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總統李登輝有多個身分。他是台灣民主之父，是台日交流的推手，同時也是一位知名的農業專家。但是在國內較少人知道的是，李登輝也曾是在國際上相當有名的發展經濟學家，其博士論文便以研究台灣經濟發展為題。

1968年李登輝的博士論文《台灣經濟發展中部門之間資本的流通：1895─1960》（Intersectoral Capital Flow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95–1960），便是用台灣的經濟數據，談發展經濟學的大議題。該博士論文1971年由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出版，雖是半世紀前的舊作，今日仍偶爾會看到海外學者引用。但可能由於李登輝談的多為農業，而大家想到台灣戰後經濟發展，優先想到的大多是工業化、都市化等「非農」議題，於是今日回顧研究台灣戰後經濟奇蹟的文獻，鮮少經濟學者將李登輝放入視野當中。實際上，李登輝既是知名的農業專家，也是值得我們再加以研究的發展經濟學家。

更少人知道的是，李登輝在1970年代初期，曾發表好幾篇的英文著作，這些英文著作以台灣發展為題，異於當時的主流說法，論證自成一格，以極其隱誨的形式，解構戰後經濟發展的神話故事。我發表於《農傳媒》的〈Radical Insider──體制內的革命者：讀《永遠的農業人：李登輝與臺灣農業》〉一文當中，論及這些文章的激進意涵。本文則側重這幾篇學術論文，深入探討「學者」李登輝這幾篇文章的發展經濟學面向。

本文聚焦在李登輝發表在《經濟論文叢刊》前幾輯的文章。《經濟論文叢刊》由台灣大學經濟學系主編，至今仍是國內最重要的經濟論文刊物。在《經濟論文叢刊》第一輯，李登輝刊出一篇英文文章，〈台灣農業生產的成長過程與模式〉（Process and Pattern of Growth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f Taiwan）；第二輯，李登輝一口氣刊出3篇文章，當中2篇以英語寫作，第一篇是獨寫的〈稻米市場的政府干預〉（Government Interference in Rice Market），第二篇則是跟梁國樹合寫的〈台灣的保護結構〉（The Structure of Protection in Taiwan）；而在《經濟論文叢刊》第三輯，他與陳月娥合寫了〈台灣農業的成長率，1911─1970〉（該文也是英文寫成，英文題名為Growth Rates of Taiwan’s Agriculture, 1911-1970）；在《經濟論文叢刊》第四輯，又和梁國樹合寫了〈台灣的經濟發展與過程〉（Proc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不過，本文想提醒讀者的是，這些期刊發表，並不是李登輝最早的英語著作。李登輝長期任職於俗稱農復會或JCRR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Sino-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這個單位由美國與中華民國共同派員組成，有內部流通的英語刊物，李登輝也常在內部刊物上撰寫英語報告，在底下我們也會看到，在農復會內部流通的英文刊物，也是李登輝1970年代寫作的重要素材。

李登輝的第一個關懷，是日治時期台灣的經濟成長。

台灣在日本殖民的時期，農業部門經歷巨大的轉型。一方面，台灣的糖業透過總督府政府榨取式、強迫式的執行，以日本財閥（三菱、三井等）為主導，新式糖廠接連成立，大規模的蔗作普及在台灣人口密集的地方。根據台灣總督府殖產局於1939年出版的《臺灣的糖業》（臺灣の糖業），1939年農業產值的16%來自蔗作，工業產值60%來自糖廠 ，出口總額80%來自蔗糖，全台產業實收資本（Paid-in Capital）的80%為新式糖廠資本（見該書頁22）。新式糖廠的產出占了台灣工業產出和資本累積的絕大多數。

另一方面，隨著灌溉設施的普及、土地財產權的確立、廣納且鼓勵地方資本流通的現代金融制度的設立，台灣以小地主、小農為主的米作經濟也非常熱絡，尤其是高度依賴肥料投入的蓬萊米，成為台灣出口到日本的農作主力，在1930年代取得「準日本米」的地位，台灣農民的收入甚至追上了日本農民。有興趣深入理解這段過往的讀者，也可參考李登輝時常引用的著作，即川野重任的《臺灣米穀經濟論》。

但台灣戰後改由國民黨政權統治，日治的話題變得敏感起來。儘管台灣在日治時期經歷這樣大規模的轉變，在戰後一片歌頌中國歷史長河的文章當中，願意直率探討這段時期經濟轉型的研究並不多。李登輝是個例外。

李登輝在〈台灣農業生產的成長過程與模式〉這篇文章中，利用計量模型估計台灣日治初期以來到1960年代的農業成長。該篇文章有幾個重點：

第一，李登輝指出台灣發展農業的局限，在於土地有限，地小人稠。

第二，他強調灌溉的重要性。他發現台灣灌溉的範圍，從1896至1900年的17萬公頃，於1960年代初期，已成長到56.6萬公頃，又指出戰後的灌溉範圍並無明顯增長（頁35）。這樣的論證有些拗口，但李登輝其實是很隱晦地說明：台灣灌溉面積的擴張，來自日治時期的發展。

1970年代，正是美國講求小政府的芝加哥學派極為鼎盛之時，許多美國主流學者並不認為政府有本事領導資本積累跟投資，李登輝卻以台灣的經驗，提出一個相當不同的見解。考慮到台灣的灌溉是在日治時期擴張的，李登輝在下筆提到這結論的時候，心裡想的也許是嘉南大圳。

除此之外，李登輝與陳月娥（Y. E. Chen）合寫了〈台灣農業的成長率，1911─1970〉，這篇文章計算了1910年代到1970年代的平均農業成長率，指出台灣的農業成長，始於日治時期（而非戰後）的農業轉型，並整理大量的農業數據，提出這段時間以來農業部門的成長主要來自於生產力的提升。此外，他們也用數據驗證肥料投入於這段時間的成長，也引用李登輝在農復會底下寫成的許多技術報告。這也表示，如果要全面理解李登輝經濟思想，未來還須回訪李登輝當時在農復會撰寫的報告才行。

根據目前的發展經濟學研究，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農民，普遍都有肥料投入不足的情況，算是目前發展經濟學的「共識」，所以許多研究便旨在探討政府如何透過補貼等政策工具獎勵施肥。然而台灣戰後的情況卻相當不同。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反其道而行，肥料跟穀物反而成為政府重要的稅收來源，這便是李登輝發表多篇文章探討的「米穀政策」或「肥料換穀」政策。

戰後台灣初期，與一般的發展中國家不同，在日治時期已經歷了農業的轉型，無論是蔗作，還是蓬萊米稻作，農民實施肥料已相對普遍。於是戰後國民黨政府的政策也跟一般發展中國家截然不同，反過頭來向農民使用肥料「徵稅」以補充自己的財政。也就是說，如果國民黨政權統治的是一個「正常」的發展中經濟，「補貼」肥料都來不及了，何德何能可以對肥料徵稅？尋常的發展中國家，根本沒有本錢讓國民黨政府實施長達數十年的肥料換穀跟田賦徵實等等的徵糧政策。

然而，戰後政府的研究或宣傳，總是認為「肥料換穀」等政策的用意是來以農養工，即榨取農村來發達工業，這種「剪刀差」的政策目的，為剝削農村提供政策正當性。但李登輝在〈稻米市場的政府干預〉這篇文章，很仔細地追查這些農業剩餘的分配流向，發現從農民身上取出的米糧或收入，大半輾轉流入了政府軍公教。這些榨取農業剩餘的政策，實則更接近「以農養公」，並非宣傳所稱的「以農養工」。

〈稻米市場的政府干預〉這篇文章，在投稿前，1971年曾先於馬尼拉一場名為稻米政策國際研討會（Rice Policy Conference）的「國家報告」上發表，該研討會當時由國際稻米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舉辦。李登輝該篇文章應當是特別來分享台灣經驗，但文章卻相當具批判性。

這篇文章提到，自從日本總督府於1942年介入米穀市場後，此般政府介入便一路維持到戰後1970年代。戰後政府的米穀政策邏輯，是要徵購足夠多的稻米來提供給軍人與緊急動員下的民間所需，徵收來的糧食，優先發配給軍人、軍眷、公務員，或用來給予礦工和救濟。

根據李登輝統計，在戰後，約有5成流通於市場的稻米生產透過土地稅、田賦徵實、肥料換穀等方式徵購，不同方式的徵購額度，可以見於本文表A（原文的表1）。戰後初期，政府控制了近7成在市場流通的稻米，到1970年降到約4成。如果考慮到所占糧食生產的比例（包含農家自己消費掉而沒流到市場上的部分），政府戰後初期約控制了3成5的糧食生產，1969年降到了22%（頁47）。

而政府控制的糧食，根據李登輝整理的資料（本文表B，原文的表9），以1950年為例，有63%的稻米是發放給了軍公教，有27%是外銷以換取外匯。而到1960年代後期，許多原本用來外銷的米，則被轉來平穩物價（Market stabilization sale）。

李登輝因而總結，這政策使得農家的米作，要以相當不划算的價格，交換給非農部門（比方說肥料換穀），這便是俗稱的剪刀差。表C（原文表4）提供了剪刀差的直接證據，政府的官方收購價格，大概是市場批發價格的6到8成，況且表C只考慮了直接收購的部分，上述提到，戰後政府還用上土地稅與肥料換穀等方式徵糧，加總起來，實際的剪刀差幅度，會比表C更強。

這樣的剪刀差構成一種無形的資本交換（invisible capital transfer），坦白說是一種農民與非農民的財富重分配。這種重分配的最大受益者，當然是非農部門，但究竟是哪個非農部門？李登輝沒有直接講白，但透過表格和數據，這些資本交換的流向，我們知道大多流向了軍公教階級。

除了肥料換穀等「剪刀差」議題，李登輝關注的第二個有關戰後工業化的議題，則是台灣發展出口導向經濟的條件。李登輝開始對戰後的外貿有所著墨，或許與他在1970年代的學術合作者梁國樹有關。

李登輝和梁國樹合著的第一篇文章〈台灣的保護結構〉，起先發表在1970年的研討會「半工業國家的發展策略」（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Semi-Industrial Countries），由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此一單位於華盛頓DC舉辦。兩人還特別感謝巴拉薩（Béla Balassa）教授，因為巴拉薩籌組了這個研討會並為這個研究案提供額外的經費支持，巴拉薩也對李登輝跟梁國樹這篇文章，提供許多方法論上的建議。

這篇文章統計居多，內容不長，但兩人全面整理了戰後的關稅資料，從數據上發現進口替代政策的名不符實。進口替代的支持者，常認為台灣必須要先經歷1950年代「進口替代」扶植幼稚產業後，方能見到後來1960年代的「出口擴張」。兩人的文章並未直白地批判進口替代政策，但選擇讓數據說話。透過整理關稅，他們發現許多需要扶植或用來累積外匯的產業，並不怎麼被關稅保護，反而是水泥等純粹的內需產業，進口關稅極高。

根據表D（原文附錄整理的各行業關稅額度），當時正在積極發展的許多工業，像造船的平均關稅率才1%，摩托車製造業才30%，但許多民生消費品反而遭收了重稅：罐頭（60%）、非酒精飲料（72%）、酒精飲料（近93%）。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專供內需但官商雲集的產業，如水泥製品業，有近55%的關稅。

因此，文章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許多出口產業並沒有得到保護，反而要被政府徵稅（頁88）。這些出口產業，也包含了李登輝相當關心的台灣農產品。除此之外，兩人也提及當時開設新工廠，仍然需要政府核准。文章雖然沒有直接分析到這塊，但如果我們仔細看看這些產業背後的經營者，便會明白所謂的「進口替代」的產業，不是台灣當時有出口優勢的勞力密集產業，反倒是「政商關係密集」的產業。

除上述的文章之外，李登輝和梁國樹又合寫了另一篇文章〈台灣的經濟發展與過程〉探討台灣的工業化經驗。

該文進一步指出，除了台灣戰後官僚跟美援這兩點常被提及的貢獻外，台灣的發展，還有賴於台灣高素質的勞動力，尤其戰後的文盲率從44%於1970年代降到低於15%。除此之外，日本殖民時期的大量建設、農作的改良與肥料的普及、土地丈量、灌溉、農業基層組織，這些「殖民遺產」（colonial legacies）使得戰後的許多政策得以實現，包含戰後國民黨政權津津樂道的土地改革。

兩人也提到，日治時期便存在的現代糖廠與戰時工業，讓台灣在戰後發展初期，有著其他國家少見的工業發展基礎（詳見該文注腳11）。兩人更進一步指出，台灣在日治時期已然發達的農業，以及戰後的美援，在戰後提供國家發展工業化所需的外匯與資金來源。台灣在這樣的基礎下，開始積極參與國際貿易，而國際貿易帶來的競爭壓力，除了讓國內產業活潑起來，節制國內廠商的壟斷力量，也讓台灣得以發揮出口產業的比較優勢。

綜上所述，李登輝對台灣戰後工業化的關懷，不僅探討農業與非農的剪刀差議題，也與另一名經濟學者梁國樹，從統計數據觀察了台灣戰後工業化的諸多面向，除了發現戰後關稅並未有利於發展國內幼稚產業，也談及台灣推動外貿的條件。李登輝一如先前的研究，試圖以嚴謹的統計數據，將台灣的歷史，重新帶回台灣發展研究的視野裡：換句話說，台灣有台灣自身發展的條件。儘管這句話聽起來似乎是再自然不過，但對於當時處在此般政治環境的研究者來說，一切皆非理所當然。

《春山文藝李登輝100年專輯》， 春山出版編輯部著，春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