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大家將兒童虐待與體罰分開看一樣，大家也經常將孩童暴力與成人暴力區分開來。根據2016年，韓國京畿道家庭女性研究院以1,500位當地民眾為對象所進行的「暴力允許態度」調查，有98％的成人認為「毆打並威脅對方的行為即為暴力」，可是在親子關係中就不同了。同意「為糾正子女的習慣，父母可以毆打、威脅子女」的比例為48.7％；同意「為教導子女禮儀，可以威脅孩子說要打他」的比例為35.3％；同意「指導孩子學習時，可以威脅孩子說要打他」的比例則為23.3％。

由此可見，父母可視情況對子女施暴的思考方式依然根深蒂固。這是因為父母將子女視為所有物，因此只要父母認為有必要，就可以對他們行使暴力。即便體罰儼然是一種對於人格主體的毆打與暴行，卻仍然存在於成人、父母的觀點之中。任何人都不會以愛為由，或為了糾正他人而出手，只有孩子，成了唯一能以管教之名毆打的群體。

支持體罰者主張：「就算是必須毆打不成熟的孩子，也要教導他們。」長期以來的論調一直如此，若是為了糾正比自己弱勢、低等之人，暴力就可以正當化。然而，有無數研究指責，體罰非但毫無教育效果，反倒會使暴力內化（internalization），造成人格扭曲，也只會引起孩子的恐懼，不會促使他們反省。

「內心受創、恐懼、傷心、膽怯、孤單、悲傷、生氣、感覺被拋棄、被忽視、發火、厭惡、恐怖、丟臉、悲慘、受到打擊。」這是2001年英國救助兒童會根據孩子挨打的經驗所整理出來，孩子們對於「體罰」的記憶。儘管孩子使用了超過40個形容詞表達對體罰的可怕感受，但沒有一個孩子說出感到抱歉或反省的字眼，這表示體罰不僅在教育上成效不彰，而且只會在情緒上對孩子造成莫大傷害。

「因為父母的管教式體罰意圖為善，所以不會侵害身體的健全性和身為人類的尊嚴。」這僅是從父母、成人的角度分析的主張，人類學者金鉉京就曾在《人，場所，環帶》一書中，針對「體罰教導孩子什麼？」做出以下分析。

「體罰的理由百百種，上頭依附著各式各樣的訓誡，但當跳脫表面的那些說法，體罰始終反覆傳達出一個訊息：體罰隨時會故態復萌。你的身體完全不屬於你，而我隨時都能對你動手。一旦同意體罰，就代表接受這樣的教育方式，同時也接受了羞辱的悖論。羞辱不僅是否定他人的人格，還強迫對方必須同意這件事。在遭受羞辱之人同意的瞬間，羞辱不再只是羞辱，而是儀式的一部分、秩序的一部分。最後，羞辱成為以否定自身本質為最終目標的暴力。」

「我隨時都能對你動手」的教育方式，和過去對女性施暴蘊含著相同的訊息。包含體罰在內，在親密關係中對他人反覆施暴的行為，都傳達出相同訊息：我隨時都可以控制你的權威主義思想。能夠決定你存在的權力不在於你，而是在毆打你的我身上，以及用蠻力使對方閉嘴、否定對方的話語，並試圖將自己的思想灌輸給對方。

「唯有用藤條打孩子，用嚴厲嚇人的方式管束，孩子才不會出現問題行為，乖乖長大。」這樣的普遍觀念並沒有任何科學根據，反倒有數不清的數據顯示出相反結果。體罰能帶來正面效果，只不過是大家如此相信而已，顯示體罰具有負面影響的研究早已屢見不鮮，這也稱不上是爭論。

在這項包含261,000多名孩童的數據研究中，研究團隊將體罰定義為「用手心打孩子屁股或用手腳毆打孩子的行為」，並針對一般人不認為是虐待的體罰，分析其所帶來的影響。結果顯示，在反社會性、攻擊性、認知障礙等17項負面行為中，受到體罰的孩子就表現出13種相關行為。這項以許多人不認為體罰是「潛在虐待」為出發點的研究指出，體罰與身體虐待對孩子有害的程度是相同的。體罰會對孩子的行為和發展造成負面結果，另一方面，它與起初父母希望透過體罰所達成的目標不具任何相關性。

大家能夠容忍父母體罰子女，可是每當幼托機構發生體罰情況，媒體卻蜂擁而上、大加撻伐，我不禁百感交集。每每看到相關報導，總不免認為韓國社會對相同的暴力行為有著雙重標準。

社會認為幼托機構不得有任何體罰的態度屹立不搖。在不惜安裝監視器也要監視是否有虐童行為的主張面前，幼兒園教師的人權完全被拋至腦後。大家明明對托育者打小孩的行為如此敏感，為何會認為父母的體罰無傷大雅呢？其實幼托機構是被授權父母的資格，養育並教育入學前孩童的地方，在說出禁止幼托機構的教師有體罰行為的話之前，難道不該先討論禁止父母體罰的議題嗎？

只要看我們如何處理直系親屬之間的暴行，就可看出韓國社會根深蒂固的家庭主義剖面。當子女對直系血親長輩，也就是對父母施暴時，會比他人對該對象施暴時受到更重的處罰，因為對生下自己的父母施暴是大逆不道的犯罪行為，必須接受嚴厲的處罰。

另一方面，父母對直系血親晚輩，也就是對子女施暴時，不僅大部分都不會受到處罰，即便碰到嚴重虐待的情況，也會比他人對該對象施暴時受到更輕微的處罰。甚至法院在一位用木刀毆打14歲女兒致死的父親面前表示：「這和最近釀成問題的兒童虐待不同。」依傷害致死罪而非殺人罪，判處6年有期徒刑。比起父親所受的量刑，更引人注目的是法官判斷「事件當天的暴力行為，亦為勸說與管教的一部分」的關鍵環節。長達一個半小時以拳頭施暴，用木刀鞭打身體30多下的行為，竟然可被視為父母的勸說與管教？令人目瞪口呆。從子女為父母所有、父母的教導行為可伴隨著暴力的觀念，就可看出韓國社會有多病入膏肓。

姑且先不論體罰既不具有管教效果，且對孩子有害，我之所以認為體罰是一種問題，更大的原因在於這會導致孩子將加害者的論點內化，認為暴力也是一種愛。

若是在我深知對方很愛我，或者非常依賴我的狀態下，對方對我拳腳相向的話，這不僅是一種身體傷害，更是踐踏對方心靈的一種惡質暴力。多數的家暴和約會暴力均屬此類。2015年，Twitter上很熱門的約會暴力證詞便是如此。加害者把「妳做了該打的事」當成施暴理由，將過錯推到被害者身上。「害怕失去對方勝過於挨揍」的被害者則責怪自己老是做了該打的事，下定決心要成為更好的戀人。

我在調查蔚山兒童受虐致死事件時，也聽到與此極為相似的故事。根據當時社區鄰居、教師和社工的證詞，加害者和孩子的關係和Twitter上看到的約會暴力加害者、被害者的關係相似。

即便在不為人知的暴行曝光後，加害者仍怪罪到孩子頭上，表示是孩子說了謊，做了該打的事。另一方面，即使這個孩子被打得頭破血流，卻仍以「很會做菜的漂亮媽媽」為題寫了一首詩，還畫了圖，努力想討好加害者。倘若約會暴力的受害者是因為害怕失去戀人，將加害者的話語內化，那麼在虐待中犧牲的孩子則是為了存活，才將加害者的論調加以內化。儘管成人與孩子面臨的處境不同，被害者對於加害者的依附心理，是在披著愛的外皮所行使的暴力中都會看到的悲涼樣貌。因為，加害者總會在施暴後，反覆訴說「往後一定會好好待你」。

以「愛之鞭」為名連結暴力和愛是非常危險的，這無疑是教導孩子，只要愛著對方，身體上占有優勢者便可用蠻力壓制他人。即便在愛與照顧的關係中，力氣強大或是擁有權力者，均可用暴力來解決問題。體罰教導孩子，「為了獲得你想要的東西，打人也無所謂」「攻擊他人也沒關係」。

在親密關係中，約會暴力、體罰等以愛為名所行使的暴力，在無形之中強迫被害人相信，「是我做了該打的事」。為了能夠活下來，於是挨打者必須貶低、否定自己，認為問題是出在自己身上。

但世界上哪有什麼「該打的事」？這種醜陋的暴力所留下的傷痕，在我所聽到的故事中最令人於心不忍的，莫過於2014年一位住在社福機構的孩子。他來到社福機構前，經常被父母體罰，而在輔導過程之中，當他聽到「我的身體很珍貴」這句話時，他如此說道：「書上是這樣說，可是我不懂，為什麼我的身體很珍貴，每天被打很可憐，有什麼好珍貴的⋯⋯。」

令人遺憾的是，這個孩子在機構內也身陷對其他孩子性騷擾的風波。要是不曾被好好對待，就不會認為自己和他人同樣都很珍貴。

將愛與暴力連結在一起的思考方式，蔓延到社會的每個角落。不僅僅是體罰，上述的約會暴力、家庭暴力是如此，而每到大學入學季，新生歡迎會以體罰建立新生紀律的扭曲模式亦是如此。使用暴力的行為，究竟為什麼會成為一種表達「歡迎」的方式呢？我認為，使大家「變得能夠接納暴力」的首要次文化，即為父母的體罰。

心理學家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人類的善良本性──為何暴力會衰退？》（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一書中檢視暴力性的歷史，並以美國為例，說明體罰的贊成率和殺人率的軌跡相符。容許體罰的次文化也意味著助長成人的極端暴力。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之所以強調杜絕體罰是「減少並防止社會上各種暴力的核心策略」，原因就在於此。

隱蔽暴力的一般觀念在過去也屢見不鮮。就在不久前，大家還能若無其事的大聲嚷嚷「明太魚乾和女人，每三天就要打一次」這種駭人的話。如今韓國社會至少不會以愛為名，試圖隱蔽對女性的暴力行為，但唯有面對孩子又是另一碼子事。我們的孩子就生活在被美化為愛與管教、容許暴力的最後殖民地上。

在電影《驚爆焦點》（Spotlight）中，為揭開天主教神父對兒童的性暴力而奮鬥的人權律師說道：「養育一個孩子要靠整個村子，虐待一個孩子亦同。」

儘管這句話是為了強調全村的沉默與幫助等同共犯，但我認為這句話也適用於我們的社會。正如同父母無法獨自撫養孩子，父母也無法獨自虐待孩子。小看並容許體罰的態度、寬待暴力的情緒、無公權力的介入等，使得漏洞頻出，最終導致在某處的孩子受虐致死。就此層面來看，將子女視為父母的所有物、寬容父母體罰的韓國社會，不也加入了全村虐待孩子的行列？

無論是東、西方，提起禁止體罰的話題時，最常聽到的辯解如同前述，是「多虧父母的鞭打管教，今日我才能成為一個更好的人」。這句話透露出如何看待成為一個人的價值觀剖面。正如同「唯有挨打才會大徹大悟」一樣，其中包含了「想讓稚嫩不成熟的孩子好好成長，就需要靠包含體罰在內的嚴格管教」。

孩童不是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概念，根據各社會的脈絡，始終都有不同的定義。根據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的《人類大歷史》（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漢摩拉比法典規定了家庭內的嚴格位階秩序，孩童不是獨立的個人，而是父母的財產。若是某個貴族殺害了其他貴族的女兒，則需依法處決殺人者的女兒。儘管殺人者平安無事，無辜的女兒必須受死這件事看起來很奇怪，但對於漢摩拉比和巴比倫的人民而言，卻是很合理的結論。因為他們認為，既然財產受到損失，那麼造成損失之人的相同財產也要受到處分。

對待孩子的態度與管教方法，也根據該社會對於人性的概念而有不同。有些社會認為人性本善，因此不需要體罰或管教；也有些社會認為人性本惡、人類是軟弱的，當然需要體罰。

在希瑟．蒙哥馬利（Heather Montgomery）的著作《童年人類學》（ An Introduction to Childhood）中便記載了豐富的案例，介紹不同文化下的管教方法。在此引用幾個例子：

幾內亞比索的帕佩爾族（Papel）認為教導孩子時不可缺少體罰，沒有挨打過的孩子會成為怠惰又有諸多不滿的人，甚至還有為了教導孩子如何忍耐痛苦，刻意進行體罰的情況；巴西中部的夏灣提族（Xavante）則認為，因為疼痛而哭泣是很丟臉可恥的，若是看到孩子有此行為，就會加以體罰。

在南太平洋的東加（Tonga），體罰不僅很常見，而且孩子被認為不具社會能力。他們所認定的社會能力是指能根據地位來理解位階秩序，並保有與之相符的尊敬之心與服從態度。對這些人而言，體罰是為了灌輸孩子位階秩序的權宜之計。

在近代以前，西方毆打或威脅孩子的情形也很普遍。直到18世紀中葉，西歐各國的法律將孩子視為物品，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可以隨心所欲的進行買賣，或者將其當成奴隸使喚。在英國的早期法律文獻上，沒有指控或處罰父母虐待子女的內容與規定；在美國也將子女視為父母的所有物，不將兒童人權放在眼裡。受到基督教的深切影響，大人會故意體罰孩子，讓其產生恐懼。就像神救世人，免去他們的罪惡般，父母也透過體罰，免去子女的罪惡。這類世界觀曾蓬勃一時。

另一方面，台灣、尼泊爾、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等國家，在孩子具備社會能力前，不會對孩子進行任何管教；在峇里島，則不容許父母有傷害子女的行為；就連強調驍勇善戰的亞馬遜雨林原住民亞諾馬米人若見到幼兒哭泣，父母也會立刻跑過來安撫；因紐特人則認為，在子女具備思考能力前，父母不應該試圖教導什麼。

在韓國又是如何呢？在朝鮮時代畫家金弘道的風俗畫中，就有學生被書堂老師用藤條打小腿而哭泣的畫面，用體罰管教孩子成為普遍做法。根據尹英秀與KBS歷史追查組所著的《改變韓國史的14項謊言與真相》得知，朝鮮時代士大夫李文楗留下的養育孫子16年的日記《養兒錄》中，便經常有嚴厲體罰的紀載，甚至還有這樣的內容：「因怒不可遏，手持竹竿打其背臀，見其氣喘不過才罷手。」由此可見，當時習慣性將體罰當成養育孩子的教育方式。

西方出現反對體罰的運動，始於1900年初「兒童亦為具有人權的個體」的自覺。受到約翰．洛克（John Locke）教育思想的影響，對以體罰為主的奴隸式管教提出批判，瑞典作家埃倫．基伊（Ellen Key）、波蘭教育者雅努什．科扎克（Janusz Korczak）等人，在擴大兒童人權的視野上貢獻良多。

兒童人權源自教育思想與哲學，它之所以從覺醒走向規範，是從1923年救助兒童會創始人伊格蘭泰．傑布（Eglantyne Jebb）率先擬定《兒童權利宣言》，1924年國際聯盟總會加以採納，而後發表《日內瓦兒童權利宣言》開始。1959年，聯合國總部採納了更完善的《兒童權利宣言》，而且為了不只停留在宣言層次，而是以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公約來保護兒童權利，在1989年通過了《兒童權利公約》。

在《兒童權利公約》內，對孩童的認知有了轉變：從僅將孩童視為管教對象的既有觀點，轉變成即便孩童脆弱，但仍與大人相同，是擁有同等價值的人類，亦為權利的主體。公約禁止體罰的宗旨，在於倘若毆打成人的行為不可饒恕，那麼毆打孩童的行為亦同，無論原因是什麼，都不得容許。

公約所界定的體罰範圍不局限在身體上。2006年，監督公約執行的機關──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就在評論中定義，體罰是「無論程度如何輕微，使用物理暴力，並引起某種程度的痛苦或不適感的所有處罰。」其中包含了「用手、鞭子、棍子、皮帶、鞋子、木杓等工具毆打孩子」，並舉出「無視、造成羞愧、責難、責任轉嫁、威脅、恐嚇、嘲弄」等非身體上的體罰做為例子。

在這篇評論上寫道：「雖然許多國家擁有將虐待或殘忍行為規定為犯罪的兒童保護法，但單憑這些，無法保護兒童免於在家庭或其他環境中受到體罰、殘忍和屈辱性的處罰。」同時追求「廢除支持或正當化父母或養育之人使用某程度暴力的明文規定，以及允許『合法』、『適當』、『正確』管教體罰的所有法律。」

《兒童權利公約》規定國家必須以法律禁止體罰，但比其更早禁止體罰的是北歐國家。1979年，瑞典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以法律禁止家庭內體罰的國家，之後歐洲各國相繼加入行列。芬蘭在1983年以法律禁止體罰──若父母以管教為目的，做出由第三者對孩子行使的身體或精神暴力、可能演變為刑事案件，則必須受到與第三者同等的處罰。芬蘭徹底實現禁止體罰的原則，不僅在民法上禁止家庭內的體罰，同時父母即便只是輕微毆打15歲以下的孩子，也會成為被起訴對象；在民法、刑法的審判上，也不認同對體罰的抗辯。

另一方面，在許多層面常被韓國拿來參考的美國聯邦政府，卻沒有任何禁止體罰的法案。從權利侵害到保護私人的問題，原則上以州為管轄範圍，因此允許或禁止體罰的權限不在聯邦政府，而屬於各州。美國也基於相同論點，成了聯合國會員國中唯一未批准《兒童權利公約》的國家。

雖然法律會反映出一個社會的普遍價值，但同時也會引領重要價值的轉變和擴散。直到2017年5月，法律明文規定各種體罰均為暴力（包含家庭體罰在內），並且全面禁止的國家，達到了52個。這些國家以法律禁止家庭內體罰，司法體系也會站在孩童立場，證明了對於孩童的理解、對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義務與責任的想法正在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