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延平學院就讀的學生，多數是有工作的社會人士，其中有小學校長、長官公署官吏、公司主管、學校教員等等，大家都十分珍惜再度進修的機會，求知欲旺盛、出席踴躍，甚至有台大學生會來旁聽，教室座位往往不敷使用，晚到的人只好站在走廊上聽課。彰化銀行霧峰出張所主任戴明敦也向董事長林獻堂商量，想要報考延平大學，希望轉任到台北支店。

從各報對延平學院的密集報導，顯示該校受到社會各界的歡迎與重視。1946年底《台灣新生報》報導：

私立延平學院，自開辦以來，頗引起各界注意及熱烈援助，該校自10月上課迄今，將近3個月，成績甚有可觀，學生多半家貧失學之青年，今得受教育之機會，每夜不辭勞苦，不怕寒風踴躍上課，教授亦不拘薪金之多少，犧牲前來服務。頃聞該院院長朱昭陽氏及常務校董劉明氏，因謀該校規模之擴大，及擬設工商學院起見，特到台中方面與各界人士交換意見，熱望各界予以特別援助。

1947年元月中旬，新聞媒體又報導了延平學院將舉行插班考試的消息。

自延平學院開學後，院長朱昭陽大約每個月一次定期向董事長林獻堂報告學校運作狀況。延平學院大受歡迎，有擴校之議，必須加緊爭取官方同意立案。1947年2月17日上午，朱昭陽同林獻堂到工商銀行拜訪黃朝琴，並一同會見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商借第三高女校舍作為延平學院之用。陳儀認為延平只有法律與經濟兩科，絕對得不到教育部准許設立大學，宜改為商業專門學院為妥；他也未允諾提供第三高女作為校舍，表示校舍問題俟再斟酌然後決定。20日，長官公署教育處為延平學院立案申請問題舉行了座談會，出席者有教育處主祕梁翼鎬、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延平學院院長朱昭陽、常董游彌堅、劉明、黃朝琴與董事長林獻堂，會議結論仍是，延平學院非有校舍，不得受立案許可，並約定必須在8月完成校舍。

儘管延平學院頗受社會歡迎，準備擴大規模再增設工、商兩學院，逐步朝綜合性大學邁進。但從延平學院林獻堂、朱昭陽等人與官方商議的情形可知，行政長官陳儀對延平學院態度冷淡，他無視於法律、經濟為主的該校正欲增建工、商兩學院，卻以教育部的大學設立規範建議該校退縮為「商業專門學院」；也無意積極協助校舍問題，而是要求該校限期完成校舍興建方能正式立案。

1947年元月底，學校開始放寒假。賴永祥先生指出，大約是2月23、24日，台北市長游彌堅邀請朱昭陽、宋進英、張冬芳和他一起到過去圓山動物園、大約今天士林一帶看了一片土地，如果合意，可以在那裡蓋校舍。沒想到，幾天後就爆發了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有如星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當時延平學院已放寒假，大部分學生都已回家，院長朱昭陽因母親過世、返回板橋奔喪，他認為學校師生並非組織性地參加事件。

依據相關人士口述回憶，事件中確實有延平學院學生參與了抗爭。延平學院學生徐世通指出，事件發生之後的3月1日，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要求學生出面維持治安。2日上午10時，台灣大學、延平學院、法商學院、師範學院及各中等學校學生聚集在中山堂，舉行學生大會，要求政治民主、教育自由，並討論組織學生，協助維持治安。3日，警備總部所安排的忠義服務隊成立，由許德輝任總隊長、廖德雄為副總隊長。4日下午忠義服務隊在北署開會，據開南商工學生、忠義服務隊副隊長廖德雄指出，該服務隊各組副組長由學生代表擔任，其中總務組副組長是延平學院的李日富、治安組副組長是成功中學的游英、糾察組副組長是開南商工的高德貴，廖德雄兼糧食組長。學生隊成員來自開南商工、台北工業學校、法商學院、成功中學、泰北中學、建國中學等，約1,600人，延平學院人不多，只有大約十幾人。

但根據左翼人士回憶，中共地下黨策劃利用事件，著手組織學生軍、採取武裝行動。台大法商學院的陳炳基指出2月28日在延平學院召開學生代表會議，3月4日又在延平學院討論了武裝計畫，但最後武裝行動因為武器與接應沒有著落，計畫遂沒有付諸實行。延平學院的葉紀東則說，中共地下黨指派當過日軍砲兵的李中志作為台北地區武裝起義總指揮，郭琇琮為副總指揮，於3月4日提出作戰計畫，將動員來的學生分為三個大隊：第一大隊在建中集結，由陳炳基帶領；第二中隊在師範學院集結，由郭琇琮帶領；第三大隊在台大集結，由李中志帶領。各校負責人是：台大楊建基（楊廷椅）、師院陳金木（目）、法商學院陳炳基、延平學院葉紀東，作戰計畫原本打算進攻景尾、馬場町軍火庫，再奪取軍憲警據點，最後會攻長官公署，但因入夜後大雨不止，加上桃園方面武器供應未到，致使計畫胎死腹中。根據他們的說法，延平學院似乎成了左翼人士抗爭的基地之一。

然而有關二二八事件中台北地區學生武裝行動之說，實情至今仍相當隱晦不明。葉紀東、陳炳基口述回憶中指證歷歷的武裝計畫台大學生隊負責人是楊建基，但楊建基本人卻對此事一無所知。楊建基接受筆者專訪時表示，從日本返台後，他就任職於劉明擔任主任委員的石炭調整委員會，一來並非台大學生，二來也不認識葉紀東、陳炳基等人。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在家中，並未參與任何行動，完全不知此種說法從何而來，如果他真的參與了二二八事件，並列名左派隊伍中，不可能在白色恐怖時期還能全身而退。楊建基也認為，《沉屍．流亡．二二八》一書中葉紀東、陳炳基等人所說的內容極為雷同，不排除是事後統一的說詞，互為引述。其次，延平學院是否成為學生集會地點之說，筆者也持保留看法，因為被陳炳基指為參與該兩次延平會議的葉紀東，其口述回憶中卻完全沒有提到相關訊息。

更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青年學生出面維持治安，有明顯被動員的跡象。包括台北市長游彌堅、忠義服務隊總隊長許德輝都幾度要求、催促青年學生盡快出動、組織團體、維持治安。延平學院董事劉明因受到台北市警察局長陳松堅之請，動員延平學院與開南商工學生分守各警察派出所；從劉明的角度看，出動延平學生是在協助政府維持治安，他在事件後告訴朱昭陽，有8、90個延平學院學生出來保護派出所、維持社會秩序。

當局催促與動員學生出面，卻在事後指稱學生參與叛亂，誠為可怪之事，原來其中牽涉到情治機關藉機擴大事端、權謀算計，再降罪給青年學生。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中指出，軍統利用線民許德輝主導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之忠義服務隊，《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則進一步指出軍統局的「擒賊擒王」之策。近年出土的國家安全局檔案也證實了這項看法，忠義服務隊總隊長許德輝呈毛人鳳的〈台灣二二八事變反間工作報告書〉中陳述，「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蔣渭川、延平大學校董劉明，因見台北治安日形恢復，深恐此勢削平於彼叛逆不利，即於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中唆使台灣大學及台北各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計15單位1,200名，組織學生治安隊。」國防部保密局（按：軍統局改組）報告則指出，「延大校董劉明、國民參政員陳逸松亦因鑑於忠義服務隊已盡力恢復全市秩序，為蔓延亂態，亦發動15校中等以上全體學生罷課，參與叛亂，與蔣渭川、蔣時欽所組織之學生聯盟及學生治安隊混合滋亂，搶劫倉庫、劫奪武器，無所不為，使與忠義服務隊魚目混珠，以遂其反叛陰謀。」二二八事件中延平學院董事劉明應台北市警局、忠義服務隊要求動員學生協助維護治安，事件後卻反遭情治機關指控劉明利用學生作亂，恐怕是劉明與學生都意想不到的事。

二二八事件後，情治機關製作〈二二八事變叛逆名冊〉，其中延平學院學生僅有「陳榮乾」一人被列入名冊。此人被指為擔任「學生隊代表」之「逆職」，「罪行」是「煽動暴動、自任延平學院學生代表參加處委會」。根據當時參與中山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會議之延平學院學生徐世通表示，他因「某人士」之提醒，出席中山堂會議時都用「假名」。因此，「陳榮乾」可能即為徐世通。

3月9日凌晨國民政府援軍進入台北。控制局面後，軍隊開進延平學院，以發現學校藏有武器與「興華共和國」旗幟為由，下令學校停辦。但是朱昭陽指出，當時學校並無軍訓科目，何來武器？對「興華共和國」旗幟從何而來，也無法理解。他認為這些都是可笑的栽贓式的罪名，只是要延平學院停辦的藉口而已。

3月21日，《台灣新生報》報頭旁刊登了一則醒目的新聞：

私立延平學院，頃由台省警備總部予以封閉。該部布告稱：「延平學院辦理不善，且未奉准立案，『二．二八』事變中並有一部分員生參加叛亂，殊屬不法，應予封閉。」又悉：某部曾在該院查出手榴彈70餘枚，軍用汽油5大桶。

依據新聞報導來看，警備總部封閉延平學院的理由有三：辦理不善、未奉准立案、部分員生參與二二八事件。但如前文所述，延平學院自開辦以來受到社會各界的歡迎，學生熱烈報考，校務蒸蒸日上，甚至準備擴充規模，辦理不善之說顯然不成立。其次，二二八事件前，延平學院高層已與教育處有所協議，將在8月前完成校舍，以俾符合申請要件，並且已著手尋覓校地，在期限截止之前，第二個理由也有些勉強。那麼，第三個理由，延平學院學生參與二二八事件會是學校被關閉的主要原因嗎？

從近年新出土的情治機關密報中，可以窺見特務與線民長期監視延平學院，及他們眼中的延平學院學生參與二二八事件情形：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的行動：（一）該校學生開會數次，組織學生隊參加治安服務隊，為詞演講激烈，且都用日語宣講，又散發傳單罵國軍為「豚軍」，但是會後沒有結果而得團結。聽說最後組織一隊，只有30多名參加而已，此隊為「本科一年B組組代表」（姓名不詳待查）為隊長，參加叛徒暴動，其他學生尚沒有積極行動。（二）教員中宋教務主任進英看見學生累次開會，甚抱不平，曾從中勸告學生不要參加政治，但是未能勸阻學生，朱校長亦不能阻止，放任他們煽動演講，學生自治會監督者為宋進英和林迺敏（國立台灣大學先修班教授兼救濟總署辦事員），學生活動情形宋、林二人均知甚詳。（括弧內文字為原文，標點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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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平學院有1,000多名學生的規模，但刻正處於寒假中。依據情治關密報，有30多人參加治安服務隊，情況並非特別嚴重；並指出宋進英與朱昭陽都曾試圖阻止學生參與事件，但無效果。依此而言，學生參與二二八事件抗爭，學校已盡勸阻之責，以此作為關閉學校的理由，未免過於牽強。

何況，前文已指出，情治機關的報告中認為延平學院校董劉明與國民參政員陳逸松主導、動員學生組織治安隊伍。但奇妙的是，動員學生的劉、陳二人在事件後非但未被逮捕、追究，劉明還被列入省政府委員推薦名單中。如此一來，主導學生參與事件者並未被追究，被動員的學校反而必須關閉，似乎缺乏足夠的說服力；更有甚者，二二八事件中台北市各校學生多有參與，卻只有延平學院被關閉，更顯出此事的不尋常。

筆者認為，當局關閉延平學院另有考量，情治人員以下的密報內容，提供了重要線索：

查台北延平學院之設立，尚未經教育部許可立案，現有學生總數1,100名左右。因資金不夠，兼任教員之津貼極為微少，講課每小時津貼僅120元台幣而已。因此，外省籍教員收入不能維持日費，僅留2、3名，其他講師皆為本省人，尤以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生占大多數。校長朱昭陽、教務主任宋進英、訓導主任曹欽源，均係帝大生。即該校校務委員十數名中，除1、2名外，亦為東京帝大出身者，故延平學院有東京帝大閥的稱呼。⋯⋯學生教員思想之動向：延平學院未得立案，雖經校長等努力向本省教育處請求幫忙，但沒有結果，學生們看此情形甚為灰心，但其中有過激分子發出傳單，鼓勵學生團結，請求立案，否則鼓動風潮，此舉受學校當局勸導始得平靜。該校教員20餘名中，專任教授僅有4、5名，其他皆為國立台灣大學或其他學校教授兼任，資格學力雖甚豐富，但是國語國文甚為欠缺，而且大多數不知祖國情形，因此對祖國觀念可稱微薄。該校因係夜學學生中以有職業而來苦學者占多數，年齡比較高，學歷不能稱好，可以說大多數都是失學者而來集中者，其中小〔少〕數為外省籍學生，可是言語不能通達，出席聽講者更小〔少〕數。對本省籍學生如無國內良好教師指導，難使他們受得真正祖國精神與文化。（標點為筆者所加）

這則密報內容透露了兩點重要訊息：第一，情治機關早已密切監視延平學院師生、教學與平日運作情形。部分延平學院學生也指出，儘管學校師長並未在課堂上批評時政，校內也未有不滿政府言論，但卻早已察覺學校受到當局特別關注，線民、職業學生潛伏在課堂上蒐集情資，平日格外謹言慎行。第二，在當局的眼中，延平學院師生的省籍色彩與「祖國意識」令其深感憂慮。密報中對於延平學院師資與學生多數是本省人的現象多所著墨，以該校校長、教員多為東京帝大出身，稱之為「東京帝大閥」，並且認為他們國語國文能力低落、祖國觀念薄弱，又因學生與教員中只有少數外省人，擔憂學生無法接觸真正的祖國精神與文化。

戰後國民政府剛接收台灣，以促進祖國化教育作為台灣教育最主要課題，行政首長無時不提醒台灣人謹記在心、向祖國效忠。1945年11月，教育處長趙迺傳在電台廣播指出台灣省教育設施之重點在於：闡揚三民主義、培養民族文化、適合國家與本省需要、獎勵學術發展、增加教育機會與推行教育法令，一再強調需強化台灣省民對祖國的認識與向心。繼任的教育處長范壽康也指出，日本的皇民化教育把台灣同胞日本化，今後教育方向在使台灣同胞完全中國化，所以必須從加強國語國文與三民主義思想兩方面著手。1946年除夕，行政長官陳儀透過廣播，要求台灣民眾加強心理建設，發揚民族精神，學習國語國文與三民主義，方能貫徹〈台灣接管計畫綱要〉中關於文化設施之規定，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

除了上述因素外，檔案中另可看到情治機關追查共黨分子在台發展情形，密報指出「聞有民主同盟分子潛伏於台北教育處及延平學院及各報社三部門活動」，但只有以上簡短的隻字片語，無法得知當局眼中民主同盟同義字的共黨分子在延平學院活動的情形，尚難據以判斷與學校關閉是否相關。

延平學院被關閉後，傳聞將進一步搜捕學校的負責人，在楊廷謙、楊廷椅兄弟通風報信之下，院長朱昭陽倉皇躲避。教務主任宋進英必須離家躲藏，離去前，還親眼看著長子宋文彬在院子裡挖坑焚燬數十本可能被入罪的心愛藏書。躲藏近月，風聲平息後，朱昭陽等人希望能繼續學校的經營。但由於局勢不定，原來幾位專任老師，都已另謀工作，只剩宋進英、張冬芳與賴永祥等人協助延平復校的工作。

1947年5月初，朱昭陽拜訪在台中的董事長林獻堂，得知林獻堂於會見國防部長白崇禧時，請求讓被查封的延平學院起封，繼續運作。

5月16日魏道明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6月台灣省參議會復會，省參議員劉傳來為延平學院被下令閉校之事質詢教育廳長許恪士，並指出民眾熱切希望延平能復校、復課，希望教育廳多多幫忙。教育廳長許恪士答詢表示，延平學院被封閉乃是警備總部在二二八事件中的緊急措施，「已往情形尚拜請警備總部賜予解釋」；日後只要該校按照手續申請立案，待董事會設立、連同計畫呈教育部核准後，始能招生，教育廳自無不樂於協助。教育廳的答覆顯示，延平學院如何處置，須待警備總部說明，意即權限仍在警備總部，教育部僅能要求日後遵照手續辦理。9月延平學院欲著手修整校舍，請配給水泥，但因教育處要求須待警備司令部取消查封方能辦理，林獻堂乃與黃朝琴、朱昭陽一同拜會警備司令彭孟緝，彭孟緝則推說要等魏道明主席南京歸來再與之交涉。延平學院復校問題就這樣懸而不決。

延平創立之初，曾以董事長林獻堂名義申請了一批木材作為建築校舍之用，等候復校期間，賴永祥到太平山林場領取了這批木材、變賣部分，充作校方臨時經費，並利用剩下的木材成立「台灣美術工藝社」，開發販售工藝品。19487年3月起，朱昭陽在省府主任祕書羅理的推薦下，出任台灣省合作金庫常務理事的專職工作，延平復校事宜交由宋進英處理，他為了籌措經費，每日騎著腳踏車早出晚歸、摩頂放踵，四處奔波。

原先延平學院商借開南商工校舍於夜間上課，二二八事件後，開南商工董事長、時任台灣省警務處長的王民寧拒絕再出借教室，幸好西門國校校長陳炳鎔鼎力協助，撥借辦公室與夜間上課教室。1948年9月，延平學院以補習學校名義開學，招收補校生高中四班，教授高中標準課程；另有商業及法律專修班，修習高中畢業後課程，聘請台大、師大教授授課，外界多將之視為延平學院的重新開辦。但因為畢業生的學歷並未受到官方認可，學生人數愈來愈少，最後終於不得不停招。

1945年8月日本在台灣殖民統治終結，旅日菁英充滿欣喜之情、懷抱浪漫夢想，組織新生台灣建設研究會，呼朋引伴返台為奉獻故鄉而努力。回台之後雖然未能在文官體系內發展，仍創辦延平學院作為實踐理想的途徑。但是，學校開辦不到半年即因二二八事件被封閉，新生台灣建設研究會也遭追究並解散。白色恐怖時期，延平學院與研究會人士因政治案件被槍決、下獄者所在多有，遭難者或躲藏逃亡、或遠走異域、或危危惴惴抑鬱以終。朱昭陽在回憶錄中說：

「台灣剛光復⋯⋯我們旅日的省人，天天期待著能早日見到回台之遣送船，盡早重返自己的故鄉。我們的盼望終於實現了，遠離家園的遊子，踏上故鄉的土地，投入慈母的懷抱，這種心情，可能不是局外人所能體會到的。但是我們得到的是什麼呢？」

日本殖民統治下飽受歧視的台灣人，對於復歸祖國充滿期望，認為今後不必再受差別待遇，可以成為一等國民。台灣人熱心學北京話、學國歌、研讀三民主義，認為是當家作主、出人頭地的時候了，豈知前來接收的祖國官員對台灣人並不信任。新生台灣建設研究會成員邱永漢指出：

「當時留學日本的人們幾乎都被摒棄在職場外，⋯⋯因此經過商議，決定創辦私立大學。然而，私立延平學院遲遲無法設立。由於行政長官公署認為我們是反政府運動的一派，不僅不准許創辦，還公然指責「接受日本帝國主義教育毒害的不法分子」。因此，創辦大學被凍結，但看在向教育廳提議此事的人面上，准許降格創辦初中和高中。當時延平大學若成立，我打算加入教授行列⋯⋯。徬徨了大約半年，我得到的結論是，從大陸來的政府視台灣人知識階級為眼中釘。」

儘管延平學院的創立符合戰後台灣社會需求，在增設大學呼聲下受到極熱烈歡迎，辦學初期運作順暢，但行政長官公署卻始終抱持疑慮。在長官公署加強推動「祖國化」政策下，由留日菁英主導延平學院並不合時宜，長官公署機關報乃嚴厲批判該校充滿地域主義色彩，陳儀等官員也對學校申請立案採取消極態度。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從情治機關的情報中可看出政府當局對於延平學院由「帝大閥」主導、「缺乏祖國意識」的憂慮。警備總部乃利用事件趁機打壓，以學生參與事件及私藏武器等理由關閉學校。

更值得注意的是，新生台灣建設研究會與延平學院遭遇的深層意義在於中國政府對受日本教育的台灣菁英存有疑慮，不願台灣人菁英插手高等教育，阻絕爭取自主教育權的機會。1950年代末期，台灣政經情勢逐漸穩定，高等教育發展受到重視，學者研究指出至1962年增加了14所大學、9所專科學校。但若仔細分梳可知，這個時期增設的公私立大專院校可分為3個類型：一是中國大陸大學院校在台復校者，如政治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東吳大學；一是教會學校，如東海大學、輔仁大學、靜宜文理學院等；一是配合社會經濟發展需要設立的專科院校，如中原理工學院、淡江文理學院、逢甲工商學院，與高雄醫學院、中國醫藥學院、台北醫學院。其中，新設公私立大學絕大部分是外省人士或黨國要員所主導，只有林挺生的大同工學院、杜聰明的高雄醫學院、徐千田等人的台北醫學院3所是台灣人創辦的私立院校。顯然直到1960年代的教育界，台灣人仍未能獲得信賴，只被允許在醫學、工業等技術專業領域發展，以文法政師資為主的延平學院，企盼復校多年，終究沒有生存空間。

延平學院復校曾於1949年初一度露出曙光，教育部長朱家驊透過延平董事劉啟光轉來電報，通知速提出延平學院設立申請文件。但因正逢國民黨政府遷台，次年再往洽教育部，未獲答覆。後又因台灣省政府政策暫不准設立學院，復校希望破滅。1953年、1957年延平補校董事會兩度向教育部申請成立商業專科學校，都未獲准，於是在1958年決定將日間部申請改為中學，終於在此年8月奉准立案，補校日間部改為延平中學，招收初中及高中學生，夜間部為附設補習學校。朱昭陽等人原本希望設立高等教育機構，歷經輾轉波折，13年後終於以降級為中等教育機構而獲得政府准予立案。

其次，新生台灣建設研究會是留日台灣菁英的集合體，成員之中思想多元，朱昭陽的觀察「其中有小部分偏左，也有小部分偏右，而其相同點是一致反對殖民地主義，反對被歧視，反對差別待遇」；二二八事件以鎮壓收場令台灣人徹底失望後，研究會中部分人士轉而追尋紅色祖國。根據調查局的內部資料，二二八事件前共產黨員只有70餘人，1948年春發展為285人，到1949年底已增加到1,300多人。新生台灣建設研究會成員如李中志、楊廷椅、葉盛吉，延平學院學生郭慶、李日富等在二二八事件後的思想日益左傾，正是在此社會脈絡下所發生。

再者，當時國民黨政府對台灣人菁英處處防範，又因國共內戰中漸露敗跡，更對各種人民團體心懷疑懼，動輒出以恐怖手段對待，輕則調查解散，重則逮捕殺戮。雖然新生台灣建設研究會成員返台後並無實質活動，卻被下令解散，朱昭陽等多人被拘禁。但該會的遭遇並不是特例，在那個幽黯年代，團體組織僅被解散處置，竟然已經是最幸運的待遇了。隨著白色恐怖鋪天蓋地而來，台灣社會莫不膽戰驚心，延平補校師生在一波波政治案件中受害尤深，許多菁英喪生在祖國政權手中，生者則是精神備受打擊、拒絕公共參與、抑鬱一生。大肆株連捕殺的結果，雖然達到使台灣社會震懾戰慄的效果，但同時也斲殺了一整個世代的菁英人才、斷絕人民向心。自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到失去中國大陸政權，是戰後黑暗歷史的起點，而新生台灣建設研究會與延平學院的遭遇，恰似是這段歷史的傷痛見證。

《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920-1950）【增訂版】》，陳翠蓮著，春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