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8災後，我勘查過曾文水庫上游的大埔溪、高屏溪上游的楠梓仙溪，也到了林邊溪潰堤處，高屏溪的出海口。河川的上游到處都是令人觸目驚心的大面積崩塌，中游和下游則是難以計數的漂流木。

在強烈的衝擊下，我寫下這篇悼念文：

百萬年來，我族在這個島嶼生存、繁衍、蛻變、再生，根系緊緊交纏，身軀與枝葉相依相偎或巧妙互補，既競爭又合作。 我們奮力向地紮根，向天仰首，分分秒秒、時時刻刻，吸收轉化、釋放生命的能量，並與廣大無邊的生靈共享共存。 然而，百年來遭文明人之刀斧幾近滅族，倖存者僅在少數陡峭的山頂、溪谷；子孫在墾地的邊緣、廢耕的土地上苟延殘喘。 名曰莫拉克的它，連著3天3夜狂風暴雨，令我們緊緊交纏的根系四散，在倒下之際亦離開了我土，身驅在無堅不摧的土石泥流中滾動著，卸除了枝葉、手足、剝去皮膚，魂魄消散。 3天3夜後，風雨停歇，千千萬萬的枯骨橫陳，躺在人類的街道或者住家、河床、新生的河道、田野，甚至遙遠的大海。 我們昔日身形已不可辨，妳的手臂靠在我的身軀上，我的身軀又交疊著不曾謀面的族人們，凌亂地在無聲的烈日、黃昏、星空下。 人類叫我們是「漂流木」。沒有個別的身分證，描述傷亡的用語是：農田漂流木46.7萬噸、水庫漂流木1.14萬噸、河川⋯⋯萬噸。在他們眼中，我們並非什麼生命。 ──〈悼八八風災樹木亡靈〉，李根政，2009。

為什麼山林如此脆弱？是台灣環境條件本來如此？或是誰的錯？

常聽到的簡化理由是：台灣人的貪婪。但我認為這是無法解決問題的致命邏輯，因為並不是每個人擁有的權力、耗用的資源、造成的破壞，或者要負的責任都一樣。

在災後的近一個月間，原住民部落遷村，讓山林休養生息，似乎形成了社會主流的輿論，重量級慈善組織也在安置區要受災的原住民簽下意願書，承諾在取得永久屋的同時，不得再回原居地，爾後修正為「不得從事破壞水土之行為」等，這隱含「原住民是山林破壞者」的指涉。

雖然，山區原住民族的農業活動不能排除山林破壞、造成水土流失的問題。但是，相較於漢人來台400 年間，把平地野生動植物趕盡殺絕，從事精密農耕，發展工業污染河川、土壤，全面摧毀原始森林所造成的破壞，實在是天差地別。這本書的前半部正是用鳥瞰的大數據，指證這個歷史，反駁這類簡化的邏輯。

如果真要問誰的錯，我的觀點是：政府是最大的山林破壞者，而且是透過制度、公權力進行有系統的破壞。政府要先認錯，檢討大伐木時代以來的山林政策，首要釐清造成今日土石橫流的歷史因素，改變人定勝天的工程思維，向原住民傳統生存智慧學習，以及提出真正的國土復育政策。

莫拉克颱風導致的慘重災情，國人將之比擬為50年（1959）前之87水災。然而，勿忘2、30年來日益加劇的洪水災難，1989年東台灣的銅門災變、1990年紅葉災變，開啟台灣山區災變惡化之警訊。1996年賀伯災變後，大災變的頻率更快速增加，2000年象神、2001年8月桃芝、9月納莉、2004年敏督利、2005年海棠、2008年辛樂克，每一次都造成山區土石流、沿海淹水。

1990年台東的銅門村、紅葉村陸續發生嚴重的土石流災難，陳玉峯教授（1992）曾經推演了紅葉村災變的形成機制。主因是紅葉溪上游的森林砍伐，不斷的翻地，導致山體不斷崩塌，而政府又在河道興建了攔砂壩，使得河床填高、河道填滿了土石。一經颱風暴雨就好像啟動了板機，土石流便傾洩而下，形成嚴重災情。

然而，大部分學術上的討論，至今仍然忽略了大伐木時代這個歷史因素，對於山地崩塌、土石流的影響。

在本書寫作進入收尾階段，同事傳來了一篇台灣學者最新發表在國外期刊以英文寫作的論文，指出了原始森林砍伐是造成山崩災害的歷史因素。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莊永忠副教授，研究石門水庫集水區，大漢河上游面積7萬5,924公頃的土地利用變遷。比對了幾份歷史航照，包括了1946年的美軍航照，1971年的CORONA衛星圖像，2001年，2004年和2012年的正射影像。綜合分析的結果是：1946年和1971年的伐木事業（包括皆伐、擇伐）與當時往後的山崩土石流有顯著的統計相關，而且在這60多年來，山崩的頻率和規模大幅上升。

莊教授的團隊還採訪了37位這區域的泰雅族原住民，他們表示：在原始森林砍伐後，由於樹頭根部還在，所以邊坡仍然穩定，但幾年或幾十年之後，即使復育為次生林，但原始森林的相互連接的根系已經腐爛，在遭受強降雨或颱風時，往往會變得很不穩定，導致頻繁的山崩。

也就是說：砍伐原始森林影響了長達半個世紀之後的邊坡穩定，而且無論是否已經恢復了林地覆蓋，伐木跡地都會繼續造成崩塌。

2009年初，地球公民協會辦理一個尋訪水之源的營隊，從高雄出發一路從美濃到六龜、寶來、勤和，到了玉山國家公園的梅山口、中之關古道和天池。沒想到幾個月後，莫拉克颱風來襲，翻天覆地的改變了高屏溪流域。至今，我們再也沒有回到那令人懷念的檜谷、中之關古道、天池，南橫公路的多個崩塌區，工程整治困難，無法通車。

而爭議很大的「曾文越域引水工程」，是打算把荖濃溪水鑿穿玉山山脈，跨越楠梓仙溪，再鑿穿阿里山山脈的引水工程。其位於勤和的東口，也於88風災後，深埋在荖濃溪河床下數十公尺深的砂石之中。水利署的官方說法是不放棄這工程，但荖濃溪上游估計還有數億立方公尺的土石，會在每次豪雨是傾洩而下，復工日期根本是遙遙無期。

交通部觀光局「國家風景區」常常花大錢建設各種如空中樓閣的景觀建設，莫拉克來襲，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所為土石流所沖毀；阿里山觀光設施、BOT 案同樣難敵土石之災；921地震後在草嶺潭推出的「災難觀光」週期又是何其短暫？

整體而言，面對龐大崩塌土石、鬆動之地體，試圖用水泥工程與之對抗、圍堵之策略，過去已實施數十年，可是土石流未曾稍減，反而愈形擴大，為什麼還可容許這樣的工程繼續進行？

比對國府治台期間，大伐木時代和政府在山區投入的「治山防災」，可以看到一個時間順序。1970年代是史上伐木最高峰，1980年代後，治山防災的經費開始大幅增加，2000年之後則飆高到4、5倍，且不斷用編列特別預算因應。這個數十年的時間差，會不會就是原始森林砍伐之後，根系腐爛的時間？

如果台灣治山防災的思維，沒有考慮到原始森林歷史因素，又如何對證下藥？

「說起來也是偶然，自從民國61年1月我第一次孤身走過大武山以來，我就對那條道路（無論是叫做林道或產業道路）修築時的破壞面，感到「怵目驚心」。卡車倒下一堆堆的砂石，眼前一片礫石滾滾，灌木稀疏，由山頂到谷底，淨是一片麋爛。 3、40度到5、60度的崩崖陡坡一任怪手翻掘鏟削，推落溪底；邊坡無排水、無覆蓋，一任石土裸露鬆動，傾潟不斷；整個山坡上下，活像一片火焰山。」

這是摘錄自李剛《悲泣的森林》書中〈泰武所見──從政府投資四百五十億治山防洪說起〉的章節，描述著林務單位可能是覬覦大武山裡的原始林，尚有珍貴的巨大檜木，正在進行的林道拓寬和開闢。

這個時刻，台灣伐木事業正從最高峰要下滑到谷底，但此時，治山防災預算正在節節升高。

台灣早期的治山防災是伴隨著伐木事業，由林務局編列預算。1959年8月7日水災，造成台灣中南部嚴重災情，台灣省政府成立「山地農牧資源開發計畫委員會」，隨後在1961年在農林廳下成立了「山地農牧局」，1979年則改隸屬於中央政府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林務局和水保局就是執行最多治山防災預算的單位。另外，由於水庫集水區及河川中下游的土石災害和水患日益嚴重，水利署這部分的預算也大幅成長；還有交通部與地方政府也都花了很多錢在做山區的道路整修工程，這些都可以視為整體的治山防災預算。

那是個我沒有機會見證的時代，直到921地震（1999）後，民進黨政府開始推動「生態工法」的整治工程。我曾經和張豐年醫師一起考察過許多的案場，當年工程單位用鋼筋、不織布和沙包，在崩塌的山坡地上種草，聲稱這是有別於水泥硬工法的生態工程。但事實上，許多工程所在地並沒有社區、聚落等要保護的對象，根本沒有必要施作。另外，這些工程能發揮多少水土保持的功能，也是一大問號。

但是，當年許多的工程都用「生態工法」包裝，以獲得其正當性。2002年4月，我參與林務局東勢處129林班坡地整治工程的會勘，結果發現原本崩塌的坡面，天然的植物已經穩定的拓展。然而林務局卻發包讓包商砍除現有植被，再種外來草種，說這是邊坡的穩定工程。

129林班地的邊坡穩定工程，僅是各種災後復健工程的冰山一角。我們看不到符合現況的工程設計，也沒有明確的效益評估，明知道做下去可能是浪費國家資源，僅能獲表面或極短期的效益，但還是希望工程繼續進行。

山坡地的工程，似乎成為少數人發國土災難財，將納稅人的錢，一次又一次轉帳到私人的口袋，即使政黨輪替也無法扭轉。

長期以來，治山防災都是編列常態預算，形式上可以受到立法院監督。但是，2005年民進黨推出8年800億元治水特別預算，在選前被在野的國民黨視為綁椿工具而遲遲不肯通過。然而，在國民黨大獲全勝之後，治水特別預算竟強力加碼至1,410億，包括了「水患治理特別條例」，8年共1,160億元；以及「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經費250億元。當年，立委席次即將減半，加上單一選區兩票制的衝擊下，許多立委極可能不會再當選，或著極須工程款綁椿，以增加當選率，社會上普遍認為這是立委在僅剩的任期大撈一筆。

其中最為恐怖的是，幾乎全台每條河川的上游都有一堆水土保持工程，總計長達1,600多公里。更糟的是，立法院朝野協商竟然明定2年內進行的工程免環評，後來引發各界爭議，才刪除了免環評條款。

從此之後，中央政府開始以「特別預算」的名義，編列天文數字的治水預算。做為一個公民，應該關切這些錢是怎麼花的。

2007年7月5日，我和伙伴勘查了石門水庫上游數處治水工程。高義橋下游去年剛完工的攔河壩，今年已幾乎全淤滿；蘇樂橋上游今年剛完工的攔砂壩，僅剩1、2座仍有少許攔砂空間，其他全數淤滿，這些看似高大的水泥牆，粗暴的插入河床，但其攔砂功能竟僅能抵擋一次之大雨土石流。再者，施工單位為了興築攔砂壩，得先行開闢施工便道，結果造成邊坡裸露，水土流失，滾滾濁流順流而下，肯定會往下漂移，造成水庫淤積；而為求攔砂壩基座穩固，壩體須深入山壁數公尺，結果破壞了原本穩定之坡角，反而造成河川兩岸山壁新的崩塌，這些工程所作所為恰與治水目標相違。據了解，單是石門水庫上游這類的工程已發包50多件，未來還有100多件即將在明年度發包。

誠如一位現場工程人員所說誠實話語：「所有的工程設計都和現場有落差，我做這些工程已經20冬，攏總無效啦，完全是浪費納稅人的錢。」試想，第一線工程人員皆知無效的工程，還要繼續搞下去，實在悲哀。

另外，在淺山地區的河川整治工程，把許多生態豐富，環境保全效果極佳的天然溪流，用水泥、砂石改造為排水溝，更是屢見不鮮。

原本林蔭茂盛、生態豐富的溪流，就這樣一條又一條變成了水泥溝，這樣的治水惡政，除了作為地方政治人物綁椿、固椿的工具，有多少必要性或公益性？

2009年莫拉克颱風後，國民黨政府又通過了「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特別條例」。這些特別條例最具爭議的是水源地「水土保持」、「攔砂壩」、「野溪整治」工程，台灣的天然河川不斷被改造為水泥溝渠，完全失去生態功能，工程單位只是想把砂石留在山上，水流快速引導到平地，然後出海。

2017年，民進黨通過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又納入了「水環境」的治理項目，民間不斷呼籲應以改善河川水質為重，不應再做河岸工程，但還是啟動了新一波野溪整治，又破壞許多天然溪流，改造成三面光的水泥溝。

整體而言，面對龐大崩塌土石、鬆動之地體，試圖用水泥工程與之對抗、圍堵之策略，過去已實施數十年，可是土石流未曾稍減，反而愈形擴大，為什麼還可容許這樣的工程繼續進行？

在平原地區的治水，則不外乎比照台北城加高堤防的圍城策略。然而，堤防不可能無限加高，抽水機也無法無限量排水，最糟糕的是治水工程，極容易造成居民假象之安全感，結果導致人口往潛在災區集中，工程保護程度愈高，洪災代價愈大。圍城策略確實可以短暫討好人民，但只是將災難延後、擴大而已。

88風災後，有一次興隆淨寺的住持心淳師父邀我陪同小林村的倖村者，向高雄縣楊秋興縣長陳情，討論小林村遷村課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潘先生，在回應小林為何滅村時，劈頭便說是1973～1983年間獻肚山原始森林被全面砍伐，把最能保護水土、長在峭壁上的台灣櫸木砍光，而且連樹頭都挖起來。同樣的指控，也出現在我參與的一場關切原住民災後重建的記者會，屏東達瓦達部落、霧台佳暮村的朋友，痛陳著1960、1970年代不斷的森林砍伐才是重創部落的元凶。

事實上，災後關於小林滅村、原住民部落重創的原因，眾說紛云。政府機關、學者專家都提出了一些論證和說法。但原始森林砍伐的歷史因素一直被忽視。

氣候變遷、降雨極端化，使得山崩、土石流成為新常態。最因難也是迫切的問題是：如何幫助岌岌可危的原住民族，延續族群的生命和文化？百年來陸續移墾山區的漢人聚落何去何從？

莫拉克災後，立法院迅速通過重建條例，行政院急著要興建永久屋，社會在短時間內投注大量資源到災區，已經身心受創的災民，被迫必須在短期利益，或者部落、社區長遠發展的矛盾中選擇。當時，許多災民和關注重建的團體，不斷重申興建「中繼屋」讓災民有緩衝討論的空間，但可惜的是，政府的政策還是急於一次到位。

關於原住民的聚落安全，新、舊好茶的案例值得好好想想。

1980年，世居在大武山區的好茶舊社，被政府以「山地現代化」等理由，被遷村到隘寮南溪的一處河階台地，成為了新好茶村。當年部落耆老警告說，這裡是隘寮南溪的行水區，每逢雨季，必遭洪水和土石肆虐，但不被理會。1993年，水利署預計動工興建瑪家水庫，預定地位於南北隘寮溪交會處，一旦興建，魯凱族人又得從新好茶遷村。

台邦．撒沙勒是反瑪家水庫的魯凱青年，曾經被屏東地方法院以違反《集會遊行法》為由判處拘役50天得易科罰金，這個事件凝聚了更大的反水庫力量。

當時，我剛從金門移居高雄，跟著前輩參與學習反對瑪家水庫、美濃水庫運動，藉此也認識了解南方的人文生態。台邦．撒沙勒的婚禮在新好茶村舉行，我還記得新郎和新娘穿著華麗的傳統服飾，頭頂插著百合花，是那樣的純潔繽紛美麗。至今，新好茶村裡深灰色石板屋、百步蛇圖藤、牆上彩繪舊好茶的畫，還是銘印在我的腦海。

但是，這個部落新址持續受到了土石流威脅。1996年，新好茶有4位村民被賀伯颱風後的土石流活埋；2007年，部落約有四分之一受到後方土石流淹沒，2009年，莫拉克颱風災則造成隘寮南溪衝刷而下的土石將全村淹沒，幸而及時撒離沒有人傷亡。

回顧這過程，我們得慶幸當年的反水庫運動成功，不然一旦水庫崩壩，對下游的威脅就更加難以想像。

而失去家園的新好茶部落，別無選擇的只好遷村。他們再往下游遷徒，來到了隘寮南溪的出山口，中央山脈南端的山腳下禮納里，更加遠離了舊好茶──祖先的山林土地。好茶部落的例子告訴我們：原住民部落要維持傳統和山林土地緊密連結的生活方式，正受到無比艱難的挑戰。

而舊好茶呢？20多年前，我和柴山會的友人曾從新好茶一路走到舊好茶，魯凱的史官邱金士先生還開著玩笑說，歡迎我和怡賢到此長住，他可以幫忙蓋石板屋。88風災的前一年，和伙伴們重遊舊好茶，連續幾次颱風侵襲下，沿線的許多地景和步道已崩塌到難以辨識，若不是官姊和小獵人帶領，根本難以到達，但是，這座600年前形成的舊好茶部落，至今還是安然無恙。

原住民先祖們，選擇聚落的傳統智慧，是否被重新學習和正視？

14

從1951年到2016年，台灣林業的總產值為1,223億，伐木最高峰時期每年的產值約在40～50億元左右。而數十年來，為了收拾崩山壞水，付出了多少金錢搞治山防災和水患治理工程？

我們嘗試彙整1950年代開始林務局的早期計畫，水保局近40年的工程經費，以及水患治理特別預算和林務局常務預算中，有關治山防洪的經費，在不計入平原地區的治水和河海堤經費下，單是統計山區裡的治山防災經費，就超過1,600億元。

2014到2019年，政府又以流域綜合治理計畫，6年編列660億元特別預算；2017年的前瞻基礎建設條例中的水環境建設，又編列了8年共2,507.73億元特別預算。這些都是從納稅人辛苦所繳的稅收支應。

從這些數字，我們可以說：百年伐木事業在經濟上是完全的賠本生意。更大的問題是，這些治山防災工程有沒有發揮預期的效果？或者適得其反，成了看不到盡頭的永續工程。

台灣地質脆弱、山高水急，即使有森林也不能完全避免災難，更何況失去森林加上極端氣候。巨額的治山防災費用，意味著山地開發付出的成本極高，這是在山坡地利用上無可迴避的課題。

我認為：檢討不必要的工程，就是國土復育最關鍵的一步，動輒百億千億的工程費應該用來推動真正的國土復育。

在極端氣候推波助瀾下，未來的山區環境災難必定有增無減。因此，不論是救災、緊急安置、災區重建、遷村都必需具有超越個案之通盤考量，從基本的環境調查，氣候模擬，評估未來災難的尺度、難民數量、安置區域，進行山區土地的分類重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