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地方，媽媽經常現身──媒體。因為媒體很愛媽媽，愛到啟人疑竇，如果您想知道我的意見的話，因為媒體這個領域，儘管幾十年來已有無數報告、措施，以及很好聽的承諾，媒體呈現的女性比例依舊非常低。舉影視業為例，2021年，法國數位影視傳播管理局（Arcom，該單位取代了之前的影視高級委員會）指出，電視與廣播電台呈現的女性（記者、專家、名人、各式各樣的受訪者⋯⋯）只占43%。和往昔相較之下，這數據已經不差了。但是她們雖然上了節目，說的話仍比男性少很多；男性講話的時間，占了64%的發言時間。而她們說了什麼呢？數位影視傳播管理局的報告並未說明。太可惜了──當時擔任婦運團體「占據頭版吧」（Prenons la Une）會長的記者蕾雅．勒杰妮（Léa Lejeune）於2020年指出，當女性在媒體上發言時，通常都是與「藝文、社會、或她們的母親角色」相關的主題。

當然，我毫不反對母親們在媒體現身。問題在於，媒體將女性局限在她們的母親角色裡。媒體處理COVID-19疫情新聞與首度封城相關報導的方式，清楚顯現這一點：出現在媒體上的專家絕大多數都是男性，受訪的各機關高層更是少有女性，但是「現場報導」當中，卻出現壓倒性多數的女性受訪者，幾乎都是護理師⋯⋯和媽媽。COVID-19疫情期間接受媒體採訪的父母當中，79%是媽媽，主要談論遠距教學與精神重擔。換句話說，媒體賦予女性話語權時，並不是為了聽她們的專業意見、分析、政治訴求，而是為了讓她們談談日常生活、孩子、家務負擔。就連主題和家事無關時也一樣。

女性無論做過哪些事、想法如何、擁有哪些成就，只要身為女人，就永遠會被詢問關於生育的問題，不管她們有沒有小孩。2022年春季，演員卡米爾．科坦（Camille Cottin）就表示，每次她為了電影出席宣傳活動時，媒體總不斷問她孩子的事，這讓她很不舒服：「妳很難逃離關於母職的問題⋯⋯我不是很喜歡聊這些，因為這是我的隱私。」

2019年，則是美國歌手泰勒絲（Taylor Swift）被詢問無數次關於生育計畫的問題後，這樣回敬某個記者：「我不認為年近30的男性會被問這種問題，所以我不打算回答。」演員綺拉．奈特莉（Keira Knightley）則是這樣反擊一名問她如何兼顧拍片與家庭生活的記者：

「為什麼不去問男人這個問題？為什麼這類討論總和男人無關？為什麼人們覺得父親就不會因為沒花夠多時間陪孩子而良心不安？」

對啊，為什麼？

男性接受媒體採訪時，根本沒人在乎他想不想生小孩，也沒人想知道他如何兼顧職場與家庭生活。我印象深刻的一篇採訪，是2021年夏天，《社會》（Society）雜誌於電影《亞瑟王傳奇》（Kaamelott）上映時，採訪本片導演暨主演演員亞歷山大．阿斯蒂爾（Alexandre Astier）。這篇報導篇幅很長，阿斯蒂爾暢談自己身兼製片、編劇、演員、諧星的忙碌生活。他是7個孩子的爸，但在這篇訪談中，記者連一次都沒問他如何兼顧這麼多工作與這麼多小孩（我大概猜得到。算了）。儘管如此，我認為這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我們可以肯定，他絕對是將這些事交給某個女性去做。同樣地，我們可以找到幾十篇夏洛特．甘斯柏（Charlotte Gainsbourg）的訪談，記者請她談論她的小孩、親子關係、她如何教養孩子⋯⋯但是，從來沒有記者詢問伊萬．阿達勒（Yvan Attal）這類問題，他也是演員，是夏洛特．甘斯柏的伴侶，噢對，他也是夏洛特．甘斯柏這些孩子的父親。

時至今日，親職這個主題，在媒體上仍舊是娘兒們的事。近幾年，的確也有一些零星的嘗試，試圖讓這個主題跳脫性別框架。譬如《父職》（Le Paternel）這個「新世代父親們的數位媒體」；還有《爹兒們》（Darons）雜誌（已停刊），供父親閱讀的女性主義雜誌，風格輕鬆鮮明，企圖在親子雜誌中開闢一條新路；以及雨後春筍般的網紅爸爸，他們在網路上分享自己的家庭生活，其中一些還會在爸媽星球的育兒天地中，注射幾劑女性主義營養針。

但是，傳統媒體依舊不是如此，一般報章雜誌（據說讀者是男性）中，會出現「親子」專欄嗎？想都別想！至於親子雜誌的讀者，幾乎都是母親。2013年，「媒體批判行動組織」（Acrimed）深入分析最具權威的親子雜誌之一：《家廷》（Famili）雜誌，結論是？

「《家廷》僅討論異性戀伴侶與其小孩，而且完全是一本女性雜誌，『為了女人』、『為了媽媽』而出版。某方面來說，意思即是家庭主要由母親與小孩構成，父親只在（逼不得已的）特殊狀況下，暫時取代母親。因此，《家廷》是一本為了媽媽而存在的雜誌，這些媽媽的主要職務就是媽媽，家務都歸她們管。」

除此之外，也不能提及太多關於母職其實沒那麼美好的真相。在親子雜誌中，談論母職必須非、常、正、面。記者法比葉妮．拉庫德（Fabienne Lacoude）試圖提議一些關於媽媽困境的主題時，就深刻體驗到這一點：「傳統的親子雜誌拒絕了我好幾遍，理由是『這會讓人不開心。像這樣的主題，我們頂多每年做個一、兩次。必須讓媽媽想讀，而不是讓她們讀了會難過。』這些編輯認為，如果談論媽媽們的困境，會導致女性對母職心生反感。」

近期，有些媽媽鼓起勇氣公開談論生育的黑暗面，並非所有人都贊同她們的舉動。「怎麼會出現這麼多書籍、文章、證言在講說當媽很後悔、懷孕很難熬、分娩很痛苦、產後很憂鬱？」2022年3月，一位名喚克洛伊．O.-G.（Chloé O.-G.）的女士在《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一篇社論中表示憤慨。別擔心，根據這位心理治療師的見解，言論解禁是好事，但是，可不能解禁太多。

近幾年，媽媽們成功讓媒體關注關於母職的嶄新言說。而且，不一定僅限異性戀媽媽或幸福的媽媽、不一定與女性主義背道而馳。這場言論解放（或是聽眾的解放？）當然歸功於第四波女性主義，自從#MeToo運動於2010年代初開始沸沸騰騰之後，媒體與傳統出版業不得不談論這些主題。除此之外，社群媒體也是一大功臣。雖然社群媒體確實出現許多展示幸福甜蜜親子時光的夢幻畫面（修圖修很大），但於此同時，育兒的現實處境、媽媽們的憤怒心聲，也在社群媒體上引起巨大迴響，譬如帳號「媽的一團亂」、「少給建議了」、「我討厭懷孕」、「超棒媽媽」（The Very Good Mother）、「媽媽的後悔」（Le regret maternel）⋯⋯。

參與媒體的媽媽們，如今不只揭露母職隱藏的黑暗面，亦致力改變「好媽媽」的刻板印象，抨擊它的霸權主義。屬於中產或富裕階級的好手好腳白人異性戀女性形象──沒錯，我本人很符合這形象。為了扭轉這無所不在的刻板形象，Instagram帳號「拉拉母職」（Matergouinité）於2021年成立，讓女同志與酷兒媽媽們有更多能見度。「我總是不知道該拿『媽媽』這個身分怎麼辦，我原本從未想像自己會當媽。孩子誕生之後，我希望認真思索這件事，因此遇見許多像我一樣的媽媽，身為拉子、參與社運、從不除毛的媽媽⋯⋯」該帳號的兩名創辦人之一，麗莎（Lisa），在《珍妳雜誌》（Jeanne Magazine）一篇訪談這樣表示。

另一個帳號「去問你的媽媽們」（Demande à tes mères）則敘述兩位女同志母親的日常生活；「黑人媽媽們」（Mamans Noires）則提供遭受種族歧視的媽媽們發聲管道。藝術家莎拉．塔爾碧（Sarah Talbi）則在她的Instagram帳號上，和70,000名粉絲分享自己身為天生身障的媽媽的日常。儘管仍屬少數，但這些影像與人生故事至關重要。因為我們急需跳脫特權階級好手好腳白人異性戀媽媽形象。除此之外，將焦點轉移至更易被忽視、更為邊緣的媽媽們身上，關注遭受種族歧視的媽媽、女同志媽媽、跨性別媽媽、貧困的媽媽、單身媽媽、患有神經病變或身心障礙的媽媽，我們才終於能夠擴展母職的範疇。

某天早上，我心不在焉聽著廣播，卻突然血壓飆高。議員選舉的選戰正熱，法國廣播電台綜合頻道（France Inter）邀法蘭索瓦．白胡（François Bayrou）上節目，讓他高談闊論政治階級。他認為如今普羅百姓已聽不懂政治人物說的話：「大多數法國人，至少是為數眾多的人，甚至不懂我們在講什麼，這是肯定的。我永遠忘不了，每一次，有時是女人，常常是女人、媽媽，她們會說『我聽不懂掌政的人在講什麼。』」嗯哼，法蘭索瓦，政治對我們來講真的太複雜了，反正女人本來就什麼都不懂，媽媽們嘛⋯⋯就更不用說了！因為我們這些媽媽都傻呼呼，我們只懂得閒聊一些瑣事，對吧！而且，聽這位政壇老將把母親們當成無腦大眾的代表，我們還真的差點忘記，媽媽們參與政治已經很多年了。

我們怎麼可能忘記呢？投身政壇的母親，很少不引起注意。首先是那些站在最前線的女性，她們和男性同僚相反，而是像老百姓一樣，她們總會不斷被質疑有沒有能力兼顧家庭生活與政治生涯。別忘了，塞格琳．賀雅爾（Ségolène Royal）宣布她有意參選2007年的總統大選時，洛朗．法畢斯（Laurent Fabius）的反應是：「但是，小孩誰來顧？」他以為這是個好問題（或許問問孩子的爸？），無論如何，這是女性難以倖免的問題。

2014年，納塔莉．柯希亞斯柯－莫里塞（Nathalie Kosciusko-Morizet）競選市長時，便必須向《Gala》雜誌詳細稟報她的時間表：「我幾乎每天早上都會送孩子去學校，晚上我會想辦法在7點半到8點半這段時間待在家裡，好幫孩子們洗澡。」幾個月後，則是剛就任教育部長的納賈特．瓦洛貝卡森（Najat Vallaud-Belkacem）在《Elle》雜誌的專欄為自己辯護：「我很羞愧，但我必須承認，目前我還沒找到機會送孩子去學校。（⋯）目前是孩子的爸負責監督寫作業。」天大的醜聞！簡直可以登上八卦雜誌封面，標題如下：「壞媽媽？納賈特．瓦洛貝卡森不送小孩去學校！」但榮登桂冠寶座的應該是拉希妲．達提（Rachida Dati），2009年，她在分娩5天之後，就重拾司法部長的工作崗位。「她野心太大」、「她眼裡只有事業」⋯⋯許多人指責她的決定「很可恥」，批評者包括婦運團體，認為她踐踏女性權益。

從政的母親，彷彿是在兩個世界之間走鋼索。若她們試圖證明自己全心投入公僕職責，她們就會被歸類為壞媽媽。而她們若多留一點時間給家人，她們的政治生涯就可能失去信譽。瓦萊麗．波克瑞斯（Valérie Pécresse）回憶道，1997年，當她考慮嘗試總統府諮詢委員一職時，多明尼克．德維勒班（Dominique de Villepin）有何反應？

「他告訴我：『您知道政壇沒有正常的女性嗎？從政的都是精神官能症患者或單身媽媽。您呢，您有丈夫、有兩個小孩，您是一名正常的女性，您不適合搞政治。』」

她在2022年播放的一部紀錄片中這樣敘述。在同一段訪談中，她說她因此隱瞞自己身為母親的事實，以免被當成局外人。「我稍微保護了自己，」她說，「我不會讓人知道，下午3點我離開辦公室是因為我女兒生病，我必須去托嬰中心接她。我隱瞞事實，以免它變成別人拿來攻擊我的弱點。」

我們能夠想像一名女性政治家（或男性政治家，這樣更瘋）高聲宣揚自己從政同時還有小孩要養嗎？在法國，這有點難以想像。但在其他國家，確實有女性政治家高聲拒絕對她們的母親身分保持緘默。例如澳洲綠黨參議員拉瑞薩．華特斯（Larissa Waters）：2017年，她一面在國會開會一面哺乳，並未離開座位──她這行動非常有力，因為15年前，另一位這樣做的參議員因此被趕出國會；2016年，則是冰島議員烏努．布菈．孔拉德斯多提（Unnur Bra Konradsdottir），她在國會發言的同時哺乳；2018年，紐西蘭總理傑辛達．阿爾登（Jacinda Ardern）抱著她的寶寶出席聯合國會議（輪到她發言時，她把寶寶暫時交給孩子的爸）。但是英國議員斯特拉．克利西（Stella Creasy）遇到的反應沒這麼正面了，2021年，她抱著寶寶去了幾次國會之後，被要求另外找個托育管道。「看來，媽媽們不能在議會會場被看見、被聽見⋯⋯」她在X（原Twitter）上沉痛表示。

然而，試圖收買選民信任的時候，媽媽們又會被推到最前線。在政治角力當中，母親身分也是一張王牌：為人母者能夠信賴、沉著穩重，她們一定腳踏實地、懂得負責。於是，瓦萊麗．波克瑞斯的母親身分曾經是絆腳石，後來卻成為她的賣點。「就政治層面來說，她尚未被明確定位。但她有潛能，她是個有故事的人。她能呼應法國人心中的堅忍母親形象，懂得鞭策、但又能保持溫柔。」她的團隊成員在她預備參選2022年總統大選時這樣表示。總統大選第一輪結束後，晉級第二輪的瑪琳．雷朋（Marine Le Pen）承諾她會「以母親身分領導國家，兼具情理與協調，不過分、不極端」。

進步派的政黨，偶爾也會彰顯母親的形象（美國的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與蜜雪兒．歐巴馬［Michelle Obama］都用過這一招），但很明顯地，保守派的運動特別常運用母親的形象。譬如1970年代初，美國憲法即將通過「平等權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時，菲莉絲．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動員大批家庭主婦來阻撓法案通過。譬如共和黨的莎拉．培林（Sarah Palin）帶領的保守派運動「茶黨」（Tea Party）集結許多「灰熊媽媽」，張牙舞爪捍衛她們的傳統思維；還有2013年蜂擁上街反對同志婚姻的「守夜的媽媽們」。捍衛既定秩序與傳統價值的堡壘，還有誰比母親更適合擔當？她們是保守派運動的寵兒，因此，「參與政治的媽媽們」的主要形象就是保守的反動派，仇視進步派的抗爭訴求。她們在新聞中的形象也是如此。於是，婦運人士也這樣看待她們──猜疑、不信任。

問題是，只注意那些為保守派而戰的媽媽時，我們會忘記還有其他人。為了社會正義而奮戰的媽媽們。擁護女性主義、環保議題或反種族歧視的激進派、和黃衫軍並肩奮戰的媽媽們、擁護修法使所有女性皆能享有人工生殖的媽媽們。她們毫不放棄，她們為了孩子、社區、同僚而戰，她們在陰影處默默奮戰，或是在示威遊行中高喊訴求，她們當中有些人在奮戰過程中失去一切，有些人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了。她們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護理人員政治家英格麗．勒瓦瑟（Ingrid Levavasseur）、第一位當選議員的清潔人員拉謝爾．克克（Rachel Kéké）、由失業媽媽變身環保鬥士的艾琳．柏克維奇（Erin Brockovich）。是的，母親們會參與政治，而且不只茶黨那幫人！

母親們的戰鬥，難道都被遺忘了嗎？她們的抗戰（與勝利）難道不值得記錄在我們的女性文化遺產中嗎？因為歷史上，確實存在由母親們發起的抗爭，為了捍衛她們自己或孩子的權益。譬如阿根廷的五月廣場母親（Mères de la place de Mai），領導人是赫柏．德．波納菲尼（Hebe de Bonafini）。1970年代末，許多媽媽挺身對抗獨裁政權，要求政府公開她們那些「失蹤」的兒子的真相。成千上萬的年輕人被政府擄走或殺害，他們的母親當中，許多是家庭主婦。儘管承受諸多壓迫、儘管遭遇許多羞辱──軍隊稱她們為「五月廣場的瘋女人」，她們還是撐下來了，並且在40年後的今日，繼續為了真相奮戰。

另外，還有1989年由瓦倫蒂娜．梅爾尼科娃（Valentina Melnikova）發起的「俄羅斯士兵母親委員會聯盟」（Union des comités de mères de soldats de Russie）。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爭接近尾聲時，在這個充滿言論審查、政府極度殘暴的國家，她們集結起來，同樣為了找到關於「失蹤」士兵的真相。她們支援逃兵、提供資訊給士兵家屬或即將上戰場者的家人、上法庭、保護受虐士兵⋯⋯她們當中，甚至有些人親自前往戰場尋找兒子。這些母親不僅在軍隊內部伸張人權，更成功讓兵役相關法規有所改善。

另外，還有向戀童癖犯罪行為宣戰的母親們。法國每年有16萬名未成年者遭受性暴力，犯人多數是親友或家族成員。根據2020年一起調查，每十個法國人當中，就有一人表示自己曾是亂倫受害者。幾年前，法國高等健康署便已提出警告，指出這樁「被掩蔽的禍患」：許多亂倫案件未被揭發。沒被發現、無人報案的性暴力，許多案件都被警方或司法單位否認或質疑。在法國，直到卡蜜兒．庫什內（Camille Kouchner）的著作《大家庭》（La Familia Grande，暫譯）於2021年出版，書中敘述她的繼父反覆對她兄弟亂倫，才終於打破沉默法則。

幾天之內，湧現了幾千則貼文，主題標籤皆標註「#我也是亂倫受害者」（#MeTooInceste），法國總統隨即宣告成立「亂倫及針對兒童性暴力獨立調查委員會」（Ciivise）。2021年秋季，媽媽們寫了一封公開信給這個委員會，陳述舉發父親亂倫罪行的媽媽們遭遇的苦難，她們被控訴說謊、被操控、甚至被提告；孩子們的證詞總是被質疑、案件沒有下文、調查馬虎了事；受害兒童繼續住在施暴者家中，有時甚至是強制安置⋯⋯這一切，媽媽們已經忍了好多年。

「亂倫及針對兒童性暴力獨立調查委員會於2021年3月正式成立，同年9月收集證詞，期間收到的投訴幾乎全部來自母親，被控訴的施暴者則大半是孩子的父親。這些母親經常被懷疑、被控訴她們操控孩子，通常這時父母正在談分手。」該委員會在報告中這樣表示，並選擇以「母親們的抗戰」作為它第一份意見書的主題，這份報告書提出好幾項重大主張，好讓這些媽媽們的孩子終於能受到保護。

於此同時，媽媽們的奮戰仍繼續著。「母親陣線」（Front de mères）的創建人之一，政治學家法蒂瑪．瓦薩克（Fatima Ouassak）認為，戀童癖犯罪行為的抗爭領域，正是我們今日應當團結的場所。建立共同陣線，不分階級、不分族裔，聯手改變體制，讓逍遙法外的罪犯們受到懲罰。

「無論我們是底層的媽媽或高社經地位者、白人或有色人種，我們的孩子都同樣有被性侵的風險。身為女性主義母親，我們有好幾場硬仗要打。其中最優先的，是對抗孩子們大量承受的性侵案件。」

她在2020年出版的《母親們的力量》中寫道。本書不僅是一記重擊，更是實實在在的政治宣言，讚頌母親們的顛覆力量。

法蒂瑪．瓦薩克深諳媽媽們的這股政治能量。直到目前為止，這些母親都無法以母親身分參與婦運，否則便是「只能參與特殊議題。無法成為主要的政治力量與策略提供者，無法化為擺脫權力結構的能量，」她在一篇激勵人心的文章中寫道。因為在婦運圈，我們被認為應該以女性的身分奮戰，而不是以母親的身分；因為母職被認定是奴役、屈從、禁錮、箝制；因為這些婦權運動不知如何與母親們的奮戰接壤，或是不願接壤。難道因為這些媽媽大半是工人階級、移民或移民後裔？母親們依舊被排除在婦運外圍，儘管她們在對抗制度與社會暴力的抗爭中扮演重要角色。

「媽媽們如今是底層街區的主要政治能量，並且備受尊敬。她們投身所有抗爭，對抗學校體制的不平等、對抗不同街區之間的暴力；她們盡全力掌握互助網絡、團結組織，同心協力在底層街區投入政治生活。」法蒂瑪．瓦薩克表示。正因為她們是母親、正因為她們是為了孩子奮戰，所以她們起身迎戰既定的體制。法蒂瑪．瓦薩克表示，現在正是時候，我們不只應該重建母親們的戰場，亦應重建母職（或更廣泛的親職）的沙場，將之化作政治行動的重要關鍵。這並非將女性局限於她們的母親角色（絕非如此！），而是賦予她們的戰鬥一種價值，「奪取母親們未曾擁有的政治權力。」

事實上，法蒂瑪．瓦薩克認為，我們應當將母親們視為足以引發革命的政治主題，也就是完整的政治角色，能夠建構集體策略、提出同時兼顧女性主義、環保、反種族歧視的新政策：「為了讓母親們不再是婦運的窮親戚，我們必須切割，並培養自己的階級意識。我們需要一個媽媽工會。」以母親的身分建立陣線，對抗性別歧視與性暴力、種族歧視的暴力，要求真正的公共政策、真正的環保政策、真正的社會正義？或許一切能就此改觀！

但是，為了達到這一切，我們首先必須能夠建立這道屬於媽媽們的共同陣線。要建立陣線，首先必須懂得經營組織、組成聯盟⋯⋯為此，我們必須正視身為母親持續面對的階級權力關係、性別不平等與種族歧視。「為了實踐這項政治理念，我們必須思索幾個可能會讓人生氣的問題，」法蒂瑪．瓦薩克提出的問題是：「女性主義者們，身為中產或富裕階級、身為白人，妳們打算把孩子養成怎樣的人？妳們會避開某些學區嗎？妳們會去找一些活動或課程，來讓妳們的孩子知道自己不屬於工人階級有色人種嗎？更根本的問題是，妳們真的會為了新體制奮戰嗎，明知妳們的孩子在新體制中不會是特權階級？」她已經說過了，這些主題會讓人生氣。

「這些問題客觀地顯示，建造一道貨真價實、人數踴躍並且成功的母親聯合陣線有多困難，」法蒂瑪．瓦薩克也承認這一點，「但我仍有信心。」我們當中和她一樣保有信心的人，日益增加。我們的夢想是母親之間真正的政治性團結，我們將會一同奮戰，為了我們的權益，也為了孩子與其他人的權益。我們的母職經驗各有不同，而我們會將之轉化為女性主義的策略、政治行動的關鍵。

《我是媽媽，也是一位女性主義者！：從懷孕到哺育，化解母親身處父權體制的兩難處境，找回女性主義中失落的母職實作》，奧蕾莉．布蘭克（Aurélia Blanc）著，周桂音譯，臉譜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