擬定中國政策時，民主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必須理解中國共產黨（見本書第2章）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溝通方式。中國共產黨主張歐洲是戰略夥伴，而中國無意挑起與美國之間的爭端對立，反而希望與美國合作（見本書第8章）。想要有效地評估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可以相信至何種程度，我們必須回顧中國共產黨的特質及其態度行為模式。雖然有些內容已經在本書稍早的篇幅中討論過，但為了制定正確的政策，確實值得概要描述中國共產黨的特質。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顯示，在脆弱且需要幫助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會提出誘人的承諾。但是，只要中國共產黨變得強大，就會打破承諾。

例如，在1945年，中國共產黨掌權的4年之前，毛澤東曾經承諾中國共產黨將建立和美國相同的自由民主社會。但是，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掌權之後，迅速地用極權統治將中國打造為最壓迫的社會之一。在1956年的「百花齊放」運動中，中國共產黨曾經短暫允許言論自由，但只是為了找出異議人士，並且在隨後進行的「反右運動」中迫害異議人士。

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時，中國共產黨曾經承諾香港人民「一國兩制」，而且在未來50年內保持高度的自主性。2020年，中國在香港實施新通過的《國家安全法》，奪走當初承諾的香港自主。2020年，中國共產黨在北京郊區的香堂村拆毀大量房子，造成許多房屋主人無家可歸。在數十年之前，中國共產黨鼓勵並且同意這些房屋主人建屋，當時，香堂村區域很貧困，非常需要投資。時至今日，建造房屋的土地價值大幅上漲，中國共產黨想要奪回。

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主張「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全面依法治國不是要削弱黨的領導，而是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黨領導立法」。中國共產黨的法律是統治的工具，可以視為「依法統治」而不是「法治」。正如美國司法部副部長羅德．羅森斯坦（Rod Rosenstein）所說，在中國，「法律是國家權力的工具，統治者用於維持控制和鎮壓異議的機制。」

中國共產黨用投機的方式選擇性地使用法律。2018年，華為的財務長孟晚舟在加拿大遭到有關當局的逮捕，美國因為孟晚舟侵犯美國法律，要求加拿大政府逮捕孟晚舟。為了報復這次的逮捕事件，即使這次逮捕完全符合加拿大的法律規範，中國依然恣意在中國境內逮捕2名加拿大公民，將另外一位加拿大公民的刑責從15年刑期改為死刑，限制加拿大貨物進口至中國，並且發布加拿大旅遊禁令。這些行動都沒有獲得中國成文法律的支持。

對於勢力的崇拜以及將勢力等同於政治權力，深刻地根植在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和實踐之中。毛澤東有一句名言：「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中國共產黨幾乎完全不相信理性溝通、公平，或者遵守規則。1966年，官方報紙《人民日報》主張，「最中心的是政權。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中國共產黨將勢力權力崇拜應用至國際事務，不在乎誰是對的，只在乎誰是有權的。

在孟晚舟的案例中，美國是孟晚舟遭到逮捕的原因，但中國共產黨選擇報復加拿大，因為加拿大的權力遠遠小於美國。胡錫進曾經寫過澳洲這種小地方如何有勇氣批評中國：「我感覺它（澳洲）有點像黏在中國鞋底上的嚼過的口香糖。」中國駐瑞典大使桂從友是一位知名的「戰狼」，他主張瑞典批評中國就像一位48公斤級的拳擊手挑戰一位86公斤級的拳擊手。

2011年，中國公開一份白皮書，內容主張：「中國的核心利益包括：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永續發展的基本保障。」

如果我們根據中國共產黨維持絕對統治的終極目標（見本書第2章），仔細解析以上的詞彙和語句，就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的優先目標如下。首要目標是社會穩定，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來說，社會穩定最為重要；其次是經濟發展，對於中國共產黨擁有必要的資源以及獲得統治正當性來說，經濟發展非常關鍵。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攸關生存，所以是最重要的兩個優先目標。在國際上，確保關於台灣、西藏、新疆、香港，以及澳門等議題屬於中國內政的範圍也有高度的優先性。其次則是在全球擴張中國的影響力。

理解中國共產黨的優先目標，可以協助民主國家更有效地推動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要求，讓中共做出有意義的改變。民主國家的批評大都集中在中國共產黨的人權問題，希望藉此向中共施壓，改善人權問題。然而，人權問題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優先目標，中共似乎不在乎人權問題，導致國際批評大都變得毫無效果。儘管國際社群嚴重譴責，中國共產黨依然囚禁異議人士，鎮壓香港的民主運動，在實施《國家安全法》。在另一方面，使用經濟制裁手段，引導中國共產黨做出必要的改變是更有成效的方法，正如在美中貿易戰時，中國共產黨非常專注而且快速回應。

近年來的發展見證了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和國際事務上採取更為強烈的立場。在中國，批評黨或者只是說出真相的人被判刑入獄。在2020年初報導武漢爆發新冠肺炎的記者張展，於同年12月被判入獄4年。在國際上，中國共產黨更為頻繁地使用強制外交手段。習近平在2012年獲得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大權之後，這種趨勢隨之出現。

許多分析家將中國共產黨在國內更為壓迫、在國際上更為侵略的政策歸因於習近平的性格。他們相信，只要被視為獨裁專制派的習近平下台之後，中國共產黨可能會轉向更為自由、溫和的政策。我認為這種觀點是錯的。我在這本書提出的觀點主張，基於中國共產黨的本質、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以及目標，中國共產黨用於統治中國以及進行全球擴張的方式符合其思維，而且是必然的結果，與誰擔任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無關。

「中國舉國大公司」是中國共產黨的發明，最適合達成其目標。鄧小平對於黨的處方「隱藏野心，收起爪子」暗示了，一旦中國共產黨有足夠的實力，就會實現其野心，展現其爪子。中國共產黨內部從來不曾質疑鄧小平的處方和意義；唯一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何時準備好展現爪子。有一些黨內人士認為習近平過於倉卒地露出爪子。民主國家不該希望或期待中國共產黨會在習近平下台之後改變方向。國內壓迫和國際侵略政策不只建構在其政治經濟制度之中，也符合中國共產黨的最佳利益。隨著中國舉國大公司實力更為強大，這種政策也會更為顯著──無論誰是中國共產黨之首。

目前，所有的民主國家都有防備其科技遭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利用的政策。為了執行這個防衛政策，民主國家非常努力地分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成員，禁止他們在民主國家的學術研究機構就讀或從事研究。民主國家也區分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有關係的中國大學和企業公司，禁止民主國家的企業公司與相關的中國實體進行商業往來。

然而，從中國舉國大公司的觀點來看，民主國家的方法可能無法成功保護其科技被中國人民解放軍利用。中國舉國大公司能夠輕而易舉地重新指派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沒有明確關係的其他員工與實體，與民主國家進行市場交換，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達成相同的目標──也就是達成中國共產黨的目標。

擁有全球最龐大的人口（14.4億）以及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根據購買力平價調整之後為23兆美元），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已經扭曲，而且有利於中國。正如《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一篇報導所說，「中國強大的經濟實力代表大多數的國家都沒有能力過於強硬的回應。」除此之外，中國共產黨控制進入中國市場的大門，並且明確地表示，唯有他們選擇的少數外國企業公司能夠進入中國。如果外國政府過於批評中國共產黨，就會失去與中國商業往來的特權。這種戰略讓中國共產黨可以妥善地嚇阻來自其他國家的批評。

我在戰略課堂上使用的一種紙牌遊戲，能夠說明這個重點。我拿著26張黑色紙牌，並且將26張紅色紙牌發給26名學生。紅色紙牌只要能夠與黑色紙牌配成一組，就代表成交，價值100美元，未達成配對的牌則是沒有價值。根據這個規則，每個學生都會來和我討論如何瓜分100美元的價值。由於26張紅色紙牌可以與26張黑色紙牌配對，而沒有配對的紙牌沒有任何價值，對於學生來說如此，對於我來說也是如此，所以學生的談判議價權力與我相同。此外，也可以合理地假設，我和學生應該會平等地分配100美元的收益。但是，我發完牌之後，先丟掉兩張黑牌，再開始與學生進行協商談判（也就是說，學生現在有26張紅牌，能夠配對的只有24張黑牌）。學生知道有2個人無法配對成功之後，絕望地向我提出各種提議。在眾多提議中，我只會同意讓學生獲得1美元，我自己則是得到了獅子大開口的份額，也就是99美元！

這個遊戲就是中國政府與《財星》評比前500大企業（Fortune 500）、其他有影響力的人物和實體，包括外國政府在內所玩的遊戲。

許多企業公司和外國政府非常想要贏得中國提供的機會，但只有一個中國大公司，等同於我在紙牌遊戲中，公開丟掉幾張紙牌。所有的外國政治人物和執行長爭相取悅中國政府，就是為了贏得與中國舉國大公司從事商業往來的機會；結果導致在這個「與中國做生意」的遊戲中，中國黨國將全國上下作為人質，挑撥外國的學術界、政治人物、政府、企業，以及國際組織的成員攻擊彼此。每個外國企業和政府，都想要藉由與其他國家削價競爭，與中國共產黨達成協議，讓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結果是所有的外國企業和政府都陷入更惡劣的處境。他們要如何在這場遊戲中改善自己的位置？

在課堂上，我問學生相同的問題：他們要如何打敗遊戲中的莊家？他們終究明白，26位學生必須團結一致，共同與老師議價。這也是民主國家面對中國時應該做的事情。如果民主國家可以一致行動面對中國，不只能夠在遊戲中獲得更好的結果，也可以成功推動中國改革。

2020年，全球主要的民主國家成立「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 Allianceon China, IPAC），目標是「合作改革民主國家接觸中國的方式」。聯盟有來自19個國家的議員或國會成員，一共有超過100名立法者。2020年，中國共產黨使用經濟制裁針對澳洲進行報復時（見本書第7章），IPAC呼籲與澳洲人民團結，推動購買澳洲酒品的全球運動。IPAC是一個激勵人心的起點，讓民主國家的立法者能夠團結合作，民主國家政府的行政部門也應該建立一個聯盟。2020年的一份報告表示，「美國現任與過去的貿易代表建議總統當選人拜登（Joe Biden）應該採取強硬的對中立場，整合所有的盟友，並且加入泛太平洋合作聯盟。」

這種聯盟面對的一個主要挑戰，就是成員國家可能會透過私下與中國共產黨達成協議，破壞集體行動。聯盟要如何有效約束這種行為？政治經濟學家尚─菲利普．普拉托（Jean-Philippe Platteau）從賽局理論的觀點，提出維持「普遍化道德」的條件。對於普拉托而言，普遍化的道德是維持社會公共秩序的必要條件。他列出的條件可以應用至我們討論的民主國家聯盟。以下是普拉托列出的條件，為了適應於民主國家聯盟，我做了對應的修改：

正如第8章所示，在政治上、經濟上，以及社會上，比起民主國家對於中國的需要，中國對於民主國家的需要程度更高。

民主國家面對中國時擁有更大的談判權力，因此，民主國家可以也應該堅定立場，要求中國改革。

假設民主國家確實可以建立一個聯盟，其主要的政策目標是什麼？換言之，民主國家聯盟希望中國走向何種道路？以下是一些可能的目標：

以法治作為基礎，將民主視為理念，則選項（1）是最好的，選項（2）則是次佳。兩者都比現況更好。不過，由於中國沒有實質存在的反對黨，中國共產黨內部幾乎沒有動力追求選項（1）或（2）；唯一能夠推動中國共產黨做出這種改革的動力，就只有民主國家建立團結的聯盟要求中國共產黨。

正如過去的經驗所示，如果有一個民主國家要求中國共產黨進行改革，中國共產黨就會用強制外交手段進行報復，其中包括經濟和非經濟的制裁。這種報復手段可以嚴重地傷害一個民主國家，例如第8章的討論。但是，如果主要民主國家能夠採取統一的反制措施對抗中國共產黨的報復，後者常用的戰略就不會繼續成功，反而會讓中國承受更多的傷害。

為了採取團結一致的策略，民主國家應該遵守「以牙還牙」戰略，用合適的懲罰措施回應，方能有效地向中國共產黨施壓，要求中國共產黨做出民主國家想要的改變，而民主國家也必須做好準備與中國完全脫鉤。如果主要民主國家可以保持高度團結，採取一致的行動，就不需要與中國真正脫鉤，才能要求中國共產黨採取實質有意義的政治步驟，將中國變得更為開放自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願意與中國脫鉤就是「可信的威脅」，也是擁有完整意願與明確能力實現脫鉤之民主國家的務實選項。

根據這個分析，我認為推動中國共產黨進行法治改革的有效戰略是「以牙還牙與脫鉤戰略」。從賽局理論的觀點來看，要求中國共產黨進行必要改革的可能結果，在第一階段，民主國家要求中國共產黨進行前者想要的改革，中國共產黨拒絕，並且實施報復措施；在第二階段，民主國家增加施壓力道，開始進行與中國脫鉤步驟，中國變得更為孤立；在第三階段，中國共產黨了解民主國家確實要與中國脫鉤，進行建立法治的實質改革。

以牙還牙與脫鉤戰略將會引發跨國公司和華爾街投資人的不滿，他們已經與中國共產黨有深刻關係，在中國賺錢。但是，推動中國共產黨進行實質的改革，才能符合他們最佳的長期利益，因為他們的中國獲利奠基於賄賂、腐敗，以及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意願。他們在中國的市場和財產權沒有安全的保障。唯有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遵守法治，才能達成長久穩定的安全保障與獲利。

正如第8章所示，中國和民主國家之間的貿易制裁手段，也會傷害民主國家。但這種傷害只是暫時的。長期而言，民主國家可以進行調整，情況將會比維持現狀更好。即使民主國家無法成功強迫中國遵守規則，在最差的情況下，脫鉤也會向民主國家的系統提供更多保護，免於受到中國共產黨的侵蝕。如果脫鉤確實發生了，可能的結果是中國將會與發展中同心國家形成自己的貿易集團。但是，因為獨裁政權的掠奪者本質，這種集團不太可能互惠互利。

我們應該在此強調，願意與中國脫鉤，並不是為了脫鉤本身。脫鉤並不是目標，而是一種「可信的威脅」或有效的方法，讓所有的民主國家都能夠達成讓中國遵守法治規則的目標。

對於跨國大型企業和商業執行高層而言，本書提供了重要的基礎資訊，關於中國、中國共產黨、中國依賴關係為本監管、中國舉國大公司的優勢和弱勢，以及中國的強制外交。對於在中國經商的投資人和企業執行高層來說，對於中國共產黨有良好的理解，其重要性必須一再強調。

商業界的執行高層思考長期的戰略時應該明白，由於中國共產黨和民主國家之間的意識形態有著不可調節的差異、中國共產黨的擴張戰略，以及中國舉國大公司的崛起，民主國家和中國之間的摩擦紛爭可能會變得更惡劣，從長期的角度來說，則是必然會變得惡劣。無須贅言，這種不樂觀的前景要求商業執行高層必須依照消費和供應的多元化進行相對應的計畫，並且建立替代的生產地。

中國舉國大公司的觀點認為，面對中國企業的跨國企業必須知道，中國企業是中國舉國大公司的子單位。相較於民主國家的企業公司，中國企業的自主性較少，同時，也在財務、技術，以及政治上，獲得更多的國家幫助。在面對外國企業的商業往來中，中國企業的行為可能也是代表了中國政府。中國企業的營運目標不是根據自身企業公司的經濟效益和利潤的最大化，而是根據中國舉國大公司的整體戰略。

與中國企業進行商業往來時，跨國公司的執行高層必須考慮上述提到的中國企業特質。作為審慎的戰略習慣，跨國企業應該嚴密注意中國政府的政策，將相關政策視為中國舉國大公司的戰略意圖，而這種戰略意圖將影響跨國企業可能面對的中國企業營運方式。

我們在第6章回顧的案例，應該可以作為警訊，提醒正要進入中國市場的跨國企業。跨國企業必須知道，他們的技術可以被複製，可能會在中國國內市場用於對付跨國公司，正如高速鐵路的例子。跨國企業在中國國內市場的對手也許會獲得國家的保護和補助，例如中國國內電動車電池市場的製造商寧德時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見本書第6章）。

在投資、行銷、人力資源管理，以及資訊和通訊管理等層面上，對於面對中國的企業公司來說，「法制為本」監管與「關係為本」監管的分析架構有幾個重要意義。以下是我提出的警訊和建議。

一、不要從字面意義理解中國的成文法律

關係為本監管觀點的一個重點就是，不應該用字面意義理解中國的成文法律和管制措施。執法的程度以及執法的公平程度，在不同中國的法律之間有著非常大的變化差距。跨國企業必須明白此事，並且縝密地留意這個問題。

二、直接與間接投資

三、對於工作關係的不同期待

與當地員工互動的跨國公司管理人必須知道，來自法制為本國家（民主國家）的人們，以及來自關係為本國家（中國）的人們，對於工作關係有不同的認知。以法制為本的跨國企業管理人通常將員工視為公司的手臂，希望當地員工可以「立刻投入」。

四、仰賴關係為本就像雙面刃

對於進入中國市場的外國參與者而言（例如外國企業或外國商人），建立並且深入耕耘可信任的關係非常重要。外國參與者應該藉此理解兩個警訊：

1990年代初期，麥當勞透過關係，在北京取得精華地段，卻發現香港商人李嘉誠有更強大的關係，於是麥當勞的地段因為李嘉誠的房地產開發計畫而遭到收回。

2004年，中國政府當局要求中國雅虎提供一位記者師濤的個人資料，師濤使用雅虎的電子郵件，將相關資訊送到國外。中國政府利用相關資訊判處師濤10年徒刑。雅虎的行為讓美國非常憤怒。美國國會傳喚雅虎的執行長楊致遠，國會議員湯姆．蘭托斯（Tom Lantos）斥責楊致遠與雅虎，「在技術上和金融上，你們是巨人，但在道德上，你們是侏儒！」楊致遠為雅虎的行為致歉，承諾會照顧受害者的家人。但是，楊致遠也提出以下的回應：

由於政府擁有龐大的能力，我們相信政府扮演一個重要的獨立運作角色，與其他政府和國際機構合作，也和企業公司合作⋯⋯政府——透過貿易關係、雙邊和多邊的論壇交流，以及其他的外交途徑——應該是一股強大的力量，可以創造一種全球環境，在這個全球環境中，網路自由是優先目標，人們不會因為在網路上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而入獄。

楊致遠提到了一個重點。雅虎是一間私人公司，沒有能力與中國政府對抗；雅虎需要祖國政府──美國政府──的支持和積極介入，才能夠對抗中國政府侵犯人權的行為。自從楊致遠提出這個評論之後，已經過了13年，但美國政府依然沒有在支持企業公司面對中國以國家方式侵犯人權或公平交易上，取得實質的進展。

過去數年來，好萊塢的電影製作人都在刪減或者修改電影內容，才能通過中國共產黨宣傳部的審查。美國政府同樣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對抗中國共產黨的審查，反而斥責好萊塢的製作人。2020年，美國檢察總長威廉．巴爾評論道，「好萊塢現在定期審查自己的電影，取悅中國共產黨。」縱然巴爾在這個重要議題上對於好萊塢的批判是正確的，也是必要的，但他和民主國家的政策制定者應該明白，例如航空公司和電影製作公司等私人企業根本無法獨自對抗外國政府，特別是全球最強大且最壓迫的政府之一。民主國家的政府應該鼓勵企業公司起身對抗外國政府不公平且不符合人道精神的行為，但它們──民主國家的政府本身──也應該採取國家行動，修正外國政府的錯誤行動。

同樣地，跨國企業應該與自身國家的政府緊密合作，共同處理對中關係。中國舉國大公司的優勢衍生自全球最強大且最有資源的政府，且獲得這個政府的支持，而法律無法約束中國政府。唯有其他國家的政府行動可以處理中國的政府行動。來自民主國家的企業如果在中國遇到問題，不能遵守中國的黨國建議，尋求檯面下的處理方式或者保持緘默，那就應該尋求國家政府和國際社群的協助。

《中國大公司：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竟為世界帶來威脅與挑戰！》，李少民著，林曉欽譯，今周刊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