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俐穎在《我所認識的新加坡：一位在地記者的參與及觀察》中，從一位社會行動者和獨立記者的經驗和視角，展現了新加坡光鮮亮麗面貌背後的現實。許多國外人士曉得的新加坡，是奢華的娛樂場所，不是可以自拍的金沙，就是聖淘沙、烏節路，還是海南雞飯、肉骨茶。不少外國政治人物經常說要效仿新加坡，或拿新加坡的所謂經濟表現來打臉政治對手。推廣脫歐的英國保守黨人物，稱擺脫了歐盟之後，英國可以成為泰晤士河畔的新加坡（Singapore on the Thames）。有時候還會見到台灣政治人物說：為什麼新加坡可以，某某城市或台灣不能？

其實外國人對新加坡有這樣的印象，一點都不稀奇。新加坡如其他國家和城市一樣，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新加坡對外的形象，經常是國家機器、對外宣傳和官方媒體推銷的結果。新加坡也有菁英階層甚至中產不但不願意讓別人曉得，連自己都可能不想見到的事實。

這本書的書名，是引用時任新加坡駐美大使米爾普里（Ashok Mirpuri）回應著者韓俐穎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刊登的評論時，所使用的一句話。韓在當時的文章中指出，時任美國總統的川普（Donald Trump），與新加坡在利用和推廣死刑，以及將「假新聞」的敘述武器化等行為上，似乎在互相學習。

這些幾乎見不得光的事情究竟是什麼？書中經由韓曾經參與過的行動，或報導過的事件凸顯了很多不同的例子。其中，在新加坡成功和富裕的背後，有很大一群低收入移工，人數約130多萬，占新加坡人口大概2成1。他們不但因為雇主要壓低成本，必須接受低工資，在勞工權益上也沒有很足的保障。這些低收入移工，替新加坡經濟提供大量廉價勞力，讓許多公司能夠提升利潤，也讓很多新加坡家庭能夠負擔看護家中兒童和長輩的開銷，還可以同時打理家務。其中一個案例是在前新加坡海軍總長、前樟宜機場集團董事長家中服務的印尼籍女傭帕蒂．利亞尼（Parti Liyani）。帕蒂因為得罪雇主而被栽贓偷竊，原本被判坐牢，但在新加坡移工協助團體的幫助下，好不容易上訴成功獲得清白和自由。不過在審理過程中，可以見到制度和執法人員對移工的偏見甚至歧視。

帕蒂算是比較幸運。有更多移工同樣缺乏保障，也只能默默承受不公的對待。還有許許多多的移工在工作時受了重傷，不但得不到賠償，還抱著傷被雇主強制遣返。有的還因為安全措施不足送上性命。更有一些移工，經歷的是被雇主亂扣薪資，被提供已經開始腐爛的伙食，每天需要搭乘缺乏安全配備的運貨卡車上下班。時不時，還會見到雇主虐待移工的案件。這些都還沒提到移工因為要來新加坡打工，經常在本國需要付出昂貴的仲介費，讓他們和家人欠了一身債。碰到這樣的事情，許多新加坡人的反應經常是很不以為然的：至少這些移工在新加坡的條件比在他們國內好，他們回去就會是有錢人。

韓俐穎在書中也提到新加坡的死刑制度。許多人認為新加坡犯罪率低，是因為有了嚴刑厲罰。因此，許多新加坡人也贊同死刑。不過沒有證據顯示死刑與新加坡犯罪率的直接關係。新加坡的犯罪率，多年來與同樣使用普通法制度，而早已廢除死刑的香港不相上下。新加坡的死刑犯，大多是因為運送和販賣毒品，也似乎主要來自低收入戶，自己沒有太多人生機會，而不是幕後的黑幫大佬或大老闆。這些因為毒品而被判死刑的人，給人的感覺或許是可以被報銷的生意成本。他們的死是否真的有嚇阻效應，很難以現有證據證實。

新加坡在2019年，因為長期執政的人民行動黨稱為了要面對不實訊息所帶來的挑戰，通過了《防止網路假訊息和網路操縱法》（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Act, POFMA）。在沒有訊息開放和自由條例的新加坡，POFMA給予政治任命的部長在不需要提供證據的情況下，有權力將任何他們認為是虛假和危害國家利益的資訊列為「不實訊息」，強制要求對方修正、甚至可以要社群媒體或網路服務平台刪文。不服從的懲罰包括高額罰款或監禁。雖然原則上可以上訴，不過整個司法過程相當漫長而昂貴。

至今，POFMA的使用，主要針對的對象是獨立媒體平台，或挑戰官方政策的民間組職。在COVID-19疫情高峰，有許多對於疫情來源、治療，甚至疫苗的不實訊息，但印象中似乎只有少部分受到POFMA管制。在俄羅斯2022年2月攻打烏克蘭之後，也有大量不實訊息在網路上到處蔓延，稱烏克蘭是納粹、在捏造死傷、或俄國動武是因為被北約擴張所迫，還推廣新加坡不應該對俄國進行經濟制裁。這一切都沒有受到POFMA管制。但是，這類型的訊息卻恰好是POFMA立法之前，官方強調要針對的威脅。

書中也討論到韓俐穎本身如何認識到新加坡國家暴力和長期未審監禁的歷史。新加坡從英殖民晚期到獨立前幾十年，都在冷戰的陰影下生存。在這樣的環境下，無論是英殖民政府、短暫的馬來西亞聯邦管治、還是獨立前後的人民行動黨政府，都對當地的共產黨進行打壓。除了長時間扣留之外，也有官方使用酷刑招供的傳言。到現在，因為資料不公開，一般新加坡人對這一段歷史仍然相當生疏。官方敘述也只是輕描淡寫，把當時受監禁的人士列為「威脅」、「共產黨」或「共產黨同路人」。這些人當中有多少是共產黨，有多少真正危害國安，還都仍未知曉。

韓俐穎在作為行動者和獨立記者的經歷中，時常會為了以上議題進行動員或追蹤報導。這在一方面很自然引來新加坡執法單位和法律上的關切。另一方面，也使當權的政治人物和一些民眾，把她視為「賣國」的「叛徒」。這樣的批評，在一次韓俐穎與一群新加坡行動者和獨立記者，與當時剛剛再次上任的90歲馬來西亞首相馬哈地（Mahathir Mohamad）會面後，特別強烈。當時訪問團中的成員覃炳鑫博士向馬哈地表示，希望在馬來西亞2018年經過民選推翻長年獨大的國陣聯盟後，能給予東南亞民主一些啟發。

新加坡當權者與民眾對韓俐穎等人公開指責，甚至辱罵。這一系列舉動，其實揭發了新加坡社會和政治的脆弱和易碎性。不少新加坡當權者和民眾，很不習慣面對異議，更無法承受公開批評，難以用心平氣和、就事論事的方式做出回應。經常把批評者或對手混淆成敵人或仇家，以報復性或仇恨的方式進行反擊。在這些人眼裡，最適合提出異議的時候，是在不公開的閉門場合。一方面當權者更容易掌握之後的敘事或讓人遺忘，另一方面可以選擇性地邀請對話者，避開自己不希望聽到或不喜歡的言論，還可以把對方分化成可以接受的「好」異議者，和無法容忍而需要被去除的「壞」異議者。

《我所認識的新加坡》透過韓俐穎的個人經驗、長期細心觀察以及細膩的描述，將新加坡不同的面貌介紹給讀者。韓俐穎的書寫，能讓人重新認識到新加坡，也讓讀者更瞭解新加坡成功背後的一些成本。除了新加坡以外，希望認識威權控制手法的讀者，也可以從書中得到不少回饋和反思。在21世紀的第三個10年，世界上聽到許多質疑民主、崇拜威權的聲音，問民主是否能當飯吃，有機會發財就足夠了。民主雖然無法解決一切問題，不過在威權統治下，即便再軟性的威權，欣欣向榮背後，也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韓俐穎提醒讀者，在這樣的時刻，關鍵是如何去辨識和理解這樣的現象。

《我所認識的新加坡：一位在地記者的參與及觀察》，韓俐穎（Kirsten Han）著，閻紀宇譯，春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