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聽到救護車接近的聲音，遠處傳來陣陣鳴笛。不一會兒，帳篷內就忙了起來，因為預料即將有大量傷病患事故，一下出現幾十人。有些戴著國際醫療隊（International Medical Corps）標誌的醫師聚集在入口，有些人身穿義大利非政府組織「緊急救援（EMERGENCY）」的紅襯衫，還有許多利比亞醫學院學生在推床旁待命。

檢傷分類帳篷內開始塞滿其他傷患。我擠進去了解他們如何處理腹部傷口⋯⋯一名男子胸部有槍傷，他仍在流血、驚魂未定，但意識清楚且還能說話。心肺復甦的要點之一是，若病人神志清醒又能說話，就有足夠的動脈壓供予大腦，只是血壓可能因出血而偏低。這位病人正在說話，胸部左上方靠近肩膀處有加壓包紮。胸部穿刺傷多半可以用胸腔引流管處理，而藉由引流管流出的血液，可判斷病人是否需要打開胸腔止血。胸部傷口出血大都會自行停止，絕大多數是因為肋骨骨折或肺部靜脈滲血。需要縫合動脈的情況極為罕見，果真如此，則通常發生於骨折肋骨下方的肋間動脈。若離開心臟的主要血管（如主動脈）遭到穿刺傷，患者通常還沒到醫院就死了。

我很清楚，第一時間應該用胸腔引流管處理傷口。然而不知為何，其中一位外科醫師表示，他想把病人送進手術室。我和麥克再度決定不插嘴，只跟他們前往手術室，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何事。

在外傷手術中，通常患者的身體姿勢是呈現十字形，雙臂展開與軀幹呈直角，好讓外科醫師得以針對胸腔、腹部和骨盆、手臂和腿部、頭部和頸部兩側動刀，鮮少會讓患者側躺。⋯⋯我愈來愈不滿意眼前的景象。只見這名男子側躺著，胸部左側有個很大的切口，但幾乎沒什麼出血。外科醫師伸手進去，只掏出約半公升的血塊。在滿是傷患的醫院，手術室的時間實屬寶貴，原本只要花上5分鐘放入引流管的手術，居然耗費了足足3小時。

後來，我又見到一位骨科醫師，同樣不是利比亞人，他在治療由高速槍傷引起的股骨骨折，方法是在股骨中段插入骨釘。這絕對是標準作業程序，前提是環境得像英國的醫院那樣乾乾淨淨。因使用金屬假體，凡是有細菌進入骨頭，都可能導致骨髓炎，即骨頭嚴重感染。受感染的骨頭若無法癒合，必須取出假體，可謂災難一場，而且死亡率也高。在嚴峻的環境與戰區，不但地方骯髒，又只有簡陋到不行的設備，進行外傷手術的基本原則就是絕對不能打內部固定骨釘。

這明明是外傷手術，卻不是由外傷外科醫師來進行。我很清楚，他們的決定、手術錯誤，完全誤解了戰地手術的本質。倍感憂心的我，前去找希克邁（Al-Hikma）醫院主任，遺憾的是，他對我非常敷衍，只說所有國際志工都在盡力救人，自己很感激他們的協助。

「你的看法我懂，」我說：「但我相信，如果你給我機會跟一些外科醫師談談，一定可以大幅提升傷患的存活率。」

但他就是聽不進去，只說希克邁沒有空間這麼做，我應該去附近的另一家醫院試試。

如今我十分確定，想要在利比亞做出真正的改變，或想在任何惡劣的環境中產生影響，我不能光是幫剛好出現在我面前的傷患開刀，畢竟這只幫得了一個人，但更大的目標是改善整個醫療體系。太多立意良善的醫療志工置身不熟悉的環境中，結果做出了錯誤的決定。我必須設法改變那裡所有外科醫師的工作方法，但該怎麼做呢？

有鑑於已遇到了一些改變的阻力，我知道這會是一場苦戰，但還是得放手一試。我聯絡了希克邁的院長，表示以後每天從中午開始，我會在阿巴德開設外傷知能培訓課程，歡迎他的員工和海外志工參加。我也說，若他們願意，我也很樂意討論他們經手的病例。

第二天，我找到阿巴德醫院的演講廳，架好了筆記型電腦。我看了一遍筆記，準備面對觀眾。想當然耳，沒有半個人來，接下來三天依舊如此。但到了第四天，來了一些醫學院學生，我很高興能跟他們說明完課程。後來消息傳開了──原來可以從這個帶筆電的奇怪英國佬身上，學到一些有用的東西。不出三個星期，演講廳內就坐滿了來自阿巴德和希克邁的外科醫師與學生。

醫院氣氛的轉變不難察覺。整體病例的管理逐漸改善，而看到當地外科醫師把新習得的知識付諸實踐，獲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令人感到非常欣慰。我相信，這就是未來──不僅僅是空降到戰區、拯救幾條人命後就返國，更是為了帶來貢獻，讓短暫共事的同行，更有能力應付當前難以脫身的局面。

我也學會一項重要道理：努力陪伴他人成長，盡可能展現圓融和謙虛。頻頻插嘴、頤指氣使幫不了任何人，必須建立關係和信任，等別人明白其實可能有更好的處理方式。

我在利比亞的教學經歷成了一個契機，促使我試著籌畫一套外傷手術必備知能的培訓課程，傳授相關知識給參與人道援助的外科醫師，包括在戰區與危難環境中所需的專業知能。我逐漸體認到，已開發國家的外科訓練日益專業化，而專業分工太細，可能會導致外科醫師無法再從事人道工作。他們根本缺乏必要的能力，無法治療戰地的各種外傷。

年復一年，歐美國家的醫療專業化愈發精細。現在有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專科醫師，以及專攻肝臟和胰臟等中腸器官的外科醫師。即使是我專攻的血管外科，英國都能細分成只做主動脈手術、下肢動脈手術或只處理靜脈的外科醫師。整型外科屬於非急性專科，是外傷手術重要的一環。骨科醫師可以改變先天畸形（如齶裂或唇裂）患者的未來，而相對簡單的骨科手術就能處理戰事導致的外傷，諸如修復大面積傷口或覆蓋外露的骨頭，有助治癒原本可能感染的傷口。猶記得初次看到患者暴露的脛骨上，覆蓋了身體另一部位移植來的肌肉時，我內心的衝擊難以言喻。

處理這類外傷的外科醫師也得有足夠信心，才能改掉因國內高明的技術調查養成的習慣，做出正確的臨床決定，若有必要就直接把傷患送進手術室。由於英國醫師深怕捲入官司，常常太過依賴調查結果，而不大重視臨床判斷能力。外傷手術必備知能課程一大主要目標，就是賦予學員信心。我們希望醫師能依自身觀察做出正確決定，然後鼓起勇氣劃下大切口，這通常是處理危及性命的外傷之必要條件。

從利比亞回到倫敦後，我在英國皇家外科學會參加了一系列會議，討論如何推廣前述課程的理念，最後催生了「嚴峻環境外科訓練（Surgical Training for Austere Environments, STAE）」這門課程，重點在教導外科醫師若缺乏電腦斷層掃描儀、X光機和其他先進設備支援時，如何處置戰爭和災難造成的外傷。而且，有時關鍵在於分辨何時不該用有限資源來進行手術。

在為期5天的密集課程中，外科醫師要學習如何治療人體每個部位和系統，範圍涵蓋腦出血、顱骨異物、面部骨折、頸部損傷（包括氣管問題）、胸部損傷（包括如何進行開胸手術）以及心肺損傷。接著，我們著眼於腹部和骨盆的所有手術，以及上下肢骨折的手術。我們也會教導如何旋轉皮膚和肌肉來修補手臂和腿部的傷口，這在處理嚴重戰事造成的外傷時，可謂至關重要的能力。課程最後是以婦產科作結，盼外科醫師能在偏遠地區獨力完成困難的剖腹產。

《醫者無懼：從中東戰區到非洲煙硝之地，行遍二十一世紀砲火最猛烈的戰場，外科醫生從事人道救援25年的生死故事》，大衛．諾特（David Nott）著，林步昇譯，麥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