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紀錄
![](https://www.twreporter.org/images/20240730155236-340023b6f2ed5b7547108f0e49095c75-mobile.jpeg)
說起東歐,腦海中首先浮現的會是什麼?是上世紀末的東歐劇變與蘇聯解體,還是近年俄烏戰火紛飛、讓這片土地蒙上新的陰影?7月13日下午,「Boom.磅」系列講座最後一場在台北舉行,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專研中東歐的歷史學家夏克勤,以「從邊緣到世界:原來你是這樣的東歐」為主題,向大家鋪展開一個既定想像之外的東歐。
對於台灣人而言,東歐或許一直是比較陌生的、概念型的存在,既不在熱門旅行的版圖上,也不熟曉它的歷史脈絡。正如主持人、衛城出版副總編輯洪仕翰所說:「我們更多是從新聞圖片來瞭解一個片面的東歐,卻常常不知道仰賴什麼東西才能判斷──東歐到底是誰?」東歐在哪?我們如何定義東歐?對於今天的台灣來說,東歐能夠給予我們什麼樣的啟示?這些疑問,夏克勤在講座中一一解答。
「Boom.磅」為春山、左岸、八旗、衛城與臉譜五家出版社共同成立的知識平台,這裡不會只談一本書,而是當代的重要問題與現象,第一季五場講座紀錄已陸續在《報導者》刊出。
「如果各位從比較批評的態度來看,我並不是最適合講東歐的人。」以哈布斯堡帝國研究出身的夏克勤,在講座一開始就先作聲明。
從帝國史的背景來看現代東歐,在如今以東歐民族主義角度來說,或許是政治不正確的;然而從這一進路出發, 卻也許能找到比較寬廣的新角度。
要談東歐,首先得向歷史重新挖掘:我們常常說「東歐」,但又是否想過,這個概念是從何時開始形成的呢?回看17、18世紀的歐洲地圖,當時各種政治體的疆域與邊界,其意義早已與今天不同:「現在說的東歐,大致上是18世紀以來,由西歐的啟蒙哲士所建構出的『東西歐』的分別。」夏克勤為讀者梳理道:「從羅馬帝國以降、到中古時期,歐洲內部差異的討論通常是以南北作為分界;而從南北軸轉到東西軸,則一直要到18世紀才開始,且這背後還有著諸如文明與野蠻、現代與落後、變化與停滯的價值判斷。」
一直以來,「東歐」這個概念處於變化之中,很多時候甚至帶有負面意味。
「我們現在想到的東西歐的差別,其實大部分是冷戰的時候定義下來的。到現在,東歐人還在抱怨,他們仍然逃不出冷戰東西對立的窠臼。」
夏克勤留意到,近幾年也開始有東歐學者提出質疑,他們感受到一些西歐菁英在談論東歐時,總是帶著種族主義式的態度、帶著歧視的眼光。
因此,東歐不只是一個中性的地域概念,它是極為複雜的。
大學時期,因為不喜歡英文而選修德文的夏克勤,卻意外捲入了這個既複雜、又有趣的歷史研究場域中。
作為90年代的大學生,夏克勤目睹了台灣族群政治的新變,以及對於不同族群文化的標準化敘事的出現:「在那個環境下,去讀哈布斯堡的歷史,去想中東歐近200年的歷史,就變得非常有意思。」大學畢業後,他赴美留學,更是誤打誤撞進入了中東歐歷史重寫的時期。
當時,中東歐史研究中的「傳統派」與「修正派」兩種觀點正交鋒。「傳統派」通常認為民族始終存在,復興無法擋,但需要透過文化及語言作為基礎動員「喚醒」;以此建立民族國家,則是引領中東歐進入現代化的唯一途徑。然而,「修正派」卻透過非常仔細的社會史研究,證明很多傳統派的預設都是錯的:「譬如說,現在有非常多個案顯示,民族主義的動員對於帝國的草根忠誠並不排斥,甚至可說是強化了很多中東歐一般人對於帝國的效忠。」夏克勤補充道:
「過去,傳統派會把中東歐當成病態或例外,認為他們在歐洲現代化過程中走了歪路,所以必須要民族國家來拯救,而在修正派看來卻不是如此。為帝國說句好話:哈布斯堡治下的最後數十年,人們享有的個人權利保障,其實比1918到1989年之間多數東歐人所享有的更完整。」
在學期間,夏克勤恰好遇上了中東歐歷史書寫的反省,很多學者開始挑戰舊有敘事。「這些研究強迫我們重新思考,如果我們把民族或民族主義當作歷史產物,而不是天然的、超過(超脫於)歷史的單位,就有非常多有趣的問題。」隨著這股學術新風向,夏克勤也開始意識到,把民族國家的建立當作歷史寫作的必然目的,會遺漏許多重要歷史經驗面向:「我們應該要跳脫民族國家作為歷史敘事的主軸或終點,換個角度,就可以看到更多元、更迷人的中東歐。」
而身為台灣人的夏克勤也敏銳地意識到,多年來在台灣的歷史表述中,不論主體是誰,總有一種標配的民族主義歷史架構,其說法萬變不離其宗,都是「我們民族有著美好純真的過去,但因為被壓迫而失去自由;我們的歷史主軸是要掙脫帝國和外人的枷鎖,要創造民族和個人的自由⋯⋯」然而在他看來,這些早已套好的故事,卻不該是唯一的敘事軸。
![美國歷史學家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透過《民族重建》這本書,追溯了波蘭、立陶宛、白羅斯、烏克蘭等四個東歐民族的現代起源。(攝影/蔡昕翰)](https://www.twreporter.org/images/20240730155131-0904840b50ac8bae59e1b93bfe1ade06-mobile.jpeg)
夏克勤非常直接地點明:
「我們很常看到的一種說法:某個民族自古以來定居在某處,具有怎樣的特質、被什麼人壓迫⋯⋯這些都是含混不精確的敘事方式,夾帶著20、21世紀的觀點,放到18世紀去,實際上是想實現20、21世紀的政治目標。」
這一觀點在耶魯大學歷史學系講座教授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的著作《民族重建》有深入的討論。書中提到中東歐民族主義者喜歡講中古,部分原因正是因為中古年代久遠、材料很少,很多事情死無對證。而夏克勤認為西歐也有類似的經驗:「為什麼我們的奇幻文學都投射到中古?因為有很多空間可以運作。當今歐美種族主義的極右派,他們對於中古也有非常強烈的信念。他們把很多對現今的意見和興趣投射到中古,藉著中古來表達不同的需求,或是政治、社會情感。」
揭開「自古以來」的幻象之後,我們必須進一步思考,民族是怎樣建構而成的呢?以中東歐為例,夏克勤指出,直到18世紀開始,中東歐社會才慢慢變成了我們現在所認知的樣子。在這之前,社會其實是由不同的社會階層團體組成的,而且有固定上下階序。「中東歐從人們開始有新的想法,到發展出新型的政治群體,中間經歷了非常久的時間;甚至到了19世紀後半,他們(來自中上階層的民族主義者)還要哀求農民加入。」對於穩固的階級社會而言,民族意識是橫空出世的,民族主義者們則要透過一種新的歷史敘事,才能不斷釐清「民族應該包括誰、界線在哪裡」,不斷地強調「我們必須要有自己的國家、要有某種自治權」。
因此,在帝國的架構下,所謂「民族主權」,其實就是「如何把近世階級群體、貴族的政治參政特權,轉化或重新詮釋成民族成員共有的天賦主權,」夏克勤解釋。然而這樣的工程一定是非常浩大且艱難的,因為起碼要從法律上解釋──為什麼某地的貴族和剛被解放的農民,說著不同語言,甚至信仰不同基督宗派,卻應該屬於同一個民族?「真的就是民族主義者的創見。他們要改建近世的政治秩序、重新想像公共事務的參與者到底包括誰。」
隨後,透過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政治動員,這些想像最終成為了真實。然而這些經驗也帶來了相應後果:「例如哈布斯堡帝國的改革,說要憲法保障每個人都用自己的語言接受教育、跟國家打交道。但問題就來了:如果是公立學校,學校要教哪種語言?透過日常的政治、行政與公共服務上的選擇,其實(人們)一直在定義『誰是誰』。這個過程是很久的,而政治上造成的暴力、有歧視效果的政策,也變成一種教學過程。」
「這個過程不停在強化,也強迫原本沒有政治(與民族)意識的人,一定要有政治(與民族)意識。因為就算有少數民族保護條約的地方,這些條約也是預設特定民族的成員才能被保護,所以現在已經沒有選擇不要玩民族主義遊戲(的餘地)。」夏克勤感慨道:「被歧視,或者被保護,你都必須要有一個歸屬的民族,每個人都要學習成為一個民族的成員,不管你想不想。」
這樣的轉型過程,也免不了暗藏著暴力與強制性。
![2023年在波蘭奧斯威辛(Auschwitz),第35屆「生命之行(March of the Living)」遊行中的猶太學生,從奧斯威辛一號集中營的地點默行至奧斯威辛二號比克瑙集中營(Auschwitz II Birkenau),以紀念大屠殺中的數百萬受害者。(攝影/Artur Widak/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https://www.twreporter.org/images/20240730155339-1d71db5cd3b71471ef4d0363b06cc05f-mobile.jpg)
民族主義以及民族國家的建立,著實影響了之後中東歐史的敘述。面對這些影響,夏克勤認為,我們要用更寬廣的眼光來看待這些歷史:「譬如說,我們應該把德國經驗、猶太人的經驗包含進東歐史,不應該完全獨立出去。」
美國歷史學家克里斯多福 · 布朗寧(Christopher R. Browning)的著作《普通人》,講述了猶太人大屠殺中,一群普通人變成殺人機器的過程。「這是納粹史,可是案發現場都在東歐;他們屠殺的對象,大部分是東歐的猶太人。如果不把它看成東歐史的話,有意無意間好像是說,這些猶太人並不是東歐人。」
夏克勤指出,在過去,東歐在歷史敘述中,常常將大屠殺視為納粹德國強加於自身的一段插曲,並非民族歷史中的主流事件;直至過去20年,始有新一代歷史學家想要改寫這段經驗,將之視為國史不可切割的一部分。尤其聚焦於東歐各社會的反猶傳統與反猶政治,與二戰德國占領時期積極與納粹合作、甚至主動屠殺猶太鄰居的本地普通人(參見波蘭歷史學者楊.格羅斯〔Jan T. Gross〕的《鄰人》)。另外,東歐諸國「二戰後的族群清洗,也包括把說德語的東歐人從國史中剪掉;他們被刻劃為外人,是問題或威脅。過去2、30年的中東歐歷史,才逐漸把這些德意志人重新寫回去」。
到了二戰後,共產主義為東歐提供了某種宗教式的安慰,一種把自己不堪的過去解釋掉的方法。「有一種說法:在20世紀,東歐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在夏克勤看來,20世紀中的族群暴力,不管是否與德裔連結在一起,其背後也是自19世紀以來,東歐民族主義化長期進程的終點。「今天,相對同質的中歐與東歐,其實是非常多的血淚創造的。」
1989年,東歐的共產政權瓦解,舉世震驚。然而,接下來朝向非共產的經濟和社會轉型,卻並不是那麼順遂。「只有少數人馬上獲得了很明確的利益、或是政治上的權力,大部分人反而覺得後來的生活,比共產政權瓦解之前更糟。」夏克勤轉述東歐朋友的親身經歷,直言90年代過得比80年代更差:
「自由了,卻沒有工作,也沒有尊嚴;以前瞧不起、沒什麼道德的人,卻成為了新貴;共產黨那些壞人還在那裡,只是改變了顏色;作姦犯科的人變有錢了。那之前花那麼多力氣把共產黨趕走,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有相當數量的東歐人,還是忘不了獨裁者的好?夏克勤藉由幾本書展開解釋。
首先是波蘭作家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Witold Szabłowski)的名作《跳舞的熊》。這本書講到在細微的日常生活之中,很多人帶有共產時期為了生存養成的根深蒂固習慣,那些習慣是很難迅速改變的,尤其生活困頓、新的社會經濟遊戲規則又很難理解的環境。「轉型其實是很複雜的過程。從日常生活來看,除了填飽肚子之外,還有很多其他層面。『跳舞的熊』就是這樣一個譬喻,有時候會覺得,被鎖住的時候比較幸福。」
而另一部分,則是歷史學家約翰.康納利(John Connelly)在《共同體的神話》中討論到的:共產政權是有民意基礎的。夏克勤總結道:「人們知道共產政權曾經訴諸於暴力,但它的確讓東歐人的生活有所改善,更重要的是,4、50年代,東歐共產政權建立自己正當性的一部分,在於它可以實踐民族主義的要求,也就是說他們能夠更無情地進行族群清洗、趕走德裔。」因此也可以說,民族主義化共產主義的出現,才是讓東歐共產政權得以維持40年的原因。
在過去的研究中,夏克勤開始注意二戰後東歐共產黨主導的政府驅逐德裔居民、甚至進行相當規模屠殺的歷史。「這些族群清洗,一方面滿足東歐民族主義的要求,另一方面,因為德裔聚落在當地社會原本常屬於商業或受教育階級,當這些人被趕走、資源充公了,當地人就感到了資源重新分配。從這個觀點來看,獨裁者的好,多少是有歷史根據的。」共產政權解體後,東歐人感到生活困苦時,想到的不見得是過去無孔不入的安全監視,而是那時候生活變好了、分配變得正義了。此外,夏克勤也提醒:
「我們不能忘記共產主義也為中東歐帶來了消費社會、休閒文化,所以當時反抗者的數量非常少。甚至,很多18世紀中東歐農民的後代,一直到20世紀5、60年代,他們的小孩才有比較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對他們而言,社會階級的流動也是在共產黨的制度下才發生的。」
而當獨裁者的形象愈來愈正面、甚至被漂白,相應的問題也會產生:「這就對於不同政治力量,如何選擇性地操作歷史記憶,提供了一片沃土。但也不能說現在東歐對於獨裁者的懷念完全是被操弄的;如果用歷史的縱深來講的話,有一些我們覺得匪夷所思的現象,就變得非常可以理解。」
![圖為匈牙利布達佩斯的「蘇維埃共和國紀念碑」(The Republic of Councils Monument)。許多共產主義時代的紀念碑在1989年東歐共產主義垮台後被運到這裡。(攝影/Sisi Tang/AP Photo)](https://www.twreporter.org/images/20240730155330-5ae0019a38c396fc08fce1d2c68dc894-mobile.jpg)
儘管對大部分台灣人來說,中東歐史是非常陌生的,然而隨著俄烏戰爭等大事件的發生,也有愈來愈多人橫移東歐經驗、與台灣作類比。學院派出身的夏克勤,提出了他的建議:「近年來,有很多與中東歐有關的書在中文世界出版,帶來了許多情緒衝擊,或許會要求我們在裡面做出選擇──我們要認同誰?同情誰?可是我覺得我們要克制尋找故事中黑白分明、好人壞人的衝動。」
他又舉美國人類學家凱薩琳.韋德瑞(Katherine Verdery)的民族誌《他們說我是間諜》為例。書中提到許多羅馬尼亞人在1989年之後,不願公開揭發或譴責線民、甚至會幫他們辯護的背後原因:「在威逼利誘下,人都會考慮什麼對自己和家人而言是最好的選擇。在特定情況下,不跟安全局合作的後果,是難以想像的。另外,也有很多線民為了保護他人,故意將不重要或者捏造的事情告訴安全局。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因為他是線民,就要受到公開的道德譴責,這就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
「韋德瑞告訴我們的是一個很灰色的世界。」夏克勤補充道,「接受灰色,把灰色當成正常狀態,對於我們讀中東歐史來說,可能是一種比較健康的態度,對於發掘真相可能比較有幫助。」
中東歐在帝國之下生存、動員建構政治社群經驗,對於現在的台灣而言,有很多很誘人的啟發。網路上有很多討論,是拿東歐作為教戰守則,怎樣建立台灣的民族國家或民主。「可是,一不小心,某一個民族的救星,可能就是另一個民族的惡魔。」夏克勤警示讀者們:
「不管這些故事的人物有多麼高貴,如何值得我們學習,民族建立經驗的確是核心,但我們還要想到那些被遺漏的人與事、或者是被邊緣化的故事。當今東歐社會不是必然的,而是非常多血淚造成,還有很多隨機的因素在裡面。」
而他也緊接著給出建議:「別急著投射、認同某個東歐民族或國家,先『交往』一陣,再決定該怎麼辦。」
![夏克勤表示,雖然自己是用帝國史觀點來看現代東歐,但並不表示東歐民族主義的角度沒有吸引人之處。(攝影/蔡昕翰)](https://www.twreporter.org/images/20240730155203-a686323313fad336aeff840694cb6730-mobile.jpeg)
講座尾聲,夏克勤選播了一場意義特殊的音樂會──1990年布拉格之春開幕音樂會。
這場音樂會由捷克指揮家庫貝利克(Rafael Kubelík)指揮。庫貝利克自1948年流亡,直至1989年底。這場音樂會,正是他流亡42年、回到捷克後的第一場音樂會。而庫貝利克指揮的曲目,則是捷克民族樂派作曲家史麥塔納(Bedřich Smetana)所作的連篇交響詩〈我的祖國〉。
交響詩開篇「Vyšehrad」(捷克文的「高堡」),描繪捷克神話中莉布絲女王(Libuše)預言即將升起的偉大城市布拉格,也預示著整個捷克民族的興起之地。但在這首作品之前,伴隨第一任後共黨捷克斯洛伐克總統,也就是公認帶領捷克反抗運動,讓共產黨和平下台的領袖哈維爾(Václav Havel)的進場音樂,來自史麥塔納所寫,原本計劃用來慶祝哈布斯堡皇帝法蘭茲.約瑟夫一世在布拉格加冕為波希米亞國王的歌劇〈Libuše〉。加冕因為政治角力沒有進行,歌劇〈Libuše〉順理成章地成為捷克文化重要地標民族戲院1880年代兩度開幕(第一次開幕沒幾天就燒毀)的演出劇碼。史麥塔納本人雖然被後世尊為捷克民族樂派之父,卻是人到中年才真正學捷克語,也被同時期的捷克同僚質疑作品風格太過德意志。
夏克勤為讀者們抽絲剝繭、解釋這幅難得場合的背後脈絡,足足有「三個世紀疊在一起」。在他看來,這也是東歐史的迷人之處:「雖然我們也知道後面有黑暗的、有灰色的地方,可是知道得愈多,看到東歐的東西,就愈來愈有趣。」
「東歐這個民族如此複雜,所以才存在這麼多沒辦法一刀切黑白二分的灰色地帶。」活動最後,主持人洪仕翰總結道。同樣出身於歷史學的他,也進一步回應:
「學歷史的人常常要面對一個很兩難、或有點矛盾的狀態,就是我們一方面要去搞清楚複雜的到底是什麼,可是一方面又不能被歷史本身綁架。這個部分,也是東歐史可以給台灣讀者一個很重要的學習和啟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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