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高分院針對「十三姨KTV殺警案」開啟再審後，去年6月4日第一次開庭，至今年6月19日共開了7次庭，但這7次都只算是準備程序，主要在確認檢辯雙方提出的新證據、詢問各方對證據能力的意見以及還有什麼需要聲請調查的證據，也當庭勘驗案發當年的警詢錄音、兇槍，並確認日後如何傳訊證人、詰問順序等。

進入審理程序後，殺警案情有逐步釐清的跡象，旁聽席總是擠滿了人，法庭瀰漫嚴陣以待的氛圍，一些與此案有重大淵源的人都到場旁聽，例如被稱為「第一發現有冤者」的作家張娟芬。受害人蘇憲丕的兒子更首度現身，連續3次審理庭都出席，默默聽完全程後離開。

全案審理進入關鍵時刻，以下記錄近期3次審理庭重點：

2017年7月13日第一次審理庭

檢察官陳幸敏、被告辯護律師羅秉成對4名案發現場證人梁漢璋、張邦龍、蕭汝汶、吳銘堂進行交互詰問。案發當年，他們幾乎都做出對鄭性澤不利的供述，但一度翻供，表示遭警方刑求，只是原審判決堅持認為「槍戰過程中，鄭性澤移動位置至另一個人的位置開槍射擊後，再回到自己的原位」。如今重新傳喚4位證人，正是要釐清現場人員位置、動作等。

因此，檢辯雙方的問題有兩大共同重點，一是「羅武雄是否曾交槍給鄭性澤？」二是「槍戰時有沒有人在現場移動？」所對應的是，原審判決認為羅武雄曾在槍戰開始前把槍拿給鄭性澤（交槍說），槍戰開始後，鄭從受害員警蘇憲丕的右方開槍，射中右顴骨，等蘇側躺倒地時，又移動過去補開2槍（兩階段移動殺人說）。

但梁漢璋、蕭汝汶於7月13日的審理庭上表示，鄭性澤在短短的槍戰時間裡夾在他們中間，三人從頭到尾緊縮在一起，他們沒感覺到鄭起身或移動。至於梁當年為何指稱羅武雄交槍給鄭？梁表示，他當時只說槍戰前看到羅、鄭曾交頭接耳，羅拿出一個黑色的「東西」，但他從未指稱為槍，警方卻在做筆錄時一直引導、重複詢問，直到得出想要的答案。

蕭汝汶則沒看見「交槍」一事，並說她座位前方的通道很小，既沒有人走過，也根本不好走，當年之所以證稱鄭開槍，是因為遭受刑求，且警察做筆錄時逕自向她分析「羅武雄早就死了，是鄭性澤後來開的槍」，要她也這樣講。

張邦龍則在審理庭上詳細描述被刑求的過程，並指出有一段夜間訊問沒有做筆錄，是秘密錄音，他更遭疲勞訊問，最後不堪折磨，才應警方要求說「鄭性澤有開槍」。張也首次提出「我們被拖出包廂到大廳後，我看見羅武雄眨了眼睛」的說法，雖此說法已無法查證，但若為真，意即羅武雄中彈後沒有當場死亡，稍早在包廂裡仍可能作為真兇，反擊殺警。

吳銘堂則沒有看見鄭性澤開槍，對於羅、鄭是不是曾交槍，他說沒有看清楚。但吳指出，從當下的槍聲方向，他判斷是羅武雄開槍。

也就是說，在檢辯雙方詰問4名證人後，支撐起原審判決的兩大說法都有待重新商榷，更有兩名證人明確指出自己曾遭刑求、誘導訊問。

2017年7月27日第二次審理庭、8月10日第三次審理庭

檢察官陳幸敏、被告辯護律師羅秉成交互詰問鑑定人孟憲輝、李俊億。孟憲輝為中央警察大學教授，李俊億為台大醫學院法醫學研究所教授。孟的專長為彈道學、刑事化學、槍彈鑑識等，李的專長則為法醫生物學等，亦在第一線做過槍彈鑑識。

檢察官陳幸敏去年聲請再審時，曾囑託台大醫學院法醫學研究所針對原審判決認定的事實進行鑑定，並以這份鑑定書作為新證據之一，李俊億正是鑑定人，且在重建槍傷彈道、評估現場彈殼掉落位置和血跡型態後，李認為本案應是羅武雄開槍殺警，不是鄭性澤。

而在再審開啓後，受害人家屬告訴代理人請求檢察官囑託警大教授孟憲輝鑑定，本案因此出現兩位鑑定人，針對現場彈道表示意見。

孟認為真兇是羅武雄的可能性很低，判斷是蘇憲丕右前方範圍內的某人開槍，但蘇的右前方有梁漢璋、鄭性澤和蕭汝汶共三人，究竟是誰？孟並未對此做出判定，他表示現場變數太多，無法計算槍手在右前方幾度。

至於為何是右前方，孟解釋，蘇臉上的傷在「右面」而非「正面右邊」，這代表子彈一定是右前方來。孟也依據蘇倒下的時間很短這一點，判定射擊者沒有移動位置，而是從同一方向連續開槍。

辯方則提問表示，這些鑑定結果都是在「蘇憲丕和羅武雄正對著面」的假設下進行的，但何以有此假設？孟說，蘇受過霹靂小組的專業訓練，一定是正面朝著敵人。不過辯方指出，前次開庭有證人說蘇憲丕衝進包廂後，由左至右、右至左地來回用紅外線掃瞄現場，若此講法為真，頭是不是會動，不會一直在正前方？孟回答「是，他的臉會跟著動。」孟也同意說，若蘇轉往左方且轉動角度很大，當然也可能是被羅武雄射擊的。

而本案在「蘇憲丕是被誰殺死」的爭點之下，包含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羅武雄又是被誰射擊的？原審判決認為，蘇憲丕衝進包廂時就射中羅武雄，羅當場死亡，所以接下來是還活著的鄭性澤殺死蘇憲丕。但辯方一直以來的主張是，羅是被門口其他員警射死的。對此爭點，孟提出一份自製圖，說明羅武雄應是在斜靠沙發椅背的自然坐姿下，被正前方的人射擊，而正前方的人就是蘇憲丕。孟根據現場照片測量沙發角度，再透過三角函數等數學方式運算距離，推斷出此結果。辯方則質疑「自然坐姿」的假設很奇怪，根據一般人的正常反應，在警方衝進包廂之後，不太可能繼續採「自然坐姿」斜靠椅背。

但孟提出另一個意見是，開槍是一種精細、費力的手眼協調活動，從蘇的傷勢來看，不太可能是心臟遭槍傷、行動能力變差的人射擊的，真兇應為身心健康者。由於原審判決認為羅武雄心臟中槍，這個說法再次暗示羅武雄不是真兇，因此審判長黃仁松隨後詢問，為什麼假設羅武雄先中槍才開槍？孟說，他不是這樣假設，只是看見台大法醫所的鑑定書提到這件事。但檢察官陳幸敏澄清說，台大法醫所的鑑定是對原審判決認定的事實表示意見，而不是法醫那樣認為。

此外，孟說他雖然不是血跡型態鑑定專家，不能對血跡型態表示意見，但他提出美國國家科學院2009年的一篇期刊文章指出，”In general, the opinions of bloodstain pattern analysts are more subjective than scientific.“（一般來說，血跡型態分析意見是主觀性大於科學性的），孟說，他沒有血跡型態重建的經驗，但一些專家過度注釋其中的科學意義，若法庭要使用血跡型態分析結果，必須非常小心，「這是鑑識界的人都有的共識」。

由於這個意見似乎直接針對李俊億的部分鑑定內容，辯方稍後在網路上找出這份文獻，當庭指出這篇文章是美國國家科學院在前總統歐巴馬指示下，對於法庭上使用證據的整體檢討，裡面也只說要小心主觀判斷，不是完全排除血跡型態的分析，而血跡型態分析結果在已獲平反的蘇建和案裡更是關鍵證據，國內著名的李昌鈺、謝松善等人都是血跡型態分析專家，不同領域的專家之間應互相尊重。

針對孟憲輝的鑑定意見，李俊億則認為，蘇當年衝進包廂時沒穿防彈衣，姿勢不太可能跟霹靂小組訓練時一樣，極可能採取「韋佛式站姿」減少打擊面積，在這種姿勢下，就算槍手在正前方，仍可能擊中蘇的右面顴骨。至於血跡型態分析結果要小心應用？李說那指的是與DNA有關的部分，如果是此案，血跡就在那裡，一個人就是倒在那裡，這是可以判斷的，血跡型態分析有所侷限，但不是說全部不能做。李更判定，如果槍手在蘇憲丕右前方，蘇中第一槍倒下過程中手臂會擋到身體，不太可能形成第2、3槍的傷口。

審判長黃仁松則詢問孟憲輝，假如是從鄭性澤的位置開槍，現場卻沒有任何一顆彈殼掉在鄭旁邊，這樣的機率是大或小？孟並未直接回答機率是大或小，僅說根據相關資料，彈殼其實也不會直接掉在槍手旁邊，最遠可到4公尺。但辯方隨後在表示意見時反駁說，根據資料，彈殼有92.5%機率掉在槍手右後方，4公尺遠的距離更是例外，看常數比較合理。

在這兩次審理庭中，兩位鑑定人的意見看似非常對立，甚至在專業資格上有所爭執，但孟、李雙方有一個主要的相同意見為「槍手是由同一方向，連續開3槍射擊蘇憲丕」，光是這一點就推翻了原審判決的認定。加上孟也強調，他從頭到尾並未提到人名，沒有判定是「誰」開槍，因此辯方在法庭尾聲表示意見時，也請求法官將所有意見、證據都考慮進去，進行綜合研判。

被告辯護律師邱顯智解釋說，未來若宣判有罪，辯方將繼續上訴，看最高法院是否發回更審，若無罪，就看檢察官要不要上訴，但這次再審特殊之處就是由檢察官主動聲請的，代表檢察官也認為此案有冤，既然翻案，可能不會上訴。