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歷史學家東尼．賈德（Tony Judt）被診斷出罹患漸凍症，無法再提筆寫作。深秋暮冬，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接受賈德的邀請，每個星期四從紐哈芬搭火車到紐約的賈德住所，兩個人用對談的方式合寫一本書──《想想20世紀》。兩個不同世代的歷史學家，治史同時不忘關注現世，都曾是漢娜．鄂蘭獎得主（賈德2007年，史奈德2013年）。史奈德問起賈德關於學術道德與歷史倫理，賈德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

放在第一位的是，你不能為了眼前的目的而去捏造或者剝削利用過去。如今許多歷史學者確實都把歷史視為可以運用在政治論辯上的一種練習。核心問題是要揭開某些被常見的敘述所掩飾的過去：匡正某些對過去的錯誤解讀，通常是為了迎合當前的成見。眼見時下許多人做出這種行為的時候一副滿不在乎的無恥態度，我覺得很讓人沮喪。這種行為如此明顯地背叛了歷史的目的，也就是要瞭解過去。

「不能為了眼前的目的而去捏造或者剝削利用過去」，放在《民族重建：東歐國家克服歷史考驗的旅程》也同樣成立。史奈德特別在〈導言〉提到「歷史大敘事」，其弊病正是為了眼前目的剝削利用過去，而「這種偽歷史的氾濫往往會讓對手熱衷於尋找反證」。

2022年俄烏戰爭，俄羅斯要證明自己師出有名，必須從過往歷史找出自己才是13世紀基輔羅斯文明的繼承人（同理，烏克蘭也可找出反證）。過去的歷史成了現世的提款機，1954年蘇聯慶祝烏俄「重新統一」300週年，可回溯至1654年，烏克蘭哥薩克首領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因為不滿波蘭人的統治，宣誓效忠沙皇，對「波蘭立陶宛聯邦」（簡稱波立聯邦）發動戰爭，戰後哥薩克人非但沒取得獨立地位，還被大俄羅斯吞吃成為「小俄羅斯」，俄羅斯與烏克蘭漫長而糾纏不清的歷史從此開始。

欺負人的胖虎始終在側，奇怪的是，在獨立建國的過程，烏克蘭人的假想敵始終是波蘭人，而非俄羅斯人。一戰之後昔日帝國紛紛瓦解，民族主義興盛，烏克蘭人試圖獨立建國而未果，1921年波蘇戰爭後簽訂《里加和約》，烏克蘭被分成兩半，西邊歸波蘭，東邊在蘇俄的扶持下成立蘇維埃烏克蘭。東邊日出西邊雨，東邊以為他們是幸運的，隨後1930年代東邊接連發生死了500萬人的大饑荒與史達林的大清洗整肅，東邊的菁英不是被處決就是被流放，但東邊和西邊的烏克蘭人仍認定蘇聯是朋友，波蘭是敵人。很長一段時期，波蘭都是烏克蘭想要擺脫掉的「影響之焦慮」，眼光始終投向1569年被劃入「波立聯邦」後由波蘭貴族統治的屈辱，看不見眼前的現實。

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人流離失所，收容最多難民的卻是波蘭。這樣充滿矛盾的「諷刺」在《民族重建》一書中無所不在，因為「民族」的概念是一個漫長演進、枝蔓龐雜的過程，並非簡單的線性史觀，史奈德特別強調「意外、偶然和運氣在歷史上所扮演的重要性」。例如在族裔群體的規模上，白羅斯明明比立陶宛有勝算，但立陶宛民族運動者成功，白羅斯民族運動者卻失敗的例子，勝敗關鍵原來在語言學上的差距，而這些往往不見於民族形成的大敘事──「族裔群體即是民族原形」的主流論述中。

作者也以詩人亞當．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 1798-1855）為例，他的出生地是立陶宛大公國，母語為波蘭語，族裔為白羅斯人。詩人從未踏進波蘭華沙一步，死後詩歌卻成了波蘭民族主義的傳播媒介。詩人心懷波立聯邦，立陶宛的民族主義卻用他來強化族裔認同，訴諸脫離波蘭讓立陶宛獨立。密茨凱維奇正代表波立聯邦的複雜性，他身上充滿歸屬的矛盾，正好讓後世民族主義者各造神話，各取所需。

不以後見之明的角度觀看歷史，史奈德將東歐史的起點錨定在混合式民族史觀「波立聯邦」成立的1569年。《民族重建》時間跨度甚廣，從1569年到1999年，回看430年前歐洲近世最遼闊的多民族國家──波蘭立陶宛聯邦，基於共同的政治和公民權利結合在一起，並通過歐洲第一部憲法。當時「民族」的意義體現在公民身分與文明形態，而非現代民族主義用來定義的語言或族裔。史奈德認為當時的歐洲，其實與現在的歐盟相當類似。

作者回首遙遠的過去，是企圖回答上個世紀末歐洲又出現大屠殺的疑問，1999年波蘭加入北約，同一年北約派軍轟炸東南歐，為什麼東北歐可以團結合作？昔日宿敵波蘭、烏克蘭能夠共同組織維和部隊進駐科索沃，南斯拉夫解體後的東南歐卻成了族群清洗的戰場。

1995年7月，大約8,000名波士尼亞穆斯林男性，在塞爾維亞部隊占領的雪布尼查被處決。九○年代蘇聯解體後，二戰的血痕舊恨在某些政治菁英的煽動下蠢蠢欲動、浮出地表，「烏斯塔沙」（Ustasha，克羅埃西亞極端民族主義組織，在二戰時曾屠殺上千名塞爾維亞人和猶太人）的幽靈被重新召喚出來，成了塞族屠戮的藉口；另一方面，克羅埃西亞人也以同樣的方式回敬，塞族成了「切特尼克」（Chetniks，二戰期間塞爾維亞極端民族主義部隊）的邪惡化身。

二戰期間東北歐的族群清洗並不亞於東南歐，16世紀的波立聯邦到了現代成了波蘭、立陶宛、白羅斯與烏克蘭，地理位置和史奈德另一本鉅作《血色大地：夾在希特勒與史達林之間的東歐》提到的1939年《德蘇互不侵犯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所劃下的俄羅斯以西、德國以東的範圍疊合。這塊「血色大地」在蘇聯解體後為什麼能躲過從二戰歷史血債中提款的命運？史奈德試圖要找出解答，族群清洗如何發生？更重要的是「國家之間的宿怨要如何化解」？

西烏克蘭的加利西亞、沃里尼亞在短短幾年的時間內面臨三次易主。以1943年成形的烏克蘭反抗軍為例，前身為1939年加入蘇聯民兵的烏克蘭人，在極權體制中學到人可以被分門別類，並依據他們的分類予以差別對待。1941年德國撕毀互不侵犯合約，往東邊進攻，德國占領後他們成為幫忙滅絕猶太人的納粹輔警，從德國人那裡學到整套大屠殺的技術。1943年這些前民兵、前輔警紛紛脫隊加入烏克蘭反抗軍，舉起烏克蘭的民族大旗屠戮波蘭人聚集的村莊。1943年7月11日到12日，烏克蘭反抗軍在短短12小時襲擊167個地點，當時適逢東正教的慶典期間，這起慘絕人寰的屠殺就被稱之為「波蘭佬的血腥禮拜天」。

在沃里尼亞地區的情況尤其複雜。1795年波立聯邦瓦解後，加利西亞歸屬於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沃里尼亞則歸帝俄，帝俄施行暴政，並讓波蘭裔貴族繼續統治，於是「少數波蘭裔地主和廣大烏克蘭農民之間的仇隙愈演愈烈」。此地還有猶太人，在1939年蘇聯占領時期送去勞改營備受折磨，以致於1941年德軍進城時猶太人舉雙手歡迎，不曉得更大的厄運就等在後頭。

無論是史達林或希特勒都很懂得「分而治之」的統馭術，1941年納粹先是煽動烏克蘭人迫害波蘭裔，1943年又讓波蘭人反過來迫害烏克蘭人，德國對於波蘭而言有亡國之恨，但仍無礙於族群清洗後倖存的波蘭裔加入德國輔警，好拿起武器對烏克蘭人展開報復，屠殺回去，「這些穿上德國制服的波蘭人，對遠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來說毋寧是一種叛國者，同時這些人的報復行為進一步坐實了烏克蘭反抗軍的政治宣傳，讓烏克蘭人更加相信波蘭人就是烏克蘭的敵人。」

1944年，勒維夫重歸紅軍懷抱，在蘇聯政策下的民族疆界，以相當粗暴的「人口大交換」的驅逐方式讓波蘭歸波蘭，烏克蘭歸烏克蘭。史達林把整個民族的所有人口遣返到屬於他們的「民族故土」，將家族世世代代都居住在勒維夫，卻被「分類」為波蘭人的居民往西強制遷徙到戰後的波蘭。例如波蘭著名詩人札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出生於勒維夫，未滿周歲就隨著家人長途跋涉，轉移到波蘭境內的工業城市格利維策。當時史達林給的選擇有兩條路，不是拔根西遷成為「新波蘭人」，就是往東進到西伯利亞勞改營。單一民族國家成了二戰之後的主旋律，對蘇聯而言也有方便治理的實用性質，因為「外來民族就是造成政治不穩定的原因，而為了解決這個不穩定因子，就必須讓各民族人口生活在各民族的領土上」。波立聯邦遺留下來具有彈性與政治寬容性的「民族」概念，至此蕩然無存。

2021年11月18日，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正式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掛牌運作，是台灣第一次在非邦交國，以「台灣」為名義設立的代表處。疫情期間立陶宛數次捐贈疫苗，頻頻對台灣釋出善意，但我們足夠瞭解立陶宛嗎？

如今的立陶宛只有約300萬人口，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並稱為波羅的海三小國，已不復中世紀立陶宛大公國、近世波立聯邦的規模。現今的首都維爾紐斯，直到二戰結束之前，仍以波蘭裔與猶太人占絕大多數。維爾紐斯曾是猶太文明重鎮，往昔被稱為北方的耶路撒冷。二戰期間在所有被德國攻陷的國家中，最早開始屠殺猶太人的就是立陶宛，90%的猶太人在大屠殺中死去，80%的波蘭裔在史達林的人口交換政策中被強制遷離，當地世世代代的猶太與波蘭文化也徹底滅絕，於是有了今日以立陶宛人口為主的「純粹」立陶宛。純粹得來不易，背後是大屠殺與流離失所，史奈德再次強調「民族認同絕不是由族裔決定的必然命運，而是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下做出的政治抉擇」。

建構國家認同總少不了民族神話的渲染，史奈德提到，無論是創造還是拆解神話都是誘人的舞蹈，「就算脫身之後也很難找回自己的節奏。亡靈的氣味也要許久才會散去。」陷入這樣的漩渦，就像與骷髏共舞，「一旦音樂開始演奏，舞者就很難擺脫那輕柔的虛假懷抱，但他很快就會發現，讓枯骨娉婷的其實是自己的舞步。」這是提摩西．史奈德以史家的清醒，給予現世最好的提醒。

《民族重建：東歐國家克服歷史考驗的旅程》，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著，盧靜、廖珮杏、劉維人譯，衛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