能的下手目標，他都會帶著他的女友跟女友的小孩，讓對方放下戒心，小朋友都叫他伯父。」

黃嘉虹表示，權自立出獄後交過多任女友，都是鎖定弱勢單親或受家暴婦女，包括新移民、原住民、低收入戶，家裡面可能有2、3個小女生。但是他一死，就難以追查還侵害過哪些小孩。

「他都用甜點或者是糖果給小朋友吃，20年前是一個一個單獨下藥，但是現在手段更大膽，只要沒有大人在，他就是全部一起下藥。我聽到的最嚴重的是，他帶7個小朋友去桃園的家裡，7個一起下藥（集體性侵）。」偵辦期間，黃嘉虹透過S以及員警，就已經得知這並非個案，背後疑似有一個更大的網絡，警方正在追緝共犯：

「警方懷疑他在私底下組織戀童癖的網絡，傳授一些手法或是一起做一些事情，共犯似乎是網路上認識，在非常高（頻率）接觸小朋友的藝文單位服務。」

李姓社工也一直問孩子，「除了阿伯之外，有沒有其他的大人或孩子？」得到的回答證實了黃嘉虹的說法：還有一個阿伯的朋友在美術館工作，大部分侵犯行為發生在權自立家，有時候是兩個人在不同的房間進行，有時候只有一個人。檢方二度傳喚3位孩童，釐清在北美館工作的梁恩睿涉案情形；孩子也提到更早時候，看過教會裡其他的孩子出現在加害者住處，然而卻無法說出姓名或明確指認。從孩童的證詞與影像證據，最終確認受害孩童共有6名，分別是S的3位女兒、教會另一家庭的2位女孩──權自立搬到基隆後，陪伴孩子參與教會的活動時結識，以及與S有親屬關係的另一名未成年男童。

幾乎就在同一時間點，來自國外的情報替此案打開更多重要的證據及線索。

曾赴美國FBI受訓、與國際防制網路兒少性剝削平台保持互動的高雄市婦幼警察隊警務員謝勝隆，去年收到澳洲警方調查單位Task Force Argos通報，他們在巡邏「暗網」時，發現多部流傳在國際戀童地下網絡的影片發生地點在台灣，並比對出加害者梁恩睿的身份。謝勝隆將此一情資交給台北市警察局婦幼隊，因此李姓社工第三度收到執法單位傳喚，陪孩子們到台北做筆錄。因澳洲查獲的影像事發地點為桃園（權自立較早住處），另案由桃園地檢署偵辦。

另一方面，身在其中見證孩童遭遇的社工，對於加害者資訊無法被公開揭露，感到無比心焦。

「當這件事情發生後，除了網友在Facebook上氣憤轉貼，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單位出來傳達其實他是慣犯，（或宣導）若你們家的孩子疑似受害，或者有可能的潛在受害者，可以怎麼求助。或許這就是我們的文化，對這種事情很隱晦，抱著家醜不外揚的心態或怕被檢討，」基隆市政府社會處社工科兒少保護組社工督導李宗憲感嘆。

李宗憲在去年案發後第一時間就與基隆婦幼隊、偵查隊密切聯繫，並與社工共同討論孩子的後續安置。從基層社工至今已在兒少保護（兒保）領域工作近20年，他看著一個接一個的未成年受害者掉入難以掙脫的循環。

僅管我國有針對性犯罪加害人的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經過評估有高度風險則可送進刑後強制治療，「但若他有正當工作，也表示為過去的行為反省道歉，服刑出獄後查無犯罪證據，我們也不可能下這樣的（強制治療）評估，」台北地檢署主任觀護人劉寬宏表示。

「（受害女童）媽媽後來跟權姓嫌犯20年前的受害者（黃嘉虹）聯絡上，但是他們很無力，第二個（梁恩睿）如果進去（監獄），20年後出來改名，又（如同權自立）再來一次啊！沒人知道他們到底怎麼來？他們到底在做什麼？除了我們圈內人看到這些人的手法這麼可怕，對一般社會大眾就只是個新聞事件，沒有想過，周遭有這麼恐怖的人在流竄。」

李姓社工直言，這件事情發生後，世界猶如在她眼前崩潰，一直以為安全的環境不再安全，國小老師、安親班主任、同學爸爸、隔壁鄰居⋯⋯都可能是這個獵童網絡的成員之一。

「他們純熟到你根本沒辦法辨識出意圖，這些人高度變態，也高度同理，他很知道怎麼靠近人、怎麼接近孩子，怎麼收買他們、怎麼恐嚇他們，讓他們不要講出去。然後我們案件一直來、一直來，同樣的事不斷再發生、再發生，防不勝防。」

《報導者》調查，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學系畢業的梁恩睿，大學時期頻繁投入公共服務，每年暑假都會隨日籍老師至南投山區的霧社、春陽部落，帶領孩童記錄、傳承原住民文化；大學畢業後赴日本京都造型藝術大學研究所，專攻兒童藝術與兒童心理，留日期間曾於「京都市兒童館學童聯盟」工作，累積許多實務經驗；2019年通過公開徵選任職北美館教育服務組。

從去年被捕至今，梁恩睿已被羈押在看守所9個月，謝杏奇提到一審宣判後，被告上訴二審前，若無串證之虞，法院有可能會讓他交保，「我們極力主張不希望放他出來，因為被害家屬仍很害怕，也擔心他像權子源（權自立）一樣又自殺，那根本什麼都沒辦法查下去。被告則一直說很後悔，（出來）絕對不會自殺，他想要好好照顧這些小朋友。」

3位受害女童直到被送到寄養家庭後，性剝削的深刻創傷，在孩子的身上一一展現。

李姓社工表示，這類型的案件中，孩子很容易對自我產生懷疑、覺得自己不好，很容易會把過往侵害的過程或是創傷經驗與現在的現實生活重疊。即便已經處於安全環境，但是在心裡或是感覺還是會一直停留在過往的創傷經驗中：解離、失語、情緒失控、自我傷害、夢遊、失禁甚至是幻覺等都時常出現。在人際互動中，也易有情緒失控而出手傷人或自傷的狀況。

承接此案的基隆市社會處盡力運用一切資源，陪同她們共同度過漫長的復原道路，包括針對一直無法改善的手足衝突，把三姊妹轉安置到不同的家庭；委由專業的兒童心理師團隊，每週固定時間進行治療；並以衛福部的計畫經費，定期帶孩子到醫學中心接受精神醫療團隊的追蹤評估。

在某次治療的過程中，孩童藉由遊戲，傳達出事件對於他們小小世界的影響：

即便情況如此，在社工眼裡，這個家仍有希望。相對於另一戶受害家庭，因過往已頻繁進出社會福利系統，對社工及相關資源抱持著不信任的態度，此案3位孩子雖然受害最深，卻在社工不間斷的努力下，彼此開始發展出穩定的信任與互動，更重要的是，父母也一致認同現在的介入與處理方式。

「家長還願意努力，願意為了孩子付出，與整個團隊的資源、方向是一致的，」李姓社工提到，尤其是背負著周遭親友龐大譴責壓力的母親，在時而憤怒、憂鬱、與先生的緊繃關係中，等待再次與孩子重聚的那天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