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那年，北京市民被問到首都重要建築物中，最喜愛的是哪幾座有民族特色的大樓。他們所選的50座建築物中，西單西長安街的民族文化宮榮登榜首。這座聞名大樓是1959年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而蓋的十大建築之一，卻甚少人看得出它其實是1950年代引發爭議的民族政策的縮影。一開始，民族文化宮便有好幾個不同的用途：既是傑出的首都建築地標，又是國家權力的代表；既是國家級的民族博物館，也是文化遺產的展覽中心，更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少數民族團結的象徵。

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家中，氣勢宏偉的政府大樓向來都不只是為建築藝術而設。它通常把科技、藝術及最重要的國家政策集於一身。民族文化宮蓋上傳統的雙重屋簷並鋪上琉璃瓦，有濃厚的民族色彩，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初期這個關鍵時刻的民族政策，是個不折不扣的政治符號。

中國官方所承認的56個民族中，漢族最大，其他55個都被稱為「少數民族」。這些少數民族多處於天然資源豐富並且極具戰略價值的偏遠地區。近年來學界對他們的研究興趣愈來愈大，但大部分研究都局限於個別專門學科領域。我在這章裡採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認為中共領導人不單依靠法律和規條，還利用民族建築形式去宣傳他們的少數民族政策。我分析政治如何與民族、建築和博物館相互影響，尤其是民族文化宮這座重要的政治建築物，是如何透過展品的陳列策略去提供一套官方的少數民族論調。我們若細心觀察民族文化宮的建成和展品的擺設，不難看出中共操控少數民族形象時所用的手段，還能了解建國最初十年，共產黨在處理少數民族主義、地區分離主張和本土身分認同時所遇到的難題。

自1949年起，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即要面對兩難局面：一方面它企圖對少數民族施以嚴厲管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容許某程度的地區自治和各地文化繼續存在。但即使是有限度的自治，政府都怕會助長地區民族主義的風險，引致邊區族群要求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每當不能真正有效解決這個矛盾時，中共黨國就寧可讓穩定壓倒一切，加強控制非漢人的族群。富有漢族建築風格的民族文化宮，表面上主要的功能是博物館和陳列中心，展覽民族物品、服飾、樂器、工藝和照片；實際上是為中共效勞，強而有力地傳遞共產黨在漢族主導下團結各少數民族的政策。這座大樓只會統一口徑宣傳中央政策，跟很多西方現代非官辦的博物館相當不同；西方博物館通常展示的是多元聲音、不同觀點和偶爾無法協調的分歧。

雖然我多次嘗試找出官方究竟搜集到多少文物，及民族文化宮的館員是以什麼準則來挑選展品，但我訪問文化宮時，職員拒絕透露這些檔案資料是否存在，又假如存在的話，能否提供外界作研究之用。幸好，國慶工程辦公室保存了文化宮的檔案資料，現今部分文件存放在北京市檔案館，可供查閱。該辦公室是中共1958年成立的，用來協調十大建築的各項工程。這些資料可讓學者看到修建民族文化宮的一些內裡乾坤。上海市檔案館目前已公開的部分少數民族資料，也可讓人知道中共民族政策的大體方向。此外，一份重要的文件《民族文化宮落成和十年來民族工作展覽》提供了在文化宮內真正展出過的物品的詳情。民族文化宮的多次展覽中，或許不經意地透露了共產黨矛盾重重的民族政策，包括政治口號與實際做法之間的鴻溝，宗教等政治敏感話題的迴避，少數民族自治權的不予重視，還有共產黨對民族文化宮及其展品的嚴密控制。

國務院副總理烏蘭夫和其他政要出席了1959年10月6日隆重的首展開幕禮，當日文化宮也正式向公眾開放，這可以說是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的雙重賀禮。官方和博物館人員用圖表、照片、模型和說明等方式，宣傳新政權的民族大團結政策取得空前成功。展覽場地分綜合館、地區館和專題館。綜合館並不著重介紹個別事件，而是說明共產黨的總體路線和展示毛澤東的指示。此館為整個民族大形勢提供了一個全面的觀點。地區館有15個專區展覽，包括內蒙古自治區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專題館則介紹散居在13個省市裡較小的少數民族聚居地。

綜合館無疑是展覽的核心，讓共產黨說明官方政策和標榜新政權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館區中心是一幅巨型橫額，寫著大躍進的流行口號：「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上圖）正好顯示那場政治運動在當時推行得如火如荼。牆上貼有官方公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各民族平等、團結、友愛、合作的社會主義大家庭」。公告還附上提示，表明憲法保證所有民族同樣平等。另一張圖表展示1954年在北京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1,226名代表中，有178（14.52%）位是來自少數民族地區。還有圖表提到，1953年中國的5.94億人口中，少數民族只占6%，因此在中央政府內擁有足夠的代表。展覽用上有紀念價值的照片和新聞報導來強調自治區的成立，並形容這個政策是高明和成效顯著的。

毛澤東主席的照片是綜合館的焦點所在，但見他常常接見少數民族領袖，或被歡天喜地參與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民族代表所簇擁。這些照片的含義不言而喻：各個民族都團結在同一屋簷下。就算是造訪內蒙古和西藏等地區的黨高層官員，在照片中也流露出一片祥和親善的氣氛，說明了中央政府是全心全意地照顧各族人民。同時，很多照片都說明「各少數民族也分別組織致敬團、參觀團，來首都向毛主席致敬」。

綜合館的另一個主題是少數民族地區工業和農業的迅速發展。前者被視作「飛躍的發展」，後者被說成是「農業大豐收」。政府利用這個綜合館，製造了歷久不衰的樂觀主義神話，並要求人民絕對信服社會主義為中國創造了光明前途。

但是，政治宣傳若無具體事例來支持，很容易就會脫離現實和流於空洞，因此地區館透過文物和模型的陳列以補宣傳的不足。這部分的展覽以內蒙古自治區為先，因為它是首個成立的自治區。其他還有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如黑龍江、雲南、青海、貴州，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廣西僮族自治區和西藏自治區（當時只完成部分陳列）等。

地區館的多個展覽廳都以具體方式表達共產主義來臨前後社會的差異狀況。例如，為了說明 1949 年前的社會階級極端對立，展覽廳把昔日平民的破舊衣服與仕紳的奢華穿戴擺放在一起，成為強烈的對比，還不忘加上說明：「一邊是飢寒交迫，一邊是荒淫無恥。」這種貧富對比還不止於衣著。參觀者看到在社會主義支持下，雲南少數民族推翻了封建領主。西藏的藏民得到共產黨的幫助，廢除殘酷的封建農奴制度。展覽廳使用圖表和統計數字，說明中央政府為所有少數民族地區提供的大量經濟支援和幾乎無限量的物質供應。有說明更指出「7〔、〕8年來黨為西藏人民培養出了一大批幹部，為西藏地區的社會改革和社會主義建設準備了可靠的骨幹力量」。

由於西藏的地理位置在戰略上非常重要，工作人員花盡心思，運用了200多張照片、30多張統計圖表和100多件實物，以說明歷史上西藏從來都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方列強對這片土地的侵略及西藏人民「英勇的反帝鬥爭」，都列為重點介紹。其效果是誇耀只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西藏才由共軍「和平解放」。多張照片和圖表都用來告訴觀眾「8年來黨和國家在西藏進行的艱苦工作和所取得的成就」。

民族文化宮的陳列方法與搜集工作一樣，緊跟當時的政治運動走。大躍進的4個主要目標──機械化、電氣化、農業灌溉和因地施肥──都應用於各民族地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館介紹該區石油化工業的新發展。雖然沒明確說明，但顯然是指1955年10月在新疆北部發現的克拉瑪依油田。新疆館裡擺放一座鑽油台的模型和幾種石油產品樣本，以茲記錄這令人興奮的發展。展覽宣布這是「逐漸形成中的我國石油工業基地」。展覽也重點介紹1954年成立的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這個既是經濟卻又以軍隊方式組織的軍事團體，是用來加速西北偏遠地區的農業和工業發展。據漢學家馬克林（Colin Mackerras）的估計：「到1954年秋天為止，兵團的總數超過20萬人，90%以上是漢人。」

農業成績見於寧夏回族自治區館內的青銅峽水利樞紐工程及其灌溉農田。這浩大工程在1958年開始，到1978年才完成。在甘肅館，展覽以海報和模型說明「在大躍進的1958年中，甘肅省少數民族地區全部實現了人民公社化」。有標題說明人民公社「給各民族帶來了無限美好幸福的前途」。專題館規模較小，強調「散居的少數民族人民長期以來，就和漢族人民生活在一起，建立了親密無間的友誼」。

整個展覽都能以綜合館展示的一句聲明來總結：

「10年來，我國各民族共同經歷了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變革，在這中間絕大多數的少數民族從原來的封建制度或者奴隸制度甚至原始公社制度下面解放出來。」

自18世紀末開始，特別是在20世紀，西方的博物館成了爭議不絕的場地。現代博物館雖然不再維護傳統皇室或富有贊助人的利益，但仍要在現實的社會環境中生存，當中也涉及特定的公共價值觀。因此它們受到各方利益及分幫結派的成員所左右。展覽文化不但反映當時政府對國內外所施行的政策及它的理念，還顯示出來自機構贊助人、慈善團體和商業大亨的影響。藝術家海克（Hans Haacke）甚至認為：「不管博物館是由私人營運或受政府監管，它都必然是政治機構。」他直言博物館「無可避免地會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博物館學者鄧肯（Carol Duncan）也有類似的看法，她聲稱事實上博物館是個儀式場所和意識形態陣地，是一個「政治組織和社會利益團體必爭之地，以實現讓自己看起來很美善、正常和合法的意願」。即使西方博物館無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組織所左右和利益團體所影響，它們仍然要在複雜多元的環境中運作，因而博物館的價值觀和展覽計畫都可以被人質疑，引起爭論，甚至遭到反對。博物館經常成為不同利益團體、不同歷史記憶群體的爭奪之所。換句話說，沒有單獨的、一言堂的觀念可以強加於現代西方博物館之上。用另一位博物館學者卡梅倫（Duncan Cameron）的話說，現代的博物館絕非「神殿」，而是「論壇」，讓人民發聲，讓百家爭鳴。

但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卻只有一個基本作用：為中共的利益服務。民族文化宮不會成為西方開放式的博物館，而是個有明確政治目標的官方展覽廳。文化宮的眾多展覽館都是高度受控的地方，展覽品傳遞的訊息，是精挑細選下用來維護共產黨正當統治的故事。民族文化宮因此不是個論壇，而是一座神殿，只許宣揚中共少數民族事業的成就。

官方媒體自然把民族文化宮描繪成一處廣受民眾歡迎之所。在沒有獨立資料的情況下，大家閱讀這些報導時務必小心。作為這所神聖殿堂的重點，展覽卻沒有展示少數民族地區內存在的巨大分歧，只把這些地區的成就與未來渲染得過分美好。其實展覽的深層意義不在於它陳列了什麼，而是在於它沒有展出些什麼。這些不獲展覽的題材，反而更真實和有力地反映出中共民族政策的本質和困局。

一個不獲展出卻很重要的題材是宗教。雖然與少數民族有關的宗教物品不在搜集目標之中，但展覽也有提及它們，只不過多少帶有負面的含意。例如在西藏地區館，宗教被指與農奴和傳統領主制度有直接關係。人類學家戈爾斯坦（Melvyn Goldstein）認為喇嘛、寺廟及本身也是僧侶的官員，確實從傳統領主制度中「獲得過量的收入」，而且這個制度「世世代代把農民束縛在領主的田地裡無償工作，以承擔徭役」。鑑於展品只注重這一點，展覽自然就不會提及影響藏人生活至深的佛教信仰和靈性修行，也不會在新疆館裡展出有關伊斯蘭教的正面形象。

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確有助當地的經濟生產，但也是充當監管的軍事代理人，具有阻嚇本土和外部動亂勢力的作用。新疆的情況複雜，有強烈的分離主義傾向，外國（以蘇聯為主）的勢力在當地也很大。兵團的存在意味著北京政府面對的困局：既要容許這個地區擁有高度自治，又要確保疆土不會分離。展覽當然不會提及兵團的這些矛盾，也不會透露中央政府與地方勢力的衝突。

展覽也沒有提及與建設兵團直接有關的內遷問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初10年的5個自治區中，新疆有最多的漢人移居。據馬克林的統計，1953年漢族占新疆478萬總人口中的6.94%，到了1964年，已經增加到31.93%（232萬人），而維吾爾族人占54.91%（399萬人）。這樣大量的漢人湧入，自然是要同化少數民族的意味極強，是政府伸延控制到邊陲地區的務實做法。展覽中對這種大量漢化與民族自治承諾之間的矛盾，也是隻字不提。

展覽真正強調的，是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大量經濟援助，建設新學校和鐵路，並改善了醫療設備。甘肅館內一份報告誇誇而談：

「這裡出現了人畜兩旺的新氣象。」

展覽並沒有讓當地的民眾發聲，去評論這些新設施和經濟項目有否尊重他們的文化，以及漢人大舉內遷與現代企業的到來，是否削弱少數民族的身分認同等問題。

展覽當然不會透露中共黨國在背後如何設立和維持嚴厲的組織去控制少數民族地區。例如，1953年11月中共華東局的民族事務委員會在中央的允許下，發表一份重要的報告，要求地方政府在處理回族組織時必須遵守的3件事：

在這段執政初期，中共萬事都以鞏固政權和穩定一切為先。民族文化宮及其展覽，是共產黨為本身的政權著想而小心翼翼編寫的文本。而這些不獲准展覽的題材，正是少數民族由衷的心聲，也是他們得面對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實況。

從一開始，民族文化宮就是把宏偉建築、少數民族歷史、社會主義民族政策的成就展覽館集於一身的複雜混合體，目標是宣傳中共黨國的民族和諧政策。1994年12月我訪問民族文化宮的首席建築師張鎛時，他語帶自豪地談及自己的傑作：「這建築工程」，像其他9座十大建築一樣，都是上頭指定的「政治要求」，用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週年。文化宮高67公尺，是首都當時最高的建築物之一，從遠處不同方向都看得見。對中國共產黨來說，這大樓代表了共產黨至高無上的地位，也代表了藝術與政治的完美結合。

民族文化宮是中共用來明確有力地講述其民族政策的地標。張鎛在訪問中強調黨領導賦予文化宮特定的象徵意義，代表「各民族大團結」。西側與文化宮為鄰的民族飯店，更加強了共產黨對少數民族的敬意。這兩座建築物表明黨極之看重各族人民。

民族文化宮也是一座政治博物館。之前提過，沒有一間博物館，就算是美術館，能完全不表達某種特定觀點，因為所有文化機構都代表著多方面的矛盾。很多藝術史家都認為其中的一個矛盾，就是藝術代表純美感，讓人舒懷與欣賞，而展品卻是一種教誨參觀者的物品，因而兩者的性質互相牴觸。巴黎羅浮宮（Louvre）便是很好的例子。1793年當羅浮宮從皇宮改變成公眾博物館時，畫家大衛（Jacques-Louis David）馬上提議將它改成一所「莊嚴的學校」，教導法國人民有關共和主義的理念。不過，這些西方博物館的意識形態並不是經常強加於人或用來束縛別人。更重要的是，訪客在參觀西方博物館時並非被動的。他們來到博物館之前已有自己一定的看法，見到什麼也可隨意分析，因此訪客與博物館的關係是互動交流的，不是一言堂的。民族文化宮既然是官方的少數民族博物館，自然以不同的原則運作：用一言堂的方式表達共產黨路線。在這裡，藝術很少脫離政治，也無意鼓勵純粹的藝術欣賞。之前提過的1958年〈國務院關於搜集民族文化宮所需展品和圖書的通知〉，清楚說明這個博物館的任務「是宣傳黨的民族政策的偉大勝利」，透過精挑細選的文物、圖表、油畫和照片來表達。因此，在黨國指導下，民族文化宮編造一部中共認可的少數民族歷史。

展品的陳列策略並非一成不變，而是經常修改以反映共產黨因應時勢不同所調整的政策。1970年代末期市場改革開始後，民族文化宮展覽的重點改為強調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新成就，而減少了毛澤東時代的階級鬥爭和不斷革命的論調。例如1981年，民族文化宮大肆宣傳地舉辦「中國西藏社會歷史資料展覽」。展覽集中介紹少數民族的文化和經濟發展，也提及瑤族和彝族地區的進展。陳列品精心選自文化宮超過5萬件民族文物珍藏，該館可說是中國國內收藏少數民族文物最多的一處。

1994年9月，博物館人員籌辦了少數民族3個主題──服飾、樂器、工藝──的常規展覽，在5個展覽廳舉行。主題思想並不是有關各民族的差異和特質，而是民族之間的交往和共同的經歷。每當展示民族差異的形象時，它們就如漢學家鄧騰克（Kirk Denton）所指的，被用作「宣傳一個由共同政治理念所團結起來的政體」。博物館學者馬秀雅（Marzia Varutti）認為這樣的策略也可應用在中國其他民族博物館上，如四川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學博物館。目前，民族文化宮繼續加強宣揚共產黨長久以來對少數民族的兩種立場：「團結」與「進步」，就像文化宮門前那對詞句一樣。本質上，這座博物館確認了中國是56個民族的國土，讓各族人民愉快地生活在同一屋簷下。

最後，建於1950年代末期的民族文化宮，代表了中國為恢復國家富強而急速崛起。1949年後，中共所發展的一套治國論調都強調，自滿清末年，中國就一直都是被列強瓜分的受害者。它也強調只有共產黨──而不是腐敗無能且親美的國民黨──才能為這片長期飽受外憂內患蹂躪的國土帶來自主與和平。張鎛在我的訪問中，強調中國的建築師完全有能力興建一座如民族文化宮的大樓，而且能在共產黨設定的限期內完成。他說：「不然，中國人民抬不起頭來！」張鎛的話是響應毛澤東在立國前夕所說的名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因此民族主義情緒是驅使興建民族文化宮（及其他九大建築）的背後動力，比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更強。大樓是傳統漢族式（不是蘇聯複製品），而建築師又是土生土長（不是外國專家），自然令民族自豪感高漲。這也等同宣示在1950年代末期中蘇交惡時，中國能夠民族自主，不再受制於人。

當然，民族文化宮的建造，也包含了中共在治理人多地廣的國家時要面對的種種矛盾。這些矛盾包括：各民族平起平坐相對於人多勢眾的漢族控制；政府的民族自治承諾相對於它的漢化政策；宗教自由相對於官方骨子裡負面看待信仰；尊重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相對於管控當地獨立的社團組織。在建築風格上，文化宮的外表採取漢族色彩，也引來對博物館能否真正代表各族精神的質疑。

這座大樓多年來也經歷種種變化。1960年代初及文革期間，毛派激進分子與劉少奇務實派的衝突升級時，毛派將民族文化宮轉為「以階級鬥爭為綱⋯⋯反對帝國主義」的示威場所，攻擊「現代修正主義」。到了1980年代，在鄧小平領導的快速經濟改革下，文化宮又有了新任務。除了基本的展覽外，它也（與其他國營機構一樣）尋找商機以維持日常的營運。1981年，民族文化宮得到民委的批准，成立公司招攬商業展覽會。文化宮的網頁說明「可提供展覽場地和租賃設備給社會上所有行業，承擔各類展覽和協助安排附帶活動，如記者招待會等」。一些公司看準了在這個地標推廣產品的機會，例如在1988年8月所舉辦的大型體育用品展覽會。1994年6月，一次大型攝影器材展覽也吸引了大批市民參觀。但這些商業機構畢竟與文化宮傳統嚴肅的政治理念極不協調。資本主義生意買賣與共產主義政治理念同處一室，可算是同床異夢。

可是，千萬別以為這座具代表性的建築物已褪去它的政治本色，這是錯誤的看法。為紀念接管西藏50週年，官方把2009年3月28日定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舉辦了「西藏民主改革50年大型展覽」，於該日開幕並大肆宣傳。國家主席胡錦濤等9個政治局常委，在開幕前分別來參觀陳列，無疑代表了中共高層極度重視這個展覽。民族文化宮繼續為政府所用，是官方對人民宣傳民族新政策的必然平台。但鑑於2008年3月的西藏騷亂、2009年7月的新疆衝突，和2019年100萬新疆維吾爾族人被送往再教育營，少數民族問題對中共來說，仍處於一個一觸即發的緊張局面。民族文化宮所代表的各種矛盾，清楚顯示這個國家的民族問題不會在短期內消失。中共非常明白如果對這個棘手問題處理失當，少數民族地區會隨時不受控制。

《染紅中國：中共建國初期的控制政治》，洪長泰著，麥惠嫻譯，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