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殺人犯還在外面──由冤案開始，卻也在冤案止步：北關東連續誘拐殺害女童案件未解之謎》是日本知名報導記者清水潔所撰寫的第二本報導文學書籍，並因而獲得紀實文學的獎項。

這並不是我第一次接觸清水潔的著作，2013年民間司改基金會要出版《冤罪：一個冤案被告對警察、檢察官和法官的控訴》一書時，我就曾拜讀過其於文藝春秋上的文章，並寫成一篇簡短的書評。當時引用清水潔文章時，內心所感到的一絲不安，我仍然記憶猶新。我擔心記者的文章如未經充分檢證，如此的引用可能將使文章價值受到質疑。然而，由於該文並非法學論著，係為書評，引用部分又僅為記者採訪所得的事實描述，因而雖然不安，還是送出文章。不過，在閱讀本書之後，我卻一掃上述疑慮。

本書圍繞著在日本北關東群馬縣與栃木縣縣境方圓10公里內的狹小區域中，在17年間所發生的5起誘拐殺害女童案。這5起案件有某程度的類似性，但其中有些案件已罹於追訴時效，有些則被視為已破案。清水潔留意到在這一連串案件處理上的不合理之處，遂展開案件報導，嘗試發現「真實」。他鍥而不捨的採訪，發現唯一被起訴的案件事實上是件冤案，即眾所周知的「足利案件」，而真兇還在外頭，他也碰觸到日本司法與警政的黑暗面，警方辦案有缺失，甚至掩蓋事實。

本書中，清水潔不厭其煩地交代其採訪時嚴守的諸多原則，如親自走訪現場、調查物證、訪問證人等關係人（包含偵辦的警察、清水潔稱為最微弱聲音的被害人家屬等人）、變換各種角度報導思考、公平採訪雙方的原則，從而，可以從書中看見各方的說詞、清水潔細緻的推理，亦可藉此推知本書內容具備相當的嚴謹度。

當時，電視台想要以《ACTION 推動日本》（ACTION 日本を動かすプロジェクト）為節目名稱，以「未偵結的懸案」為主題，做一整年的報導。清水潔在未偵結懸案的清單上，留意到這5起案件的類似性，心想既然要推動日本、發揮影響力，應該要找這些即將石沉大海的案件。司法與媒體所揭露的資訊是，其中3件是連續命案，而兇手是菅家利和。然而，在菅家被逮捕之後發生的「橫山由香里案」與其他4個案件有著相似性，難道不是同一犯？萬一是同一犯，則菅家是冤枉的，那不就表示真兇還在我們之間？從這個細微的疑惑與不安為起點，清水潔開始採訪菅家的足利案件，檢證這5起案件為連續案件的可能性。

「足利案件中的關鍵證據是菅家的自白與DNA鑑定，而DNA鑑定是絕對無誤的，菅家也自白犯罪，因此他一定是犯人。」

這樣的資訊從官廳發布，透過公關或記者俱樂部交到媒體手上，媒體以之為擔保來報導。雖然有獨立性的問題，但很安全。「雖然難以做為第四權監督國家，但公家機關所公布的內容應該都是事實吧」，一般民眾是如此相信，體制也一直這麼運作著，媒體只是警方的傳聲筒。

但不同於一般人對於司法與媒體所給予的資訊囫圇吞棗，也不同於大部分媒體未經自我查證而依賴上頭的擔保，清水潔認為媒體的查證能力很重要，無法依賴擔保，只能自己一一查證。為了拼湊案件的真相，清水潔閱讀自白、筆錄、訴訟文件、報導，親自走訪現場、四處採訪被害人家屬、目擊者等相關人士，然後展開對於司法的批判。清水潔發現一般人視為正確的資訊或案件資料中的證據，事實上問題重重。如菅家被視為是蘿莉控、本案沒有目擊者、菅家模糊的自白等等。他一一解開錯誤的資訊，發現警察的各種辦案缺失。台灣《刑事訴訟法》規定，「就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要求對於被告有利、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清水潔的採訪報導，或許比某些台灣公務員還合乎此一規定。

科學證據向來被認為是王牌證據。但是，如果就「DNA鑑定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有產生錯誤的危險」，以及「要如何才能正確地判斷DNA鑑定的證據價值」這兩個問題沒有明確的答案，就難以適正地評價DNA證據。為了要避免這種「科學技術的暴走」在刑事司法的場域再度發生，佐藤博史律師即認為，至少在導入新的科學搜查方法時，有關新方法的所有資訊，應該對辯護方與法院預先加以開示，並且建構再檢證可能的制度。後者則是菅家所一再要求的，再鑑定機會的保障。

對於司法，日本與台灣的人民或許都沒有多少信賴，然而，一旦披上科學的外衣，卻有可能讓人從不信轉為過度信賴。科學證據雖然可以成為定罪的絕對證據，但同時，足利案件所彰顯的訊息是，科學證據也可以是否定犯罪的證據。在有與被告相關的科學證據存在時，亦應檢視該證據是否能證明犯罪不成立的事實，是否有否定犯罪成立的其他可能，而這樣的謹慎態度正是國家審判機制幻化成殺人機器時所不可或缺的剎車裝置。

由於在DNA證據採擇上做了錯誤的判斷，進而無法充分地檢討菅家自白的信用性，沒能發現該自白是虛偽自白。甚至，在以DNA證據斷定兇手就是菅家之後，搭配菅家的自白，為了編造合理的誘拐殺人故事、一套合於自白的犯罪事實，檢警甚至有傾向於忽視、排除有利於菅家的證據。

在調查檢證過程中，清水潔發現，菅家自白有許多矛盾之處，對菅家有利的目擊證人證詞亦有消失等問題。他得出的結論是，警方以DNA鑑定為武器逼供，並隱瞞不利於警方自己的線索，如目擊證人的證詞。而這些都起因於過度依賴科學證據，與忽略自白與證詞的檢證。

被害者家屬在DNA再鑑定結果出爐後，要求檢警續行搜查，若不繼續搜查，則希望歸還被害者衣物。清水潔亦在留意到這5件連續案件中的最後一件「橫山由香里案」尚未罹於時效，因此認為檢警理應積極地續行偵查，並以各種方式提供警察案件線索，希望可以逮捕真兇，終結此一連續案件。然而，日本的檢警一致地以時效為理由不續行搜查，但卻拒絕歸還尚沾有真犯人DNA的被害者衣物。

如果真如清水潔所推想的，真犯人是這5件案件的同一犯的話，那麼由於橫山由香里案尚未罹於時效，檢警即無理由不續行偵查。然而，偵查的困難在於，橫山由香里案並沒有任何物證存在，就連被害人也還下落不明，唯一線索則是足立案件真犯人的目擊者，在看過橫山由香里案犯人的影像之後，曾表示這兩人很相像。如此一來，應該更沒有理由不續行偵查。

而從檢警拒絕歸還被害者衣物，卻未說明任何法律上依據，清水潔則猜測，這可能是由於一旦取得該件上衣，並且證實過去用「MCT118法」所為的鑑定結果是完全的錯誤，將直接導致日本司法的重大危機。因為在90年代，日本法院曾經用同樣的鑑定方法所得來的證據，判了數件有罪判決，其中也包含了一件被告始終主張無罪的死刑判決，亦即「飯塚案件」。然而，飯塚案件的被告卻已經在2008年死刑執行完畢。從而，一旦證明了該DNA鑑定方法的錯誤，則可能會對日本司法威信帶來極大損傷。清水潔便批評檢警這樣的作法，認為檢警掩蓋真相，迴避了應該釐清MCT118鑑定方法的責務。換言之，被害者衣物可能已化為日本檢警為了掩蓋真相的遮羞布。

清水潔在最末，亦做了一番告白。全書雖然對司法體制做出嚴厲的批判，但其重點卻不在批判或追究個人的責任，他要的很簡單：糾錯改正、防止再發。司法機關對於事實遮遮掩掩，只會讓系統的錯誤無法修正，不僅無法阻止國家這部殺人機器持續製造冤罪，還有可能縱放真兇在外。清水潔希望藉由報導事實，讓國家機關動起來，推動日本，逮捕真兇，預防悲劇再度重演。

封閉的檢警司法體制、失能而無法進行合理檢證的媒體，與對於政府與媒體資訊囫圇吞棗的大眾結合在一起，彷彿就是這本書的縮影。這本書的意義不僅在於清水潔描繪出這樣的結構，揭露冤案，甚至特定出「北關東連續誘拐殺害女童案件」的犯人魯邦，更在於其作為報導記者，衷於初心，秉持著他最重要的採訪原則「聆聽最微弱的聲音」，嚴謹地在各種證據的真假虛實中辯證摸索，謙遜的面對被害者家屬，努力不懈地挖掘真相。清水潔鮮少在書中大談公平正義，他只做他案件記者的工作，其所為都是為了還給無辜者清白，讓被害人安息，使真兇獲得制裁，而不至於有下一個被害人。

我經常在閱讀判決、觀看冤案紀錄片，甚至在委員會上，看完了案件資料，面對著喊冤的被告或學生，思索著應該如何判斷這個人是否真的做出被指控的行為，如果認為沒有，那又要如何面對被害人。很可惜的是，我們很難就每一個案件去審視所有的細節、比對證據之間是否存在矛盾，即須做出決定，因此我經常經歷懷疑與不安。清水潔似乎亦藉由本書提示我們一種存在於當代的新姿態：對於國家權力與媒體資訊保持懷疑，多方接受資訊，檢證事實，獨立思考，不妄下結論。清水潔採訪報導、探尋真實的身影，值得翻開本書，一探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