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場，除了上陣殺敵、後勤補給外，最重要的就屬醫護救援了。軍醫、護的重要性在於維持軍隊的體能與戰鬥力。在19世紀中葉的克里米亞戰爭中，知名英國護士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自願到戰場服務。她透過出眾的護理技術，以及在野戰醫院優秀的管理能力，讓英國士兵死亡率大幅降低。幾十年後的日俄戰爭期間，日本用以對應水土不服、傷寒桿菌的征露丸（正露丸），被軍醫森鷗外拿來當作治療腳氣病的強效藥，雖然日本打贏勝仗，但卻導致軍隊死傷慘重。上述兩則小故事都提醒我們，軍醫、軍護的決定對士兵生存率有直接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南丁格爾不只改變了女性護士的形象，更成為女性得以投身報國的最佳案例。

斗六的黃玉緞出生於1920年，她在21歲那年看到台南陸軍病院招募看護婦的廣告，前往應募、通過測試，並獲得派遣南洋的機會。1941年，她結識了被送到醫院的日本陸軍伍長遠藤。生病的遠藤先生看到剛取得看護婦執照、對工作充滿熱誠的黃玉緞，感慨地認為自己已經不能再上戰場了，但身為女性的她卻要遠赴前線，因此將自己的千人針轉交給她。

黃玉緞從遠藤先生手中接過千人針，激動地顫抖著⋯⋯此時陽光灑落在病房以及遠藤先生的身上。而她看著千人針上縫有五錢和十錢，意味著超越「死線」（日語的四錢）和「苦戰」（日語的九錢）。自中日戰爭爆發後，女性透過縫製千人針、舉辦歡送會為前線的戰士加油打氣，但她反而因為「從軍看護婦」一職，成為收到千人針的勇士之一。在台南陸軍病院訓練幾個月後，她就這樣帶著千人針，抵達馬尼拉的日軍南方第十二路軍戰地病院。

1941年至1944年初，在戰地病院的生活還算祥和，最忙碌的時候就是協助傳染病的防治。直到1944年10月，美軍開始反攻，戰爭愈發激烈。不論是軍船、飛機抑或是官舍都被重創，醫院每日湧入超越負荷量的病患。1944年12月左右，他們終究守不住醫院，因此將整個醫院往深山叢林裡遷移。衛生兵們砍伐竹子，看護婦們進入叢林採取藤條，一同搭建起野戰醫院。此時，醫療資源已經極度缺乏，水桶是廢棄油桶製成，手術台與臨時病床則是用青竹簡易搭建。當時連醫用的繃帶也嚴重不足，士兵們如有受傷往往膿瘡生蟲，若是有人需要換藥就將他原先的繃帶拆下來洗乾淨繼續使用。

然而，即便野戰醫院高掛紅十字的旗幟，依然躲不過美軍的空襲。因此，他們很快就放棄野戰醫院，再度遷往深山。看護婦們除了照料病患，亦要留意敵機的轟炸。黃玉緞指出：「每天，我總要帶著一群老弱傷兵躲入防空壕⋯⋯白色的病人成了絕佳的轟炸目標⋯⋯連看護婦都無從倖免，許多日籍同事被炸得體無完膚。」那時，她正背著5捆行李，一邊躲避軍機掃射，一邊運送病患。然而，空襲讓病患死傷無數，危急的戰況也早已無備置墳墓的餘暇，因此看護婦們還要忙著將屍體丟下山谷。

這讓黃玉緞悲從中來，想著這些死亡的士兵從前也是光榮出征的人子，如今卻在遙遠而陌生的南方成為冰冷的殘骸，他們的靈魂能夠回家嗎？幾個星期後，自己是否也將和他們一樣？

想到這裡，黃玉緞開始落淚，並且摸摸身上的千人針，思考曾經征戰沙場的遠藤先生是如何面對這一切苦難。

1945年7月20日，黃玉緞和其他倖存的看護婦，接到「玉碎」命令。該任務要求女孩們隨著士兵到指定地點，圍坐成一圈，等待手榴彈丟出，全體將如同櫻花般紛飛，並和敵人一起死去。所幸，直到戰爭結束前他們依然沒有行軍到指定地點，因此她也免於死亡。回憶起戰爭的一切苦難，她只記得不論晴、雨或遭槍彈掃射，皆將千人針貼身攜帶，當作保護自己生命的信物。或許是千人針集眾人之信念與遠藤先生的期望，才將好運與信心帶給在戰場上無所依靠的她。

戰場的另一端，是被迫至前線的台南醫師吳平城。1944年1月12日，夜色濃得透不出光，因敵機空襲跳船的他，正在海水中載浮載沉。此時，四周瀰漫著屍臭、船體流出來的汽油等刺鼻的氣味。遠遠地，依稀聽到有人唱著〈君之代〉，幽微的聲音襯托出沉船壯大的場面，彷彿把一切犧牲都化為義舉。他摸摸自己的胸膛，隨行的日記本還在，但如同他一般已被海水浸潤、侵襲。他開始擔心著這是否是這輩子最後一本日記，腦中也浮現一連串的人生跑馬燈⋯⋯

1914年生的吳平城，1934年進入日本岩手醫專就讀，1938年畢業後服務於台南西港組合病院，隔年便離開醫院成為台南海尾寮的開業醫。好景不常，隨著日本的戰事擴大，前線的護理人員缺乏，1942年2月，台灣總督府由招募改為強制徵用醫師、醫事人員以及看護婦至戰場。此法規的出現，前線的醫療救援因而從志願轉為非志願。

1944年，他被徵召成為軍醫。當時軍醫被徵召的條件是醫專或是醫大畢業，以未婚且沒有家庭、未滿45歲的開業醫師或是住院醫師為原則。但遴選是交由各地的醫師公會負責，他們有權依照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因此，吳平城被所屬的台南州新豐郡醫師會徵召，他和一批一批的台籍醫師前往淡水河畔，接受一個月的特訓。這一個月內，每日的行程大概是早起做體操、唱軍歌、跑步後，就到台北帝國大學（今台灣大學）醫學部以及熱帶醫學研究所上課。然而，由於戰事緊迫，所以還未受訓完就已經有部分醫師被派遣出航。吳平城於1944年9月25日，正式接到命令，3天後就至高雄港集合出發前往南洋。而他也將南洋的驚險軍途記錄在日記當中。

1945年1月12日：神靖丸遭空襲，海上浮沉躲避槍林彈雨

1944年9月28日，天空剛剛亮成魚肚白，吳平城已和一群醫師聚集在台南火車站搭車前往高雄，準備搭上神靖丸。神靖丸是一艘商船，載了米糧、糖、雜貨，同時也搭載了59名醫師和3名藥劑師。事實上，當時戰線告急，軍部和前線已逐漸失去聯絡，並不知道各戰地需要的醫師數量，因此醫師們就這樣毫無頭緒地準備前往未知的南洋。然而，預定出航的時間卻因為美軍的定期轟炸一拖再拖，直到12月1日又再度啟程。

由於1944年10月開始至12月，日軍在菲律賓雷伊泰島戰役逐漸趨於劣勢，致使美軍掌握菲律賓海岸的戰略位置。神靖丸的航線只能由西向中國航行，經過香港、海南島，一邊在沿岸停靠補給商貨，一邊等待可以進攻南洋的時間。此時，醫師們除了下船協助醫務，也有足夠的時間在船上打麻將、閒聊，並且至香港和海南島的口岸體察民情。12月25日，日軍趁著美軍過聖誕節的鬆懈氣氛，於上午9點決定自中國前進南洋。一路上船隻以Z字型航行以躲避海上的空襲，同時又被海風吹得晃蕩不已，不少醫師在船艙上吐下瀉。12月26日終於進入安南（越南），接下來也在西貢（胡志明市）近海的聖雀岬（Province du Cap Saint Jacques，聖雅克角省，又稱頭頓省）一帶航行。

說起來，1945年1月12日絕對是令吳平城永生難忘的日子。即便前幾日時不時有空襲警報，但絕對沒有那日凌晨3點來得驚心動魄。神靖丸受到美軍的攻擊，船艙在槍林彈雨之下已然要解體。吳平城在沉船之前快速地爬上鐵梯欲離開船艙，沒想到才往上蹬兩、三步竟被另一位工員捷足先登，一群人擠在狹小的鐵梯上，用力地踩著同伴希望能夠死裡逃生，這時即使重要東西掉了也只能放棄撿拾的機會。好不容易到甲板上，眼看船就快沉了，船上的欄杆、臨時廁所在船的另一側淹沒入水。他跑到船體較高處，躬身跳水、用盡力氣遠離船體，但入水那刻卻被瞬間的漩渦捲入，不論如何掙扎都感覺被水重壓到無法離開，這樣的狀況維持了將近3分鐘。

短短時間內，他和神靖丸一同在海裡載浮載沉，在他將要窒息之際，所幸浮上海面。他環顧四周，多是浮油、油桶、厚重的隔貨板、屍體以及散落的行李，而戰鬥機還在空中亂舞。他努力游向岸邊，每當敵機靠近時，就潛入水中躲避追擊。好不容易在一片狼藉的海面發現還活著的同伴，有人顫抖、有人悲壯激昂地唱著日本國歌，每個人都像神靖丸的殘骸一般無奈地在水中漂流、潛藏。他隨身攜帶的日記也隨之泡水，因此就停在11日。據統計，神靖丸上的59名醫師，最後只剩18人，3名藥劑師全亡。船長受重傷，醫務助手剩下約五分之一左右、船員剩下三分之二，總之整體情況慘不忍睹。

1945年1月～1946年4月：死劫後的漂泊與戰地病院

約莫在海上漂流了兩個小時，吳平城終於抵達越南鵝貢的海邊，並和幾名倖存的同袍陸續上岸。他們在當地人的指點下，抵達附近的衛生所休憩，且對受傷的士兵進行緊急處理。1945年1月12日，他們在鵝貢待到夕陽西下，軍部派了一艘船來接他們回西貢。同日，他將日記本換新，象徵著新旅途的展開。

夕陽餘暉的襯映下，西貢的河道上，尚有十餘艘被炸毀的大小船在燃燒，血染的紅色大概是這幅景象的代表色。他們附近的傷患全都集中到了西貢市的碼頭，吳平城在附近的醫務室，進行傷兵救治，並協助防空壕的挖設。2月19日，他連同幾位倖存的醫師被派遣至新加坡，因此搭乘第三共榮號再度起航。24日抵達新加坡後，派遣地點由於戰爭混亂、資訊流通不佳，依然無法確定，最後在3月11日又再度改派回西貢。

4月7日，他正式啟程，該日是第二本日記書寫的最終日，說明著一段沉船後的混沌時期即將結束，但他對於未來卻無法有太多想像。為了不要在航行之中再度受到美軍攻擊，吳平城透過交涉讓自己和同行醫師坐上較貨船、商船更為安全的海軍病院船，再度回到越南西貢。經過將近3個月的漂泊，他終於在西貢開始診療工作。

除了瘧疾，最常遇到的是性病問題，只要有軍妓院就無法避免性病產生。他的另一個工作，就是診療軍妓院的女郎。聖雀岬軍妓院的女郎大約20名，全部都是越南人，每個星期都要固定接受梅毒、淋病的檢查。一旦發現感染，就得立刻休業。6月是聖雀岬的雨季，緊接著就爆發了登革熱，但是同一時間，日軍的戰況已呈現頹勢，十分危急。過度的工作和疾病肆虐的影響，軍醫長已臥病在床。而吳平城一人診療滿營的登革熱患者，已經累得無力再寫日記，因此他在南洋的最後一冊日記停在6月7日。之後便不再逐日書寫，偶爾以週記或隨筆方式撰寫。

1945年8月，戰爭結束。吳平城9月離開日本部隊，結束了軍旅生涯，並在無政府狀態下的越南西貢度過將近一年的時間。1946年4月26日，他登上停在西貢碼頭停泊的水雷布設艇，和滯留越南的軍民一同重新啟程回台灣。當船艇自西貢，經過聖雀岬時，他發現神靖丸的蹤影已然消失，想起這段軍旅以及戰死在神靖丸上的同袍們，一陣惆悵。5月1日，他終於踏上高雄港的土地，並在那日寫下一首詩紀念回台的心情：

大戰夢魘征人醒， 雨過天晴故鄉行， 重生還祈濁世寧， 鞠躬奮力報門庭。

不論是黃玉緞或是吳平城，兩人在戰場上的經歷已經超乎他們原先作為一名醫事人員的想像。返台後，吳平城先後在台南安南區、台北民生西路一帶開業。1977年，移民美國紐約。然而，即使離開了戰場，那段戰爭時期的辛酸血淚依然記憶猶存。

二戰期間，他在日記中寫下的字字句句，不只是記錄當時的心境、人生片段，更是他對戰友的記憶，以及內心難以抹滅的傷痛。1988年，在家人鼓勵下，將日治時期擔任軍醫時用日文書寫、內容較為片段的日記，以中文重新整理。經過兒子和朋友的潤稿之後，於美國《太平洋時報》以及台灣《自立晚報》連載。隔年，在《自立晚報》編輯部的邀請下，出版為《太平洋戰爭：軍醫日記》，這本日記不只是回望過去，也有警惕和展望未來的作用。他將此書獻給45年前淹沒在西貢海底的神靖丸、戰友及其家眷，揭露這段沉痛但不能被遺忘的歷史。

同樣是對於戰爭的反思和紀念，黃玉緞則是藉由千人針來傳達戰爭記憶以及對恩人的感謝。她回憶：不論環境多艱困，她都把遠藤先生給他的千人針隨身攜帶，甚至貼在身體上。她認為這件千人針帶她躲過流彈、敵軍偵察，給予她無限的勇氣，並保護她在戰場上脆弱的生命。

終戰後，她進入美軍集中營，千人針從戰爭的護身符，轉而成為思念家鄉的信物。1946年3月她終於得以返台，這是她離家5年後再度回到故土。然而，此時早已人事全非，街道上的太陽旗換成青天白日旗，送她千人針的遠藤先生，已隨著戰敗軍隊回日本。但黃玉緞為了感謝遠藤先生的千人針讓她度過戰爭艱難，持續不懈地找尋他的音訊。終於在2002年，透過日台交流協會聯繫上遠藤先生的女兒，並得知遠藤先生已於1950年逝世。2003年4月，遠藤先生的女兒來到台灣拜訪她，黃玉緞除將千人針感恩地交還，也講述自己與千人針的故事。遠藤先生的女兒回日本後，將千人針獻祭於父親墳前，並將照片寄給黃玉緞。終戰60年之後，她終於將珍貴的禮物奉還，因此她看著照片感動地流下眼淚。

從黃玉緞到吳平城的故事，可以看到作為戰火中的白衣天使，他們聆聽病人痛苦的呻吟，被賦予戰場上積極救援的任務。但當他們深陷疾病、戰火時，誰又來救贖她／他們？日記和千人針雖然是兩個看似平凡的物質，但卻是他們心靈的出口，除寄託思念、記錄實況，也賦予他們白衣天使外的一點人性，以及反思戰爭、恐懼死亡的權利。

《在東亞跨界流離的人生：老兵的臺灣史》，林玉茹、許蕙玟、許仟慈、楊雅蓉、郭立媛著，麥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