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誠（化名）是個身材魁梧的男孩子，今年高二，身高逼近一百八十公分，笑起來很靦腆，但他身上卻背負著不同於這個笑容的悲哀和屈辱。

在熙來攘往的便利商店，他勉強將自己塞在圓板凳上，弓著背且心不在焉地拗著手指，眼神始終避免與我接觸。此時，商店裡播放著Alan Walker迷幻的電子舞曲，我們之間的氣氛卻跟墳墓一樣死寂。在很久的沉默後，他突然說：「小六那年我在安置機構的時候，有國三的大哥哥逼我幫他口交。」

那是平淡到幾乎不被記憶的一天，小誠吃過早飯後，跟往常一樣到指定的區域打掃，一位國三的哥哥走過來，噌的一聲，脫下褲子，開口就要小誠幫他口交。他嚇了一跳轉身想逃，國三生一個箭步把他抓回來揍了一頓，惡狠狠地瞪著他說：「你再不做就試試看。」

小誠被要脅的地點與手段越來越隨機，廁所、浴室，甚至緊鄰生輔老師房間的寢室裡都發生過。某天夜裡，小誠在半夢半醒間，能清楚感受到有個男人爬上他的身體，他的雙手雙腳都被壓制，內心充滿恐懼卻喊不出聲，只能死命地扭動身體，祈禱床板發出喀吱聲能吵醒另個房間裡熟睡的老師。

「你怎麼不呼救呢？」我忍不住問。

在很久很久的沈默以後。

「因為害怕被揍，」他的頭垂得更低，用僅存的力氣擠出下一句話：「我真的很害怕再受到傷害了。」

小誠說他念幼稚園時很愛哭，每次只要一哭，爸爸就會拿衣架、藤條抽打，小誠經常被打到縮在牆角。等到上小學時，他學會在爸爸打得接近失控時，趁隙逃出家裡，通常是往家裡的後山跑，躲在不起眼的小廟裡，一邊哭一邊等著父親睡著，再躡手躡腳地回家。

小四那年，挨過一個被打且筋疲力竭的夜晚，他上學遲到了。當他跑到學校時，操場正在舉行升旗典禮，他停下腳步，站在某個班級前跟著唱完國歌。典禮結束後，那個班級傳出竊案，訓導主任馬上把小誠叫到辦公室，要他交代偷了什麼，「我沒有偷東西。」小誠說完，「啪」的一聲，一個肥厚的巴掌打在他後腦杓，他重心不穩，跌坐在地。

從那天起，小誠開始逃學。他每天比媽媽早一小時出門，拿著午餐錢去網咖玩一整天遊戲，肚子餓時，就溜進便利商店偷餅乾和飲料。可惜手法拙劣，屢次被逮送進警局，最後，社會局社工認為小誠的家庭功能不彰，將他送進兒少安置機構。

就像描述少年坎坷的經典電影《四百擊》，小誠和裡頭的主角安瑞一樣，從學校逃學一路墜往感化院 。小誠同樣無力中止他往下掉落的人生。

時至今日，臺灣提供的兒少照顧體系，卻有點像是被植入病毒的電腦系統，屢傳當機，只是沒人知道何時會瞬間崩潰。

2017年3月，南投某安置機構爆發院童集體性侵事件，案發時未滿14歲的少年曾先後替同院至少4名安置少年口交或肛交，最終因該名少年罹患性病，此事才意外揭露，而檢警循線調查後發現，該機構還有至少8名性侵加害人與被害人。

曾任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副廳長，現任台北地方法院法官蔡坤湖直說「這絕對不是個案。」從他15年少年庭法官的審判經驗裡，估計至少2成的安置機構都發生過類似的性侵案件。

根據我們透過立法委員向衛福部保護服務司拿到的統計資料，2016年兒少安置機構通報的性侵案件為142件，而全台兒少安置機構也不過121間，顯然有安置機構發生不只一次性侵案件。但性侵已經被證實是所有刑事犯罪案件中黑數最高的一種，國內犯罪學者曾估算，實際性侵害案件數是通報量的7到10倍。即便如此，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林月琴仍覺得此比例被嚴重低估了，因為「這是機構裡最不能說的祕密。」

生輔員所說的故事，經常讓她癱軟無力，但林月琴總會多問一句：「怎麼不通報呢？」得到的回應很一致，「這是不能夠說的，因為這會影響到捐款，也會影響到政府給機構的補助。」

安置機構的經營因政府補助不足，一切都得精打細算。安置機構接受縣市政府社會局或地方法院的委託照顧小孩，各縣市政府會提供一個小孩一萬五千到兩萬元不等的安置費，但我們問過五間不同安置機構，當政府補助不足以支應他們全年的開支，高達五至七成的費用都必須自行募款時，「機構的形象就會很重要，如果我這家機構傳出性侵的話，捐款人會怎麼想？他可能就不願意捐錢給你了。」臺東海山扶兒家園主任林劭宇語氣有些無奈：「我上個月要通報性侵的時候，所有的同事都在勸我，『主任，你要不要再想一想。』」

說完之後林劭宇停頓了一下，他不想自己的意思被誤解，他說自己不會因為顧及捐款，而猶豫是否通報。但他也強調，錢是很實際的，他聽過其他機構曾因籌不到錢而發不出員工薪水，或要求員工將薪水捐回機構。

即便通報了，政府也不見得支持這個其實充滿勇氣的決定。

一名不願具名的社工曾將院童間的性侵通報給社會局，他深刻地記得話筒那頭說：「你們幹嘛找麻煩，這是我10年來收到的第一個通報。」最後，涉及性侵的加害人與被害人都被迫離院，社會局不時派人到機構「督導」，離開前還對著通報的社工說：「你們一定是管理有問題，才會發生這種事。」

事實上，從監察院的調查報告、歷年新聞報導，再到第一線的採訪所得，所有的兒少安置機構都可能發生性侵害──公立機構會發生，私立的也會；優等的機構和丁等的機構都曾發生過；社政安置和司法安置發生的機會一樣高；純粹男生的和男女兼收的也沒有差別。而這樣的事情對管理者來說，最可怕的是地點與時間都隨機，因此難以預防。

人力不足的前提下，統一作息成為必要手段。院童的日常生活大致如此：早上6點起床，操場集合點名後打掃1小時，7點進餐廳吃早餐，7點半搭車上學，下午4點放學後，進門第一件事先檢查書包有無違禁品，接著1小時體能訓練，5點到6點排隊洗澡，6點吃晚餐，7點進教室寫作業，9點上床睡覺，寢室熄燈。每項行程都是集體行動，若要中途離開則必須向生輔老師報備。

「這到後來變成是一種管理機制，他們在『管理』孩子，變得沒有辦法去照顧每個孩子的身心發展。」一手建立國內安置機構評鑑的實踐大學社工系教授彭淑華解釋，她曾訪問國內近30家育幼院，發現機構內的確存在以「控制」取代「照顧」的問題。

明遠（化名）相當懂得如何在這權力系統裡生存。他從小因家庭失去功能被社工送進育幼院，在那裡度過了童年和半個青春期。他極力向我描繪一個世界：兩公尺高的圍牆、不鏽鋼的鐵門，還有密布的監視器以及與生輔員同住的寢室，傅柯式的「全景監控」11在這裡成為了現實。

除此之外，育幼院的管理還來自多如牛毛的規矩，例如服裝儀容、抽查內務櫃、不能任意外出、嚴禁使用手機、有條件地使用電腦，以及信件都要拆開檢查等等；而真正起作用的，往往只需要一條家規：尊敬師長。跟老師頂嘴、講話太大聲、不配合作息都是觸犯警戒線。

有時，樹立權威並不需要那些複雜的處罰手段，只要略施小惠就行。「你在家裡可以跟爸媽冷戰，但在育幼院你就會知道不能得罪大人，因為資源都在他們手上，例如你想要零用錢買點零食，他也可以不給你，」明遠總結了經驗：「你跟他鬧脾氣絕對不會有好下場。」

在台灣，機構虐待同樣層出不窮，尤其容易發生在承接觸法少年的機構裡。「有些機構要照顧觸法的少年，那怎麼辦？除非他有更多不同專業的照顧者，而且人力要足夠，否則他只好用管理，可是是用更高壓的管理。」彭淑華認為少年中途之家除了社工與生輔員之外，至少還需要諮商心理師、職能發展師，以及懂得少年犯罪的專家。

不過，多年來台灣給觸法少年的資源，其實少得可憐。

攤開我們拿到的另一份關於兒少機構的統計，全台121間兒少安置機構中，僅有25間願意承接地方法院的觸法少年，其中6成機構都只願意收容個位數的觸法少年，而願意收15名以上的機構僅有7間，這其中並不包括任何一間公立機構。

相較於民間的安置機構，公立的安置機構營運費用由政府編列，少了募款的壓力，且工作人員薪資也比照公務員，照顧人力與輔導資源都應比民間機構更好。但是，當公立機構將最需要照顧的一群孩子往外推，接住他們的，是和觸法少年同樣資源相對匱乏的民間安置機構。

徐瑜幾乎每天睜開眼都在為錢煩惱，位在的南投的「陳綢兒少家園」是她服務的安置機構，裡頭觸法少年佔了將近一半，當中約2成都有身心問題，除了定期就診服藥外，如果想給孩子更完整的心理諮商，她往往需要自籌經費， 「（政府）給我們這麼少資源要我們帶出一百分的小孩，說真的我們每天都是撐著在做，只求不要出事而已。」她說。

宏恩（化名）是犯下錯誤的那個生輔員，也是第一個向我承認曾毆打院童的人。事情發生的前一晚，他忙到了深夜，隔天早上6點他打起精神叫小孩起床，8點送他們上學後，他必須帶一個前晚感冒的小孩去市區看醫生。回到家園，他得盯著留園的2個「小鬼」寫完作業，等到下午4點，他先檢查所有放學回來孩子的書包，然後陪他們打籃球。撐到5點，放孩子去洗澡，以為可以稍微鬆懈一下。

宿舍傳來一陣陣起鬨聲，他跑上樓，走廊裡聚滿了院童，黑壓壓滿是人頭，咆嘯、爭吵、喝斥聲不絕於耳。左側宿舍的門口前，2名國中生打起來，趕來勸架的老師被兩群人馬包圍著，他看到後，撲上去把鬧事的一方壓制在地上。原以為事情平息了，晚上用餐時，當修女正帶著眾人禱告，剛才鬧事的少年抓起不鏽鋼碗盤又是一陣亂摔，餐廳裡喧鬧聲一浪高過一浪，有的在鼓譟起鬨，還有的等著看宏恩怎麼處理。然後⋯⋯事情就這麼發生了，宏恩氣得連續甩了鬧事的少年四個耳光，直到瞥見他的嘴角正在流血。

「我自己那時候也嚇到了。」宏恩看上去很緊張，雙手一直交叉抱著胸前。他在安置機構工作將近10年，他會早起幫少年燙好制服襯衫，也會半夜幫肚子餓的孩子煮泡麵，一直以來他都抱著熱情，希望陪少年走一段路。但機構裡龐大的照顧工作，讓他喘不過氣來，他說如果再遇到同樣情形，可能還會這麼做。

不願自己動手的，他們就讓大孩子來維持秩序。當生輔員看到學長在「管教」學弟，往往什麼都不用做，就能賦予打人的少年在群體中特殊的地位，同時也讓新來的少年懂得機構的規矩。

有項心理學實驗能具體說明這項教養理念：5隻猴子關在籠子裡，頭頂綁著一串香蕉，當有猴子想爬上去摘香蕉，機器就會對剩下的猴子灑水，接下來，只要有猴子想爬上去，其他猴子就會圍毆牠，即使換了新的猴子進來，只要牠想爬上去摘香蕉，一樣會被其他猴子痛毆，久而久之，所有的猴子都不敢再去摘香蕉了。

只不過，不管是社會局安置，還是法院安置的孩子，他們都帶著各自的創傷來到機構，卻在大人的管教中呈現童年關係的輪迴：強大的可以欺凌弱小的，弱小的沒有反抗之力。

夜晚的安置機構，是個近身肉搏的叢林社會，有套「地下法庭」在主持正義。這套系統同時滋養著兩群少年，有些人註定是這個地下法庭的執法者，他們大多肩寬體壯，敢衝敢拼，像狼一樣透著一股狠勁。

小誠則更像是羊，他平時裡很安靜，走路永遠低著頭、駝著背，像是把自己縮成一座地窖。儘管機構裡規定不能霸凌他人，但少年的秩序是按另一套規矩運行：菜鳥要幫老鳥洗衣、洗碗，負責大多數的打掃工作。最重要一點，是懂得保守秘密。小誠剛進機構時不懂這些規矩，當學長叫他幫忙洗衣服，他天真地報告老師，那天夜裡，他從床上被3名學長拉下來打，接下來1個月，他嚇得不敢再跟老師說話。

這是每個機構少年，吃下一個又一個教訓後，不得不掌握的生存技能。支撐少年的動力，在於他們相信能夠「向上流動」，15歲的阿德（化名）用打遊戲比喻，「就像升等一樣，你可以一個階級、一個階級升上去。」

因為逃學逃家，阿德3年前被送進安置機構。他對初入機構的印象，至今還很深刻，那天一名機構少年找「帶頭的」單挑，有不少人圍著他們，吹口哨、嬉笑、吵鬧，當中也包含2名生輔老師。最終，挑戰的少年輸了，但這件事讓他明白一個道理：要夠狠、敢衝，才不會被欺負。

某天，一名瘦弱的生輔老師因為雞毛蒜皮的小事挑他毛病，評估之下，他認為自己能制住他，於是看準時機一拳揮去，將老師重壓在地。事後，他的懲罰是被用塑料水管抽打小腿，不過，他在少年間的地位也瞬間提升。「我以前在外面都不敢打架耶。」阿德將那次充滿勇氣的打架視為他青春期的蛻變。

阿德陸續在自己的兩隻手留下刺青，用縫衣針蘸點圓珠筆的藍墨水，針尖刺過，鮮血一小顆一小顆的從皮肉往外滲，最終結痂在皮膚形成印記。他用它們來威嚇別人，同時也提醒自己。他還要變得更強。

當拳頭成為真理，青春的荷爾蒙又在釋放，不難理解為何機構內的性侵會頻繁發生。仔細想想，機構內的少年和一般少年最大的差異，其實在於他們不像一般男孩有個屬於自己的空間，能夠解決欲望。

安置少年的欲望一直不被看見。「當他（安置少年）有欲望的時候，又找不到任何管道可以發洩，身邊剛好一個小弟弟在，很容易就抓他來口交或自慰了。」林月琴像洩了氣的皮球癱在座位上說道，她後來以兒少安置機構內的性侵為題完成碩士論文，在她訪問數位受害者後，總結出意外發生的原因與地點。

這些欺凌行為多數發生在機構內的寢室、廁所、人少的教室和天台，或者是戶外的空地和地下室。

在安置機構社工遭遇的所有問題裡，性一直是難以處理的議題。除了它牽涉錢、資源、名聲之外，往往還有違法的風險。陳綢兒少家園的主任徐瑜能夠理解少年的欲望，但站在一個機構經營者的立場，「我沒辦法提供他們（未滿十八歲的少年）那些資源（A片、A漫），因為那是違法的。」她說。

每個遇到類似問題的機構社工，都在盡力解決所面對的兩難困境，有些人選擇積極面對，讓有需求的少年帶不露點的刊物進浴室自行解決，但有更多人選擇忽視少年的欲望。

部分安置機構被打造成一個去性化的空間。加裝更多的監視器，嚴格禁止少年使用手機以及任何3C用品，電腦必須在老師監督下使用，除了機構提供的書籍外，都屬違禁品，禁止男女交往，書包、抽屜、衣櫃隨時會被抽查。

明遠就是在這樣去性化的環境中長大。可悲的是，這對問題一點幫助也沒有。小四那年，某個夜裡他正在睡覺，卻感覺到他的手被某人拉進褲襠裡，醒來後發現他在幫一名學長自慰。那天以後，那名學長更常在他面前裸露生殖器，要他幫著口交、自慰。最誇張的一次，學長把明遠拉到地下室，脫去他的褲子，嘗試著要進入他的身體。

身心的屈辱感以及被威脅的恐懼感，讓明遠始終不敢說出來。直到他上國中，有次終於鼓起勇氣，跟一名信任的生輔員說到此事，他心想對方應該是能幫忙的。那名老師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說話，直到後來坐到他旁邊握著他的手，說：「那位哥哥已經離院了，就不要追究了吧。」

那次談話後，明遠越來越不知道怎麼處理自己的性需求。他經常躲在陰暗的角落裡自慰，像是頂樓的曬衣場或是沒人去的地下室。某次，當他躲在戶外草叢後自慰時，他以為沒人看見，一架監視器卻拍下他手淫的過程，後來，機構的老師帶他去看身心科，整個過程，他聽見老師跟醫師在討論他有多麼不正常。最後，醫師開了藥，他為自己的手淫吃了3年的鎮定劑。

「你從小就知道自己的性需求是很丟臉的、危險的。」明遠認為這件事情對他的影響延續至成年前，他後來在機構只要一發現自己想自慰，就湧上很深的罪惡感，「你會警惕自己，你不能夠做這件事，你不能夠被發現，否則你可能會被轉院。」直到成年，他才知道自慰是一件正常的事，「我當初到底為什麼要吃藥？」明遠的聲音中夾雜了哽咽，對於那段迷茫的日子仍感到激動傷心。

林月琴覺得正是從政府到兒少機構都不願面對少年的性議題，才會讓機構內這些受害者持續地受到傷害。最糟的情況，就是這些被侵犯的少年變成了加害者。

「我只是運氣比較不好，被抓到而已。那些以前性侵我的哥哥呢？為什麼他們不用被關。」林月琴一直記得當年19歲少年小凱（化名）在監獄這樣對她說。小凱8歲住進育幼院，國中時有高中的哥哥要脅他幫忙打手槍，每次結束都恐嚇他不准講出去，結果，他轉而用同樣的方法要脅國小生的弟弟幫他服務。

小誠以另一種責怪自己的方式自我傷害。「我不怪他們，我知道他們也有需求。」當我問他想過告性侵他的哥哥嗎？得到這樣的回應。他講話的樣子很緊張，眼睛緊閉，身體搖晃著，能感覺到他在承受折磨。「可是我就很討厭啊⋯⋯我就像一個工具，要用就用，」他說。

他後來跟我講述他逃離機構的戲劇化情節。因為不甘被性侵受辱，卻又不能說出這個秘密，他開始無來由地突然大哭，或是歇斯底里地尖叫。最後，機構的老師把他關進一間禁閉室。

兩坪大的房間裡，角落擺著一個尿壺，屋子裡僅有一扇通風窗，讓整個屋子更顯悶熱和髒臭，四週是海綿軟墊舖成的牆，牆皮上用奇異筆寫滿了「某某某到此一遊」、「幹」、以及對安置機構的詛咒。

他在裡頭更常驚恐地大叫，因為，他總覺得晚上有鬼。關到第3天，他已經瀕臨崩潰，趁老師送飯來的時候，用盡力氣衝開不鏽鋼的鐵門，開始往樓上跑，一下子衝到天台，一腳跨坐在欄杆上揚言要跳下去。

院方通知他的家長，讓媽媽帶他回家。之後，他再也沒有跟任何人提過在機構裡發生什麼事，對此，他的解釋是「日子就這樣過下去就好。」

要求被性侵的孩子忘掉這件事，若無其事地生活下去，恐怕是體制對受害少年最大的殘忍。安置機構處理性侵案件有套最便宜行事的做法，將性侵的加害人與受害人分開，並強制轉院，然後社工在轉出孩子時，繼續隱匿孩子被性侵的事實，任他們在體系中流轉。

結果，記憶無法被抹除，痛苦在時光中延續。

小誠最近在臉書寫下自己想要一台時光機。「我希望可以回到幼稚園，如果我那時候不那麼愛哭的話，我爸爸就不會打我，我也不會被送去機構，那大哥哥也就不會對我做這些事了。」他問我：「對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