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各位從比較批評的態度來看，我並不是最適合講東歐的人。」以哈布斯堡帝國研究出身的夏克勤，在講座一開始就先作聲明。

從帝國史的背景來看現代東歐，在如今以東歐民族主義角度來說，或許是政治不正確的；然而從這一進路出發， 卻也許能找到比較寬廣的新角度。

要談東歐，首先得向歷史重新挖掘：我們常常說「東歐」，但又是否想過，這個概念是從何時開始形成的呢？回看17、18世紀的歐洲地圖，當時各種政治體的疆域與邊界，其意義早已與今天不同：「現在說的東歐，大致上是18世紀以來，由西歐的啟蒙哲士所建構出的『東西歐』的分別。」夏克勤為讀者梳理道：「從羅馬帝國以降、到中古時期，歐洲內部差異的討論通常是以南北作為分界；而從南北軸轉到東西軸，則一直要到18世紀才開始，且這背後還有著諸如文明與野蠻、現代與落後、變化與停滯的價值判斷。」

一直以來，「東歐」這個概念處於變化之中，很多時候甚至帶有負面意味。

「我們現在想到的東西歐的差別，其實大部分是冷戰的時候定義下來的。到現在，東歐人還在抱怨，他們仍然逃不出冷戰東西對立的窠臼。」

夏克勤留意到，近幾年也開始有東歐學者提出質疑，他們感受到一些西歐菁英在談論東歐時，總是帶著種族主義式的態度、帶著歧視的眼光。

因此，東歐不只是一個中性的地域概念，它是極為複雜的。

大學時期，因為不喜歡英文而選修德文的夏克勤，卻意外捲入了這個既複雜、又有趣的歷史研究場域中。

作為90年代的大學生，夏克勤目睹了台灣族群政治的新變，以及對於不同族群文化的標準化敘事的出現：「在那個環境下，去讀哈布斯堡的歷史，去想中東歐近200年的歷史，就變得非常有意思。」大學畢業後，他赴美留學，更是誤打誤撞進入了中東歐歷史重寫的時期。

當時，中東歐史研究中的「傳統派」與「修正派」兩種觀點正交鋒。「傳統派」通常認為民族始終存在，復興無法擋，但需要透過文化及語言作為基礎動員「喚醒」；以此建立民族國家，則是引領中東歐進入現代化的唯一途徑。然而，「修正派」卻透過非常仔細的社會史研究，證明很多傳統派的預設都是錯的：「譬如說，現在有非常多個案顯示，民族主義的動員對於帝國的草根忠誠並不排斥，甚至可說是強化了很多中東歐一般人對於帝國的效忠。」夏克勤補充道：

「過去，傳統派會把中東歐當成病態或例外，認為他們在歐洲現代化過程中走了歪路，所以必須要民族國家來拯救，而在修正派看來卻不是如此。為帝國說句好話：哈布斯堡治下的最後數十年，人們享有的個人權利保障，其實比1918到1989年之間多數東歐人所享有的更完整。」

在學期間，夏克勤恰好遇上了中東歐歷史書寫的反省，很多學者開始挑戰舊有敘事。「這些研究強迫我們重新思考，如果我們把民族或民族主義當作歷史產物，而不是天然的、超過（超脫於）歷史的單位，就有非常多有趣的問題。」隨著這股學術新風向，夏克勤也開始意識到，把民族國家的建立當作歷史寫作的必然目的，會遺漏許多重要歷史經驗面向：「我們應該要跳脫民族國家作為歷史敘事的主軸或終點，換個角度，就可以看到更多元、更迷人的中東歐。」

而身為台灣人的夏克勤也敏銳地意識到，多年來在台灣的歷史表述中，不論主體是誰，總有一種標配的民族主義歷史架構，其說法萬變不離其宗，都是「我們民族有著美好純真的過去，但因為被壓迫而失去自由；我們的歷史主軸是要掙脫帝國和外人的枷鎖，要創造民族和個人的自由⋯⋯」然而在他看來，這些早已套好的故事，卻不該是唯一的敘事軸。

夏克勤非常直接地點明：

「我們很常看到的一種說法：某個民族自古以來定居在某處，具有怎樣的特質、被什麼人壓迫⋯⋯這些都是含混不精確的敘事方式，夾帶著20、21世紀的觀點，放到18世紀去，實際上是想實現20、21世紀的政治目標。」

這一觀點在耶魯大學歷史學系講座教授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的著作《民族重建》有深入的討論。書中提到中東歐民族主義者喜歡講中古，部分原因正是因為中古年代久遠、材料很少，很多事情死無對證。而夏克勤認為西歐也有類似的經驗：「為什麼我們的奇幻文學都投射到中古？因為有很多空間可以運作。當今歐美種族主義的極右派，他們對於中古也有非常強烈的信念。他們把很多對現今的意見和興趣投射到中古，藉著中古來表達不同的需求，或是政治、社會情感。」

揭開「自古以來」的幻象之後，我們必須進一步思考，民族是怎樣建構而成的呢？以中東歐為例，夏克勤指出，直到18世紀開始，中東歐社會才慢慢變成了我們現在所認知的樣子。在這之前，社會其實是由不同的社會階層團體組成的，而且有固定上下階序。「中東歐從人們開始有新的想法，到發展出新型的政治群體，中間經歷了非常久的時間；甚至到了19世紀後半，他們（來自中上階層的民族主義者）還要哀求農民加入。」對於穩固的階級社會而言，民族意識是橫空出世的，民族主義者們則要透過一種新的歷史敘事，才能不斷釐清「民族應該包括誰、界線在哪裡」，不斷地強調「我們必須要有自己的國家、要有某種自治權」。

因此，在帝國的架構下，所謂「民族主權」，其實就是「如何把近世階級群體、貴族的政治參政特權，轉化或重新詮釋成民族成員共有的天賦主權，」夏克勤解釋。然而這樣的工程一定是非常浩大且艱難的，因為起碼要從法律上解釋──為什麼某地的貴族和剛被解放的農民，說著不同語言，甚至信仰不同基督宗派，卻應該屬於同一個民族？「真的就是民族主義者的創見。他們要改建近世的政治秩序、重新想像公共事務的參與者到底包括誰。」

隨後，透過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政治動員，這些想像最終成為了真實。然而這些經驗也帶來了相應後果：「例如哈布斯堡帝國的改革，說要憲法保障每個人都用自己的語言接受教育、跟國家打交道。但問題就來了：如果是公立學校，學校要教哪種語言？透過日常的政治、行政與公共服務上的選擇，其實（人們）一直在定義『誰是誰』。這個過程是很久的，而政治上造成的暴力、有歧視效果的政策，也變成一種教學過程。」

「這個過程不停在強化，也強迫原本沒有政治（與民族）意識的人，一定要有政治（與民族）意識。因為就算有少數民族保護條約的地方，這些條約也是預設特定民族的成員才能被保護，所以現在已經沒有選擇不要玩民族主義遊戲（的餘地）。」夏克勤感慨道：「被歧視，或者被保護，你都必須要有一個歸屬的民族，每個人都要學習成為一個民族的成員，不管你想不想。」

這樣的轉型過程，也免不了暗藏著暴力與強制性。

民族主義以及民族國家的建立，著實影響了之後中東歐史的敘述。面對這些影響，夏克勤認為，我們要用更寬廣的眼光來看待這些歷史：「譬如說，我們應該把德國經驗、猶太人的經驗包含進東歐史，不應該完全獨立出去。」

美國歷史學家克里斯多福 · 布朗寧（Christopher R. Browning）的著作《普通人》，講述了猶太人大屠殺中，一群普通人變成殺人機器的過程。「這是納粹史，可是案發現場都在東歐；他們屠殺的對象，大部分是東歐的猶太人。如果不把它看成東歐史的話，有意無意間好像是說，這些猶太人並不是東歐人。」

夏克勤指出，在過去，東歐在歷史敘述中，常常將大屠殺視為納粹德國強加於自身的一段插曲，並非民族歷史中的主流事件；直至過去20年，始有新一代歷史學家想要改寫這段經驗，將之視為國史不可切割的一部分。尤其聚焦於東歐各社會的反猶傳統與反猶政治，與二戰德國占領時期積極與納粹合作、甚至主動屠殺猶太鄰居的本地普通人（參見波蘭歷史學者楊．格羅斯〔Jan T. Gross〕的《鄰人》）。另外，東歐諸國「二戰後的族群清洗，也包括把說德語的東歐人從國史中剪掉；他們被刻劃為外人，是問題或威脅。過去2、30年的中東歐歷史，才逐漸把這些德意志人重新寫回去」。

到了二戰後，共產主義為東歐提供了某種宗教式的安慰，一種把自己不堪的過去解釋掉的方法。「有一種說法：在20世紀，東歐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在夏克勤看來，20世紀中的族群暴力，不管是否與德裔連結在一起，其背後也是自19世紀以來，東歐民族主義化長期進程的終點。「今天，相對同質的中歐與東歐，其實是非常多的血淚創造的。」

1989年，東歐的共產政權瓦解，舉世震驚。然而，接下來朝向非共產的經濟和社會轉型，卻並不是那麼順遂。「只有少數人馬上獲得了很明確的利益、或是政治上的權力，大部分人反而覺得後來的生活，比共產政權瓦解之前更糟。」夏克勤轉述東歐朋友的親身經歷，直言90年代過得比80年代更差：

「自由了，卻沒有工作，也沒有尊嚴；以前瞧不起、沒什麼道德的人，卻成為了新貴；共產黨那些壞人還在那裡，只是改變了顏色；作姦犯科的人變有錢了。那之前花那麼多力氣把共產黨趕走，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有相當數量的東歐人，還是忘不了獨裁者的好？夏克勤藉由幾本書展開解釋。

首先是波蘭作家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Witold Szabłowski）的名作《跳舞的熊》。這本書講到在細微的日常生活之中，很多人帶有共產時期為了生存養成的根深蒂固習慣，那些習慣是很難迅速改變的，尤其生活困頓、新的社會經濟遊戲規則又很難理解的環境。「轉型其實是很複雜的過程。從日常生活來看，除了填飽肚子之外，還有很多其他層面。『跳舞的熊』就是這樣一個譬喻，有時候會覺得，被鎖住的時候比較幸福。」

而另一部分，則是歷史學家約翰．康納利（John Connelly）在《共同體的神話》中討論到的：共產政權是有民意基礎的。夏克勤總結道：「人們知道共產政權曾經訴諸於暴力，但它的確讓東歐人的生活有所改善，更重要的是，4、50年代，東歐共產政權建立自己正當性的一部分，在於它可以實踐民族主義的要求，也就是說他們能夠更無情地進行族群清洗、趕走德裔。」因此也可以說，民族主義化共產主義的出現，才是讓東歐共產政權得以維持40年的原因。

在過去的研究中，夏克勤開始注意二戰後東歐共產黨主導的政府驅逐德裔居民、甚至進行相當規模屠殺的歷史。「這些族群清洗，一方面滿足東歐民族主義的要求，另一方面，因為德裔聚落在當地社會原本常屬於商業或受教育階級，當這些人被趕走、資源充公了，當地人就感到了資源重新分配。從這個觀點來看，獨裁者的好，多少是有歷史根據的。」共產政權解體後，東歐人感到生活困苦時，想到的不見得是過去無孔不入的安全監視，而是那時候生活變好了、分配變得正義了。此外，夏克勤也提醒：

「我們不能忘記共產主義也為中東歐帶來了消費社會、休閒文化，所以當時反抗者的數量非常少。甚至，很多18世紀中東歐農民的後代，一直到20世紀5、60年代，他們的小孩才有比較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對他們而言，社會階級的流動也是在共產黨的制度下才發生的。」

而當獨裁者的形象愈來愈正面、甚至被漂白，相應的問題也會產生：「這就對於不同政治力量，如何選擇性地操作歷史記憶，提供了一片沃土。但也不能說現在東歐對於獨裁者的懷念完全是被操弄的；如果用歷史的縱深來講的話，有一些我們覺得匪夷所思的現象，就變得非常可以理解。」

儘管對大部分台灣人來說，中東歐史是非常陌生的，然而隨著俄烏戰爭等大事件的發生，也有愈來愈多人橫移東歐經驗、與台灣作類比。學院派出身的夏克勤，提出了他的建議：「近年來，有很多與中東歐有關的書在中文世界出版，帶來了許多情緒衝擊，或許會要求我們在裡面做出選擇──我們要認同誰？同情誰？可是我覺得我們要克制尋找故事中黑白分明、好人壞人的衝動。」

他又舉美國人類學家凱薩琳．韋德瑞（Katherine Verdery）的民族誌《他們說我是間諜》為例。書中提到許多羅馬尼亞人在1989年之後，不願公開揭發或譴責線民、甚至會幫他們辯護的背後原因：「在威逼利誘下，人都會考慮什麼對自己和家人而言是最好的選擇。在特定情況下，不跟安全局合作的後果，是難以想像的。另外，也有很多線民為了保護他人，故意將不重要或者捏造的事情告訴安全局。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因為他是線民，就要受到公開的道德譴責，這就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

「韋德瑞告訴我們的是一個很灰色的世界。」夏克勤補充道，「接受灰色，把灰色當成正常狀態，對於我們讀中東歐史來說，可能是一種比較健康的態度，對於發掘真相可能比較有幫助。」

中東歐在帝國之下生存、動員建構政治社群經驗，對於現在的台灣而言，有很多很誘人的啟發。網路上有很多討論，是拿東歐作為教戰守則，怎樣建立台灣的民族國家或民主。「可是，一不小心，某一個民族的救星，可能就是另一個民族的惡魔。」夏克勤警示讀者們：

「不管這些故事的人物有多麼高貴，如何值得我們學習，民族建立經驗的確是核心，但我們還要想到那些被遺漏的人與事、或者是被邊緣化的故事。當今東歐社會不是必然的，而是非常多血淚造成，還有很多隨機的因素在裡面。」

而他也緊接著給出建議：「別急著投射、認同某個東歐民族或國家，先『交往』一陣，再決定該怎麼辦。」

講座尾聲，夏克勤選播了一場意義特殊的音樂會──1990年布拉格之春開幕音樂會。

這場音樂會由捷克指揮家庫貝利克（Rafael Kubelík）指揮。庫貝利克自1948年流亡，直至1989年底。這場音樂會，正是他流亡42年、回到捷克後的第一場音樂會。而庫貝利克指揮的曲目，則是捷克民族樂派作曲家史麥塔納（Bedřich Smetana）所作的連篇交響詩〈我的祖國〉。

交響詩開篇「Vyšehrad」（捷克文的「高堡」），描繪捷克神話中莉布絲女王（Libuše）預言即將升起的偉大城市布拉格，也預示著整個捷克民族的興起之地。但在這首作品之前，伴隨第一任後共黨捷克斯洛伐克總統，也就是公認帶領捷克反抗運動，讓共產黨和平下台的領袖哈維爾（Václav Havel）的進場音樂，來自史麥塔納所寫，原本計劃用來慶祝哈布斯堡皇帝法蘭茲．約瑟夫一世在布拉格加冕為波希米亞國王的歌劇〈Libuše〉。加冕因為政治角力沒有進行，歌劇〈Libuše〉順理成章地成為捷克文化重要地標民族戲院1880年代兩度開幕（第一次開幕沒幾天就燒毀）的演出劇碼。史麥塔納本人雖然被後世尊為捷克民族樂派之父，卻是人到中年才真正學捷克語，也被同時期的捷克同僚質疑作品風格太過德意志。

夏克勤為讀者們抽絲剝繭、解釋這幅難得場合的背後脈絡，足足有「三個世紀疊在一起」。在他看來，這也是東歐史的迷人之處：「雖然我們也知道後面有黑暗的、有灰色的地方，可是知道得愈多，看到東歐的東西，就愈來愈有趣。」

「東歐這個民族如此複雜，所以才存在這麼多沒辦法一刀切黑白二分的灰色地帶。」活動最後，主持人洪仕翰總結道。同樣出身於歷史學的他，也進一步回應：

「學歷史的人常常要面對一個很兩難、或有點矛盾的狀態，就是我們一方面要去搞清楚複雜的到底是什麼，可是一方面又不能被歷史本身綁架。這個部分，也是東歐史可以給台灣讀者一個很重要的學習和啟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