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環境問題的源頭在產業經濟政策，而主政者在經濟面臨困境時，能否真正考量當代多數人民及後代子孫的利益，避免重蹈覆轍，再次提出向財團傾斜的政策，就是第一道試金石。 

回顧2000年民進黨首次執政，陳水扁總統面對經濟不景氣，在2001年8月召開了經發會，結果淪為掃除勞工、土地、水資源、環評等「投資障礙」、為富人減稅的財團大會，延續了國民黨的經濟老路；2004年的新十大建設，從名稱來看幾乎就是向蔣經國致敬，其中的蘇花高、四大人工湖計畫有很大的環境爭議；接著國光石化、台塑鋼廠、中科三期陸續上場進入環評；2006年召開經續會，其結論成為蘇貞昌提出的大投資大溫暖計畫，犧牲大面積的台糖農地吸引台商回流，產業沒有升級反而倒退。

同時，中國政策也從「戒急用忍」，改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從此台灣經濟加速向中國傾斜，至今已難以回頭收拾。

2008年國民黨執政至今，拼經濟的策略大同小異，2012召開的產發會，又是降低勞動成本，賦予合法快速搶地、搶水的權力，放寬環保標準的財團大會。16年來，GDP成長的果實並未分享給多數人民，貧富差距加大，環境則持續崩壞。 

新政府如果要有新氣象，首先要把環境和勞工的利益放在前面，和社會商討出路，而不是一上台就向財團請益拼經濟。 

上位的經濟路線將會與下面的三大課題環環相扣：工業汙染控管與產業轉型、非核低碳的能源轉型、國土與環境資源政策。 

台灣的產業轉型喊了數十年，從《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到《產業創新條例》的制訂，幾乎都是掛羊頭賣狗肉，讓台灣停留在高汙染、高耗能、高耗水，無法升級的產業型態。反應在環保方面，不分國營私營，石化、鋼鐵金屬、電子等工業，都衍生嚴重的空汙、水汙、廢棄物的問題，甚至連遵守法律的低標都做不到，一而再的工安意外、非法排放棄置，使得工業界的環境信用幾已破產，更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產業後果。 

高雄石化氣爆事件，就是半世紀工業發展只要錢不要命的血淋淋教訓，蔡政府與其延續馬政府倡議的石化專區，不如從現在起認真推動產業轉型，提高環境和勞動標準，建立起新的工業典範，強化競爭力。而日常的環境管理，至少應從清潔生產開始，推動大幅度的汙染減量，不能再放任汙染失控了。 

核三廠於2025年將會除役，從現在起3座核電廠的除役、核廢料的處置，以及能源轉型的工作刻不容緩，否則將會遺害子孫萬年。非核低碳的能源轉型是大工程，從1998年起，政府已多次召開全國能源會議，提出許多政策方向和建議，但缺乏的是政治決心。其中，能源稅法能否通過，反映各種能源的真實成本，將是考驗蔡政府決心的指標。 

《國土計畫法》於今年公告，接下來的6年半將是規劃國土百年空間新秩序的良機，但也可能變成政商合謀土地利益的機會。而山林、水資源、農地保護，面對氣候變遷的調適，更攸關台灣維生系統與生存課題。這些問題牽動複雜的族群矛盾、人與土地轉型正義、生活、生產與生態新秩序的建立，需要通盤檢討與梳理，更需要從內政部、農委會、環保署、經濟部進行業務重組與合作，一方面清理舊的負資產，二則要奠下具有百年視野的國土治理政策。

在政府部門的權力關係上，久被忽略的「行政院永續會」應該重新啟動，讓國發會取代環保署擔任幕僚機構，藉此協調各部會的計畫圍繞在永續發展，避免政府一手亂開發，另隻手忙著擦屁股，同時打破經濟工業部門獨大，環境、農業部門淪為小媳婦的狀態。 

透過行政院永續會的機制，檢視新舊政策與開發案是否符合國家永續發展指標。例如，《農業發展條例》導致農地流失；大溫暖大投資計畫、《產業創新條例》，把農地變工廠；交通部6年400億的生活圈道路計劃，浮濫徵收、破壞環境開馬路；水患治理導致山上無止境的水土保持工程；失序的觀光發展等。 

百日之內，如果能夠把顯而易見的錯誤政策停下來，讓只有「永續工程」沒有永續發展的工程建設，從政商黑道手中釋放出來。為人民節省公帑，為國土保留生機，就是件了不起的事。 

蔡總統選前宣稱已體察到是公民社會推動了台灣的改變，民進黨要謙卑地向人民學習，並且說2016如果能順利執政，與公民團體之間的關係必須找到最大公約數。 

筆者做為長期的社會運動者，深刻體認到民進黨在經濟政策上高度與國民黨靠攏，又已深陷緊密的政商關係、椿腳政治、官僚體系的泥淖之中，即使蔡總統及部分民進黨人士有心改革，未必能全盤掌握國家機器，期望新政府要有大破大立，並非易事。 

國民黨垮台，台灣人民促成了第三次政黨輪替，讓政治民主往前又邁進了一步。然而，社會、環境、經濟民主的議程仍在選戰中被邊緣化，這些矛盾並不會因國民黨垮台而自動減緩。接下來，蔡政府是要讓民主更深化，引進渴望改變的人民力量來促進改革？重建國土與環境新秩序，找回國家信心，走出惡性循環？或者讓人民走上街頭才換取一點點前進，阻擋一個個開發破壞？正考驗台灣第一個完全執政的本土政權，是否有強烈的改革決心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