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林宗弘/爭論全球不平等──導讀托瑪.皮凱提《平等的反思》
世界為何走向不平等?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以海地為例,強調殖民主義對社會平等造成的傷害。圖為2022年9月7日,聚集抗議前總理亨利(Ariel Henry)對國家經濟政策掌握失能的海地民眾。(攝影/GEORGES HARRY ROUZIER/ANADOLU AGENCY/Anadolu via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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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不平等的起源、趨勢與後果是社會科學歷史上最重要議題之一,也是政治變遷的重要動力。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新作《平等的反思》(Une brève histoire de l’égalité),不僅是他《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資本與意識形態》等書的精華,也對全球不平等的長期趨勢提出樂觀的觀察,與更加政治性的解釋。全書沒有抽象的概念或冷僻的數學,是有關全球經濟不平等爭論很好的入門書。

為了讓讀者享受閱讀的樂趣,本文將針對皮凱提的經歷、本書內容涉及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前提與經濟不平等變化趨勢的歷史解釋與預設,以及相關的重要學術爭議,做延伸介紹。皮凱提在書中支持的各種全球促進平等的政治與制度改革,並且稱之為民主社會主義的聯邦主義策略,值得身為讀者的我們持續思辨。

一名左派經濟學家的誕生

旅法香港哲學學者宋治德與筆者的著作曾經回顧皮凱提的經歷。1968年歐洲即將削減關稅,法國卻經濟衰退,由學生與工人發動總罷工抗爭,迫使右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政府下台。2008年法國六八學運40週年時,一位法國毛派學運領袖女兒林哈特(Virginie Linhart),出版了《那一天我父親就是你》(Le jour où mon père s'est tu,暫譯)一書,對六八學運世代的子女進行訪問,皮凱提是其中之一。

皮凱提父母是1968學運世代裡著名的高中學生領袖,在抗議中邂逅,並加入法國托派組織「工人鬥爭」(Lutte ouvrière)。當時皮凱提父母為了革命理想,放棄升大學,反而自願「下鄉學習」,引起法國學運界關注。後來因為在「工人鬥爭」內受到排擠,以及抗爭消退後的失望情緒,舉家搬到法國南部奧德省(Aude)牧羊,過著簡樸的鄉村生活。後來皮凱提父母回到巴黎,父親在國家農業研究所逐步晉升到研究技術員,母親則成為小學教師。

在左派父母親薰陶與兒時經歷影響下,皮凱提22歲就獲得倫敦政經學院及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經濟學博士,隨後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任教,1995年返回巴黎,任職於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與巴黎經濟學院;2013年獲表揚青年歐洲經濟學者的葉留揚森獎(Yrjö Jahnsson Award)

除了前述著作之外,皮凱提還推動全球經濟學家跨國合作,累積資料與研究成果,公布「世界不平等資料庫」,台灣參與者包括中央研究院的前副院長朱敬一院士,以及林明仁、連賢明、羅光達、曾中信、楊子霆、韓幸紋、陳建宇、蘇軒立等國內知名學者。皮凱提曾訪台介紹《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等著作,筆者有幸曾與他私下見面請益,或許有助詮釋本書內容。

《平等的反思》,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著,陳郁雯譯,衛城出版
《平等的反思》,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著,陳郁雯譯,衛城出版
世界為何走向不平等?

人類社會裡各種物質與權力不平等如影隨形,但是歷史起伏與跨地區差異非常大。在西歐少數國家的工業革命之前,世界各地的發展不平等仍是有限的,因此,很多學者會傾向當代的經濟不平等源自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程度差異,而減少不平等關鍵在於解決低度發展的困境。

然而,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起源與障礙是什麼?為什麼資本主義首先發生在歐洲,而不是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在21世紀,很少學者會認真覺得歐洲種族或西方文明比較優越,對經濟起飛的解釋傾向兩類,第一類是歐洲內生的制度創新,由於其地理與歷史因素,使得羅馬帝國崩解後無法重建大一統帝國,許多國家競爭強化財稅與軍事創新(註)
參考:《大逃離:羅馬帝國滅亡如何開啟現代經濟大分流》(ESCAPE FROM ROME: The Failure of Empire and the Road to Prosperity),沃特.席代爾(Walter Scheidel)著,黃煜文譯,2022,衛城出版。
;而在國內層級,歐美公民社會以革命限制國家掠奪,形成對財產權的保障與「廣納式」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民主發展(註)
參考:《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著,吳國卿、鄧伯宸譯,2013,衛城出版。
。這些內生制度有助於促進經濟發展,成就西方的崛起。
另一方面,外生論者更重視歐洲軍事科技領先下的全球征服與資源掠奪。雖然皮凱提沒有否認制度內生論,但是他強調多國競爭所導致的歐洲軍事優勢,更容易造成不平等的惡化。例如他引用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國與歐洲為何走上不同道路?》與其他研究大西洋奴隸制度的經典研究,認為英格蘭以及法國等工業革命的成長動力,部分來自剝削美洲的廣大資源與奴隸的廉價勞力,相對的,其他帝國如中國,由於耗盡自然資源或少有海外殖民掠奪,無法觸發工業革命(註)
參考:彭慕蘭著,黃中憲譯,《大分流: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國與歐洲為何走上不同道路?》,2019,衛城出版。

皮凱提特別喜歡海地這個案例。海地是前法國殖民地,由奴隸推翻統治菁英,卻無法促進經濟成長,歐洲帝國剝削資源與勞力導致海地的不平等與政治動盪,至今仍是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皮凱提強調殖民主義對社會不平等造成的長期傷害,並且反覆探討修復奴隸主財產權或給奴隸補償的各種論述,對殖民主義進行了深刻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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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論全球不平等、托瑪.皮凱提、平等的反思
皮凱提強調歐洲在軍事優勢下對全球的資源掠奪,使得資本主義帶動的經濟起飛首先發生在歐洲,卻也容易造成不平等的惡化。圖為皮凱提於法國議會選舉的競選活動中發表演說。(攝影/SERGE TENANI/Hans Lucas/Hans Lucas via AFP)
全球發展程度平均化,國家內貧富差距卻更分化
若以工業革命前的大型帝國或地主貴族統治的封建社會做為比較基準,工業革命之後全球貧富差距的長期趨勢,整體上有很大的改善,這個論點並非皮凱提最先提出的,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就曾經以數據論證全球健康與財富分配有長期改善(註)
參考:Angus Deaton, 2013, The Great Escape: 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皮凱提的前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貢獻在於確認1980年代之後貧富差距的「大逆轉」,大逆轉是相對於20世紀初之後的「大分配」趨勢。所謂的「大分配」源自顧志耐(Simon Kuznets)1955年的經典論文,文中認為工業化將造成貧富差距的迅速擴大,但在民主體制下,城市中下階級的政治參與將會導致政府對收入的重新分配,因而形成一個不平等先上升後下降的倒U型曲線(註)
不幸的是,顧志耐對吉尼係數(Gini’s Coefficient)下降的政治學解釋,經常遭到經濟學者誤解為產業結構變化的規律。顧志耐本來的論點是:政治改革才會導致收入重分配與不平等的降低。原文為:“In democratic societies the growing political power of the urban lower-income groups led to a variety of protective and supporting legislation, much of it aimed to counteract the worst effects of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to support the claims of the broad masses for more adequate shares of the growing income of the country.(Kuznets 1955, 8)”
經濟學界則常將倒U曲線解釋為「產業雙元論」或經濟成長果實篩落的現象,而不是顧志耐本人的觀點。見:Robinson, Sherman. 1976. “A Note on the U Hypothesis Relat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6 (June): 437-40.
。因此,民主化的福利國家制度有助於經濟重分配,實施普及的社會福利、公共教育、公共醫療、累進稅率等政策,如美國新政,使得二次戰後的資本主義已開發國家貧富差距來到歷史最低點。

然而,在1990年代冷戰結束與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下,世界各國的貧富差距出現兩個分歧的趨勢,第一個是全球發展程度的平均化,特別是中國與印度等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開始脫離貧困,使得西方已發展國家與新興工業國家的貧富差距縮小了。但是在個別國家之內,特別是美國或英國等自由主義國家、以及前共產國家與中國等,多從戰後的所得不均下降趨勢反轉為貧富差距惡化的正U型趨勢,這就是全球化時代的貧富不均「大逆轉」。

如何解釋過去近40年絕大多數國家內的貧富分化呢?就西方大國如英美與歐洲的情況來說,有4種流行的解釋。第一種是全球金融化,即金融資本全球移動相對於無法移動的部門或人口可以獲得更多利益或逃稅;第二種則是在全球化下福利國家與租稅政策退縮,使得富人繳更少的稅與各種公共服務私有化或市場化;第三種則是企業組織中CEO薪資與股東價值大幅上漲,而工會組織被資本外移關廠與失業或不穩定工作削弱,使得勞工實質薪資停滯或下降(註)
參考:《大逆轉:金融擴張如何推升不平等》(Divested: Inequality in the Age of Finance),林庚厚(Ken-Hou Lin)、梅根.尼利(Megan Tobias Neely),許瑞宋譯,春山出版。
;第四種解釋是發展中國家正在經歷貧富差距惡化的初級階段,缺乏民主或福利政策來進行重分配。皮凱提在前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綜合了上述論點,用數據呈現私有資本利得增長率高於一般經濟成長率,使得成長所獲得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例如前十分之一或1%富裕家庭。
邁向全球平等的改革之路

全球過去40年資本利得偏高,如何改善貧富差距惡化?在後來的《資本與意識形態》一書,皮凱提針對沃特.席代爾(Walter Scheidel)之不平等歷史學發動學術爭論。席代爾在《平等的暴政:戰爭、革命、崩潰與瘟疫,暴力與不平等的人類大歷史》一書中,認為人類社會裡的不平等相當強韌,只要在承平時期,少數資產擁有者的利益就會持續超過經濟成長,通常要靠最慘重的戰爭或災難,才能有效夷平貧富差距。歐洲黑死病、史上嚴重的地震或洪水、西方20世紀的兩次大戰,或是中國與俄羅斯的共產革命,都是這些暴力事件中的佼佼者。

如果席代爾的說法屬實,豈不是必須靠發動大戰才能達成大分配嗎?這就牽涉到《資本與意識形態》與本書的論述,皮凱提雖然承認兩次大戰與共產革命對消滅貧富差距的影響,但是他也指出許多承平時期公民社會發動抗爭,與左派政府、人道主義或政治改革者的貢獻,例如美國廢除奴隸制度確實是靠內戰,但英國是以和平手段先達成廢奴。歐洲不少國家的累進稅與福利政策,是靠承平時期的社會民主黨執政,或政治菁英與人本主義者倡議全民健保與公立教育,這些案例並非靠戰火或天災的破壞力才實現。

最後,皮凱提建議民主社會主義的聯邦主義策略,民主(相對於暴力革命或戰爭)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方法,他所稱的社會主義近似於平等與正義等政治哲學目標,而不是指國家計劃經濟制度;此外,他也提出全球必須共同治理國際不平等,建立比歐盟更有權威的全球遺產稅或累進稅協議。

相對於過去幾本超厚的著作,新作《平等的反思》較少繁複的文獻與思辨,因此更容易閱讀。書中減少不平等的制度歷史相當精采,對未來的全球政策建議,在全球地緣政治衝突的新時代,或許顯得天真浪漫,不過作為治理貧富差距的理想制度設計有重要參考價值,值得讀者深思。

(編按:本文由衛城出版提供,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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